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選與美國式民主的制度積弊
四年一度的美國總統大選正在激烈進行,此次選舉給世人呈現出諸多「新現象」:美國將第一次有可能產生一位女性總統和總統夫妻,而她的對手是從未有過從政經驗的億萬富翁;從一開始起競選雙方就醜聞纏身,女性競選人擔任國務卿期間違法使用私人郵箱處理公務,同時涉嫌與黨內高層合謀打壓本黨競爭對手,富豪競選人則口不擇言,肆意攻擊對手或公開侮辱少數族裔、非法移民,甚至宣稱要在美墨邊境建立隔離牆……如此種種競選鬧劇,無一不觸及人們長期存在的一些質疑:這就是被宣稱為世界上最民主國家的「民主選舉」嗎?這樣的民主有資格成為世界的「民主樣板」並強行要求別國依樣仿效嗎?進一步言之,這並非美國大選第一次呈現如此亂象,大選從來就公認是權力鬥爭、資本操控、利益集團博弈的競技場,民眾的選票不過是進行合法性確認的一種表象。這一實質,根本上是由美國式民主的制度弊端所決定的。
一、大選:美國式民主的程式化表象
選舉是美國式民主的集中體現和最常見的民主實踐。在今天的美國,大多數民眾之所以認為自己的國家是一個民主國家並能行使自己的民主權利,主要就是因為各種各樣的選舉無所不在,從總統大選到一年無數次的州和地方選舉,公開而有競爭的選舉已滲透到了美國政治生活的每一個角落,被視為體現人民主權原則和監督政府行為的重要標誌,也是政府合法性的基本來源和體現。但是,在權力和金錢控制的美國社會中,大選在實際的操作過程中早已失去了理論上的民主涵義,實際上異化成了各政黨、族裔、社會階層、利益集團之間權力較量和利益博弈的政治工具,有理性的公民早已對參加選舉喪失了興趣,尤其是近20年來,持續不足50%的參選率已經引發了社會各界對總統和其他公共權力合法性的質疑。然而,權勢階層仍然樂此不疲地進行著這場博取選票的遊戲,各取所需地從中謀得自己的利益。
與世界上大多數國家不同的是,根據聯邦憲法,美國總統不是經由選民直接投票選舉產生,它所採取的是間接選舉的方式,亦即「選舉人制度」。在這一制度下,選民在大選中的投票並不是直接選舉總統,而是選舉選舉人,由選舉人代表選民投票選舉總統。由於總統選舉人是以各政黨為單位進行選舉的,一般情況下,選舉人總會投票給本黨總統候選人,因此總統選舉人的選舉實際上也就等於總統選舉。從制度規範看,美國式民主在程序安排上似乎是比較合理的,但這一制度最嚴重的弊端在於從預選、全國黨代會提名、競選拉票到最後投票,整個大選的全過程選民都是被動的參與者,他們只能根據候選人鼓吹的政策主張和自己的好惡來投出自己的選票,從中人們根本無法看到是人民自己在自主選擇,那些操控著選舉每一個步驟的政治力量(政黨、政客、利益集團)早就一步步地決定了人民只能怎麼去做。即使那些有著理性政治主張的人們在最後做出投票行為時,也已經只剩下了幾乎是二者必居其一的有限選擇空間,其結果,他們要麼兩害相權取其輕,要麼乾脆放棄自己的投票權利。
美國式大選的弊端還在於,在間接式民主的選舉人制度下,由於選民並不是總統候選人的直接投票者,因此可能出現的情況是真正獲得多數選民支持的候選人反而落選。這一制度性的積弊在2000年的總統選舉中就不幸發生。在小布希和戈爾兩位候選人得票極為相近的情況下,由佛羅里達州的選票統計問題引發了一場前所未有的大選爭端。在最高法院的裁決下,在全國範圍內贏得選民票數最多的民主黨候選人戈爾最終沒有成為美國總統,當選的共和黨候選人小布希被稱為「由法院判決出來而非選民選舉出來的總統」。
