忽必烈儒化：一次華麗的歷史轉身
元朝和蒙古帝國有著政統和名義上的傳承關係，但從文化到政治卻發生了開天闢地的變化。
蒙古帝國(1206年—1259年)，是歷史橫跨歐亞大陸的大帝國，創立於成吉思汗之手。蒙哥汗去世後，帝國分裂成幾個各自為政的汗國，互相之間互不統屬甚至大相征伐。元朝(1271年—1368年)創立於忽必烈之手。此前從鐵木真的「元太祖」到蒙哥的「元憲宗」的稱謂，都是元世祖忽必烈追謚的。
1260年忽必烈即位大汗並建元中統，1271年改國號為大元，隨後逐步消滅金朝、西夏、大理等國，1279年全面佔領中國。元朝是各蒙古帝國中實力最強、影響最大、文明程度最高的帝國，也是當時舉世無雙、天下嚮往的大國和強國。
從蒙古到元朝，是從崇力向崇德升進，從野蠻向文明靠攏，從夷狄向中華進化，即漢化了。元朝就是漢化的偉大成果，從軍事暴力集團向道德和文明的方向演進的結果。所謂漢化，就是儒化。忽必烈確立儒學為治國理念和指導思想，展開和完成了這次除舊布新的歷史性的大轉型。
一、潛邸預謀
忽必烈是元憲宗蒙哥之弟，青年時代，便對漢文化多有研習和借鑒，在蒙哥的同母弟中「最長且賢」。蒙哥繼大汗位，忽必烈受封為王，受命負責總領漠南漢地事務。忽必烈在這段時間內任用了大批漢族幕僚和儒士。
張德輝原是金儒，供職金國御史台衙門。金亡，在蒙古大將史天澤帳下為經歷官。蒙古定宗二年受忽必烈召見。張德輝在《嶺北紀行》中記載了晉見忽必烈的經過。
忽必烈問張德輝的第一個問題就不簡單。「既見，王從容問曰：孔子歿已久，今其性安在？對曰：聖人與天地終始，無所往而不在。殿下能行聖人之道，即為聖人，性固在此帳殿中矣。」（《元史》作：性即在是矣。）
問得深刻，答得到位，君臣都不愧人中之龍也。忽必烈又向張德輝訪問中國人材，張舉薦了二十餘人。忽必烈屈指數之，間有能道其姓名者，可見留意中土人材久矣。張德輝的《嶺北紀行》中特別提及魏璠、元裕、李治三人。魏璠元史無傳，張首先舉薦他，理由不明；元裕即元好問，與李治都是張德輝好友，為元史張氏傳中所說「封龍山三老」之二老。
「王又問：農家亦勞，何衣食之不贍？德輝對曰：農桑，天下之本，衣食之所從出；男耕女織終歲勤苦，擇其精美者輸之官，余粗惡者將以仰事俯畜。而親民之吏復橫歛以盡之，則民鮮有不凍餒者矣！」可見忽必烈對漢地農家的了解和農業問題的重視，張的回答體現了對民生疾苦的關心。
張德輝與忽必烈的第二次談話在戊申春釋奠之後。「戊申春，德輝釋奠，致胙於王。王曰：孔子廟食之禮何居?對曰：孔子為萬代王者師，有國者尊之，則嚴其廟貌，修其時祀。其崇與否，於聖人無所損益，但以此見時君尊崇儒道之心何如耳。王曰：自今而後，此禮不廢。」忽必烈表示祀孔大典要持之永久。
「王又問曰：今之典兵與宰民者，為害孰甚？對曰：典兵者，軍無紀律，縱使殘暴，所得不償所失，罪固為重。若司民者，頭會箕歛，以毒天下；使祖宗之民如蹈水火，為害尤其。王默然良久，曰：然則奈何？德輝曰：莫若更選族人之賢如口溫不花者使掌兵，勛舊則如忽都虎者使主民政，則天下皆受其賜矣！」
張德輝提到的口溫不花，蒙古親王，治軍嚴明；忽都虎（忽突忽），蒙古貴族和元老，被元太宗任命為中州斷事官，上任後，認真整理漢地亂象，致力重建地方秩序，並與耶律楚材一起，商定漢地賦稅制度和勛臣貴戚分地的管理制度，保全中原傳統的地方州縣行政制度，民蒙其惠。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忽必烈曾以時人「遼以釋廢，金以儒亡」的觀點詢問張德輝。張氏對曰：
「遼事臣未周知，金季乃所親見。宰執中雖用一二儒臣，余則皆武弁世爵；及論軍國大事，又皆不使預聞。其內外雜職，以儒進者三十之一，不過閱簿書聽訟理財而已！國之存亡自有任其責者，儒何咎焉！」
