師法司馬遷打通文史哲

深圳商報特約撰稿 金敏華

人物檔案

李開元，四川成都人，曾經是科學少年。北大歷史系畢業，成為史學青年。獲東京大學文學博士，以人文學者自任。北大畢業，留校協助恩師田餘慶先生任教。東大畢業，接任西嶋定生先生之教席，供職於日本就實大學，任文科學部教授。景仰司馬遷，欽佩羅素，致力於學術創新，追求貫通文史哲的風格。已經完成研究·敘述·理論的寫作布局，著有《漢帝國的建立與劉邦集團》《秦崩：從秦始皇到劉邦》《秦謎：秦始皇的秘密》，自稱「史學三書」。（資料圖片）

壹

秦漢史的再敘事

劉邦年輕時代的偶像是信陵君，進入秦帝國時代，換成了秦始皇。對秦國、對秦人、對於秦國整個體制和價值觀的不同態度是項羽、劉邦勝敗的關鍵。

以國人皆以為熟悉異常的秦始皇和漢高祖為例，長期以來，即便是專門研究秦漢史的學者，也感覺他們是完全不相干的兩個人。一個是經過了戰國時代，滅六國統一天下的始皇帝；一個則是推翻秦帝國、開創了中國歷史上第一個平民建立的王朝的劉邦，好像根本不可能有交集，長期以來沒有一個歷史學家把這兩個人放在同一個時代、放在同一篇論文里研究。

可是當李開元把這兩個人的年表整理到一起，突然發現：秦始皇生於公元前259年，漢高祖生於公元前256年，他們之間只有3歲的年齡差。秦始皇活了50歲，劉邦活了62歲，換言之，他們在同一個天空下生活了47年，完全是同時代的人！

這個發現有什麼意義呢？「劉邦一生，實際上在戰國時代生活了35年，而在秦帝國時代只生活了15年，最後12年創建了漢帝國。他起兵的時候，已經快50歲。劉邦的人格和思想，基本上都是在戰國時代已定型。盛行於戰國時代的遊俠風尚，是如何影響了他的整個人生，又如何影響了西漢王朝的建立，進而影響到後戰國時代的精神面貌，實際上兩千年以來都是不清楚的。」

在改朝換代的時代，遊俠就是變革的力量。在《秦崩：從秦始皇到劉邦》一書中，李開元詳盡地描述了時代精神是怎麼塑造時代人物的，給了我們一個又一個的驚愕。

他提到，35歲以前的劉邦就是一個遊俠，這與之前很多人認為早年劉邦是無賴、流氓，無所事事或乾脆就是農民、平民的觀點可謂有雲泥之別。

「那種說法非常表面，怎麼也講不通。如果你沒法理解劉邦早年的生涯，就根本沒法理解後面的歷史，沒法理解後來漢帝國英雄人物中、君臣間那種非常有意思的關係。劉邦和他那個時代的遊俠風氣是連為一體的，他身上的遊俠氣質對楚漢之爭的歷史大勢，有深遠影響。這是第一次把他定位在這兒。劉邦年輕時代的偶像是信陵君，進入秦帝國時代，換成了秦始皇。對秦國、對秦人、對於秦國整個體制和價值觀的不同態度是項羽、劉邦勝敗的關鍵。」

「劉邦的皇權絕不是專制的皇權，是非常有限度的皇權。」李開元在這裡又給了我們一個驚愕。「後戰國時代，大致是從秦末之亂開始，就是陳勝、吳廣起義，六國復國，一直到漢武帝時期，這六十年是一個非常特殊的時代，新的研究稱它為『後戰國時代』，這個時代絕不是我們想像的統一的帝國，它就是漢和六國，這從最近出土的漢簡里看得很清楚，（當時各國之間）國界線都很清楚，互相往來需要『護照』，到了漢武帝以後，才重新又進入了新的統一帝國時代。」

貳

找回史學 人文精神

看一下彭城之戰，項羽三萬人打敗了劉邦軍56萬人，幾個字就寫完了，根本不知道這個戰役是怎麼打的。可是西方的《高盧戰記》就非常詳細，怎麼挖那個壕，修那個槽，十分清楚。

