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適與他仰慕的梁啟超

胡適與他仰慕的梁啟超

文丨張家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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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紀初，正是梁啟超最為燦爛的時光，其在日本橫濱主編的《新民叢報》和《新小說》，已在國人面前盡顯其「輿論驕子」的丰姿。他為自己開闢了一個「新民時代」，時當而立之年。很多知識青年都把他奉為導師而敬仰和崇拜，胡適便是其中最為典型的一位。

感覺到他的魔力

1904年春，只有14歲的胡適告別母親，由三哥帶著，走出徽州山村，來到上海梅溪學堂讀書。一次，先生所出的八股文題，難倒了天資聰慧的胡適，文章的題目是：「原日本之所由強」。「日本」是在天南還是海北，著實懵住了他，他只得向二哥求救，二哥給他找來許多參考書，其中便有《壬寅新民叢報編》。《新民叢報》中很多聞所未聞的信息，頓時吸引和滿足了他的好奇心和求知慾，他開始知道中國有個梁啟超。

少年胡適受《新民叢報》的思想啟蒙，眼界開闊、思想活躍，再也不是那種只知子曰詩云的讀書娃，開始激發出投入現實生活的參與感和感知外部世界的新鮮感，並自命為「新人物」。第二年，他由梅溪學堂轉入澄衷學堂，在這裡更是與《新民叢報》須臾不離。讀過梁啟超的文章後，他才知道世界上還有許多象孔子、孟子一樣的大思想家、大學問家，如，培根、笛卡爾、霍布士、斯賓諾莎、孟德斯鳩、盧梭、康德、達爾文等。

梁啟超自號「新民子」、「中國之新民」，所辦雜誌也叫《新民叢報》，其良苦用心是：改造愚昧、落後、保守的國民性，使中華民族成為「新民」，並視為「今日中國第一急務」，「苟有新民，何患無新制度，無新政府，無新國家。」胡適被《新民說》所深深打動，他在《四十自述》中說：

「《新民說》的最大貢獻在於指出中國民族缺乏西洋民族的許多美德。……他指出我們所最缺乏而最須採補的是公德，是國家思想，是進取冒險，是權利思想，是自由，是自治，是進步，是自尊，是公德，是生利的能力，是毅力，是義務思想，是尚武，是私德，是政治能力。他在這十幾篇文字里，抱著滿腔的血誠，懷著無限的信心，用他那枝『筆鋒常帶情感』的健筆，指揮那無數的歷史例證，組織成那些能使人鼓舞，使人揮淚，使人感激奮發的文章。其中如《論毅力》等篇，我在二十五年後重讀，還感覺到他的魔力。何況在我十幾歲最容易感動的時期呢？」

這一點野心

梁啟超的《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是胡適最愛讀的學術著作，那種用歷史眼光整理中國舊學術思想的治學方法，真正使胡適有一種「山重水複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的豁然開朗的感覺。由此，他「知道《四書》、《五經》之外中國還有學術思想。」遺憾的是，這篇文章僅做了幾章便輟筆了。儘管梁啟超後來又作了續文，但是，胡適讀後還是發現，「這一部學術史中間缺了三個最要緊的部分」。為續讀這缺失的三個部分，胡適耐著性子等待，竟然「眼巴巴的望了幾年。」

在失望之中，胡適暗暗許下心愿：「我將來若能替梁任公先生補作這幾章缺了的中國學術思想史，豈不是很光榮的事業？」於是，他開始作著充分的準備，「留心讀周秦諸子的書，」他對中國哲學史研究和撰述的興趣，便是此時確立的，用胡適的話說：

「這一點野心就是我後來做《中國哲學史》的種子。」

1917年8月，胡適應蔡元培的聘請，由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回國，任北京大學哲學教授，教授「中國哲學史」和「英國文學」，教授「中國哲學史」是他的強項，因為，他在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所作的博士論文 ，便是《中國古代哲學方法之進化史》，現在的講學便是這篇論文的翻版和補充。