本次大選儘管還未結束,但上述的制度性弊端卻已暴露無遺。面對疲弱的經濟增長、持續不斷的槍支暴力、種族主義的復甦、遍及世界的恐怖主義威脅,無論是希拉里還是特朗普都並不急於提出針對性的應對主張,而是為了爭取當選採取各種與民主精神截然背離的種種手段。從目前看,至少如下幾方面的「新現象」充分展現了所謂大選的「民主」特色:
其一,候選人喪失政治道德,或者背信於民或者信口雌黃。希拉里作為前第一夫人和前國務卿,自詡對美國的政治生態瞭若指掌,但過度的自信導致自己在選舉中缺乏起碼的政治誠信,最初被舉報違規使用私人郵件處理公務時,她的第一反應是試圖掩蓋事實,其後又謊稱不了解有關規定,遲遲拒絕向選民道歉。而特朗普則為了滿足部分人對外來移民和難民的擔憂,公開提出要驅逐所有非法移民,在美墨邊境建隔離牆,拒絕接收中東難民;甚至不惜表露自己的種族主義傾向,鼓吹穆斯林對於美國來說是潛在的特洛伊木馬,必要時可以禁止入境。
其二,權力階層公然進行內部操控。為了確保希拉里在黨內預選中順利獲勝,民主黨全國委員會的高層多次商議對其主要競爭對手桑德斯的宗教信仰進行調查,試圖證明他是「無神主義者」從而打擊南部支持他的教徒。歷來以公正客觀自詡的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CNN)在民主黨全國委員會授意下,先後兩次公開發表不利於桑德斯的社論。負責調查郵件門事件的聯邦調查局則適時為希拉里解困,宣布其行為不構成泄密。希拉里在權勢集團中的政治地位由此可見一斑。
其三,相互進行人身攻擊,喪失起碼的公平競爭精神。在傳統的美國大選中,競選對手之間的辯論一般集中在政策主張上,相互之間至少不至於公開進行人身攻擊,但此次大選完全撕去了偽善的面紗,相互之間的人身攻擊無所不用其極。以語言暴力著稱的特朗普甚至有一次針對希拉里上衛生間的事表態,「她怎麼了?我當時還在看電視直播,她就這樣消失了,去哪兒了?我知道她去哪兒了,但這太噁心了,我不想說」。[1]希拉里陣營對特朗普則集中於他在各種場合的不當言論,以至於特朗普不平地表示,「如果噁心和腐敗的媒體誠實地報道我,不對我說過的話進行造假,我的民調支持率會領先希拉里20個百分點」。[2]
透過民主的制度表象和大選的制度亂象,人們不難看出內化於其間的美國式民主的政治本質。那就是無論是希拉里還是特朗普當選,美國式民主的鐘擺效應根本上是無法克服的,擺動或變化的不過是執政的政黨及作為代言人的總統。最終,美國式民主都會回到「十二點」這一政治鐘擺的原點,這一原點的價值基礎,就是美國及其內在操控美國政治的權勢階層對於把持政權、實現利益的本質要求。
二、民主幻象與被操控的民主
儘管四年一度的程式化換屆選舉早已使一些美國人避之不及,但客觀而論,大多數民眾仍然在內心深處存在變革和經濟繁榮的期待。新自由主義學者更努力將這一制度美化為世界各國必須接受和認同的民主模式,在他們看來,美國的強大在於它擁有一套優越的制度體系,美國式民主的固化和推行不僅關係到美國的世界霸權,更有助於海外市場的擴張和美國資本的全球性暴利。民眾的民主幻象與民主背後的權力和資本邏輯之間的奇特融合,在大選中得到充分展示,美國式民主的實質被程式化的表象悄然掩藏。然而,實質仍然是始終存在的,它至少體現為:
第一,政黨政治的異化。贏得選舉的勝利是政黨幾乎唯一的目標和存在價值。與其他大多數國家政黨的性質不同的是,美國的政黨一開始就是被制度異化的產物,其成立的宗旨和目的不是基於共同的信仰和追求,而是具有共同利益的人們聚集起來實現自身利益。在異化的政黨制度下,贏得政治權力的唯一合法途徑,就是藉助政黨這一工具性的平台推選出特定的代言人參加競選並獲得選舉的勝利。由於兩黨並沒有固定的政治信仰,其存在的目的主要在於贏得選舉的勝利,政黨對於民眾從來就沒有凝聚力,那些投政黨支持票的選民也絕不會有起碼的忠誠度,政黨完成選舉後不再對美國的政治生活產生影響,等待下一輪大選重新啟動拉票程序。