上世紀八十年代中期曾經與李零、劉北辰、高王凌、閻步克等同為新史學運動中堅力量的李開元曾在北大歷史系師承著名學者田餘慶。1986年去國東渡，又成為日本中國史研究大家、東京學派掌門人西嶋定生的門生，並在1992年接任了西嶋定生在日本就實大學的教席至今。

作為將秦漢史作為主要研究領域的專業歷史學者，李開元的第一本專著是出版於2000年的《漢帝國的建立與劉邦集團》。

「第一本書出來以後非常成功，我是完全按照科學的路子來做的，統計、分析、結論，非常嚴謹。那本書出來以後，很多人說你要寫第二本，我又把第二本的統計做出來了，可是我實在不願意做了。」

李開元意識到，按這樣的套路走下去，「我對人世好像真是逐漸的沒有興趣了，結果是我對史學也快要沒有興趣了，這樣下去心靈會枯竭。」

他不願意自己的人生就這樣被「科學化」，覺得「要改變一種方式」。研究史學理論起家、又素來佩服英國哲學家羅素的李開元於是「回到了哲學」，「就這個問題，究竟是什麼東西，我要弄清楚。羅素做了一個數學的原理，我說我來做一個歷史學的原理。結果一進去以後，又出不來了。有一段時間我感覺自己都有些神神顛顛了。後來田先生知道後，就說胡適晚年如果不是過於把他的精力放在水經注的研究上面的話，成就要大很多。」

田餘慶先生沒有任何多餘的話，不過，一語點醒夢中人。正在苦苦尋找轉換方向的李開元彷彿一下被打通了任督兩脈。

「我回來就想，開始摸索一個新的路，就是打通文史哲，師法司馬遷，回到歷史敘事。當然，這是在實證基礎上的、基於史實的再敘事。」

再敘事為什麼是必要的？李開元認為，一個是要解決語言上的問題。古代的史書是文言文，文言文可以含蓄、概括地講「窈窕淑女」，「但是你要讓他寫這個仗怎麼打、怎麼布陣的，一點兒都沒有。看一下彭城之戰，項羽三萬人打敗了劉邦軍56萬人，幾個字就寫完了，根本不知道這個戰役是怎麼打的。可是西方的《高盧戰記》就非常詳細，怎麼挖那個壕，修那個槽，十分清楚。記載的疏略很大的一個原因是，文言文不能做具體的描繪，有比較大的缺陷，今天重新敘述歷史，可以吸取西方史學那些細緻的方法，這方面可以有很大的餘地。」

第二個，體裁。「你讀《史記》就知道，裡面的史料是非常零碎的，如果一般地讀是讀不出來的。為什麼零碎？因為是紀傳體。要把非常零碎的東西連接起來、統合起來，把事件復原，就得重新敘事，這需要聯想的能力、統合力和想像力，想像力是做歷史絕對必要的，特別是古代史，沒有想像力、沒有推理能力，做不好。」

再一個原因就是，「今天不一定就比《史記》那個時候知道的少。實際上大量的出土文物、大量新的研究成果告訴我們，我們可以比司馬遷知道得更多。在復原古代史的時候，我們完全可以和他站在同一個起跑線上，甚至帶著更多的材料來改寫這段歷史。我們稱為新的歷史敘事的意義就在這裡，我們的重新敘事可能比司馬遷更接近於歷史真實。」

更重要的是，李開元認為，歷史學是有科學基礎的人文學科。在歷史學基本要素之時間、事件、空間和人當中，人是連接其他要素的根本，失去了人文精神的史學，如同人失去靈魂。史學人文精神的衰退，既使史學對於人世的關懷日趨冷淡，也造成人們對於史學的疏遠。「歷史學多年來引進科學方法的結果，史實的確認、考證有了長足的進步，與此同時，對敘事的忽視，歷史學家敘事能力、想像能力、思考能力的喪失，已成為一大弊端。」

叄

穿越歷史的彌彰

韓信如何統領漢軍反攻關中的「明出子午，暗度陳倉」之戰，完全是歷史之謎。李開元卻在《楚亡》一書中，請專家繪出了《韓信反攻關中圖》，「這個地圖是世界上唯一的，專門為這本書繪製的」。

韓信統領漢軍反攻關中的「明出子午，暗度陳倉」之戰，是中國歷史上唯一一次由漢中反攻關中的成功戰例，也是韓信指揮的第一場大仗。四百年之後，諸葛亮站在和韓信一樣的戰略位置上，在漢中面對秦嶺天險，卻至死沒能越過。

