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劉震：中印古代交流其實是中國單向學習印度
復旦大學甘地和印度研究中心主任劉震。李媛繪。澎湃新聞：能否請您先談談印度學這個概念，給它的範疇、起源作個介紹？劉震：對「印度學」（Indologie/Indology）這個學科概念的爭論，西方長久有之，現在愈演愈烈。但我們還是把問題簡單化，否則一開始就會陷入概念史的泥淖中，後面的問題就無法展開討論。目前，歐洲、英美和印度本土都對這個學科名稱和所包含的內容有不同的解釋。鑒於這個學科之所以如此命名，是源自德國的（幾年前的維基百科，只有德文版的才收入該詞），因此這裡還是採用了歐洲、特別是德國學界的定義；倘若採用其他地區的定義，那麼「印度學」完全可以用另外的名稱代之，而我們這裡所討論的並非是印度學之外的學科。「印度學」由「印度」（Indo-）和「學」（-logie/-logy）而構成，對其比較直觀的釋義就是：有關印度的Philology。維基百科的定義綜合了各家觀點，作：一門人文學科，致力於印度文化圈的語言、文化和歷史的描述和解釋。這一定義可類比其他以（-logie/-logy）和（-stik）結尾的學科，如漢學（Sinology）、日耳曼語言文學（Germanistik）等。值得一提的是，和Philology大家庭的其他學科一樣，「印度學」並非是一門經世之學。哪怕是對現代印度的研究，也應該遵循原先的以語文學為基礎的方法論，改變的只是研究對象而已，即「現代印度之學」 (study on modern India)，而非「現代之印度學」(modern study on India)。 一旦方法論改變了，那麼就沒有必要再稱之為「印度學」，完全可以和英美一樣，或將它拆散，分到其他各個系科中去，或改名為「南亞研究」（South Asian studies）、「印度研究」（Indian studies），或者和印度一樣，將Indology視為印度文化史。澎湃新聞：對印度的研究最早是從什麼時候開始的？能否請您梳理一下這一演變過程？劉震：印度學研究序幕是在十七、十八世紀，我們稱之為傳教士和旅行者時代。當時的旅行者和傳教士學會了某種印度語言，對印度文學作過些報道。第一批梵語語法書，是由歐洲的傳教士所作。奧地利的傳教士巴爾托羅梅奧（Paolino da San Bartolomeo，1748-1806）於十八世紀末和十九世紀初在歐洲先後出版了兩部梵語語法書。他也是西方第一個梵語語言學家、文獻學家。之後，就是英國－印度時代了。系統地研究印度的文學和語言始於十八世紀末期，起先出於實用的目的——了解印度當地的法律，一些在東印度公司工作的英國人，在印度總督沃倫·哈斯廷斯（Warren Hastings，1732-1818）的倡導下，為了英國殖民統治的長治久安，從事梵文的語言和文學研究。其中的佼佼者有三位：查爾斯·威爾金斯（Charles Wilkins，1749/50-1830）、威廉·瓊斯（William Jones，1746-1794）、亨利·托馬斯·科爾布魯克（Henry Thomas Colebrooke，1765-1837）。澎湃新聞：前面您談到了序幕和英國的印度學研究，說來有趣，雖然英國長期將印度作為其殖民地，納入大英帝國的全球勢力範圍，但是印度學的重鎮還是在歐洲大陸特別是德國，您本人也是在德國接受的印度學訓練。可否請您談談德國的印度學研究？劉震：德國對印度文化的研究與浪漫主義緊密相關。前面提到三位在印度學梵語的英國人，其實還有一位海軍軍官亞歷山大·漢密爾頓（Alexander Hamilton，1762-1824）。因為拿破崙戰爭，他被強留在巴黎，在那裡他認識了德國詩人弗里德里希·馮·施萊格爾（Friedrich von Schlegel，1772–1829）。當時在德國只有印度文學作品的再譯本，但在社會上反響極大。