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易學史

　　一、易學及其傳承

　　《周易》問世後，最早見於《左傳》記載，在魯庄公二十二年，即公元前672年。近3000年來，研究《周易》的代不乏人，為闡述易理而留下的易學著作，不下3000種，形成了獨立發展的易學史。所謂「易學」就是歷代學者對《周易》的種種解釋，這些千差萬別的解釋，形成了一套同中有異、異中有同的理論體系。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將易學歸納為義理、象數兩派和漢儒卜筮，京房，焦延壽機祥，陳摶、邵雍圖書，王弼「說以老莊」，胡瑗、程頤「闡明儒理」，李光、楊萬里「參證史事」等六宗。認為：「易道廣大，無所不包，旁及天文、地理、樂律、兵法、韻學、算術、以逮方外之爐火，皆可援《易》以為說，而好異者又援以入《易》，故《易》說愈繁。」這些話並非虛誇。《周易》可謂是博大精深的古代智慧和知識的寶庫。「無所不包」說明易學外延的無限大，反映了《易》對文化各層面的影響；而「易道」則是易學最本質的核心層次，代表了中華文化的根本精神。

　　中國傳統的治學之道，歷來注重「辨門庭」、「論流派」，即通過辨析某一學說的源流派別，明確這一學說的產生、發展及演變過程，然後進行綜合深入的研索考察，把握其精髓，總結出富有創見的理論實質，遂能在汲取前人成果的基礎上形成卓有建樹的一家之說，從而使這一學說有所開拓並發展到一個新的學術程度。此種治學方法，值得今天的學者借鑒，研究《易》學，實亦莫能外此而別行。

　　宋代儒學大師程頤嘗云：「學者要自得，《六經》浩渺，乍來難盡曉，且見得路徑後，各自立得一個門庭，歸而求之，可矣。」朱熹門人問道，「門庭豈容各立耶?」朱熹答曰：「此是說讀《六經》，是要從師講問，且識得如何下功夫，便是立得門庭，卻歸去依此實下工夫，便是歸而求之。」朱熹門入又問，「如何是門庭?」朱熹曰：「是讀書之法。如讀此一書，須知此書當如何讀。伊川《即程頤》教人看《易》，以王輔嗣、胡翼之、王介甫三人《易解》看。此便是讀業之門庭。」程頤所言王輔嗣，即王弼，著《周易注》、《周易略例》，胡翼之，即胡瑗，著《易解》(即今存其門人倪天隱述師說作《周易口義》)，王介甫，即王安石，著《易解》《今不傳》。上引程頤所論，朱熹所釋，乃就治《經》的方法而言，強調立得門庭、識其派別、歸而求之。

　　黃壽祺先生嘗撰《論易學之門庭》(載《福建師範大學學報》1980年第三期)，極推程，朱之語，並指出：「所謂門庭者，便是從師講學如何下工夫，如何讀書。再申暢其說，便是凡治某一種學問，必須求師指導一了當之途徑，使不至迷惘眩惑，若不知要領，勞而無功也。」又曰：「原《易》道廣大，無所不包，見仁見智，非止一端。今欲辨其門庭，必須先論其源流宗派，知其源流宗派，然後知何者為本，何者為末，何者為主，何者為客，本末既析，主賓既分，而門庭斯立。」這一論述，更點明了研治《易》學務必探索其學術流派的重要性，足以指導治《易》者步入正途。

　　《周易》產生之源，舊說「人更三聖，世歷三古」，其創作的時代背景至為古遠，先秦時代，《易》用多見於占筮，其說頗具「象數」、「義理」色彩。而《易》學流派的明確創立，並不斷地發展演變，則是發端於秦漢。

