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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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魯迅誕辰130周年。因為「逢十」，有關的話題自然也就會又多起來。這不能怪。北京大學教授歐陽哲生在自己選編的《追憶胡適》這本書的《前言》中這樣說道：「我們發現一個人物的分量或重要性可以通過他在歷史文獻中出現的頻率來測量，一個比較重要的人物通常會有比較大的篇幅來述說或評論，這種做法很難說與傳統的紀傳體有什麼根本區別。當然，一個人物在歷史的記憶中，往往也會因時代不同而出現不同的遭遇，換句話說，一個人物在歷史的長河中，他的形象也會像他活著一樣呈現跌宕多姿的情形。」(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0年10月版)歐陽教授當然是就胡適先生而言，可魯迅先生又何不是如此呢?其實歷史就是這樣：對胡適是這樣，對魯迅也是這樣，對很多歷史上的偉大人物都是這樣。遺憾的是，不少自以為知識分子者卻認識不到這一點。當然不能說魯迅是一個說不完的話題，但至少到今天還沒說完。換句話說，就像不少人都有一種共識，即不管你喜歡魯迅也好不喜歡也罷，談到20世紀中國最有影響的知識分子，你都不能不談到魯迅。而傅國涌先生，是這樣說的：「作為二十世紀最有影響的知識分子，魯迅的名字已經是一個民族的符號，沒有人能夠迴避。」(2006年第9期《書屋》雜誌第13頁)難怪曾有韓國人以羨慕的口氣，說：你們有魯迅，我們沒有!可現在「說」魯迅什麼呢?好像有些人對魯迅本人已經沒有什麼話「說」了，對魯迅的作品也沒有話「說」了，有話要「說」的是「魯迅後」。魯迅後，與魯迅有關係嗎?現在看來，不僅有，還不小。這裡且不說有人把1949年後一些人因與魯迅有過過節或是批評過魯迅而後來遭受不公正對待乃至受盡磨難，算在魯迅頭上，只說我多次看到有人把魯迅去世後的中國一些人和事——不管是「紅衛兵」，還是胡風，乃至姚文元，也不管這些人中的「左」傾乃至邪惡、兇殘，都認為與魯迅「有干」，甚至就認為魯迅是這些人的「祖師爺」。更有甚者，還有人直接說「文化大革命」就是毛澤東和魯迅聯手搞起來的，而登峰造極者甚至認定魯迅是走向通往毛澤東的「橋樑」。初見這些，不禁啞然。人的認識，人的觀點，可以千差萬別。一些不讀魯迅文本的「小青年」在那裡「胡說八道」，甚至淺薄加野蠻地對魯迅進行謾罵，這都並不費解;我獨不解的是，一些口口聲聲自稱講理性，並一個勁地在那稱讚胡適講寬容的知識分子，對待魯迅的態度竟何以也同有些至今不脫邪惡氣的小青年的發言是「半斤八兩」呢?這實在讓人「大跌眼鏡」。套一句毛澤東在《反對黨八股》中所說的「許多口口聲聲擁護魯迅的人們，卻正是違背魯迅的啊」(至於他老人家自己是否也違背了魯迅，另當別論)——許多口口聲聲讚美胡適者，不也正是違背胡適的嗎?我不明白，那些至今不脫邪惡氣而謾罵魯迅者又受的是誰的影響呢?難道他們就是要以「魯迅之道」還治魯迅之身?蘇雪林之後居然還有人要把「反魯」當作「大業」，實在讓人覺得可笑。即使要徹底否定魯迅，我也還是勸他去干點別的營生，只做「反魯大業」，有「挨餓」的危險。扯遠了，還是回到上面提到的有人說後世一些人的邪惡與魯迅有干這個話題上來。先說魯迅。魯迅的人性中有沒有「邪惡」，這不用說，回答是肯定的。大約只有天使，才不會有邪惡。而有些人也正是抓住魯迅人性中的「邪惡」不放。