弗里德里希·施萊格爾跟從漢密爾頓學了梵語，其成果就是印度學的奠基作品「印度人的語言和智慧」（über die Sprache und Weisheit der Inder, 1808），而一年之前，他已經將《利益示教》譯成德語，這也是第一部直接翻譯成德語的印度文獻。一個新學科的學術規範由此樹立。他的兄長奧古斯特·威廉·馮·施萊格爾（August Wilhelm von Schlegel, 1767-1845）受其弟影響，成為德國第一個真正意義上的梵文學者。大施萊格爾的梵文也在法國巴黎學成，老師是法國的第一位梵語學者謝賽（Antoine-Léonard de Chézy, 1773-1832）。1818年波恩大學成立，並為大施萊格爾設立了德國第一個梵語教授的席位。1823年《印度圖書館》（Indische Bibliothek）雜誌由大施萊格爾創辦。他還編輯和翻譯了《薄伽梵歌》（拉丁語），編輯了《羅摩衍那》（Rāmāya?a），但未完成。最開始的梵語研究是與比較語言學相聯繫的。與施萊格爾兄弟同時代學習梵語的還有弗朗茨·波普（Franz Bopp, 1791-1867）。雖然翻譯了一些《摩訶婆羅多》和《羅摩衍那》的插話——最著名的莫過於《那羅傳》（Nala），成為了歐洲各大學梵文學習的第一篇閱讀課文，但他的興趣主要在語言本身。他曾經編有一系列梵語語法和辭彙表，最主要的著作是《比較語言學》（Vergleichende Grammatik, 1833-1852, 第三版1868-1871）。1821年起，他成為柏林大學的教授，成為印度日耳曼學（Indogermanistik）的奠基人。雖然前人對比較語言有所提及（比如瓊斯），但波普於1816年所發表的《論梵語與希臘語、拉丁語、波斯語和日耳曼語的動詞變位系統的比較》（über das Conjungationssystem der Sanskritsprache in Vergleichung mit jenem der griechischen, lateinischen, persischen und germanischen Sprache）成為印度日耳曼學的開山之作，該作品的發表之後，該學科就正式步入了學術殿堂。此時，德國印度語文學和語言學兩方面的研究都湧現出了一大批大師級的人物，包括語言學家威廉·洪堡（Wilhelm von Humboldt, 1767-1835）、印度學家阿道夫·弗里德里希·斯坦茨勒（Adolf Friedrich Stenzler, 1807-1887）、奧托·馮·波特林克（Otto von B?htlingk, 1815-1904）等，還有詩人和翻譯家弗里德里希·呂克爾特（Friedrich Rückert, 1788-1866）。謝賽和大施萊格爾的一位學生，挪威－德國人克里斯蒂安·拉森（Christian Lassen, 1800-1876）以其四卷本的名著《印度古代文化研究》（Indische Alterthumskunde，1844-1862；第一、二卷第二版1867-1873），在德國建立的印度古代文化研究（Altertumswissenschaft）這一學科。在法國，最偉大的印度學家是謝賽的繼任者歐熱恩·布諾夫（Eugène Burnouf, 1801-1852）。他和拉森合作發表了《論巴利語》（Essai sur le Pāli, 1826）和《印度佛教史導論》（Introduction à l』histoire du Bouddhisme indien, 1844），介紹了巴利和佛教文學。澎湃新聞：您前面說的還是十九世紀前半期的印度學研究狀況，到了十九世紀後半期，這門學科又有哪些新的進展呢？劉震：十九世紀四十年代起，隨著吠陀研究領域的開拓，梵語的語言研究又有了新的養料。這個時期，英國和歐陸的研究聯繫緊密，而法國巴黎由於布諾夫的去世，失去了歐洲印度學中心的地位。