　　秦始皇二十六年（前221年），嬴政并吞六國，統一天下。不久，出於政治上的需要，他發令焚毀一切舊傳經籍，造成中國文化史上的一場浩劫。有幸的是，《周易》作為卜筮之書，不屬焚燒之列，遂獨得完好保存。所以，西漢初年復興經學，《周易》的傳授較其它諸經最為無闕。而且，由於《易傳》十篇的流傳日益廣泛，並為學者所高度重視，以至被合入「經」中傳習，乃使歷代對《周易》的研究，均以經傳兩者為主要對象。

　　從西漢到今天的兩千多年之間，沿著歷史時代的推進，《周易》學說的流傳大致可以分為五個主要階段：先秦易學、漢魏晉南北朝《易》學，唐代《易》學，宋代《易》學，元明清《易》學，現當代《易》學。各個階段的《易》學，又有不同的特色，出現不同的流派。下面，依照這幾個階段，分別簡述各種主要《易》學派別的基本特點及其代表人物，庶可略見兩千餘年《易》學「門庭」之大端。

　　先秦易學

　　先秦時期是易學萌生和奠基時代。傳統認為《連山》、《歸藏》、《周易》「三易」先後於夏、商、周三代問世。春秋戰國時期易學已呈現出兩種截然不同的態勢，一是繼續沿著宗教巫術的占筮道路發展，以《左傳》、《國語》為代表；一是擺脫宗教巫術束縛而向哲學發展，以《易傳》為代表。《易傳》是先秦易學集大成之作。先秦諸子尤其是儒家、陰陽家、道家的思想反映在易學上，豐富了易學；同時，《周易》思想又滲透到各家學說之中，成為社會的普遍價值觀。

　　兩漢易學

　　有三種解易傾向：

　　一是孟、京易學，孟喜、京房創卦氣、納甲、飛伏說，建立了象數易體系，為今文易學。

　　二是費直易學，注重義理闡發，為古文易學。

　　三是嚴君平、揚雄易學，將易學同黃老學說相結合，以道家黃老之學解《易》。

　　三種傾向中，以孟、京象數派影響最大，代表了漢易主流。東漢鄭玄兼采今古之長，採用爻辰說以注《易》。與鄭玄儒家解易系統相對，《周易參同契》則代表道家黃老派解易系統，以《周易》原理解說煉丹理論和方法，將卦氣說發展為月體納甲說，對《易緯》天人感應說和陰陽災變說加以揚棄，它是以易學指導其他學科的範例。早於《參同契》而於西漢成書的《黃帝內經》則開創了易學與具體科學《醫學》結合的先例，反映了易學對具體科學的推動、指導作用。

　　晉唐易學

　　受魏晉玄學的影響，以王弼易學為代表，掃象言理，將易理玄學化，開《周易》義理派之先河。王弼作的《周易注》和《周易略例》在理論上對漢《易》象數派進行清算，使在兩漢400年中不絕若線的義理《易》學得以復興、壯大。隋唐時期，出現孔穎達《周易正義》、李鼎祚《周易集解》等總結前人和時人易學成果之巨著，雖然前者偏重魏晉義理；後者偏重漢代象數，但已呈現融合兩派易學的傾向，代表儒家解易陣勢。

　　宋代易學

　　宋時，《周易》被當作對抗佛道二教的有力武器，而成為宋明理學的理論依據。以程朱易學為代表，沿義理派發展，將易學倫理化，程頤以儒理解易，而力排老莊玄學。南宋朱熹作《周易本義》，重義理而不廢象數，以程氏易學為骨幹，融各家之所長，集理學之大成，將易學哲學中宇宙生成論體系轉變為理本論體系，以二氣變化法則解釋宇宙變化規律，對儒家哲學作出了重大貢獻，成為其後代官方哲學的代表。同時興起以邵雍為代表的先天象數學派，將河圖、洛書引入易學，使《周易》日益神秘化，以致其末流同江湖術數混雜在一起。

