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的學者只認真理」（學者風采）

劉國光近影。本報記者 張 賀攝

在中國經濟學家裡，劉國光是一個獨特的、難以忽視的存在。他大學時接受的是正統西方經濟學教育，卻對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情有獨鍾；他是新中國公派留蘇學習經濟學的第一人，主修計劃經濟，卻是最早提倡「商品經濟」的學者之一；他是市場經濟的熱情鼓吹者，最早構想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系，卻始終堅持市場缺陷甚多、政府調節必不可少；他是最早論證「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的學者之一，但晚年卻把「公平」視為中國經濟發展的第一要務，並為此不懈呼籲……有人說他多變，但他說，自己站在馬克思主義立場研究問題、為百姓說話、為弱者說話的立場從未改變。有人說他固執，但他說，學者不唯上、不唯書、只唯實，「真正的學者只認真理」。看似矛盾，實則統一；看似複雜，實則單純。劉國光就是這樣獨特。愛國乃是書生底色高中初讀《資本論》，堅定「經濟救國」志向1937年，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劉國光的故鄉南京淪陷。14歲的他被迫流亡湖南、四川繼續求學。當時國共合作抗戰大局初成，各類進步書籍成為劉國光最愛的讀物。特別是日本學者河上肇的《馬克思資本論略解》令他分外著迷，他急切地想看到《資本論》原著。1938年，劉國光進入四川國立二中讀書。有一天，他在報紙上看到一則消息：「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卷）正式出版。」喜出望外的他跑到重慶買了一本。「老實說，我當時正在念高中，完全讀懂《資本論》是不可能的，但懵懵懂懂、似懂非懂，就這麼一直讀下去了。」70多年後，已年逾九旬的劉國光回憶當年初讀《資本論》時的情景依然激動：馬克思對勞苦大眾的深切同情、對資本主義的深入解剖與嚴肅批判，給劉國光以強烈衝擊。《資本論》猶如燈塔，為他指明了人生之路。同時，國家貧弱、外敵入侵、國土淪喪、人民流離……深深刺痛了劉國光的心，更讓他堅定了「經濟救國」的志向。1941年，懷抱這個夢想的劉國光以優異成績考取國立西南聯合大學，進入經濟學系就讀。當時西南聯大群賢薈萃、星光熠熠。以經濟學係為例，系主任是哈佛大學博士陳岱孫；徐毓枬教授是凱恩斯的學生，是國內第一個翻譯凱恩斯《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的學者；趙乃摶教授是哥倫比亞大學博士、歐美經濟史權威。名師指導配以自由寬鬆的學術氛圍，劉國光如魚得水，廢寢忘食。信仰種子破土而出「以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為指導，這一點絕不能動搖」儘管接受的是正統的西方經濟學教育，劉國光對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興趣並未稍減，先後讀完了《資本論》二、三卷，大學畢業論文更是選擇以馬克思地租理論為主軸的題目。劉國光在1950年進入華北革命大學研究院學習，奠定了系統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基礎。1951年，新中國派遣留學生赴蘇聯學習，劉國光經嚴格考試成為第一位——也是唯一一位去蘇聯學習經濟學的中國學生。面試時，老系主任陳岱孫和中國人民銀行第一任行長南漢宸問了他一個相同的問題：「你從前是學習西方經濟學的，現在派你去莫斯科學習，你會不會覺得有困難？」劉國光的回答是：「馬克思主義經濟學是指導，是主流，西方經濟學只能作為我們的借鑒和參考。堅持社會主義制度，就必須堅持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其中也就包括必然要以馬克思主義的政治經濟學為指導。這一點是絕對不能動搖與改變的。」這一觀點他堅持了一生。在莫斯科國立經濟學院的四年愉快而充實。劉國光每天除了吃飯到學校聽課與教師諮詢以外，大部分時間都去列寧圖書館看書，常常一坐就是一整天。為了借鑒蘇聯經濟建設的經驗，他把主攻方向選定為國民經濟綜合平衡。