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二代富二代的好運氣不能獨佔

我去廣州某工業區喝了一個農民工朋友給剛出生的兒子辦的滿月酒。

一年多前，我見過他。那個時候，他在工廠邊的村裡租著一間每月300元的小房子，和一個小自己十幾歲的陝西姑娘相戀。個人魅力，以及在工廠區的便利條件，使他避免了農村中很多年紀超過30歲但又貧窮的男人打光棍的命運。

我那時和他的見面，是在一個福利彩票的銷售點裡，他買了10元的彩票。在一起的，還有其它幾個工友。

一年多了，他已結婚生子，但看來沒有中獎，至少沒有中大獎。當我們喝酒聊天的時候，他沒有顯示出生活已得到改善的跡像。他的工友們似乎也差不多。

這也是中國社會底層的縮影。由於所處的「制度地位」，以及「市場地位」非常低，在利益結構已固化的當下，他們對於改變命運並無多少機會和預期，於是轉而祈求運氣，期待奇蹟發生。買彩票就是如此。相關的調查表明，社會底層是中國彩票銷售的主要客戶。某個人堅持買彩票多年，突然中了大獎的勵志故事激勵著他們。

「運氣」這個東西，在中國的公共議題中較少被關注。然而它現在真是越來越重要了。

一個人到底是含著破鑰匙出生，還是含著金鑰匙出生，直接影響到他未來的階層地位。一個出生於社會底層家庭的人，通過個人努力來突破「階層壁壘」的希望越來越小；而出生在權力階層、富人階層家庭的人，他即使不作任何個人努力，要下降到更低階層的可能性也不大。一個階層固化的社會當然是一個社會流動率低的社會。

很清楚，無論一個人在出生時，得到的是破鑰匙還是金鑰匙，在道德上，這把鑰匙都不是他應得的。這純粹就是運氣。沒有人因為出生在社會底層，他就活該貧窮；也沒有人因為出生在社會中上層，他就應該比別人得到更多。

既然無論是壞運氣，還是好運氣，都不是一個人應得的，那又怎麼樣呢？

有意思的是，12月7日，我去喝滿月酒的第二天，美國著名的政治哲學家，因教授哲學公開課「公正」而讓中國人民熟悉的朋友——哈佛大學邁克爾·桑德爾教授——來到了廣州。他也談到了「運氣」這一話題。他說那些含著金鑰匙長大的人，往往會有個習慣，總忘記自己其實是運氣好。而其實因為他們靠運氣，才更應該回饋給社會。

桑德爾所說的這些人，包括中國的官二代、富二代。

為什麼運氣好就應該回饋給社會呢？那是不是可以推導出，運氣不好就可以抱怨？桑德爾在廣州沒展開說。

但其實包括他在內的很多政治哲學家們已經說過，尤其是寫了《正義論》的羅爾斯。總結一下就是：運氣屬於一種「先賦地位」，和一個人的努力沒有什麼關係；而問題在於，運氣直接影響到一個人參與社會資源分配的機會——這就有一個「公正」的問題了。

像我那位農民工朋友運氣差，出生在社會底層，在對教育資源、工作機會的分配上，肯定比官二代、富二代們吃虧很多。加上個人努力或許不夠，遠不能彌補他的運氣差所帶來的劣勢，他和官二代、富二代的生活現狀，以及可預期的生活前景千差地別。在這方面（也僅僅是在這方面），他當然可以合理地抱怨。

既然這樣——羅爾斯等人大膽地得出了一個結論——，那些靠一個人的好運氣所得到的資源，也應進行分配，不能讓他獨佔了。一個人運氣好，買彩票中了大獎，要交高額的個人所得稅，根據的就是這個原理。

按這個思路，桑德爾所說到那些人，以及涉及到整個社會利益分配的制度、政策的設計者們，打算怎麼行動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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