　　《周易》學說發展到宋代，又產生了一個重大變化，形成與「漢《易》」相對峙的「宋易」。

　　宋代《易》學，大致可分為三派。

　　（一）圖書之學

　　此派以道士陳摶開其端，相繼傳授給劉牧、邵雍等人，以《先天圖》、《後天圖》、《河圖》、《洛書》等圖為說，形成宋代特有的「先天象數學」，使《易》學研究別生一條途徑。

　　（二）專闡儒理

　　北宋胡瑗、程頤等人，專以儒家倫理道德闡說《易》義，其說兼取《十翼》及王弼《易》學而廣為發揮，自成一派，對後代深有影響。至南宋朱熹，全盤接受程頤的《易》學，又採納陳摶、邵雍「圖書」之學，全面推廣闡揚，遂有「宋《易》」之名與「漢《易》」相對峙。

　　（三）以史證《易》

　　南宋李光、楊萬里，雖不廢胡瑗、程頤以儒理解《易》的舊風，但更注意援引歷代史實，與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的義理相互應證，以揭明各卦、各爻的象徵旨趣。這種方法，又自成一派，對後代《易》學也頗有影響。自此以後，《易》學派別的紛歧，日益繁多。

　　元明清易學

　　自元代至清代，《周易》學說的發展大體上是在漢，宋兩大流派的基礎上衍申開拓的。這一時代，統治者對臣民加緊思想控制，在獨尊程朱理學的同時，大興文字獄。明代欽定了宋學的統治地位，其易學以宋易為主流。明末清初王夫之掀起明清時期宋易義理研究的最後一次高潮。隨著圖書象數學被批判，宋易逐漸被以考據學、訓詁學為特徵的漢易所代替。清代漢易重視實據，考訂文字，在對《周易》經傳文字的注釋、考據、輯錄、校讎方面做出了貢獻，然而對《周易》原理的探討終未擺脫漢易窠臼，沒有形成自己所特有的哲學體系。

　　元代《易》學家，大都篤守程頤、朱熹的遺說，如吳澄《易纂言》、胡震《周易衍義》等皆是代表作。

　　近代以來，《周易》在科學方法指導下被人們重新認識和研究。現代易學，在義理、象數兩方面都各有深入，呈現出以現代科學理論為指導進行多角度、多方位、多層次綜合交叉研究的趨勢。同時，不少現代自然科學家熱心加入易學研究行列，力圖將《周易》象數與現代科學相結合，勢必將形成異軍突起的科學易學派。

　　●於省吾及其《雙劍誃易經新證》。

　　●尚秉和及其《周易古筮考》、《左傳國語易象釋》、《焦氏易林注》、《焦氏易詁》、《周易時訓卦氣圖易象考》、《連山歸藏卦名卦象考》、《周易尚氏學》等。

　　●聞一多及《周易義證類纂》。

　　●李鏡池及《周易探源》。

　　●高亨及其易學研究。

　　●郭沫若的易學研究。

　　當代《周易》研究的前景是十分廣闊的。隨著歷史的推移和科學思維的發展，它不斷地向不同時代的人們發出不同的信息，啟發和誘導人們去創造生活。美國國際易經研究會主席、夏威夷大學哲學系主任成中英教授1987年在山東濟南國際《周易》學術討論會上談到《周易》研究的趨向時認為：「易經代表了一種哲學思想，是中國文化的源頭，易經哲學是中國文化的正統，是整個文化綜合而成的結晶。占筮不能僅從淺層迷信方面去理解，卜筮現象背後有其一套合理的邏輯、理論，有其現代意義。易經、占筮實際上是一種預測學，它著意的是由現在透視未來，從而參與未來，是預測和決策的統一，是人類的一種自然需要……在易的發展過程中，早期的單向預測學說，到《易傳》則發展為一種宇宙科學、智慧。易經成為一種創造性與靈活性相統一的學說。它所追求的既是整體又是開放，又是運動的思想體系；既是發展又是最平穩的人類社會。《易經》具有歷史性、現代性和未來性，有其世界性的意義。」

　　來源：（參見畢群聖主編：《大易論集摘要》第18頁，山東友誼書社1990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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