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勇｜讀夏中義與木山英雄：更與何人問暖涼【百年舊詩 人文血脈（書評）】

趙勇 | 北京師範大學文學院教授

今年年初，我一次性買回來的幾本書是木山英雄的《人歌人哭大旗前》，伊格爾頓的《文學閱讀指南》，里斯的《奧斯維辛：一部歷史》，卜正民等人的《殺千刀》，布魯納的《攝影與文學》，巴塔耶的《內在體驗》。我就從木山英雄這本書說起吧。

人歌人哭大旗前：毛澤東時代的舊體詩

作者：（日）木山英雄

出版社：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出版日期: 2016-01

定價: 36.00元

ISBN: 978-7-1080-5604-7

我大概是從學生那裡聽說《人歌人哭大旗前：毛澤東時代的舊體詩》（北京三聯書店2016年版）值得一讀，於是就把它拿下了。此書寫到的人有楊憲益、黃苗子、荒蕪、啟功、鄭超麟、李銳、揚帆、毛澤東、胡風、聶紺弩和沈祖棻，但我並沒有挨著讀過，而是挑選其中若干篇章，琢磨其寫法，思考其特點。我從未研究過舊體詩，對這一塊內容也關注不夠，但在進入閱讀之前，我似乎已能預測到作者的核心命意是什麼了。此書讀過，果然讓我對文學與政治的關係多了一個理解的維度。書中寫《〈沁園春·雪〉的故事——詩之毛澤東現象，附柳亞子》本已有趣，書後附錄中提到毛澤東對新詩舊詩的態度，也頗耐人尋味。1957年，毛澤東曾公開發表自己的十八首詩詞，並在給《詩刊》編輯部的信中說：「詩當然以新詩為主體，舊體詩可以寫一些，但不宜在青年中提倡，因為這種體裁束縛思想，又不易學。」但一年之後，他又有了新想法：「中國詩的出路，第一是民歌，第二是古典。在這個基礎上產生出新詩來。形式是民族的，內容應該是現實主義與浪漫主義的對立統一。太現實了就不能寫詩了。現代的新詩不成形，不引人注意，誰去讀那個新詩，除非給我一百塊大洋。」（263頁）這種話毛澤東肯定說過，但我按圖索驥，翻閱《在成都會議上的講話》（《毛澤東文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那裡卻沒把這段文字收錄進來。那麼，這段文字究竟引自何處呢？

（木山英雄，中國文學研究專家。1934年生於東京。畢業於東京大學，後任教於國立一橋大學至1997年，現為神奈川大學教授。主要著作有《北京苦住庵記——日中戰爭時代的周作人》、《讀魯迅<野草>》、《毛澤東時代的舊體詩》，譯著有《山海經》、周作人《日本文化談》、魯迅《故事新編》等）

我對其中的另一處轉述也頗感興趣，但作者提供的線索卻有極為有限：「幾年前，我曾經在香港的雜誌上讀到一篇討論該運動（按：指『大躍進』民歌運動）的文章。文章的主旨在於要重新思考與當前市場經濟之下大眾文化相關的問題，這是頗有見地的思考。因為，眼下興起的消費者之大眾文化，與毛澤東時代政治運動下的大眾文化，特別是在運動當時的理念方面，恐怕完全不同吧。但大眾的喜好本身是不會有根本變化的。」（264頁）我無法找到這篇文章，姑照錄於此，留作以後備查吧。

木山英雄說，需要有一個「能夠容納舊體詩詞的現代文學史」，或者是「需要可以容納舊體詩詩詞的公共空間」（272－273頁），記得這也是「舊體詩與知識者心靈史暨學術史」研討會上談論的話題之一。這次會議開在杭州（2017年11月25日），卻是夏中義先生策劃的產物。今年5月，我應夏老師之邀，去丹東參加「百年文學學術史案·錢鍾書研究」研討會。開會前夕，我又想起了夏老師給我布置的那道作文題。去年11月，當我讀過夏老師的那篇訪談（夏中義、葉祝弟：《思想默存於學術：作為思想家的錢鍾書——答〈探索與爭鳴〉記者問》，《探索與爭鳴》2016年第10期）之後，很受震動，便私信於他，說：「夏老師：已拜讀，很受益！您所謂的暗思想、側闡釋、默存於學，對《宋詩選注》序文的詳細分析，等等，讓我很受啟發。在特殊的形勢和情境之下，知識分子如何言說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在今天尤其具有現實意義。以前我常舉的例子是巴赫金，現在又有了錢鍾書先生這個例子。以後我要把您的這個觀點帶到課堂上，介紹給學生，讓更多的人受益。」他則如此回復道：「趙兄不妨對巴赫金與錢鍾書在各自語境的特殊語式作平行比較，其味無窮。」這個題目很有誘惑力，我也有些躍躍欲試，但無奈分身無術，一下子還無法聚焦於此。等到開這個會議時才又想起，便開始惡補。我讀了一點《管錐編》，又讀了夏老師兩篇論文（《反映論與錢鍾書〈宋詩選注〉——辭別蘇聯理論模式的第三種方式》，《文藝研究》2016年第11期；《論錢鍾書學案的「暗思想」——打通〈宋詩選注〉與〈管錐編〉的價值親緣》），還帶著《宋詩選注》和孔金、孔金娜合著的《巴赫金傳》（東方出版社中心2000年版）上路。當我在飛往丹東的班機上讀到《巴赫金傳》中的這兩段文字時，我一下子明白巴赫金為什麼能成為一個偉大的思想家了：