胡適還在講學的基礎上完成《中國哲學史大綱》。1919年2月，這部《中國哲學史大綱》，經蔡元培作序，由商務印書館出版。《中國哲學史大綱》出版後，立即在學術界引起反響，竟在兩個月內再版，胡適因此而「暴得大名」，在中國學術史上佔有一席之地。

初見梁任公

1920年3月21日晚，梁啟超好友林長民在家招待梁啟超和胡適，這是他們的第一次見面，胡適日記僅寥寥數字：「宗孟（即林長民，作者注）宅飯」，「初見梁任公（即梁啟超，作者注），談。」雖然，這是他們第一次面對面的交談，然而，他們卻早已是「心有靈犀一點通」了。二年前，胡適撰《墨家哲學》時所表露的創作思路，便得到梁啟超的嘉許。胡適知道梁啟超對中國哲學頗有造詣，早有拜訪求教之意，1918年11月20日，胡適在來天津南開大學講學前，給梁啟超去信說：

「適近作《墨辯新詁》，尚未脫稿，極思一見先生所集材料；唯彼時適先生有吐血之恙，故未敢通書左右。近聞貴恙已愈，又時於《國民公報》中奉讀大著，知先生近來又復理文字舊業。適後日（十一月二十二日）將來天津南開學校演說，擬留津一日，甚思之懷，一以便面承先生關於墨家之教誨；倘蒙賜觀所集「墨學」材料，尤所感謝，適亦知先生近為歐戰和議問題操心，或未必有餘暇接見生客，故乞振飛先生為之介紹，擬於廿三日（星期六）上午十一時趨訪先生，作二十分鐘之談話，不知先生能許之否？適到津後，當再以電話達尊宅，取進止。」

此時，梁啟超正全身心地投入游訪歐洲，為在巴黎和會呼籲中國的獨立和主權的準備工作之中，不久，便動身離津出國，他們當然沒有時間相會。然而，對於《中國哲學史大綱》，梁啟超在其《清代學術史概論》中，還是予以肯定的讚許：胡適「用清儒方法治學，有正統派遺風。」

梁啟超結束歐洲游訪回國後，很快便與胡適相見，可見其心目中，胡適佔有著多麼重要的位置。自此，他們有了直接學術交流的機會。他讀完胡適的《墨辯新詁》手稿，便去信鼓勵，希望能早日整理出版。同時，還將自己的《墨經校釋》一書，交與胡適校閱，並請其作序。讀過胡適的序文後，梁啟超既對其治學方法予以辯正，又認真誠懇地採納他的一些意見，這點令胡適尤為敬佩，稱讚道：「這是先生很誠懇的學者態度。」

在此之前，他還讀過梁啟超的《清代學術史概論》稿，寫出心得和意見交與梁啟超。梁啟超在正式發表時，其中修改和補充的內容，都是胡適的心得和意見。胡適認為這本書儘管「亦有短處」，但是，在總體上還是一本「聰明的著述。」

不通人情世故的表示

他們之間的來往逐漸多了起來，可是，1922年3月5日，梁啟超在北大哲學社的一次講演，卻使胡適始終不能釋懷。這天，北大三院大禮堂內座無虛席，濟濟一堂。梁啟超要來北大講演，主題是：《評胡適的〈哲學大綱〉》，如此指名道姓、大庭廣眾的評點是非，且是在胡適任教的北大進行，看來也只有心直口快、全無世故的梁啟超做得出來。胡適當然心中不快，說：「這是他不通人情世故的表示，本可以不去睬他。」

梁啟超的講演分二天，每天二小時左右。胡適本不願參加，卻經不住好友張競生的勸說，於第二天前去旁聽。這是場饒有興味的講演會，梁啟超的批評言簡意賅、順理成章，那帶有濃郁粵腔的京語抑揚頓挫、餘音繞梁，令聽者無不聚精會神、沁入心脾，覺得梁啟超說的很有道理。

第二天，胡適當場答辯，短短的四十五分鐘內，他恰如其分地評說梁啟超的批評，指出：「中國哲學史正在草創時期，觀點不嫌多」。所以，梁的觀點具有存在的合理性。同時，又對梁啟超的一些觀點，予以不矜不伐、不蔓不枝的批評。於是，聽者又完完全全地為胡適的言說所打動。這場演說會，當時在北大傳為美談，聽者無不「如醉如狂」，胡適後來在日記上記有此事時，也說：「在大眾的心裡，竟是一出合串好戲了。」

