中國儒學-書院學派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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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代變遷：不同年代天安門前留影春秋末期，孔子創立了儒家學派。孔子去世後不久，儒家學派開始分化，到戰國時期，形成了所謂的儒家「八派」。在戰國的儒家「八派」中，以孟子和荀子所代表的學派最為重要。孟、荀兩派雖有爭論，但卻共同以孔子為自己的宗師，以《詩》、《書》、《禮》、《樂》、《易》、《春秋》「六經」為經典，主張禮樂、仁義和中庸之道，重視道德教育和心性修養，提倡以德治和仁政為基礎的「王道」政治，維護君臣、父子、夫婦等社會倫理關係，這些內容成為後來儒家所尊奉的最基本的主張。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立五經博士，開弟子員，設科射 策，儒學開始成為中國封建時代的統治學說。漢代的儒學以經學的形式展開，於是，儒學中的派別也就以經學中的派別人微言輕其主要的標誌。在西漢時期，盛行的是今文經學派。今文經學派中又可細分出許多小的派別，其中最有影響力的是《春秋》學中的「公羊學派」。今文經學派對西漢的政治有很大的影響。從西漢末期開始，劉歆提倡古文經學。發展到東漢，古文經學派開始崛起。雖然今文經學仍在政治上起重要作用，但在學術上，古文經學逐漸產生取代今文經學的趨勢。到東漢末期，經學大師鄭玄立足古文，兼采今文，融會貫通，遍注群經，形成了以古文經學為主的「通學派」（亦稱「鄭學」或「綜合學派」），並得到了十分廣泛的流傳。曹魏末期，王肅利用其在政治上所擁有的勢力，試圖與鄭玄「通學」立異，他同樣也遍注群經，形成了所謂的「王學」。至西晉初期，司馬氏當政，「王學」與「鄭學」兩派並立為官學。實際上，這兩派有很多共通之處，他們都是今文經學派和古文經學派從對立到混一的產物。魏晉這際，又有玄學學派的崛起，玄學家「援道入儒」，力圖以道家的語言來解釋儒家經典，而實質上是想調和儒、道兩家的思想。南北朝時期，政治上的分裂也導致了儒學的分化，當時有所謂「南學」、「北學」之分。隋唐時期，全國政治統一，唐初的孔穎達奉旨編成《五經正義》，以「南學」為主統一了南北的「義疏」之學。但是，從總體上說，南北朝至隋唐期間，儒學的學派特徵並不明顯，基本上是東漢古文經學的延續。儒學發展到北宋時期，進入了一個新的歷史階段，形成了儒學中的「理學」或「宋學」形態。理學產生的背景頗為複雜，它既是儒學自身矛盾運動的結果，也是在外來異質文化的挑戰和衝擊之下，中國固有文化傳統所作出的創造性的回應，同時又與中國封建社會的階段性轉型的政治特點聯繫在一起。理學正式崛起於北宋仁宗的慶曆之際，最初有以胡瑗為代表的「安定學派」和以孫復為代表的「泰山學派」等，這些學派對否定舊有儒學形態箋注經學有很大的貢獻，基本上完成儒學從章句訓詁之學向性命義理之學的轉化。到了北宋神宗的熙寧、元豐之際，義理之學中的性理之學成為主流，出現了以周敦頤為代表的「濂學」，以張載為代表的「關學」，以程顥、程頤兄弟為代表的「洛學」，以王安石為代表的「荊公新學」，以邵雍為代表的「象數學」，以蘇軾為代表的「蜀學」，以司馬光為代表的「涑水學」等諸多理學流派。在這些學派中，相對說來比較重要的是「濂學」、「關學」、「洛學」和「荊公新學」。從南宋開始，二程的「洛學」蔚為理學之大宗，發展成為以朱熹集大成的「閩學」，即後世一般所說的「程朱理學」。