第二,資本的幕後控制。美國學者查爾斯·比爾德早就在《美國憲法的經濟觀》一書中指出:「我們憲法的條文旨在保護某一階級的權利,或是保障某一集團的財產以防另一集團的侵犯。」[3](P104)在今天,花錢多的一方入主白宮早已成為美國的政治慣例,金錢被稱為「進入白宮的鑰匙」。2008年的金融危機爆發以來,資本更加急於操控美國的政治走向,而大選則是達到這一目的的最為直接有效的途徑。2014年爆發的「佔領華爾街」運動表達了民眾對金融資本的控制和掠奪的憤怒。事實上,在美國式民主下,政府權力固然是受到制約和監督的,但是,控制政府權力的資本在其中從來就是不受制約、不受監督的。這意味著,一旦受制約的政治權力成為不受制約的資本的政治工具,民主只不過是一句空話。
第三,強勢利益集團對重大事務決策權的把持。利益集團對美國政治的巨大影響力是世所公認的事實,利益集團存在及其遊說活動在美國式民主下是合法的行為。柯林頓政府期間,曾針對利益集團的活動制定了一些新的道德準則,包括禁止高級政府官員在離職5年之內到其曾經任職的部門進行遊說;官員終生不得為外國政府或政党進行遊說;貿易談判代表在離職後5年之內不得為與之打交道的任何公司和任何人遊說等,但這些準則實際發揮的作用十分有限。在今天,院外集團不僅繼續影響著政策法律的制定和執行,直接干預政府的人事安排和權力分配,更通過或明或暗的政治捐款影響大選和重大事務的決策。儘管近年來因槍支犯罪引起的禁槍運動不斷高漲,以「美國槍支協會」為代表的利益集團仍可輕描淡寫地以憲法規定公民有持槍權利為理由加以強烈抵制,以至於在大選過程中,特朗普可以公開支持持槍權,而持反對態度的希拉里也因持槍集團的巨大影響而不敢公開表示反對槍支販賣。
第四,公民權利的被剝奪。民主不僅僅體現為大選,更體現在民眾的日常生活之中,對傳統美國人而言,體現為他們津津樂道的公民權利和自由。但近年來,以法律的名義公開剝奪公民權利在美國已經成為常態。「9·11事件」後,公民自由和公民權利在反恐的名義下受到前所未有的巨大限制,公民接受、傳播信息的自由受到嚴格監控。《愛國者法案》的立法規定了一系列嚴重限制公民自由和侵犯公民隱私權的內容,包括賦予聯邦執法機關一系列前所未有的偵察權,以對付恐怖組織利用電子和數字技術進行恐怖活動的新形勢。2008年7月9日,美國參議院通過的新版竊聽法案,給予參與竊聽項目的電信公司法律豁免權,同時允許美國政府以反恐為由在未經法庭批准的情況下,可以對通信一方在美國境外的國際間通訊進行竊聽。2009年9月,美國又專門設立了負責互聯網安全的監管部門,進一步加重了美國公民對政府會以維護互聯網安全為由對私人系統進行干涉和監管的憂慮。斯諾登的揭秘更使安全部門肆意侵犯民眾隱私權等一系列侵犯公民權利的行為世所公知。
三、美國式民主陷入新的制度性危機
眾所周知,冷戰結束以來,美國成為世界上唯一的超級大國。前蘇聯和蘇東陣營解體和兩極體制不復存在後,來自外部的政治和安全威脅一度空前減弱,「華盛頓共識」的形成更使美國堅信自己擁有世界上最優越的政治制度和民主理念。為此,美國制定了野心勃勃的全球民主擴張戰略,不僅要維護和鞏固自己在世界上的霸權地位,還試圖在世界各地推行美國式民主。任何一種非西方的政治制度都會受到美國無條件的輿論攻擊和戰略打壓,相關國家也因此被貼上「不民主」「專制」乃至「無賴國家」的政治標籤。美國更把自己臆斷為民主標準的制定者和裁判者,把其他地區和國家民主狀況的評價簡化為一條基本的標準,那就是只有按照自己的意志和方式發展民主的國家才是被接受的,任何與美國式民主標準不一致的國家都不可避免地會受到壓制乃至政權被顛覆。然而,2001年「9·11事件」的發生促使美國人意識到歷史並沒有結束,近10多年來,儘管美國一再在世界各地發動反恐戰爭,但恐怖主義的瘟疫仍然在四處蔓延並日趨嚴峻。在經濟上,2008年金融危機的爆發凸顯了金融帝國的脆弱,持續至今的經濟不景氣更讓美國國內各種矛盾日益激化,美國式民主正在陷入新一輪的制度性危機:
第一,政治認同的碎片化。20世紀後期以來,美國曾經出現政黨同質化的現象,兩黨的政治主張差別越來越小,人們越來越只能在選舉期間從民主黨和共和黨本身的黨派色彩而非其政策主張來劃分誰是民主黨,誰又是共和黨。然而,這一表象上的政治趨同並不能掩蓋日益顯著的政治碎片化趨勢,兩黨制已經遠遠無法涵蓋人們的多元政治價值和民主訴求,一些小黨或獨立候選人雖然不可能在大選中獲勝,但因能滿足部分特定人群的政治訴求而從兩黨候選人那裡分走大量的選票。近年來興起的茶黨更以良好的財政、小政府和自由市場、政府限制開支、降低稅收和不對企業實施過度干預等新主張而顯示出強勁的發展勢頭,目前各地茶黨組織的支部已超過1 000個,參加茶黨活動的人數超過120萬。茶黨崛起,被普遍認為是對傳統兩黨政治認同的挑戰,受到那些對政府作為不滿的民眾的普遍支持。
第二,社會的撕裂和族群對立傳統的痼疾並未得到徹底根治,新的種族對立和種族歧視還在不斷出現。在根深蒂固的種族歧視傳統下,美國的種族關係自進入21世紀以來並沒有得到明顯的改善,反而不時激化為嚴重的社會危機,即使奧巴馬當選為首位黑人總統,也並沒有使種族歧視的狀況有所改善。與此同時,白人至上的主張也在美國死灰復燃,在他們看來,黑人在權利保障方面取得的任何進展都是以犧牲白人的權利為代價的,白人在當今的美國政治中實際上已經淪為受壓迫的階層,在政治上處於受歧視的地位。自2015年年中以來,社交網站「推特」以涉嫌恐怖主義為由,查封了36萬個與「伊斯蘭國」相關聯的賬戶。與此相反的是,18個白人民族主義相關賬戶的整體粉絲數卻從2012年的3 500人激增至2.5萬人。包括「美國納粹黨」在內的白人極端主義賬戶在「推特」上的粉絲數已是「伊斯蘭國」的8倍。報告因此得出結論:「伊斯蘭國」因恐怖主義行徑,更容易成為社交網站整治的對象,而白人極端主義則相對不容易受罰。[4]此外由於近20年來,美國每年要接受數十萬到100多萬的移民和難民,這些新移民和「帶連字元的美國人」成為新的歧視對象。尤其是2008年金融危機爆發以來,美國的失業狀況長期難以改善,在一些中下層的黑人看來,他們的處境之所以越來越惡化是因為新移民搶走了工作機會而造成的。這使得美國的社會分裂和族群對立問題變得更加棘手和複雜。
第三,經濟復甦乏力導致控制世界的能力日益下降。冷戰結束初期,美國在經濟上擁有遠超於其他國家的超強實力,憑藉大量印刷出來的美元,美國得以在提供全球公共產品的名義下肆無忌憚地擴張勢力,甚至對那些不服從的國家肆意發動顛覆性戰爭。但是,缺乏金本位支持的美元地位並不是牢不可破的,持續的海外戰爭不斷地消耗著美國的經濟實力。為了維繫強勢的經濟地位,資本集團進行了荒謬的「金融創新」,大量的金融衍生產品在虛誇了美國實力的同時埋下了巨大隱患。2008年開始,被金融創新製造出來的泡沫破滅,美國經濟陷入嚴重的危機之中。與此同時,以中國為代表的新興經濟體則在世界市場悄然崛起,構成了足以與美國抗衡的經濟力量,美國從此不再擁有世界經濟的決定權,全球反恐也因力量不足而不得不收縮戰線,選擇更多地與其他國家進行戰略合作。
