權力與金錢異化的經濟模式不可持續 中國面臨戰略拐點

戰略拐點

——貨幣、石油、地緣政治大變局中的中國選擇

-眾石

-大國興衰的歷史性轉折總是深藏於危機中。

歷史永不會終結。它總會給那些有勇氣、有意志、有能力承擔其歷史角色的偉大國家和人民，提供最寬廣的舞台和最生動的劇本。

以華爾街為象徵的世界金融體系一朝崩塌，意味著全球一般購買力被美元所壟斷並支配的「美式帝國模式」不可持續。1971年以來的資本全球化，尤其是冷戰以來，日益造就並積累了巨大的全球性不平衡。

這種全球性的貨幣購買力「兩極分化」達到了它的極致。在美國軍事霸權遭受挫折的打擊下，形成貨幣、資源控制及地緣政治的連鎖反應，最終以華爾街債務泡沫崩潰的方式爆發出來。

全球分工條件下，為世界提供廉價實物產品的中國，短期內必然出現以外部定單驟減、內需不足、生產過剩和工廠倒閉等為特點的陣痛。本質上，全球金融危機的演化邏輯並沒有超越卡爾·馬克思的基礎分析。

然而，尋求中國應對之策，卻必須由中國人自己結合現實國情，以獨立的政治意志和文化自主為前提，作出審慎而堅定的選擇。

經濟學家向松祚說，在中國改革開放30年、新中國成立60周年這個時點上，全球性的危機恰恰讓中國面對一個歷史性的「戰略拐點」。

G20與馬克思

2009年4月，被金融危機折騰得氣喘吁吁的世界經濟，在英國倫敦叫了一天暫停。倫敦上空為「貨幣戰爭的硝煙」所籠罩。

此前，法國總統薩科齊一度提出要把美元主導的國際貨幣體系「推倒重來」；而中國央行行長周小川建議，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創設的特別提款權(SDR)應作為「新世界[16.71 -5.11%]貨幣」；盧布、海灣六國擬籌劃的「海元」，不斷釋放拒用美元結算石油的信號；伊朗、委內瑞拉這些美國的「挑戰者」則積極呼應。

美聯儲前主席格林斯潘，這位「躲藏在世界貨幣背後的先知」，退休後出版回憶錄，名為《我們的新世界》。但他的繼任者及尊奉者們卻仍被困在由他一手製造的「貨幣舊世界」的爛攤子中。

向美元「甩石頭」是人們對金融危機惱怒又無奈的本能反應。G20倫敦峰會期間，抗議者控訴全球金融海嘯爆發的根源是「日益拉大的貧富差距」。有人在倫敦街頭打起了條幅——「弔死銀行家」。

150年前，一位大鬍子紳士在倫敦大英博物館的閱覽室埋頭苦讀時曾預言：資本主義制度的腐朽不可避免，它隔一陣子就要發一回「金融狂想症」，就是不生產、光賺錢。英國作家弗朗西斯·佩恩在G20前夕出版了新書《〈資本論〉解析》。他的結論是，馬克思將成為21世紀最有影響力的思想家。

人們把2009年比作1933年。那年夏天，同樣在一場全球性大危機肆虐的關鍵時刻，世界66國代表齊聚倫敦，共議「救世良策」。當時的輿論稱「文明世界站在十字路口」。不過，在「老大」帝國英國和新興經濟大國美國之間，無法就世界經濟體系的關鍵問題達成一致，會議無果而終。這理所當然為後來加劇的全球經濟危機以及殘酷的世界大戰埋下了伏筆。

這似乎是個不祥的對比。

當時，美國總統羅斯福壓根兒沒有出席會議。而76年之後，美國第44任總統奧巴馬卻在G20峰會上成為「明星」。他在倫敦上演「舞台秀」：「空軍一號」專機、「野獸」凱迪拉克專車和「海軍陸戰隊一號」武裝直升機，再配一個500人的隨行團隊。在美元「王冠」遭受指責的時刻，奧巴馬似乎在高調錶露「王者的威嚴」。

時移世易。低調的以至於連面都沒露一下的羅斯福，身後的國家是世界最大的債權國。而當奧巴馬大聲呼籲各國領導人要「傳遞強烈團結信號」時，是否為美國「世界最大債務國」和「金融危機肇事人」的雙重身份所困惑？

