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之洞的為官之道

戊戌政變之後，本就危機不斷的晚清政局更加動蕩，滔天巨浪一個緊接一個撲面而來。在日益險惡的政治爭鬥中，工於心計、精於權謀、敏於窺測、善於轉圜的湖廣總督張之洞審時度勢、沉著應對，關鍵時刻冷酷無情、心狠手辣，不僅安然度過一次次嚴重危機，反而權位更重更高。

雖然慈禧太后發動政變，囚禁光緒皇帝、盡廢新法、重新臨朝，但她與支持她的「頑固派」明白，光緒的存在是巨大威脅和隱患。光緒畢竟比慈禧年輕得多，一旦慈禧去世，光緒重掌大權，一切都將翻過來。因此，慈禧首先就想去掉這心頭之患。

慈禧首先放出「帝病重」之風，露出謀害光緒之意。但沒想到列強對此反應強烈，嚴譴任何加害光緒的舉措。而且，全國亦輿論嘩然，尤其各地華僑紛紛發電報，有時甚至數萬人聯名，要求慈禧歸政，確保光緒平安。

面對強大反對，慈禧只得打消謀害光緒的主意。但她又於心不甘，於是打算「廢掉」光緒，另立新君，但這「廢立」之事也遭到列強的強烈反對。同時，慈禧極為寵信的榮祿也認為茲事體大，還應先徵求疆臣意見。慈禧認為此話有理，於是密電各省督撫，徵求意見。當榮祿秘密徵求失勢已久的李鴻章的意見時，李鴻章大驚失色，說道：「此何等事，詎可行之！今日試問君有幾許頭顱，敢於嘗試！此事若果舉行，危險萬狀。各國駐京使臣，首先抗議；各省疆臣，更有仗義聲討者。無端動天下之兵，為害曷可勝言。」李接著向榮「委曲秘陳」了此事的成敗利鈍，希望榮祿能盡量促成慈禧、光緒念及「母子天倫」而重新和好。榮祿「聞之悚然若失」，後將李鴻章的話密報慈禧。而各地督撫接電，自然明白慈禧之意，都不敢明確表示反對。這時，只有洋務派重要首領、兩江總督劉坤一決定挺身而出，公開表示自己的反對意見。他先約張之洞聯銜上奏表示反對，張之洞開始表示贊同，但稍後即後悔，並中途追回已發出的奏摺，刪去自己的名字。劉坤一得知後笑道：「香濤（即張之洞）見小事勇，見大事怯，姑留其身，以待後圖，吾老朽，何憚。」遂獨自複電榮祿：「君臣之義至重，中外之口難防。坤一所以報國者在此，所以報公者亦在此。」重臣劉坤一的公開反對，也是慈禧未能廢黜光緒的因素之一。

由於各方反對，未能達到立即廢黜光緒的目的，慈禧於是聽從榮祿的主意，不顧清王朝不立太子的「祖訓」，在1900年元月初提出以光緒皇帝無子嗣為由，立端王載漪之子溥鯭為「大阿哥」，但卻宣布是為光緒皇帝的堂兄、同治皇帝的立嗣，溥鯭作為同治皇帝的繼嗣。誰都明白，慈禧的真實目的仍是為廢黜光緒做準備。出乎慈禧預料，立大阿哥也遭到國內外的強烈反對。她曾命李鴻章運動外國駐華使節，希望各國公使入宮朝賀以示認可。