張德輝曾經久仕金朝，與元好問李治為友，所以很了解金朝朝廷內幕，說的中肯。可見金朝也尊儒，但儒化程度很低，並不真正親信儒土。忽必烈當時已有意於以儒治天下，故聽了很高興。忽必烈時為諸王，但雄心勃勃，「思大有為於天下。延藩府舊臣及四方學之士，問以治道。」（元史世祖本紀）
對於早就「思大有為於天下」的忽必烈，金朝是否因儒而亡這個問題至關重要。若「金以儒亡」結論成立，忽必烈即使最喜歡儒家，也不可能以之為治國之道。他在潛邸時「延藩府舊臣及四方學之士問以治道」，這是核心問題。他後來力推儒化，當然是對這個問題有了答案，充分認識到儒家對他的國家「大有利」。
元憲宗時代，忽必烈總領中原軍政時即推崇儒家，認識到「帝中國當行中國之法」，局部實驗，大收其效，即位後全面儒化，首詔即強調：「國以民為本，民以衣食為本，衣食以農桑為本」。關心民生，重農勸農，減輕民眾負擔，禁止擾民科派。故至元年間，「家給人足」、「民庶晏然，年穀豐衍」良有以也。
二、大展儒圖
忽必烈即位詔寫得很誠懇很儒家，開頭指出：「惟祖宗肇造區宇，奄有四方，武功迭興，文治多缺，五十餘年與此矣。……先皇帝即位之初，風飛雷厲，將大有為，憂國憂民之心雖切於己，尊賢使能之道未得其人。」結尾宣布：「愛當臨御之始，宜新弘遠之規。祖述變通，正在今日，務施實德，不尚虛文」雲。
忽必烈即位後先後用過年號中統、至元兩個年號。儒家是中道，為中華道統。忽必烈建中統年號，又有自居「中原正統」之意。至元取《易經》「至哉坤元」之義。1264年12月18日忽必烈將國號由「大蒙古國」改為「大元」，成為元朝首任皇帝，這個大元，取《易經》「大哉乾元」之義。從年號和國號，都可見忽必烈對儒家的尊崇。
忽必烈即位伊始，「採取故老諸儒之言，考求前代之典，立朝廷而建官府。」主要參考並且沿襲了宋金制度。同時詔立國史翰林院招攬儒學人才；詔十路宣撫使舉文學才識、可以從政及茂材異等列名上聞；詔立諸路學校提舉官，擢用博學老儒；重用姚樞、許衡、竇默諸大儒，民本原則得到一定程度貫徹。經濟得到恢復，民眾生活改善。江南偶有反元鬥爭，但都是小規模的。
總之，忽必烈的儒化，有相當的真誠度和深廣度，從意識形態、制度設置、學校教育到官員隊伍建設，可謂全方位多層次。
以儒立國，這是對儒學的最高尊重。黃宗羲之子百家為《宋元學案》之《靜修學案》按語說：「魯齋（許衡）、靜修（劉因），蓋元之所藉以立國者也。二子之中魯齋之功甚大，數十牟彬彬號稱名卿材大夫者，皆其門人，於是國人始知有聖賢之學。」認為許衡和劉因二儒是「元之所藉以立國者」，立國是立制度，更是立文化。
或以為元朝設立「儒戶」是對儒家的貶低，「無視儒本身只是一種信仰和文化」雲，外行話也。諸色戶計中也有僧道等戶。佛道兩教是元朝最盛行的宗教，僧人道士數量眾多且地位很高。成吉思汗西征時曾封全真教主丘處機為國師，忽必烈登基後以儒治國，輔以佛道，佛道兩家中又更傾向佛教。
屠城是各蒙古汗國一大惡習暴行。但忽必烈一反蒙古帝國和蒙古貴族的故態，總是諄諄勉勵將士莫妄殺人。其伐宋的《興師征南詔》，特別告誡「將士毋得妄加殺掠」。又專門當面戒諭伯顏，要他向「不殺一人」取江南的宋朝曹彬學習：「古之善取江南者唯曹彬一人。汝能不殺，是吾曹彬也。」（《元史》）
《元史》載：「丙戌，伯顏下令禁軍士入城，違者以軍法從事。遣呂文煥齎黃榜安諭臨安中外軍民，俾按堵如故。時宋三司衛兵白晝殺人，張世傑部曲尤橫閭里，小民乘時剽殺。令下，民大悅。」《明太祖實錄》載：「伯顏之有祠堂，因其初入臨安，市不易肆，有德於民，故廟食焉。」