不過，對於這場改變韓信、更是改變劉邦命運的生死之戰的真假虛實，或者說暗度陳倉之戰的軍事線路究竟如何，一直是語焉不詳。《史記》卷八《高祖本紀》記載平定關中的整個戰事,只用了寥寥68個字。其中，由漢中越秦嶺進入關中的緊要大事，竟然只有4個字，「從故道還」。以至於連軍事科學院編寫的《中國軍事史》，台灣「三軍大學」編的《中國歷代戰爭史》，都畫不出來地圖。換言之，這場韓信還定關中的戰爭具體是如何展開的，我們基本上不了解。特別是對於奪取這場戰爭勝利的關鍵，也就是韓信是如何指揮漢軍突破三秦軍的封鎖堵截，跨越秦嶺天險，成功進入關中的這件事情，更完全是歷史之謎。

李開元卻在《楚亡》一書中，請專家繪出了《韓信反攻關中圖》，「這個地圖是世界上唯一的，專門為這本書繪製的」，解開了這一歷史之謎。

奧妙在哪裡呢？「我們認定《史記》是司馬遷根據他所見到的史料編纂的史書。我就把《史記》拆了，拆成史料，你是用哪個材料完成的，用什麼思維來編的……拆了以後，把你的材料再加上我新的材料，現在出土的大量新材料，還有司馬遷的地理他是忽略得比較多，我們自己去看，再重新編。」

在文獻的鉤沉上，李開元之前，軍科院主編的《中國軍事史》就沒有拘泥於《高祖本紀》的簡略記載作陳陳相因的敘述，而是利用了《史記》中列傳的材料，主要是《曹丞相世家》和《樊噲列傳》的記載，有所突破。2005年，辛德勇的《論劉邦進出漢中的地理意義及其行軍路線》（出自《歷史的空間與空間的歷史》一書）又將問題的解決向前推進了一步。而2010年周宏偉發表的《漢初武都大地震與漢水上游的水系變遷》一文則是轉折點。李開元得出的結論是：韓信統領漢軍由漢中反攻關中，發生在漢元年(前206年)八月，武都大地震發生在西漢高後二年(前186年)正月，其間相距二十年的時間。那時候，漢水是聯通隴西和鄂西的暢通水道，漢水上游地區，舟楫便利，可以沿故道一路靠近陳倉。在這樣的交通條件下，韓信「暗出陳倉」的策略，在糧草和兵員的輸送上不會有重大的障礙。諸葛亮也數次從漢中北伐中原，他和韓信一樣面臨秦嶺天險，但是武都大地震之後，漢水分斷為兩條水道，地利之便不復存在了。「這場地震完全改變了漢中的交通，改變了漢水的水系和漢中的地形，這是以前不知道的。我們有必要重新聯通古今，在地震以前的交通地理環境中對這場戰事作歷史再敘事。」

回過頭來看這場戰役，「其實大家都沒有注意，韓信一生用兵最大的特點，就是善於用水。你去淮陰韓信的老家一看，多少河流匯集在那兒，完全一副水鄉面貌，韓信就是水鄉長大的人，這個和他一生用兵善於用水有很大的關係……現在看來，韓信對暢通的古漢水水系的利用，可謂是天助。」

肆

做歷史的行者

他去今天的開封，當年的魏國首都大梁城尋訪夷門故址，好像聽得見信陵君駕著馬車叮叮噹噹地接侯生，侯生說我有一個朋友叫朱亥，一定要見他。

李開元對這場戰役細節的探幽，固然展示了其素以運用常見資料做出新學問見長的一面，更展現了歷史地理研究最為引人入勝的一面。在前述的那張「比軍科院的都準確」的「世界上唯有」的地圖上，他畫出了秦漢時代，自東而西，穿越秦嶺的五條道路：子午道、儻駱道、褒斜道、陳倉道、祁山道。