布諾夫的一位學生——魯道夫·羅特（Rudolph Roth, 1821-1895）發表的「吠陀的文學和歷史」（Zur Litteratur und Geschichte des Weda, 1846）一文，不僅是德國吠陀研究的開端，也讓吠陀研究成為了梵語語文學最重要的代表。布諾夫的另一位學生則是大名鼎鼎的馬克斯·繆勒（F. Max Müller, 1823-1900），1849-1874年他陸續出版了六卷本的《梨俱吠陀》（?gveda）本集和沙耶那（Sāya?a）的注釋；還主編了《東方聖書》（Sacred Books of the East）叢書。其他的還有：泰依多爾·奧夫萊希特（Theodor Aufrecht, 1822-1907）出版的《梨俱吠陀的拉丁字母本》（1861, 1863）、泰依多爾·本菲（Theodor Benfey, 1809-1881）編譯的《娑摩吠陀》（Sāmaveda, 1848）、阿爾布萊希特·韋伯（Albrecht Weber, 1825-1901）編輯的《白夜柔吠陀》（Yajurveda, 1852-1859）、羅特與美國人威廉·德懷特·惠特尼（William Dwight Whitney,1827–1894）合編的《阿達婆吠陀》（Atharvaveda, 1856）、同時身為數學家的赫爾曼·格拉斯曼（Hermann Gra?mann, 1809-1877）和阿爾弗雷德·路德維希（Alfred Ludwig, 1832-1911）分別翻譯了《梨俱吠陀》（1876/77, 1876-1888）。在辭書方面，波特林克與羅特合作的巨著《聖彼得堡大辭典》（Petersburger W?rterbuch, 1852-1875，縮寫為PW），及前者另編的、篇幅縮減但辭彙增加的《梵語辭典簡編》（Sanskritw?rterbuch in kürzerer Fassung, 1879-1889，縮寫為pw）至今仍然是印度學首選的、無可替代的工具書。此外，還有格拉斯曼的《〈梨俱吠陀〉辭典》（W?rterbuch zum Rigveda, 1875）。值得一提的是，這一批印度學家有不少學過神學，加之高中時已經完備的西方古典學素養，使其在這門新學科的探索中遊刃有餘，並迅速達到極高的學術高度，有些仍然是後人無法企及的。另外，這些學者年齡相近，所以一開始就表現出爆髮式增長的態勢。
Max Mueller的《梨俱吠陀》扉頁，上面系圖的藏書章見證了印度學的變遷。澎湃新聞：前面您提到的印度學家似乎都把注意力集中在了語言問題上，有沒有關於印度文學、文化的研究？劉震：這涉及一個學術專業化的問題，印度學也不例外。隨著這門學科的深入發展，從十九世紀七十年代起，印度語文學和語言學間的聯繫不再緊密。比起語言上的問題，相當一部分語文學家們更關注的是文學和文化上的問題，並取得了豐碩的成績，比如喬治·波勒（Georg Bühler, 1837-1898）、弗朗茲·基爾霍恩（Franz Kielhorn, 1840-1908）、里夏德·馮·加爾伯（Richard von Garbe，1857-1927）、阿爾弗雷德·希勒布蘭特（Alfred Hillebrandt，1853-1927）、尤里烏斯·約利（Julius Jolly，1849-1932）、赫爾曼·雅科比（Hermann Jacobi，1850-1937）、庫恩（Ernst Kuhn, 1846-1920）、阿貝爾·貝爾加涅（Abel Bergaigne，1838-1898）、赫爾曼·奧登貝爾格（Hermann Oldenberg, 1854-1920）、卡爾·卡佩勒（Carl Cappeller，1840-1925）、保爾·道依森（Paul Deussen, 1845-1919）、泰奧多·查哈里亞（Theodor Zachariae，1851-1934）、布魯諾·里比希（Bruno Liebich，1862-1939）等等等等。