在科研和教學活動領域，米·巴赫金遇到了殘暴的艱難年代，這種殘暴打斷了幾百年以來形成的民間生活和民間文化形式。他和他的同代人都親眼看到了那些後果誰也無法預料的社會實驗的施行。在這樣的環境之中，保持自己人的面貌，保持自己的內心自由遠非每個人都能做到，而米哈伊爾·米哈伊洛維奇卻做到了這一點。

即便是最熱衷於學術的官僚們從來沒有也不可能使米·巴赫金從他自己所選擇的立場上退下來，這些官僚們總是四處施號發令，而且總是濫用有關的黨委甚至似乎是人民本身（我們想起了在那個年代流行的說法，說「人民不理解」）賦予他自己的某些「權力」。當這些「活動家」認為我們的這位學者的思想存在較大的爭議，即超出了「常規」和明文規定的範圍時，巴赫金就面臨著兩條道路的選擇：要麼卑躬屈膝地遵循「指示」（那時這樣做的人數不勝數），要麼拒絕發表自己的研究成果。米·巴赫金選擇了後者，將作品「束之高閣」（就像在此情況下通常所說的那樣）。而且他這樣做並不是一年兩年，而是幾十年，比如，他的《弗朗索瓦·拉伯雷的創作與中世紀和文藝復興時期的民間文化》一書的手稿就在他的書桌上躺了25年之久（該書早在1940年就完稿了）。（19頁）

巴赫金傳

作者：（俄）孔金，孔金娜

出版社：東方出版中心

出版日期: 2000-06

定價: 22.00元

譯者：張傑，萬海松

巴赫金的選擇令人敬佩，但我更想說的是這次會議上夏老師贈我的大作：《百年舊詩人文血脈》（上海文藝出版社2017年版）。此書分內外兩篇，內篇凡八章，分別對吳昌碩、王國維、陳獨秀、陳寅恪、聶紺弩、王辛笛、葉元章、張大千其人其詩進行了深度解讀。當我讀到其中的一處文字時，我覺得很可能這就是夏老師進入舊體詩的研究路徑和解讀方法。他說：「一卷舊詩在握，起碼有兩種讀法：『學術的』與『非學術』的。對某家舊詩作編年史閱讀，當屬學術，但也可分兩種：一種側重詩人歷年寫了什麼？二是側重詩人為何這樣寫？前者是讀紙面文章，後者是讀紙背文章。故也可說前者是文獻學閱讀，後者是發生學閱讀。發生學閱讀固然是以文獻學閱讀為前提，但若不沉潛到詩人心靈深處去追問他何時何地為何這般寫（而不那樣寫）的心理動因，則發生學研究也就無從談起。這就意味著，從發生學角度去讀辛笛的《花下雜詩》（1973）和《病中雜詠》（1975），其實也就是將他這時段的『詩史』，當作『心史』來讀。」（215－216頁）如果我的理解不錯，這裡實際上說的就是「文獻－發生學」方法，而這種方法又是夏老師根據自己1990年代以來的研究心得提煉而成的「原創性總體思辨法則」，「其特點是須探詢對象於給定語境的學術著述所賴以生髮的直接心理動因，即嘗試用兩隻眼睛來考察學術史對象：當左眼在確認對象於文獻學層面寫了什麼及怎麼寫之同時，右眼應旋即透視對象於發生學層面為何這麼寫的內在緣由。此內在緣由（直接心因）往往微縮著對象的文化視野、知識結構、人格角色自期乃至對時勢的微妙態度。」（夏中義：《「文獻－發生學」方法與朱光潛學案》，《社會科學家》2014年第7期）記得2015年在蕪湖開會時，與會者就討論過「文獻－發生學」方法，而夏老師也贈我著作：《朱光潛美學十辨》（商務印書館2011年版），那應該是運用「文獻－發生學」方法研究的成果之一，但這本書我並未來得及細讀。這一次因讀《百年舊詩人文血脈》，又不時揣摩夏老師行文用筆、爬梳開掘之處，自認為對這種方法算是有點感覺了。用陳平原先生的話說，這種方法是不是要讀出研究對象「壓在紙背的心情」？