「都是蜿蜒穿行山谷間的險峻小道，中國交通史上著名的棧道，就集中在這些道路上。其中祁山道雖然非常有名，諸葛亮六出祁山都是走這條道，但以前沒有人弄清楚，我們最近弄清楚了，我們走過了。別看簡單的幾條線，一個是畫起來非常不容易，第二個，你到當地一走，很多事根本不是想像的那樣……這些年一到假期我就要帶著地圖、照相機出門，做了歷史敘事以後，因為要復原歷史，要把戰爭重新講出來，不得不去解決地理的問題，就得拿著地圖，把這個點和那個點全部連接起來。這個時候會發現很多問題，就想去實地看一下地形。」

李開元書里的一個特點是，所有寫到的地方一定會去。「寫到哪兒就要走到哪兒，只有去了以後，到了現場才知道那種感受，有的時候一腳踏上那片土地，歷史就浮現在你的眼前。」他去今天的開封，當年的魏國首都大梁城尋訪夷門故址。「夷門就是大梁城的東門。信陵君竊符救趙的故事中特別有名的夷門侯生就在這裡看門。黃河反覆泛濫，把所有東西都淹了，魏國實際上在地下25米以下的地方，只有在夷山山頂上修建的建築還在。站在那兒的時候，我有一個感覺就是，好像聽得見信陵君駕著馬車叮叮噹噹地接侯生，侯生說我有一個朋友叫朱亥，一定要見他。就感覺進入那個境界了。我在書里盡量想把這種交融的境界，通過這種實地的考察表現出來。這是我感覺到的一個極大的樂趣，以前純粹寫論文是沒有的。當然我的論文也在寫，只是更大的樂趣在那裡面。」

這也許就是李開元所說的，做歷史研究的時候，需要這種「穿越的精神」。怎麼做這個穿越？一個是利用出土文物，還有一個你去現場。「文物有兩重性，既屬於古代，兩千年前的秦始皇墓是秦始皇的，可是又屬於我們，這個時候就是一種穿越。歷史在時間上已經過去了，可是在空間上都有遺存，山形水勢沒有變，道路都還在。我們的考察絕對不走高速，都是順著山形、沿著河谷，一定是走老路。在老路中常有意想不到的發現，這些年我們有一個口號就是，要做歷史的行者。雖然走得比較艱苦，但是現在有很多人說要跟著我去走。」

伍

文學比歷史更真實

《史記》不是戲劇，完全就是當事者的口述，第一手的史料，經過第一流的歷史學家司馬遷的加工編撰，寫成了第一流的史學篇章，堪稱古代口述史的經典。

《秦崩：從秦始皇到劉邦》部分章節最初是在2005年11月以《新戰國時代的英雄豪傑》之名出現在一個叫「象牙塔」的網站上。「這本書寫完以後沒有出版社要，他們不知道這是什麼……」2007年4月，它以《復活的歷史：秦帝國的崩潰》為名由中華書局初版。2010年4月，則以現名由台灣聯經出版公司推出繁體字改訂版，之後，李開元的《秦謎》與《楚亡》也先後由聯經推出繁體字版，並引發了「歷史不妨這樣來寫」的討論。

《秦崩》是李開元轉向歷史再敘事後的第一個作品。「這本書寫完以後反應非常好，我就想是不是還有新的表現形式。我比較喜歡偵探小說，很喜歡推理。偵探小說的思路和歷史學的考證完全一樣，就是一個形式邏輯推理，我用這種形式寫了歷史推理《秦謎：重新發現秦始皇》。完了以後才又回到《楚亡》，《楚亡》在思路上又有一個重大變化。」

這個思路的變化就是他在《楚亡》序言中所說的，「一切歷史都是推想。有時候，文學比歷史更真實。」李開元解釋，歷史上有太多空白。特別是古代史，歷史上真正記載下來的就是0.01%，99.99%都沒有記載。這個時候是沉默不語，還是用推測和想像把它構築出來？

他的回答是：「可以做一些合理的推測，根據一些間接的材料做推測，甚至借用一些文學的手法把史書的空白填補出來。並不是說推測就一定對，只是說聊勝於無，起碼提出來一種說法，以後有新的證據證明我錯了，請你按照你的。有新的材料證明我對了，那我會很高興。」

在《楚亡》中，他效法宋代的蘇東坡和明代的王世貞，復活了侯公說項羽的詳情。更多的時候，他通過想像和推理，發現在幾條零散的貌似無關的史料之間，有密切的內在關聯。將它們串起來，就能解釋一些關鍵性的問題。