另外一方面，隨著語言學研究的深入，與歐洲的其他語言相比，古代印度語言在語言史的地位也變得不那麼舉足輕重了。儘管如此，在古代印度語言領域，語文學家卡爾·蓋爾德納（Karl Geldner, 1852-1929）、里夏德·庇歇爾（Richard Pischel，1849-1908），語言學家卡爾·布魯克曼（Karl Brugmann，1849-1919）、約翰內斯·施密特（Johannes Schmidt, 1843-1901）、貝爾特霍爾特·德爾布呂克（Berthold Delbrück, 1842-1922）、弗里德里希·克里斯蒂安·巴爾托羅梅（Friedrich Christian Bartholomae，1855-1925）、雅可布·瓦克納格爾（Jakob Wackernagel, 1853-1938）——他們用印度日耳曼學的觀點來解釋印度語法中的問題，還是取得了矚目的成就。佛教文學的研究隨著英國學者托馬斯·萊斯－戴維斯（Thomas W. Rhys Davids, 1843-1922）創建的「巴利聖典學會」（Pāli Text Society, 1882）而迅速開展。而韋伯論文「論耆那教的聖典」（Ueber die heiligen Schriften der Jaina, 1883, 1885）啟動了耆那教研究。自從英、法、德首先開展了梵文研究，此時歐洲各國都逐漸產生了印度學的代表人物，甚至在美國和印度也有相當一批學者接受並運用了歐洲批判性的語文學方法論。日益增強的專門化和分工化導致了印度學向著更深和更廣的方向發展。這門學科的研究範圍迅速擴大，以至於不會再有一位印度學家能獨立完成所有學科分支的研究。由波勒於1899年開始出版，基爾霍恩、海因里希·呂德斯（Heinrich Lüders, 1869-1943）和瓦克納格爾繼續主編的《印度雅利安語文學和古代研究概覽》（Grundri? der indo-arischen Philologie und Altertumskunde），計划出版四十冊（實際出了二十三冊）。足見當時印度學涉及領域之豐富，大部分學者既是印度學家，又是伊朗學家。有一點，我們中國人可能會感興趣，就是不少印度學家就任過大學的校長一職。當然，當時的校長頭銜只是一種榮譽，任期一年，是對學者卓越學術貢獻的表彰。澎湃新聞：現代印度學的發展情況是什麼樣的？劉震：前面說到的研究方向互相交叉。儘管一戰給歐洲帶來巨大創傷，但印度學還是產生了很多旗幟性的領軍人物，所謂的眾多「學派」開始形成。納粹上台之後，印度學，特別是德國的印度學受到政治過多干擾。印度學及其相關學科一度被稱為「雅利安語言和文化研究」（Arische Sprache- und Kultur-Kunde），當時的慕尼黑大學（Ludwig-Maximilians-Universit?t München）校長、「雅利安文化和語言」教授、語言學家瓦爾特·維斯特（Walther Wüst，1901-1993）趁勢成為政治紅人；而大批猶太印度學家被迫離開教職，不少去了美國，也造就了美國印度學研究的蓬勃發展。在二戰之後，雖然在上個世紀的下半葉，印度學領域還是在各個分支湧現了很多堪稱極致的研究成果，但本世紀隨著歐洲教育體制一體化（博洛尼亞法案）和研究戰略的實用化，印度學的研究機構和人員大幅縮減；研究的方向上日趨單一，佛教研究成為最大的顯學；在學派方面又以呂德斯與恩斯特·瓦爾特施密特（Ernst Waldschmidt, 1897-1985）師生二人和埃里希·弗勞瓦爾納（Erich Frauwallner, 1898-1974）所傳的兩個學派為絕對主流，即佛教寫本研究和佛教哲學為主的印度哲學研究。而在印度學範疇之外，非語文學為主導的「印度研究」和「南亞研究」也在日益侵蝕印度學的領地。澎湃新聞：前面您談到很多印度學的代表性的學者，能否請您介紹一下這方面重要的研究機構以及經典研究成果？