我婉辭謝之

胡適的政治理念多多少少有著梁啟超思想的印記，尤其是《新民說》，幾乎影響著胡適的一生，文學革命、新文化運動等，都無一例外地荷載著思想啟蒙、改造國民落後性的使命。梁啟超所推崇的「西洋民族的許多美德」，更引起他的共鳴和響應，成為他畢生企求的「全盤西化」、「全盤世界化」的知音，所不同的是，梁啟超嚮往的是英國式的君主立憲制，胡適迷信的是美國式的民主共和制。

他們有著很多相似的政治主張，如，聯省自治、憲政政府、國民運動和塑造現代青年等。可是，在胡適的眼中，梁啟超等研究系一班人，畢竟是舊官僚出身，他不願和他們有直接的接觸和聯繫。

1920年8月27日，梁啟超等想發表一個關於憲法三大綱的聲明，胡適雖然亦有同感，然而卻沒有參加簽名，胡適在日記中記道：「他很想我們加入發表，我婉辭謝之。」

1922年5月，胡適在其所主編的《努力》周刊上，發表由他起草，蔡元培領銜的十六名校長、教授、博士簽名的《我們的政治主張》。梁啟超讀到這篇宣言後，對於胡適不通知他簽名，大不高興，當面嘲諷胡適有意排擠他們，甚至賭氣地說：「我一個人也可以發表宣言。」當時，兩人弄的很尷尬，倒是梁啟超的好友林長民爽快，當他們爭論時，便出來解釋說：「適之我們不怪他，他是個處女，不願意同我們做過妓女的人往來。」這話正中胡適的意，因為，他一直恪守在野的清白之身，怎麼也不願和這班政客涇謂不分。

我趕來遲了八小時

1926年以來，梁啟超的身體每況愈下，後來又被誤割右腎，更是無葯可醫、病入膏肓。這期間，他很想與胡適晤談，而胡適也更加喜愛他那「最和藹可愛，全無城府，一團孩子氣」的個性。可是，為商談庚子賠款的事情，胡適作為「中英庚款顧問委員會」中方委員，一直在歐洲、美國和日本遊歷。他是個大忙人，回國後又為重整新月社和中國公學的事而奔波。當他諸事料理完畢，要去看望梁啟超，方知梁啟超已是卧床不起、氣息奄奄了。

1929年1月19日晚9時許，胡適剛剛回到北京，便向好友任叔永詢問梁啟超的病情，任叔永沉痛地說：「你也許見得著他。」其實，梁啟超已於當日下午2時15分去世。第二天，他們看報才知梁啟超已成故人了，於是，胡適和任叔永、陳寅恪、周寄梅等立即往廣慧寺為梁啟超送行。胡適在向梁啟超的遺體告別時，心情尤為悲愴，他深為未能與梁啟超的最後晤談而負疚，回首往事，不覺潸然淚下，竟自言自語道：「我趕來遲了八小時！」在梁啟超的安葬儀式上，胡適所作的輓聯為：

「文字收功，神州革命。

生平自許，中國新民。」

多少天來，胡適一直思考一個問題，梁啟超為什麼「影響甚大而自身的成就甚微」呢？他認為，這是因為梁啟超「才高而不得有系統的訓練，好學而不得良師益友，入世太早，成名太速，自任太多。」他評價說，縱觀梁啟超的一生，「《新民說》可以算是他一生的最大貢獻。」可是到了晚年，梁啟超竟走上衛道的歧途，甚至鼓吹，「大乘佛教為人類最高的宗教；產生大乘佛教的文化為世界最高的文化」的謬論。他為其誤入人生的退境而扼腕嘆惜，胡適說，梁啟超如無此退境，其一生便更為完美，那麼，他所撰寫的輓聯則應為：

「中國新民，生平宏願。

神州革命，文字奇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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