第四,民主擴張的受挫與外部性質疑的興起。近20年來,美國在佔據了國際政治和世界經濟的超強勢地位的同時,刻意把自己塑造成了國際道義的化身,對自己的政治制度產生出莫名的優越感和對其他不同制度國家的制度性傲慢與偏見,塑造出只有美國式民主制度和價值觀念才是唯一合理的並必須在世界範圍內進行推廣的話語體系。然而,儘管民主作為一種價值日益虛化為制度性的偏執和自我熏陶,人們至今卻找不出任何一個採納美國式民主的國家在經濟上抑或社會穩定上成功的例證,相反,人們看到的是利比亞、伊拉克、阿富汗人民在「民主制度」下的流離失所,是遍及世界的難民,和美國這一製造了難民問題的國家對難民的唯恐避之不及。那些被西方改變政權而成為所謂民主國家的人民並沒有獲得來自於西方在經濟和社會穩定方面提供的支持,最初因失業、貧困而抗議原政府的民眾不但沒有因此改善自己的生存狀況,反而陷入了更加持續的政治動蕩和人身安全難以得到保障的境況。甚至菲律賓這樣的長期盟友也開始對美國提出質疑和挑戰,今年以來,由於新任菲律賓總統杜特爾特對國內毒品犯罪採取了嚴厲打擊的措施,美國政府及其無所不在的人權組織公開指責這侵犯了毒販的人權,對此杜特爾特強硬表示,「美國警察射殺黑人,不令人震驚嗎?轟炸敘利亞和伊拉克、轟炸社區,殺死醫院裡的小孩和老人,這叫什麼?」[5]
有必要指出,大選外化的美國式民主弊端尚不足以說明美國已經陷入混亂和危機,美國作為一個軍事和金融帝國的地位也還沒受到其他國家的實質性挑戰。本文試圖證明的是,美國從來不是也不可能成為全球民主的制度模板,大選的過程充分暴露這一民主形態存在著不可克服的制度性弊端。事實上,民主固然是人類共同認可的價值,但純粹價值層面的民主理念一旦進入現實的政治實踐層面,就不可避免地摻雜進來複雜的意識形態固執、權力和利益的偽善、個人表達的情感衝動,民主因此異化為工具性的政治目的,而不再僅僅是人民享有主權地位的制度保證和權利訴求。或許,這就是美國式民主的內在痼疾之所在。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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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特朗普:若媒體誠實報道 我支持率會領先希拉里20%[EB/OL].http://world.huanqiu.com/hot/2016-08/9312793.html,2016-08-16/2016-08-20.
[3] [美]查爾斯·A.比爾德.美國憲法的經濟觀[M].何希齊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84.
[4] 擁躉增多 白人極端主義言論橫行美社交網路[EB/OL]. http://world.huanqiu.com/hot/2016-09/9396376.html,2016-09-03/2016-09-03.
[5] 杜特爾特動怒打臉美國:轟炸敘伊殺死老幼符合人權?[EB/OL].http://world.huanqiu.com/exclusive/2016-08/9338706.html?qq-pf-to=pcqq.group,2016-08-21/2016- 09-03.
責任編輯:鮑莉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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