劉震：因為在海外，印度學是一門大學科，所以，即便用「代表性」來甄選，也很難將重要的研究機構簡單羅列完畢。只能說，二戰之前，先後擁有韋伯、庇歇爾、呂德斯的柏林大學（Friedrich-Wilhelms-Universit?t zu Berlin）是最頂尖的。當然，這和柏林大學自身為世界第一大學的地位有關。二戰之後，代表性的有：擁有瓦爾特施密特的哥廷根大學（Georg-August-Universit?t G?ttingen）、擁有瓦爾特·舒布林（Walther Schubring，1881-1969）和路德維希·阿斯多夫（Ludwig Alsdorf, 1904-1978）的漢堡大學（Universit?t Hamburg）、擁有弗里德里希·維勒（Friedrich Weller，1889-1980）的萊比錫大學（Universit?t Leipzig）、擁有弗勞瓦爾納的維也納大學（Universit?t Wien）、擁有路易·勒奴（Louis Renou，1896-1966）的索邦大學（Université Paris 1 Panthéon-Sorbonne），擁有朱塞佩·圖奇（Giuseppe Tucci (1894 –1984)）的羅馬大學（Sapienza - Università di Roma）等等，上期《上海書評》採訪的斎藤明教授所提及的東京大學，包括與之相對的京都大學都不可忽視。現在，上述機構有些趨於衰落，新興的又有慕尼黑大學的印度藏學系（Institut für Indologie und Tibetologie）、哈佛大學（Harvard University）的南亞系（The Department of South Asian Studies）等等。哈佛另有一個南亞所（The South Asia Institute），卻是一個時政情報機構，與印度學無關。印度學現在基本與伊朗學分家，反而因佛學大興而與藏學結合緊密，印度學的根本學科——吠陀研究，也移交給了印歐比較語言學（Indogermanistik/Indo-European studies）。慕尼黑印藏所和哈佛南亞系在印藏結合的趨勢上表現突出，但前者還是保留了印藏佛教之前的中古研究，後者仍將吠陀研究留在了印度學之內。至於著作，只能列舉部分經得起時間考驗的經典作品，比如前面提到的繆勒版的《梨俱吠陀》、PW和pw，還有瓦克納格爾和阿爾伯特·德布魯納（Albert Debrunner）的《古代印度語法》（Altindische Grammatik, 1886-1957）、奧登貝爾格的《〈梨俱吠陀〉文本校勘與注釋》（?igveda. Textkritische und exegetische Noten, 1909-1912）、毛里茨·溫特內茨（Moriz Winternitz, 1863-1937）的《印度文學史》（Geschichte der indischen Litteratur, 1922-1927）蓋爾德納的《梨俱吠陀》德譯（Der Rigveda, 1951-1957）、勒奴的《吠陀與波尼你研究》（études védiques et pā?inéennes, 1955-1967）、曼弗雷德·邁耶霍法（Manfred Mayrhofer，1926-2011）的《古代印度雅利安詞源學辭典》（Etymologisches W?rterbuch des Altindoarischen, 1992-2001）等等，我們中國人比較熟悉的還有《望月仏教大辭典》（望月信亨原著,塚本善隆增補,1974 年 ）。這些傳世之作，無一具有什麼劃時代的理論或思想創新（我國社科申報關鍵詞），只是多年耕耘的資料積累和梳理，並輔以縝密的考證與評述。這些只是我個人的看法，不可避免地還有很多代表性機構、學者、著作被遺漏。澎湃新聞：印度的印度學研究的情況如何？劉震：不妨用「印度」來指南亞次大陸和斯里蘭卡。你的問題可以轉化為：西方「印度學」所研究的目標地區，那裡的印度學如何？