百年舊詩人文血脈

作者：夏中義

出版社：上海文藝出版社

出版日期: 2017-04

定價: 50元

ISBN: 9787532162208

《百年舊詩人文血脈》一書可圈可點處很多，我這裡只說一點零星感受。書中提及聶紺弩詩：「滿懷流水高山意，一片蒼松翠柏心。冬至襖冠爭蝶舞，夜深弓鋸共龍吟。」夏老師分析一番後說，此詩「不誇張，不虛妄，實在比郭小川1962年抵小興安嶺所寫的長詩《祝酒歌》高明得多」（154頁）。記得《祝酒歌》當年我是抄過背過的，夏老師如此點評，一下子讓我明白了郭詩的虛假。他還引王辛笛《中秋夜微雨無月代家人擬作》兩首七絕，隨後指出，「扶燈檢點檐前雨」之所以耐讀，一是大概可附麗於黃仲則的「一燈滋味異他鄉」，二是有可能使用了杜甫《月夜》的「背面傅粉」技法。但「與杜甫的『雲鬟玉臂』相比，辛笛的『扶燈檢點』更跡近於清水芙蓉，洗盡鉛華，詩味反倒悠長；而杜甫寫老婆的這組對仗，則有雕飾之嫌，近『作』。」（203頁）《月夜》我是能夠倒背如流的，卻從來沒意識到它有「雕飾」之感。夏老師的這番說法讓我心裡一震：果然如此嗎？我一時還轉不過彎來，看來我還得琢磨一番。

（夏中義，現任上海交通大學人文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中國美術學院南山講座教授；中國文藝理論學會副會長；英國劍橋大學訪問學者。曾任華東師範大學中文系教授，上海大學兼職教授。研究方向為20世紀中國文藝理論史案。著有《夏中義集》[6卷本，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17年版]等。）

但我承認，像聶紺弩、王辛笛等人，確實是把20世紀的舊體詩寫到了一個高度。讀夏老師的書讓我想起，前幾年球友張巨才老師曾送我三卷本的《聶紺弩舊體詩全編註解集評》（山西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記得當時就翻閱過一番，如今我想溫習，卻轉圈找不到存放它的地方了，只好在網上下載一本《聶紺弩全集》第五卷（武漢出版社）。而王辛笛的舊體詩，此前我卻從未讀過。多虧夏老師列專章分析，又不時引用其詩篇佳句，我才意識到它的凄美。「更與何人問暖涼，秋深廢井對幽篁。簪花屢卜歸期誤，未待歸來已斷腸。」（《鴛思》）——像這種詩，一唱三嘆，深情綿邈，是很有李商隱的韻味的（夏老師重點分析的便是王詩的「李商隱情結」）。記得在「舊體詩與知識者心靈史暨學術史」會議上，王辛笛的女兒王聖思教授發言時情理兼備，滔滔不絕，把會議推向了一個小高潮。她引阿赫瑪托娃的詩句「明朗的日子和空空的家」（《判決》，「我曾給劊子手下過跪，我的兒子，我的冤家」《安魂曲》，以此思考她父親那一代人的命運之變與精神之旅，讓我很受震動。她說：新詩是抒豪情立壯志的，而舊體詩則會讓感情變得含蓄、內斂。在非常的年代裡（1967－68年），我父親正是通過舊體詩，把一些更隱秘的感情植入其中，達到了抒情言志的目的。而舊體詩的好處是可以用典故，一般人看不懂……。

（聶紺弩（1903-1986）新中國著名詩人、散文家、「20世紀最大的自由主義者」（周恩來戲語），湖北京山人。曾用筆名耳耶、二鴉、簫今度等。 聶紺弩的詩作新奇而不失韻味、幽默而滿含辛酸，被稱作「獨具一格的散宜生體」。1986年於北京病逝。）

開會路上捧讀夏老師的書時我又琢磨起知識分子的言說問題，而王老師的一番話更是讓我意識到舊體詩、文言文的特殊功用。楊絳在《我們仨》中曾經說過，錢鍾書之所以用文言文寫《管錐編》，就是要讓那幫會抄家沒文化的紅衛兵看不懂。王德威在為夏書寫的序文中也說：「我們可以想像在極度困蹇的情況里，這些文人和知識分子如何引譬連類，藉此喻彼，歌哭之餘，找到自我安頓的方式。錢鍾書七十年代末重提『詩可以怨』，自然有深意存焉。」（5－6頁），這番話一下子說出了《詩可以怨》的紙背心情。如今，再加上王老師的這番解讀，舊體詩的功用則進一步坐實了。

於是余有嘆焉：學者文人如錢鍾書、王辛笛者，自幼浸淫於古籍之中，飽讀詩書，故其後或遇流離之難，或遭牢獄之災，心有鬱結，口不敢言，卻還能憑國學功底，寄情於舊體詩，藏身於文言文，此為不幸中之萬幸也。與之相比，我輩就顯得很沒文化了，其表徵之一是會寫五律七絕者已少之又少。不會寫舊體詩，不會做文言文，我們就失去了遣懷的通道，言說的出口。等到有一天我們不得不「非陳詩何以展其義，非長歌何以騁其情」時，這情該怎樣抒，這義又該如何展？是不是我們已只剩下了吐槽？

不能再往下說了，就此打住。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