這些人忘記了，人是由動物進化而來，可以說，只要是人，基因中都包含有邪惡的成分。佛教承認這一點，基督教更是認定這一點，被稱為「諸子百家」中的一家——荀子(況)，甚至針對儒家說人「性本善」還提出了「性本惡」。而恩格斯在《反杜林論》中也說：「人來源於動物界這一事實已經決定人永遠不能完全擺脫獸性，所以問題永遠只能在於擺脫得多些或少些，在於獸性或人性的程度上的差異。」而英國哲學、數學家羅素先生大半個世紀前就在《權威與個人》這篇著作中告誡人們：「我們必須永遠記住，儘管我們的生活方式以及我們的諸種制度、我們的知識已歷經了各種深遠的變化，我們善惡兩方面的本能，很大程度上仍是我們祖先的大腦第一次發展成現在大小時的那個樣子。」(《羅素文集》第三卷第189頁，內蒙古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魯迅是何等樣人物，這些道理，他應該不僅懂，甚至可以說比我們常人，其中包括比那些攻擊魯迅的人都要懂得的多。正因此，他對自己高度警惕，並且不斷地解剖自己。到現在，有些攻擊魯迅的人還在那兒說魯迅「多疑」，作品中不僅有「陰冷」而且「陰暗」。如果這些都是現在的攻擊者所發現，著實應該重重有賞。遺憾的是，這些，魯迅早就意識到了，他對人說：「我的小說都是些陰暗的東西。我曾一時傾慕陀思妥耶夫斯基和高爾基等人，今後我的小說也將都是些陰暗的東西，在中國能夠有什麼光明的東西嗎?」([日]山上正義《談魯迅》見《魯迅研究資料》(2)第187頁)在《兩地書》中他對許廣平說：「我的作品，太黑暗了，因為我常覺得惟『黑暗與虛無』乃是『實有』，卻偏要向這些作絕望的抗戰，所以很多著偏激的聲音。」又對許廣平說，「我所說的話，常與所想的不同，至於何以如此，則我已在《吶喊》的序上說過：不願將自己的思想，傳染給別人。何以不願，則因為我的思想太黑暗，而自己終不能確知是否正確之故。」類似上面這種自我解剖，貫穿魯迅一生，在其雜文、隨筆、小說、散文，抑或與別人談話中，俯拾皆是。這一點，連魯迅自己也忍不住多次提到，如「我解剖自己並不比解剖別人留情面。」(《而已集·答有恆先生》)又說：「我的確時時解剖別人，然而更多的是更無情地解剖我自己，發表一點，酷愛溫暖的人物已經覺得冷酷了，如果全露出我的血肉來，末路正不知要到怎樣。」(《墳·寫在〈墳〉後面》)有時夜間醒來，也想嘲笑、批判魯迅一把，而況魯迅也並非絕對正確，並非就沒有缺點錯誤，並非沒有過糊塗認識。然而，最終發現，以我這等腦殼子里所想到的，魯迅都早已做過自我解剖，也就是說魯迅的那些「多疑」啦、「兇狠」啦、「刻薄」啦、「陰暗」啦，乃至「病態」啦「看走眼」啦，等等等等，他自己生前在文章中在與人談話時都坦然地抖摟過。中國的知識分子中沒有像魯迅這樣做的人物不用說了——我讀外國書少，不知道這個世界上還有別國的哪一位知識分子也是像魯迅這樣坦誠——法國偉大的啟蒙思想家盧梭雖有「懺悔錄」，但據研究者研究，其間很有些不誠實的東西。那麼魯迅的「邪惡」會不會傳給後人呢?回答也是肯定的。人的獸性雖然永遠不能脫盡，但經過不斷地進化，畢竟還是去掉了不少;而人之所以能脫掉一些獸性，就是因為人並非生而知子，而是學而知子，也就是受到後天環境影響之故。這樣說來，加之魯迅在1949年後因眾所周知的原因而得到「發揚光大」，受到影響的人肯定不少。但緊接著我要補充一句的是，凡是真正受到魯迅影響的人，應該說就不僅接受了魯迅精神中殘存的「獸性」，也一定會接受魯迅精神中更多的「人性」。而只接受原本不該接受的「獸性」而扔掉原本更應該接受的「人性」，或者說，不去接受魯迅人性中那最良善和「為人極真」(當時25歲的李長之1935年在《魯迅批判》這篇長文中說：「魯迅雖然多疑，然而他的心腸是好的，他是一個再良善也沒有的人」，又說魯迅：「他的為人極真」)，這雖然是魯迅的悲哀，但罪過不應記在魯迅頭上。