在印度本土，「印度學」是印度文化史的同義詞。而西方意義上的印度學在此被拆分成諸如「梵語（系）」、「佛學（系）」、「印度藝術史（系）」等等學科，有點像我們對待「漢學」。印度本土的「印度學」在原始材料的研究上面，水平很高。英國的錢幣和碑銘學家詹姆斯·普林賽普（James Prinsep， 1799-1840）解讀了阿育王碑銘，英國的考古學家約翰·馬歇爾（John Marshall，1876-1958）發掘了古印度文明。這兩次重大發現雖然都是由英國人完成，但是南亞各國獨立之後，本土的碑銘學和考古學發展迅速，比如巴基斯坦著名的學者達尼（Ahmad Hasan Dani，1920-2009）。在寫本研究方面，有印度的羅祜·毗羅（Raghu Vira，1902-1963）與羅克什·旃達羅（Lokesh Chandra，1927-）父子。羅克什·旃達羅還是一位能利用多種語言的文獻進行研究的佛學家，他所編的《藏梵辭典》（Tibetan-Sanskrit Dictionary, 1959）仍然是同類工具書中的首選。金克木在「『漢學』三博士」一文中提到的三位研究佛教的印度學博士也是如此，他們從西方學來新的方法，利用漢文資料來對照印度的材料。他們分別是：師覺月（Prabodh Chandra Bagchi，1898-1956）、戈克雷（V. V. Gokhale，1901-？）、巴帕特（V. P. Bapat，1894-1991）。該文還提到印度的「印度學」先驅——潘達迦（Ramkrishna Gopal Bhandarkar，1837-1925），以他名字命名的「潘達迦東方研究所」（The Bhandarkar Oriental Research Insitute）誕生了《摩訶婆羅多》的精校本。主持這項工作的是呂德斯的學生蘇克唐伽爾（Vishnu Sitaram Sukthankar ，1887- 1943）。而他的學生們，又出版了《羅摩衍那》的精校本，呂德斯的校勘準則在兩代學生、兩大史詩中得以貫徹。總而言之，本土學者如果能接受西方的學術規範，以他們的博聞強識與母語優勢所創造的學術成就，是外國學者無法企及的。這點集中體現在版本眾多的大部頭文獻的校勘上、需要大量記憶的學問，比如語法等，以及工具書的編纂上，比如研究吠陀必備的工具書，沙斯特里（Vishva Bandhu ?āstrī，1897-1973）的《吠陀詞語索引》（Vaidhika-Padānukrama-Ko?a?, 1942-1963）。再舉兩本常用工具書，阿普特（Vaman Shivaram Apte，1858-1892）的《實用梵英辭典》（The Practical Sanskrit-English Dictionary, 1957，名為「實用」，其實是經典詩歌的辭典）和斯里蘭卡的馬拉拉塞凱拉（Gunapala Piyasena Malalasekera，1899 -1973)的《巴利語專用名辭典》（Dictionary of Pāli Proper Names, 1937-1938）。不過，母語優勢反而會助長馬虎的態度，解讀文獻時的紕漏也比比皆是。這樣的情況經常能在南亞的學術出版物里碰到。 澎湃新聞：印度典籍當中有關於中國的記載嗎？劉震：所有印度僧人去中國都是傳教的，從我們中國這邊來看，他們絕大多數是傳佛教。從印度那邊來看，我的老師阿德爾海特·梅塔（Adelheid Mette, 1934-）教授總結過一個很好的定義：印度古代宗教，除了佛教，都是不傳教的；傳教的印度古代宗教只有佛教。對印度僧人來說，從中國這樣的目的國家帶回什麼東西，他們是沒有興趣的，一開始就抱著死在中國的決心，有些人返回印度，是因為遇到了某些不得不回國的事情。另外，這還牽涉到印度的口授傳統問題。古代印度人的寫作都是圍繞著經典進行的。經典是背誦為主、筆受為輔的方式傳承下去的。而且印度沒有遊記這種書寫傳統。