儘管強調想像和推理在歷史研究中的重要性，不過，畢竟是歷史科班出身，李開元心目中史學的楷模，正是有著「精彩動人的敘事，有根有據的史實」的《史記》，「即便今日重讀項羽之死等名篇，除了史實記述可靠,不得不再次感嘆太史公敘事之良美。史學、文學和哲學間的關聯和矛盾，正是《史記》魅力永恆的根源。」

作為「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諸子之別家的《史記》因其史學敘述之中的文學創作色彩，曾受到嚴謹的歷史學者的審視。「《史記》最精彩的部分荊軻刺秦王、鴻門宴、烏江自刎，都是大家耳熟能詳的。可是它到底有多大真實性？日本很有名的中國史研究大家宮崎市定，他就懷疑這個事情。」經過李開元從蛛絲馬跡中尋找線索的地毯式考證，最後認定司馬遷記述項羽之死，源自赤泉侯楊喜後人的講述，楊喜就是當年追殺項羽、並因此封侯的漢軍騎將。司馬遷之女嫁給楊喜的第五代孫楊敞，與楊家是姻親；《刺客列傳》中荊軻刺秦王出於御醫夏無且的口述；《項羽本紀》中的鴻門宴部分，則出於事件當事人樊噲的孫子樊他廣之口述，相關記載應十分可信。「它不是戲劇，完全就是當事者的口述，第一手的史料，經過第一流的歷史學家司馬遷的加工編撰，寫成了第一流的史學篇章，堪稱古代口述史的經典。」

陸

這兩本書 你可以當史書來讀

文獻、文物、實地調查是基本套路，並採用重新解讀、聯想、推理等手段，秦漢交替間幾乎所有歷史事件在這兩本書中都涉及了，而且連起來了。李開元的歷史研究方法，既有熱鬧又有門道，將嚴謹和生動、文學和史學結合起來，他說，下一步要繼續將「哲」打通。

李開元強調，《秦崩》和《楚亡》不是電視上的「講壇」那樣的著作，當然更不是「漢朝那些事兒」。「我所寫的都是有根據的，沒有長期積累和研究的過程不可能完成，很簡單的一個點，比如路線問題，可能後面就有一萬多字的歷史地理論文在支撐著。」他特別介紹，這次《秦崩》《楚亡》的三聯新版除了做一些修訂外，還增加了若干新的章節，尤其是增加了便於讀者查找文獻的學術性注釋，並重繪了幾次重大戰役的地圖，整體上更加完善。

「這兩本書實際上已經快十年了，特別是《秦崩》，有不同的版本出來，一次比一次好，它能夠一次又一次地出就說明它經受住了時間的考驗，和現在的流行相反，這次做的不是往俗的方向走，而是往更學術、更典雅的方向走。」

在李開元看來，嚴謹的學術論文只是表現歷史的文體之一，「我們還可以有其他的表現方式。追求嚴謹是對的，可是你就不能把它寫得好看一點嗎？難道可讀就一定要損傷它的真實性嗎？我寫秦崩、寫楚亡，就是要開發一種能夠讀懂的，比較優美的文體，表現準確可靠的歷史。」

為了追求語言的韻味，李開元透露，自己寫作的時候「一定要念」。「我是成都人，我的語言有三層結構，最深層的語言是四川話，後來在北京生活比較長，第二層是普通話，還有一層是大家不愛聽的日本話，很多情況下我是用四川話念的。所以責任編輯說你的書里有像『兄弟伙』這樣的詞，我們沒見過，那就是成都話。」

歷史是今天和過去的對話，怎麼對話？就是需要不斷地重新敘事。接下來，李開元透露，他正著手楚漢之爭系列「秦崩·楚亡·漢興」中第三本書的寫作。「準備順著下去，談呂后、文帝、景帝、武帝的時代。」

李開元筆下的歷史，是用腳走出來的，他的研究方法展現了歷史地理研究最為引人入勝的一面。圖為今天的開封，曾經的魏國首都大梁城。李開元去開封尋訪夷門故址，信陵君竊符救趙的故事中特別有名的夷門侯生就在那裡看門。他對記者說：「站在那兒的時候，我有一個感覺就是，好像聽得見信陵君駕著馬車叮叮噹噹地接侯生，侯生說我有一個朋友叫朱亥，一定要見他。」

（受訪者供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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