佔據臨安後，忽必烈發布《歸附安民詔》，詔諭江南一帶新附府州司縣官吏士民軍卒人等，相當寬大仁民：「爾等各守職業，其勿妄生疑畏。凡歸附前犯罪，悉從原免；公私逋欠，不得征理。一應抗拒王師及逃亡嘯聚者，並赦其罪。……鰥寡孤獨不能自存之人，量加贍給。」雲。
平定南宋不久，忽必烈下令從南方士人中選拔官員。在恢復科舉制之前，以儒戶為官員後備隊。
儒家沒有殺戒。在以直報怨、誅夫、復仇、革命的時候，在義刑義殺義戰的時候，往往不能不殺，不得不以殺止殺，或者以殺體現世法、自然法和天理良知的公道。但是，儒家最怕誤殺，最忌濫殺，特別慎殺。忽必烈在這方面頗受儒家影響。
任何戰爭和王朝的建立都難免殺戮流血。夏啟應天順人而建國，也不得不「與有虞氏大戰於甘」；湯武弔民伐罪而革命，書亦云流血漂杵，以致孟子有盡信書不如無書之嘆。漢武唐宗宋祖明祖無不「雙手沾滿鮮血」。元世祖一再告誡「將士毋得妄加殺掠」，以「不殺一人」的曹斌為榜樣，此番用心已是難得。
朱元璋還是吳國公的時候，曾召見儒生唐仲實詢問漢高帝、漢光武、唐太宗、宋太祖、元世祖平定天下之道。對曰：「此數君者，皆以不嗜殺人故能定天下於一。」唐仲實是元末明初名儒，被時人譽為「東南學者之師」。可見朱元璋對忽必烈的推崇始終一貫，在造元朝之反時也一樣。
對忽必烈來說，「驅口」問題堪稱「歷史遺留問題」。「驅口」意為「被俘獲驅使之人」。蒙古統治北方之初和滅金過程中，「以俘為奴」現象非常嚴重，主人還可任意殺害驅口。忽必烈登基後「禁止掠奪人口為奴」（北師大版歷史教科書），對「驅口」作了一定的法律保護。
北師大版歷史教科書寫道：「忽必烈推行重農政策，即位之初就下令……把許多牧場重新恢復為農田，禁止掠奪人口為奴；設立專門管理農業的機構「司農司」，規定以「戶口增」「田野辟」「賦役平」作為衡量官吏政績好壞的標準；詔令司農司編寫《農桑輯要》，「刊行四方」雲，頗為實事求是。當然，我們不能奢望忽必烈像林肯一樣解放奴隸。
說忽必烈重開政治新局面並非過譽。成吉思汗和蒙古帝國屠城無數，重刑惡法，草菅人命，可謂惡業深重。是忽必烈不顧蒙古諸王的反對，尊孔尊儒，獨挽狂瀾。元朝賦輕稅低政治寬鬆，言論信仰自由度相當高，對此朱元璋和宋濂等《元史》編著者都一致承認。
忽必烈一系列儒家化措施和文明化努力，遭到眾多蒙古貴族的激烈反對，包括成吉思汗兒子帖木格的玄孫乃顏，還有忽必烈親兄弟阿里不哥。蒙古諸王反對忽必烈的要因之一就是反對「行漢法」。各個汗國紛紛脫離，各自為政，大多戰亂不斷，迅速衰弱分裂和滅亡，唯元朝最為文明和強大，穩定最久，一枝獨秀。可謂功不唐捐，儒不白尊。
三、儒家集團
還是藩王的時候，忽必烈周圍就開始出現了一批儒者，逐步形成了一個儒家集團。
趙復、劉秉忠、許衡、姚樞、郝經、張文謙、竇默、趙璧等等，都是元初赫赫有名的大儒，對忽必烈和元朝政治的產生過重大的思想影響乃至導向作用。
元儒都源於江漢先生趙復。《宋元學案》黃百家案：「自石晉燕雲十六州之割，北方之為異域也久矣，雖有宋諸儒疊出，聲教不通。自趙江漢以南冠之囚，吾道入北，而姚樞、竇默、許衡、劉因之徒得聞程朱之學以廣其傳，由是北方之學郁起，如吳澄之經學，姚燧之文學，指不勝屈，皆彬彬鬱郁矣。」
《元史》載：「自復至燕，學子從者百餘人。世祖在潛邸，嘗召見，問曰：我欲取宋，卿可導之乎？對曰：宋，吾父母國也，未有引他人以伐吾父母者。世祖悅，因不強之仕。」可見趙復視南宋為父母之邦，深懷故土之情。其講友學侶門生弟子，無論是否仕元，對南宋的態度和感情多少受其影響。
眾所周知，張弘范是滅宋的罪魁，但對於元朝來說，卻是大功臣。而這個張弘范，就是儒生出身，而且師仇在身。他的老師是郝經，曾作為蒙古國使赴宋議和，被南宋丞相賈似道暗囚於真州十五年之久。至元十一年，忽必烈遣使赴宋「問執行人之罪」，正式發兵滅宋，於十二年進佔建康。賈似道震恐，才派人禮送郝經歸元。郝經當年病故。