現在留下的印度古代的文本都是宗教性質的，沒有商人留下的東西，也沒有文人的——古代印度是沒有我們中國那這樣的文人的。去印度的中國人有一種文化弱者的心態，都是去朝聖的，到了那裡就全面學習當地的各種文化。到中國的印度人都以文化強者自居，在他們看來，唯有學習日常交流和譯經所需的語言才算必要。古代中國人去東亞某些國家也是自居為文化強者的，對當地的文化沒有深入學習的興趣。澎湃新聞：能否請您談談中國的印度學的發展？劉震：談印度學，我們不妨拿漢學來做個對照，你想想漢學有多少個分支，印度學也不可能是一個單一的小學科，印度這個文明古國，在文化體量上和中國是可以類比的，所以印度學的分支也非常多。但中國的印度學的表現是非常單一的。1949年之前，有一些外教來中國，如鋼和泰（Alexander von Sta?l-Holstein，1877-1937）、師覺月，從事印度學的教學。中國也出現了林藜光（Lin Li-Kouang，1902-1945）、季羨林（Hi?n-lin Dschi，1911-2009）這樣的印度學學者，在某些方面達到了國際一流水準，特別是林黎光，他的書直到今天還在不斷地被徵引。嚴格意義上來講，林黎光應該納入法國印度學傳統，他長期待在法國，求學、研究都是在法國，季羨林先生則應該歸為德國印度學傳統。在德國留學的青年季羨林曾在哥廷根科學院的學報上發表過一篇關於俗語的論文，在當時的俗語研究中具有相當高的水準，其他要進行俗語研究的學者是無法繞開這篇論文的。季羨林的老師的老師呂德斯現在給我們留下的印象是佛學家，當時德國從吐魯番得到的佛經寫本都是由他來研究的，編號是他編的，轉寫也是他和他的妻子（Else Lüders，1880-1945）完成的，但他最擅長的其實是吠陀研究，然後就是中古印度語言研究、印度碑銘研究。哈佛有位著名的印藏學家說過一句話：佛教研究要想做得好，先去做點別的；別的研究做得好，佛教研究也會做得好。其實真正打基礎的是傳統的印度學研究。像編《佛教梵語語法和詞典》（Buddhist Hybrid Sanskrit Grammar and Dictionary, 1953）的艾哲頓（Franklin Edgerton, 1885-1963）為什麼有能力編一本梵語詞典呢？因為他之前一直在做印度教的文獻研究，一個《薄伽梵歌》的很流行的本子（The Bhagavad Gita，1944）是他編輯和翻譯的，《五卷書》（The Panchatantra Reconstructed, 1924）在美國的那個本子也是他編輯的。這些學者確實是基礎很好，等於說前現代的基礎打得很好，就可以去弄些後現代的東西。就好比一些畫家，寫實的基礎打得很好，就可以去玩抽象派了。前面說到呂德斯的學術強項，他的學生瓦爾特施密特又進一步作了發展，即佛經的梵藏漢巴（巴利語）對勘，他是最早開始這樣做的一批學者之一，接下來還有印度藝術史。他的一位學生迪特·施林洛甫（Dieter Schlingloff，1928-）教授便是佛教寫本專家和印度藝術史專家。季羨林從瓦爾特施密特那裡帶到中國來的是什麼？主要是佛經研究。但是，梵藏對勘佛經研究和印度藝術史直到本世紀才在中國興起。當然，他帶回來的吐火羅語研究是非常重要的，此非瓦爾特施密特所長。中國印度學研究主要是兩類：一、新材料的發布。所謂新材料，就是指的新發現的寫本，主要是佛教寫本。其成果主要集中在中國藏學中心與奧地利科學院合作出版的《西藏自治區梵文文本系列叢書》和北京大學的《梵文貝葉經與佛教文獻系列叢書》。二、印度經典文學的譯介。其成果主要體現在季羨林先生翻譯的《羅摩衍那》和金克木先生髮起、黃寶生老師主持翻譯的《摩訶婆羅多》。不過，黃寶生老師目前還致力於這兩類研究的銜接工作，即中國社會科學院外文所梵文研究中心的《梵漢對勘系列》。中國印度學研究還有大片空白有待填補。北京大學的陳明教授正在做的印度醫學史研究就填補了學術空白。