1900年1月中旬，李鴻章告訴德國駐華公使克林德（BaronvonKettel－er），稱光緒帝精神和身體都已經不行了，朝廷已經確立了皇位繼承人。1月24日立儲上諭頒布後，西方國家駐華公使團即照會總理衙門稱，如果皇帝被廢，將在國際造成不良影響，警告說不會有好結果。西方國家公使不僅拒絕入宮對新立的大阿哥表示慶賀，還要求清廷公布光緒帝的病情，而且要允許外國醫生為光緒帝診斷。雖然慈禧太后對列強這一要求非常反感，但迫於列強威勢，不得不允准其請。最後，由一位法國醫生入宮診斷光緒皇帝的病情。結果這位醫生宣布光緒無病。國內輿論更是一片反對之聲，上海電報局總辦經元善在1月26日發動各界人士起聯名通電，反對立儲，幾天之內，簽名者超過千人。同時，他還號召全國各省共同抗爭，若得不到朝廷允諾便以罷市相抗。慈禧太后得知後大怒，下命立刻抓捕經元善，經元善及時逃到澳門，才幸免於難。康、梁在海外發動10萬華僑，紛紛通電錶示反對。

對於立儲，張之洞的態度耐人尋味。在1月初「立儲」的風聲剛剛傳出時，上海由張之洞的前幕僚汪康年兄弟掌控的《中外日報》即登出有關消息，但報道並不十分準確，將立大阿哥與廢黜光緒混為一談，雖然立阿大哥的實質是為了廢光緒，但畢竟此時形式上還是「立」而不是「廢」；而且，還說張之洞贊同此事。張之洞見報後勃然大怒，質問汪康年說：「我歷年待渠兄弟不薄，何以捏造此等不根之事、悖謬之言，誣我害我，並煽亂大局耶？」他同時致電一位在日本的心腹幕僚，要其向日本政府說明「立嗣」是有根據的，含有「立嗣」並非廢黜光緒之意。

顯然，他知道臣下如果贊同廢黜君王、哪怕是一個傀儡皇帝，畢竟有違君臣大義，所以生怕擔此罪名；而「立嗣」起碼在形式並上不含廢君之意，因此可以承認。不過，如何公開表態贊同「立儲」，他與許多地方督撫還是大費一番躊躇。朝廷宣布「立儲」，疆臣理應上賀折表示祝賀，尤其在慈禧實際以此廢黜光緒的嚴峻情勢下，這更是一種政治表態。不表態或表態過遲，都會得罪慈禧。但積極表態又會引起國人不滿和抨擊，有損自己的政聲，他深知「立儲」遭舉國痛責；再說，萬一未能廢黜光緒，以後光緒掌權，不能不考慮表態過於積極的後果。所以，是否就立儲上賀表，因通權達變、治術過人在官場一直一帆風順的張之洞竟也一時也舉棋不定，於是致電閩浙總督許應 ，詢問何時發送賀表，但許也與他一樣，不敢過早表態，只是含糊其詞地說想等到接到朝廷對各地的正式通知後再發。依然拿不定主意的張之洞又分別電詢兩江總督鹿傳霖、湖南巡撫俞廉三和護理陝西巡撫端方。湖南巡撫是他的下屬，陝西巡撫職級比他低，如此「不恥下問」，足見他此時的謹小慎微、首鼠兩端。鹿傳霖持觀望態度，並以自己只是江蘇巡撫兼署兩江總督之職推脫說，「鄙人」只是權兼此職，所以「不敢遽定辦何事」。俞廉三和端方二人則認為，「立儲」已是既成事實，主張及早發送。經過與眾督撫一番來往磋商後，張之洞決定不單獨發賀折，而是與自己屬下、湖北巡撫于蔭霖一起發了一個賀折。一方面表了忠於慈禧之態，另一方面又表明自己只是例行公事，並非「積極表態」，不致引起各方反感。

在專制制度下，當最高層出現「兩個權力中心」並且鬥爭激烈時，各級官員難免會對如何「表態」而煞費苦心，這也是中國政治文化傳統的一大特色。對自己在「廢立」、「立儲」中的所作所為，張之洞解釋說，因為「權在太后，非疆臣所得干預」。在忠於太后與忠於皇上這種「天大之事」的「兩難選擇」中，向以「勇於任事」著稱的張之洞的表現卻是如此含糊怯懦，劉坤一笑評其 「小事勇」、「大事怯」，確是對他為官之道的總結。

雷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