郝經是一代大儒，曾自述其志說：「不學無用學，不讀非聖書，不為憂患穢，不為利益拘，不務邊幅事，不作章句儒」。在漫長的囚徒生涯中，郝經筆耕不輟，除上書數十萬言與宋廷交涉外，還撰有《續後漢書》、《易春秋外傳》、《太極演》、《原古錄》、《玉衡貞觀》、《通鑒書法》等著作。
滯真州期間，面對宋方一再勸降，郝經對下屬說：「一入宋境，死生進退，聽其在彼，我終不能屈身辱命。汝等不幸，宜忍死以待。揆之天時人事，宋祚殆不久矣。」郝被恩將仇報地無理囚禁，對其入室弟子張弘范的刺激無疑很大。郝被囚期間，元先後派出五批使者往南宋議和，全被南宋守將或暴民殺害。
郝經使宋之前，友人憂有危險，勸他推辭。他說：「南北構難，兵連禍結久矣。聖上一視同仁，通兩國之好，雖以微軀蹈不測，苟能弭兵靖亂，活百萬生靈於鋒鏑之下，吾學為有用矣。」（《宋元學案》）郝經完全是為了避免生靈塗炭，希望締結兩國和平盟約，可惜被奸賊賈似道暗中囚禁而壞了大事。
許衡，號魯齋，世稱魯齋先生，他還是天文曆法學家呢，與郭守敬一起修訂完成了《授時歷》這部古代最優秀的曆法。陶宗儀《輟耕錄》載：許衡應徵赴都，劉因問：公一聘而起，毋乃太速乎。答曰：不如此則道不行。後來劉因不受集賢學士之職，或問之，答曰：不如此，則道不尊。
許衡和劉因兩位大儒，一個速起而使道得以行，一個不起使道得以尊，以截然不同的態度和方式，同樣從文化道德上給了忽必烈和元帝國以深度影響。
姚樞是許衡講友，亦元初名儒和重臣，提過很多好建議，佐世祖定天下，力勸其「上答天心，下結民心，睦親族以固本，建儲副以重祚，定大臣以當國，開經筵以格心，修邊備以防虞，蓄糧餉以待欠，立學校以育才，勸農桑以厚生」。（《元史姚樞傳》）世祖對之亦極其信賴，「凡內修外攘之政咸委任焉」。
征大理時，姚樞講了宋太祖大將曹彬攻佔南唐後不殺一人的故事，忽必烈第二天表示：「汝昨夕言曹彬不殺者，吾能為之，吾能為之！」但大理殺害元朝使臣卻激怒了忽必烈，下令屠城。後在姚樞、郝經、劉秉忠勸導下改為止殺令。「裂帛為旗，書止殺之令，分號街陌，由是民得相完保。」雲。1276年，元軍攻取南宋臨安前，姚樞再次建議元世祖「宜申止殺之詔，使賞罰必立，恩信必行」，同時禁絕宋朝鞭背、黥面等刑罰。
劉秉忠，元初大儒和大政治家，拜光祿大夫，位太保，參領中書省事。「四年，又命秉忠築中都城，始建宗廟宮室。八年，奏建國號曰大元，而以中都為大都。他如頒章服，舉朝儀，給俸祿，定官制，皆自秉忠發之，為一代成憲。」堪稱元朝制度和元大都的大設計師。元都是歷代都城中最接近周禮標準的。
史稱劉秉忠從元世祖出征大理、雲南時，「每贊以天地之好生、王者之神武不殺，故克城之日，不妄戮一人。己未，從伐宋，復以雲南所言力贊於上，所至全活不可勝計。」又：「秉忠自幼好學，至老不衰，雖位極人臣，而齋居蔬食，終日淡然，不異平昔。自號藏春散人。每以吟詠自適」雲。
另外，元世祖中統元年至三年共有16位丞相，其中漢人（南人）7，蒙古5，回回1，契丹1，女真1。漢人為史天澤（右丞相），王文統、趙璧（平章政事），張啟元（右丞相），張文謙（左丞相），商挺、楊果（參知政事）。《元典章·吏部》「內外諸官數」載有元朝中期官員情況，其中漢人南人所佔比例亦高於蒙古色目人。這些漢人都是儒生。
文化能夠返本，政治必然開新，政治儒家化，必然文明化，必有可觀效果和成績。忽必烈尊儒漢化的政治轉型，具有重大歷史意義，也有一定的現實啟迪作用。
（來源：搜狐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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