除此之外，印度學還有古代印度語法、星象、數學等研究分支，我在復旦的同事顧鶴（Eberhard Guhe）教授是德國人，他在做印度數學研究，印度六派哲學中的正理派，顧鶴也在研究。這些都填補了國內印度學研究空白。澎湃新聞：您說了很多現狀和民國時期的印度學研究，那麼，建國之後所謂前三十年的印度學研究情況如何？劉震：前三十年的印度學學者都是以一種與季羨林相同的方式支撐下去的。除了季羨林之外，還有金克木（1912-2000）、吳曉鈴（1914-1995）。然後就是金克木和季羨林兩位先生的學生，像黃寶生、郭良鋆等老師，都是文革前的學生，主要貢獻是印度古典文學的翻譯。徐梵澄（1909-2000）1949年以前的譯本也是。這就是除了印度佛教寫本研究之外另外一個重點。季羨林先生在《彌勒會見記》之前也是在做古典文學的翻譯。其實，當時中國沒有把瓦爾特施密特的印度藝術史研究引進，是非常可惜的一件事情，因為他已經達到了一個非常高的高度，可以說完全消化了前輩學者的實地考察的成果。這種缺憾，導致中國的佛教藝術研究的水平一直上不去。我們一般去研究石窟，就是風格學研究，再看看有什麼題記，推測一下年代。更可怕的是，中國的佛教藝術研究是無視印度藝術史的，至多也是片面地按需所取而已，不是系統的學習。在慕尼黑大學漢學系有一個朋友，台灣裔德籍，研究中國佛教藝術和西北地區的藝術。在我留學期間，她和我們一起系統地聽了印度藝術史的課，她每個學期都來，非常認真；後來還一起去柏林的中亞語言暑期班。中國現在真正能和國際印度學界有所交流的都是利用新材料——寫本和造像，後者現在才剛剛起步。我有位同門的同學到人大去工作，她的學生現在又回到慕尼黑系統地學習，據我所知，現在學得比較好的就兩個中國人，都在慕尼黑大學。現在真可以說，印度藝術研究看德國，德國印度藝術研究看慕尼黑。這也是客觀造成的。原來最強的是柏林，柏林自由大學（Freie Universit?t Berlin）有印度藝術史教席的，柏林印度藝術博物館（Museum für Indische Kunst）也是德國最好的印度藝術博物館，有這麼得天獨厚的條件，柏林當然是最好的，但現在這個教席也被裁掉了。我的一位老師是施林洛甫教授的學生，克孜爾千佛洞研究數她最權威，在柏林自由大學教了幾年印度藝術史，後來也不教了。從瓦特施密特到施林洛甫再到她，這是德國印度藝術史研究的一條線，其他的線就不是很明顯了。之前我談到了印度學的起源。德國的印度學為什麼強，就是因為吠陀研究強，這是印度文化的根本，也是印度學研究的根本。但是中國在這方面兩百年是失聲的，完全沒有任何聲音。到現在，中國除了出過一些《梨俱吠陀》的節譯之外，再無其他研究。而且這些節譯本還不能算是吠陀研究的譯介。如能選擇一些比較好的西文譯本，再認真地譯成中文，缺憾就會少一些。還是回到那個最基本的問題：是回到印度學最原初的那個源頭，還是接上西方的後現代研究。對我來說，這個問題其實是不存在的，這就好比一個工業基礎薄弱的國家，到底是要老老實實地補課工業1.0呢，還是要飛向互聯網思維，答案是不言而喻的。然後，中國還漏掉了一個非常重要的研究方向：耆那教研究。中國有印度教協會，但是沒有耆那教協會。不過有沒有耆那教協會並不重要，德國學者把研究和信仰就分得很清楚，很多優秀的研究耆那教的學者其實是不信耆那教的，和耆那教協會沒關係。梅塔教授就是最優秀的耆那教學者之一，卻是不信耆那教的。另外還有一位老師是研究現代耆那教的，他倒是耆那教徒。耆那教的存世文獻比佛經文獻還多，只能留待日後讓不計功利的學者慢慢研究。其實印度學是一種智力上的挑戰和思維上的遊戲，像數學，也像下棋打牌，深入做下去會上癮的。可惜，在中國的官方學科分類裡面還是未見「印度學」，或者說是上述之「印度學」。 （本文刪節版發表於《上海書評》2015年5月31日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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