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堂吉訶德一樣戰鬥——非法證據排除之殤

▍文 律君L

▍來源 律團公益平台

某次採訪中，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陳瑞華曾以略帶沉重的口吻說道：「利用非法證據排除來制止刑訊逼供，繼而解決冤假錯案問題，其實很悲壯，像堂吉訶德和風車的作戰。」

採訪被媒體報道後，圈中人有的說陳教授太悲觀了，這些年通過非法證據排除獲得平反的冤案還是有不少的；有的下意識地想反駁，但囁嚅幾下之後沉默地低下了頭。

律君屬於後者。看到新聞時，律君本想以幾個現成的案子為引，好好駁一下陳瑞華教授的」堂吉訶德和風車「觀點的，想了想，還是沮喪地放棄了。

為什麼放棄？

先附上律君昨天看到的一則報道：

2011年，時任南鄭縣法院院長的何軍輝因牽涉到該縣一起土地窩案中，被漢中市紀委調查。當年6月3日，何軍輝因涉嫌受賄罪被刑事拘留，後被逮捕。然而，因為「法院開庭後發現證據有瑕疵」等原因，該案自2014年8月底二審至今，沒有宣判。另外，何軍輝在法庭上提出的遭刑訊逼供的問題，也已啟動「非法證據排除」程序，但至今未果。

曾經高居法庭之上、手執審判之錘的法院院長，倏然間角色互換，成了被審判的階下囚。這「涉嫌犯罪」的階下囚一做就做了4年多，即使法院開庭後「發現證據有瑕疵」，也已啟動非法證據排除，但至今仍然未果。

在中國，想進行一次完整的非法證據排除，竟然艱難如斯。

這麼多年，無論是佘祥林案、趙作海案、浙江叔侄案、呼格吉勒圖案……還是律君一直在關注的周文斌案，假如大家有仔細地了解過這些案子，就會發現，每一個案子中彷彿都有著一雙無形的手。這雙無形的「手」，無時無刻不在阻撓著非法證據排除程序的推進。

以周文斌案為例。截止到目前，周案已進入「第二季」庭審最後階段。「我們發現，當事實被一點點展現、證據被一個個證明是偽證之後，爭議已不在事實、不在法律、不在邏輯，而是在良心。」（雲青山語——源自公眾號辯護人）

任何一個有良知的人，面對滿眼的非法證據，怎麼可能再努力推動對被告人定罪？但公訴人仍然在最後一次發言時說，案件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所有證據之間能夠相互印證云云。很可笑，又很可悲，不是嗎？

審判尚未結束，律君也無意於成為所謂的「庭外審判者」。但說句公道話，如此明顯是在刑訊逼供之下得來、處處自相矛盾的非法證據在前，誰再阻撓非法證據排除，我們就有理由懷疑誰有問題。

今年10月30日，廣東省高級人民法院一起非法證據排除的案例曾引起較大關注。28歲的陳灼昊2009年被認定為是殺害前女友的兇手，一審被判處死緩。但終審法院啟動非法證據排除程序，認為該案存在非法搜查、指事問供、偽造書證等違反法定程序的行為，最終判決陳灼昊無罪。

——死緩直接改判成無罪。於是一時間，法律人奔走相告：這就是一起非法證據排除的典型案例呀！從此，冤案平反又多了一絲曙光！

律君卻從人們的狂喜中感受到了一點悲涼：請注意，這是一個在「非法搜查、指事問供、偽造書證等」諸多方面都明顯違反法定程序的冤案，從2009年到2015年，非法證據排除竟耗時6年之久！

非法證據排除真的有這麼難嗎？需要這麼長的調查時間？請允許律君不帶惡意的揣測：或許，是剛開始「某些人」壓根就不願意進行非法證據排除，後來迫於某些壓力不得已為之？

和大家分享一個不好笑的網路段子：某省檢察長一把手，在全省工作會議上要求，」全體公訴人注意，我們要追求百分之百的勝訴率；全體檢察官注意，我們要追求百分之零的敗訴率。誰敢出一個無罪判決，我拿你是問！「

這裡面涉及到檢察系統的業務考核機制。在這個考核機制中，一個改判無罪，通常意味著檢察官一年的獎金都沒有了，檢察官還可能排名倒數——這也意味著晉陞無望。

所以，當一個錯判的案子可能會因為非法證據改判無罪時，為了獎金和升遷，我們有些檢察員和檢察長可能就會以職務施壓，或明或暗地引導法官去追求百分之百的勝訴率。當法官也追求百分之百的勝訴率時，法庭的審判就會百分之百的流於形式。

於是我們就會聽到很多法官說：「我連無罪判決都不敢，我怎麼敢排除非法證據啊？我把關鍵證據排除了，證據不足了我只能判無罪。我不能判無罪。」這何止是荒謬！

話說回來，法官確實也很難。在中國法院的刑事審判文化中，定罪是一馬平川的，你只要定罪，庭長也高興，院長也高興，審委會也不討論；一旦你敢弄什麼非法證據排除，有一丁點改判無罪的苗頭，你就得承擔巨大的壓力。

家裡人會說：「別折騰了，弄無罪幹嘛，弄個有罪，安心過日子吧。」庭長會懷疑你，如果你敢判無罪，你給我說理由。分管院長問你為什麼，嚴厲地問你為什麼。同事都議論這小子怎麼敢無罪。審委會討論承擔政治責任，你必須向審委會全體成員承擔政治責任，證明你無罪判決是正確的。政法委書記也來干預，說要你給他詳細彙報，好好說說為什麼改判無罪。

這樣一連串的壓力下來，可憐的法官哪裡還敢提什麼非法證據排除。既然改判無罪要得罪公安、得罪檢察院，那還不如——唔，此案事實清楚、證據充分，就按公訴人說的判吧。

那麼請問：這種體制下，非法證據排除得以順利啟動、順利進行的幾率有多少？冤假錯案得到糾正的幾率又有多少？

再想想這種狀況下刑辯律師的境遇，也真是可憐。一心維護當事人權益的律師，假如想要為自己的當事人爭取非法證據排除甚至無罪辯護，勢必直面承受公檢法三座大山的壓力。幾次官司下來，在法官、檢察官、公安機關的眼中，律師的形象大概和那嗡嗡叫的蒼蠅差不多了——這也是當前律師和公檢法互不討喜的原因之一。

——既然大家都這麼難，要不，乾脆錯判的案子就讓它錯判得了？我們不折騰了？

——那，那些被冤屈的靈魂怎麼辦？我們腦海中一直堅持的英雄夢想怎麼辦？

都說司法是社會正義的最後一道防線。人家堂吉訶德看見三四十架風車，以為那是三四十個巨人，他直接屈服了嗎？他沒有。他直接朝風車沖了過去，長槍向風車猛刺……

面對非法證據，我們缺的，或許就是那一點勇敢無畏的騎士精神吧。

我們更多的時候，是覬覦與公檢法的關係，即使發現證據明顯是經非法途徑取得，不敢，也不願意冒著得罪司法部門的風險，去幫一個素未平生的陌生人——即使他可能有天大的冤屈。

寫到這，律君突然覺得索然無味。就到這裡吧。願天下無訟。

最後，向死磕派律師們，致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