不然，這想記過的人其實就是在把魯迅往「神壇」上推——而現在有些人也正是以對「神」的要求來指責魯迅。再說「魯迅後」的邪惡。這裡不說胡風不說姚文元——不說，不是不能說，而是胡風本人的「左」傾、姚文元的邪惡是否因為魯迅，我想自有公論，無須爭辯——只說最典型的如紅衛兵在文革中的邪惡——這也是近幾年有一位攻擊魯迅者用來為他的「觀點」所做的一個「範例」，似乎有了這個範例，就可以坐實魯迅留下來的不是什麼有益的精神財富，而是只有陰冷、黑暗、兇殘、狠毒……現在我們就來具體分析一下。文革中的「紅衛兵」，如果界定為從初中到高中再到大學的學生，那麼其中有不少人肯定讀過魯迅的文章，儘管他們很有可能都只是從自己所讀的教科書中所學到的那幾篇。可我們應該承認，文革中雖然不斷有紅衛兵打人包括打他們老師的慘痛事件發生，但據我所知，就全國的學校而言，打老師者畢竟只佔極少數，就是說，不能因為有極少數「紅衛兵」在文革中兇殘地打人，就認定凡加入紅衛兵的學生都兇殘;同理，不能因為那些參加打人的紅衛兵中有人讀過魯迅，甚至斷章取義地一邊念著魯迅的話一邊打人打老師，就認定打人打老師的紅衛兵就都是「受了魯迅的影響」。我敢說，那些打人打老師的紅衛兵中，肯定有不少人並沒有讀過魯迅，或說就是在教科書中讀過幾篇魯迅的文章，也並沒入腦入心，因此他的打人打老師乃至兇殘根本不能由魯迅來「買單」。這裡再舉一個親身例子。1966年，本人10歲，當年秋天讀小學四年級。因為自己還只是一個玩童，自然與紅衛兵無緣。那時文革剛開始不久，大家，包括我們這些孩子，覺得彷彿什麼人用「咒符」一夜之間解去了我們的「束縛」，渾身輕鬆得不知說什麼好了，40幾年後回想起來，彷彿是變了個天似的。當時我們家沒有魯迅的隻言片語，而小小年紀的我也更是沒有讀過半句魯迅。然而，就在這年秋天，至今清楚地記得，我這個10歲的孩子竟然「糊」(當年我們那裡叫「糊大字報」)了自己班主任凡素潔老師一張所謂的「大字報」。而說到我的這位女班主任，今兒個眼一閉還能清晰地回憶起來：她圓圓的臉龐，齊耳短髮，即使批評學生乃至發怒時也並不讓孩子覺得有多麼可怕。因此現在怎麼也回憶不起來我會對自己的這位班主任有什麼「仇恨」——一個10歲的孩子，心中的那份「邪惡」，又是怎麼被「催生」的。今天想來：這就是人性中的「惡」。它不需要受具體什麼人的影響，而是只要有了適宜的環境或叫土壤，這種人性中的「惡」就要跑出來胡作非為。如果說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在人性的善惡方面，沒有人超出「三界之外，五行之中」，甚至生下來就是一個「天使」，那麼，那些打人打老師的紅衛兵，就是在一個時段，針對某一個或某幾個具體對象，他們人性中的那份「惡」因社會環境誘發，不僅跑出來淋漓盡致地表演，並且恰好一群人中的人性之「惡」又湊到了一起，這樣，才有了文革中那一出又一出慘劇的發生。前事不忘，後事之師。對人性之惡，更應該時時保持警惕。只是時隔40幾年，儘管經歷且受害者會記憶猶新，會歷歷在目，甚至一提起還會恨得咬牙切齒，但對文革中紅衛兵的那些舉動，我們也還是不能不作理性分析，更不能像有些人那樣不是無知就是信口開河地把責任推到當時已經死去30年的魯迅身上。怎麼說，這都算不上有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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