中國受到超乎尋常的禮遇。胡錦濤主席與奧巴馬的先行會晤被稱為「G2」。有人說，他們倆談完後，G20就提前結束了。英國《金融時報》預測，中國將成為世界經濟領袖。

歷史總是螺旋式上升的。中國真的能在危機之後成為「全球經濟的引擎」嗎？

紙老虎

2008年8月8日讓人難忘。北京「鳥巢」升起了絢爛的焰火，80多個國家和地區的總統、總理、王子、公主們趕來觀看這個新興經濟大國籌辦的世界盛會。當張藝謀用現代高科技聲光電特效把一個大大的「和」字展開時，全場沸騰。而幾小時後，在中亞腹地的山丘中，俄羅斯笨重的T-72坦克開進了喬治亞。

這讓人想起科波拉電影《教父》講述的「繁華背後的殺戮」。

通過「顏色革命」上台的喬治亞總統薩卡什維利在警衛護送下抱頭逃跑的圖片在網上流傳。美國的軍艦來了，在黑海同俄方軍艦象徵性的對峙一陣後，又走了。人們擔心的美俄直接軍事衝突並沒有發生。

一個月後，由「次貸」引發的華爾街金融危機驟然爆發。

俄國坦克以實際行動證明，在自己家門口，大國完全可以運用常規武力的有效威懾維護自身安全利益。那麼也同時意味著，冷戰後美軍全力打造的高科技軍事霸權優勢可能只是一個泡沫。

由貨幣、石油資源和軍事強權，相互結合、相互支撐、相互印證而構成的「美式帝國模式」不允許任何一個歐亞大陸強國，在任何一個方面危及其霸權。中東和中亞，既是世界資源最集中的區域，又是世界地緣政治的中樞，圍繞這兩個地區展開的長期爭奪和鬥爭，是冷戰後以透支性債務維繫的「美式帝國模式」必須啃下的骨頭。

藉助「9·11」事件，小布希以反恐之名在形式上完成了對歐亞大陸要點地帶的布局，控制戰略性石油要地，試圖切斷俄、中兩國對外輸出和對內輸入的能源通道。然而，帶多少乾糧走多長路，看上去相當完美的戰略邏輯，如果沒有力量去完成，都是空談。

格俄衝突說明，一旦進入真刀真槍的貼身肉搏，美英的資本勢力集團和政治決策人，並沒有真正的力量實現其控制歐亞大陸的烏托邦夢想。

冷戰後，以槍杆子為後盾，以綠票子為主導的「美式帝國模式」一直在全球擴張。人們一直認為那種「以戰生錢、以錢養戰」的美妙循環可以一直玩下去。但軍事霸權的挫折讓泡沫化的華爾街喪失了信心，崩潰了。

連體嬰兒？

由於相當密切的貿易紐帶及一張兩萬億美元的記賬單，中美關係在美元帝國狼煙四起的時刻備受關注。人們說「G2」是一對不能割捨的「連體嬰兒」。這並不是全部事實。

當下由跨國資本主導的國際分工鏈條和分配體系並不公平：低端的提供資源、勞力，中高端的鑽研技術、搞設計、建渠道，而最頂端是華爾街，負責「開賭場」、玩金融。地位由高到低，利潤分成由多變少，誰定的規矩誰拿大頭兒。越在產業鏈條高端，分到的蛋糕越大——這，就是所謂「秩序」和「規則」。

改革開放30年，中國以廉價勞動力和完整工業基礎這兩個「比較優勢」，順利搶佔先機，融入世界經濟。進入新世紀[42.02 0.55%]，隨著中國加入WTO，意味著這種「外向型經濟」體制的全面建立。然而優勢發展到極致可能就變成了劣勢。

國際金融危機爆發以來，中國沿海加工企業的訂單驟減，很多中小企業倒閉，大批農民工下崗。確如有人諷刺的，中國經濟確實與全球「接軌」，可不成想全球經濟「出軌」了。由G2引領的全球經濟就像「一輛冒了煙的兩輪摩托」，前輪是美國「需求」，後輪是中國「供給」。這顯然是一輛前輪驅動的摩托，恐怕以前很少有人考慮過如果制動系統失靈了，前輪「出軌」怎麼辦？

中國作為世界第三大經濟體，進出口貿易佔GDP的比重前幾年就達到了66%。「外向型經濟」面臨滑向「依附型經濟」深淵的風險。如果說，前者是中國改革開放的歷史性成果，而後者就成了對這一成果的諷刺。