與百廢待興的中國相比，當時的蘇聯可謂強盛。不過，劉國光注意到，蘇聯不少商品的價格不是貼個標籤，而是直接刻在商品上面。「這一方面說明物價長期穩定，但同時也說明管得太死，不夠靈活。」劉國光說，那個時候他就萌生了能否把計劃與市場結合起來的想法。這一理論萌芽隨著改革開放新時期的到來而開花結果，最終推動中國走上了一條不同於蘇聯的全新道路。積極投身改革洪流「經歷計劃與市場爭論烈火與實踐反覆的錘鍊」劉國光說：「我們這一代人，經歷了計劃與市場爭論烈火與實踐反覆的錘鍊。」對於了解中國國情的人而言，這句話中包含的深意不難領會。早在1979年初，劉國光就和趙人偉合作撰寫了《社會主義經濟中計劃與市場的關係》，深刻論證：社會主義經濟中計劃與市場並不是互相排斥，也不是外在原因所導致的一種形式上的湊合，而是由於社會主義經濟本質所決定的內在有機結合。當時計劃經濟依然主導國家大政方針，「計劃經濟是社會主義的基本特徵」的觀念根深蒂固。該文可謂石破天驚，引發廣泛討論，中央黨校、中國社科院等機構的內部刊物以及幾家重要報刊先後全文刊載。中央領導稱這篇文章是「解放思想、勇於探索改革之路的標杆」。1982年，剛被任命為中國社科院副院長兼經濟研究所所長的劉國光，在《堅持經濟體制改革的基本方向》一文中預見性地提出：「隨著改革的不斷深入……要逐步縮小指令性計劃範圍，擴大指導性計劃範圍；指導性計劃的實質就是運用市場調節來進行的計劃調節。」後來的實踐證明劉國光的觀點是正確的。劉國光對當代中國經濟學的一大重要貢獻，是提出和發展了穩健的宏觀調控論，針對我國經濟周期變化和體制特點提出了一系列觀點和主張，如寬鬆環境、穩中求進、微調、雙防（同時防通貨膨脹和通貨緊縮）。學界把以劉國光為代表的宏觀經濟學派稱之為「穩健派」。在1993年至1995年的宏觀調控中，「穩健派」的主張被中央採納。當時，各地發展熱情高漲，全年GDP增長14.2%，顯示出過熱跡象。到1994年，居民消費價格指數達到24.1%，是改革開放以來最高的。中央提出把抑制通貨膨脹作為宏觀調控的首要任務，繼續堅持適度從緊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取得明顯成效，居民消費價格指數從1995年的17.1%下降至1997年的2.8%。「微調、雙防、降溫」的思路既克服了經濟過熱，又避免了急剎車帶來的全面緊縮，中國經濟實現「軟著陸」。1997年1月7日，劉國光和劉樹成合寫的文章《論「軟著陸」》在人民日報發表，從理論上總結了這次宏觀調控的成功經驗，被時任國務院副總理的朱鎔基同志稱為「迄今為止總結宏觀調控經驗的一篇最好的文章」。老驥伏櫪憂國憂民「最擔心的是收入差距擴大問題，要更加重視社會公平」進入新世紀，中國經濟進入新一輪平穩快速增長，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面對蒸蒸日上的新局面，劉國光既欣慰又有所擔憂。「我最擔心的就是收入差距擴大問題。」劉國光說，現在必須重新考慮「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的提法。他說，改革開放之初提這個口號是針對平均主義「大鍋飯」，現在平均主義已經越來越少，而收入差距卻在迅速擴大，已經成為影響社會和諧穩定的重大問題。「如果忽視共同富裕的方向，建立起來的市場經濟必然是人們所稱的壞的市場經濟、兩極分化的市場經濟。我們要更加重視社會公平的問題。」劉國光說。在劉國光看來，研究成果固然重要，但學者的良知與責任感更重要。2013年，劉國光90華誕，朋友與同事給他開了一個研討會。在會上，劉國光說：「我這一生沒有什麼大出息。自知不怎麼聰明，自負還算守本分，勤奮以治學，平實以做人。做了一點有益於社會的事情，也是在現代的『天、地、君、親、師』的培育、熏陶和朋友們的幫助下取得的結果。」他解釋說，所謂「現代的天、地、君」就是馬克思主義宇宙觀和世界觀、科學社會主義以及真正的共產黨。從第一次閱讀《資本論》到今天，70多年倏忽而過，中國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但劉國光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堅定如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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