就在講求「道問學」的程朱理學派形成之同時，理學內部也出現了反對派，那就是講求「尊德性」的陸九淵「心學」一派，即所謂的「象山學派」。此外，當時還有講求「事功」的浙東學派，包括以呂祖謙為代表的「婺學」（亦稱「呂學」）、以葉適為代表的「永嘉學派」、以陳亮為代表的「永康學派」。元、明二朝，沿理學的路子走下去。程朱理學由於得到朝延的支持和提倡，登上了「正 統」的寶座，成為占統治地位的思想學說。但正因為如此，程朱理學一派喪失了發展的餘地，而理學中「心學」一派，由於得到王陽明「王學」的加入而變得富有生氣，發展到了明中葉以後，「王學」十分流行，衍生出許多小的流派。但是，「王門後學」後來變得日益空疏，流為「狂禪」，這標誌著宋明理學已經走到了它的盡頭。明末清初，出現了一批批判總結宋明理學的學者，就學派而言，東林學派已經對「陽明學」有所駁正；由黃守羲首開的清代浙東學派則對宋代理學尤其是象數學多所批評；由顧炎武倡導的「舍經學則無理學」的學術取向，則直接導向後來的考據學派；而以顏元、李恭為代表的「顏李學派」，則由批判宋明理學的空疏而主張「踐履」的實學。清代的儒家表現為經學的復興。表面上，程朱理學仍然是官方正統學說，但實質上清代的學術主流已不是理學，而是以回歸儒經原典的考證之學為大宗。儒學的這一重大轉向，就外因而言，主要是由於異族入主中原後採取防範知識分子的高壓政策。就內因而言，則是儒學自身演進的內在邏輯，即理學內部「道問學」與「尊德性」兩派各是其是的爭論，促使一部分儒者另闢蹊徑，回歸儒經原典去尋找孔孟原儒立論的依據。從學派上區分，清儒有「吳派」、「皖派」、「浙東學派」、「揚州學派」、「常州學派」等。此外，還有對考據學派不滿的清代「宋學派」，它主要以崇尚文辭的「桐城派」為代表。這其中，最重要的是「吳派」、「皖派」和「浙東學派」。「吳派」志於惠周惕而成於惠棟，主張搜集漢代經師註解，另以疏通，以闡明儒經大義。「皖派」志於江永而成於戴震，主張從音韻、訓詁、天算、地理、音律、典章制度等方面入手，闡明經典中的大義和哲理。由黃宗羲開創的清代「浙東學派」與吳、皖兩派有一定的關聯但又不盡相同，其主要特色是經史並重。歷史演進至清代道光、咸豐年間，乾嘉時期盛行的考據之學已發展至極，於是儒學又生變局，一方面是清廷「文字獄」的恐怖氛圍在一定程度上有所淡化，另一方面則是新的社會政治危機正在日益加深。主要從「皖派」衍生出來的「揚州學派」，已開始不滿於皓首窮經卻不解世事的風氣。而講求「微言大義」的今文經學派也開始崛起，出現了以計存與、劉逢祿為代表「常州學派」；鴉片戰爭爆發前後，屬於「常州學派」的龔自珍、魏源，打出《春秋》「公羊學」的旗號以議時政、思變革。近代儒學的學派比較簡單，主是今文經學派，從龔自珍、魏源開其端，經戴望、廖平至康有為、梁啟超，儒學研究與經世、救亡、圖存緊密地聯繫在一起，最後發展到「托古改制」的維新改良運動。古文經學派則基本延續了「乾嘉學派」的風格，但其學術取向也發生變化，尤其是到了章太炎那裡，從儒學的研究中引出國民的民族意識，以作為反清排滿、民族救亡的理論武器。此外，近代還出現一批調和「漢學」、「宋學」的學者，主張「漢宋兼容」，其中以曾國藩為代表的「湖湘學派」比較突出，他們從「桐城派」那裡發展而來，但在「考據、詞章、義理」之外又加上「經濟」的內容，表明了時之使然不得不變的趨勢。「五四」新文化運動以後，嚴格意義上的儒學學派已經不復存在，但就儒學研究而言，「古史辨派」和「新儒家」基本上形成一個學者群，所以不妨也以學派來看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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