從現實看，身處國際分工低端位置使得中國勞動力根本無法變得「昂貴」起來，這本身就導致「內需」長期不足。所謂「G2」，如果就是讓中國滿足於「別人出錢、我們出力」任勞任怨甘當打工仔的地位，那顯然是對中國人的智商和創造力的輕辱。這類「G2」，或者「G3」、「G4」等等，更像是對「主僕」關係的另一種修飾，其核心，仍是要求維持由美元對全球經濟實施利潤榨取的「美式帝國模式」。

如果說金融危機爆發是迫使中國做出戰略調整的「外部拐點」，那麼中國自身經濟社會尋求更大發展的「內部拐點」早就到來了。

中國必須走自己的路。當年，新中國的工業是一張白紙，在革命路徑依賴下，中國選擇「蘇聯模式」，邊學邊干，也注重創新、避免照搬和依附，奠定了一個大國的工業基礎。過去30年，中國致力於給僵化的計劃經濟肌體加入市場的「活力因子」。

今天，金融危機吹散了經濟泡沫的幻覺，也吹散了人們頭腦中的教條。如果說「蘇東變局」證實了「權力異化經濟模式」不可持續，華爾街的崩潰則說明「金錢異化的美式帝國模式」同樣會導致災難。

強身健骨

危機讓中國重新審視自己身處的世界。

2009年「兩會」上，記者們發現央行行長周小川一年來頭髮都花白了。這位「溫和的技術派官員」說，重新學習相當辛苦。

而省委書記汪洋表示，廣東省應對金融危機「最大的收穫」就是，全省上下取得了共識，長期以來「傳統經濟發展模式」已發展到極致，必須要利用危機加緊調整。

為抵禦國際金融危機的寒冷，中國經濟必須強身健骨！只有如此，在下一輪經濟復甦期到來時，中國才能在實體產業振興基礎上，消除經濟泡沫、扶助「三農」、增強社保，最終實現讓廣大人民滿意，由「少數人先富」實現「共同富裕」。這應該就是下一個「30年」的歷史任務。

現在看來，中央政府最初的4萬億經濟刺激計劃，只是撬動中國社會實現整體轉型的槓桿。各地、各級、各部門黨政官員要心領神會：在這一重大歷史轉型時刻，誰的思路對？誰的辦法多？誰的效果好？誰能讓當地老百姓感受到轉變的實惠和利益？誰就是最稱職、最優秀的幹部。這就是所謂「比黨風」，要比出一個充滿活力和戰鬥力的黨政領導組織體系，惟有如此，才能在危機中凝聚起全國人民的信心和力量。

北京航空航天大學戰略研究中心張文木教授說，戰略的人民性來自作為國家主體人群對國家事務的共識和認同，「如果失去人民性，再好的國家戰略也是空中樓閣。」

某種意義上說，「美式帝國模式」之所以不可持續，就是因為美國統治精英「失去了人民」。一邊是製造業轉移，高技術產業比例下調，實體經濟競爭力越來越弱，工人失業，收入下降；一邊是利用金融欺詐手段，把收入不足的「三無」人員(無固定職業、無存款、無房產——指不合規的貸款人)打捆成箱包裝好，吹成光鮮亮麗的金融大泡泡，推銷給全世界。這種情況怎麼可能持續？

工業革命以來，資本全球化進程從來都伴隨著經濟危機。如果不加束縛，資本的本性天然就是製造兩極分化。當內部危機無法克服，資本就尋求向外轉嫁。

1895年，英國有90萬噸戰艦，差不多是法國的2倍、美國的3倍、俄國的4倍，直屬領地佔世界1／5土地，約1／4的人口，還有若干個經濟附庸國。單單「殖民地之王」羅德斯一個人，在非洲佔領的領土就相當於本土的3倍。

可羅德斯回國一看，發現擴張遠遠不夠。「我昨天在倫敦東頭(工人區)參加了一個失業工人的集會，那裡一片狂叫『麵包，麵包！』的喊聲。在回家路上，我反覆思考那個情景，結果我比以前更相信帝國主義的重要了。」

「中國在國際交換體系中拿的只是工錢而非利潤，很多人不知道這個道理，總覺得我勞動，我光榮；勞動了，肯定賺錢。」張文木教授說，國際鬥爭的焦點不在勞動權，而在財富的分配權。「沒聽說有哪個長工到地主家幹活會帶上槍，只有地主和土匪才會帶槍，他們爭的是分配規則，而改變規則是要動粗的。」

站在歷史性的「戰略拐點」上，中國的選擇空間不是無限的。鄧小平曾說：「如果我們不堅持社會主義，最終發展起來也不過成為一個附庸國，而且就連想要發展起來也不容易。」面對國際金融危機的大變局，重溫一下這句話讓人警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