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歷史的終結到美國民主的衰敗

從2016年美國大選可以看到,美國人一直引以為豪的自由民主,恐怕成了最大的輸家。這讓人開始思考,是不是可以宣告福山的「歷史終結論」的終結?或者說,「歷史終結論」已經踏上了終結的歷程?

2016年美國總統大選已經塵埃落定。毫無疑問,唐納德·特朗普是最大的贏家。不過希拉里·柯林頓卻不一定是最大的輸家；美國人一直引以為豪的自由民主,恐怕才是最大的輸家。

兩位總統候選人之間的醜聞比賽,足以讓世人對美國民主大跌眼鏡。美國本來是有著悠久競選歷史的民主國家、其總統也是世界上最強大國家的最高級別的公職,然而此次大選卻演變成了兩個候選人之間比誰更爛。這兩位候選人所提供的負面政治娛樂,可以說加深了美國民眾對選舉政治的失望和沮喪。對很多旁觀者來說,這樣的選舉只會動搖他們對美國民主的嚮往。

既然西方民主的旗艦已經如此墮落,是不是可以宣告「歷史終結論」的終結?或者說,「歷史終結論」已經踏上了終結的歷程?

歷史的終結

世人所熟知的「歷史的終結」,源於美國政治學者弗朗西斯·福山1989年在《國家利益》雜誌上發表的一篇同名文章。他認為,冷戰的結束不僅僅意味著以美國和蘇聯為首的兩大陣營之間意識形態對抗的結束,更意味著「人類意識形態演進的終點和作為人類最後的政府形式的西方自由民主的普遍化」。[1]在他看來,人類社會嘗試過無數種政治制度,包括君主專制、個人獨裁、軍人專政、法西斯主義、政教合一等等。然而歷史演進表明,以美國為代表的自由民主將是所有國家的必然歸宿。他的「歷史終結論」,被認為是自由民主的勝利宣言,為西方國家(尤其是美國)在全世界推廣自由民主提供了重要的理論基礎。

福山的文章發表後兩年,他的老師塞繆爾·亨廷頓出版了《第三波:20世紀後期的民主化》。儘管亨廷頓並沒有在此書中鼓吹「歷史終結論」(書後的索引里連福山的名字都沒有),但是在很多人看來,這本書從實證和政策的角度對「歷史終結論」進行了重要補充。更為重要的是,這本書似乎表明亨廷頓的思想已經發生了重大轉變,即從20世紀60年代宣揚威權政治到90年代推崇自由民主。[2]亨廷頓在書中有這樣一段經典之言,可以說是對民主最有力的辯護之一:「公開、自由和公平的選舉是民主的實質,是不可或缺的必要條件。由選舉產生的政府也許效率低下、腐敗、短視、不負責任或者被特殊利益所操縱,而且不能採納公共利益所要求的政策。這些特徵也許使得民主政府不可取,但並不能使得這種政府不民主。民主是一種公共美德,但不是唯一的美德,只有把民主與政治體制的其他特徵明確區分開來,民主與其他公共美德和罪惡的關係才能得到理解」。[3]無論是福山還是亨廷頓,都必須面臨一個共同的挑戰:如果以選舉為核心的自由民主的最終結果是「效率低下、腐敗、短視、不負責任或被特殊利益所操縱,而且不能採納公共利益所要求的政策」,那麼這樣的政治體制還能成為歷史的終結點嗎?

這並非一個假設性的問題,而是不少西方民主國家當前所面臨的嚴峻現實。法國經濟學家托馬斯·皮凱蒂的巨著《21世紀資本論》英文版在2014年出版後,立刻在全球範圍內引起轟動。該書通過大量翔實的歷史數據表明,不少西方民主國家正在經歷20世紀初以來最嚴重的貧富懸殊,而美國的貧富懸殊又是這些國家中最為嚴峻的。[4]就連最先提出「歷史終結論」的福山,也不得不承認美國民主已經嚴重變質這一現實。在福山的《政治秩序與政治衰敗:從工業革命到民主的全球化》一書中,他認為美國的國家治理能力從20世紀80年代以來日益減弱。該書的第四部分「政治衰敗」總共四章,其中有三章專門分析美國民主的衰敗:「法院和政黨所控制的國家」「國會以及美國政治的再家族化」以及「美國的否決民主」。[5]不難看出,福山所說的政治衰敗,主要是指美國民主的衰敗。福山恐怕沒有想到,25年後他面對的不是以美國為代表的自由民主的全面勝利,而是美國民主本身的全面衰敗。

自由民主與社會公平

要知道美國的民主出了什麼問題,首先要辨析民主這個概念。一說到民主,很多人首先想到的就是選舉。選舉固然重要,但它只不過是民主的要素之一,而不是唯一要素。[6]西方學界所說的民主,一般來說還包括個人自由、政府問責、法制、社會公平等等。美國或許是世界上個人自由得到較充分保障的國家,但是在社會公平方面,卻可能是西方民主國家中最糟糕的。

國家與國家之間的區別,不僅僅在於政治制度的不一樣(如朝鮮和韓國),或者發展水平的不一樣(如美國和中國),還包括社會公平的程度不一樣。社會公平不僅包括各個群體之間的平等(如種族平等和就業機會平等),也包括社會財富分配的平等。任何政府最重要的功能之一,就是通過稅收等政策工具重新分配社會財富,從而實現一定程度的社會公平。衡量一個政府的好壞,不僅僅要看總體經濟發展水平,還要看社會財富分配的平等。

《21世紀資本論》一書中,詳細描述了近十個西方民主國家在過去一百年的社會財富分配。皮凱蒂把這些國家分成了兩類,第一類是盎格魯—撒克遜國家,即美國、英國、加拿大和澳大利亞,第二類是歐洲國家(如法國和德國)和日本。從1910年到2010年,四個盎格魯—撒克遜國家的收入分配非常相似:收入最高的1%人群佔全部收入的比例在20世紀初達到最高點,然後一直平穩下降,直到1980年左右又開始急劇上升,並且在有的國家(如美國)已經接近20世紀初的水平。相比之下,在歐洲國家和日本,雖然收入最高的1%人群佔全部收入的比例也在1910年到1980年穩步下降,但是從1980年開始,該比例的上升幅度則遠遠小於盎格魯—撒克遜國家。

美國被廣泛認為是西方自由民主的代表,因此它的收入分配值得認真研究。皮凱蒂提供的數據顯示,1%的美國人所擁有的財富,在1810年佔全國總財富的26%左右,並在1910年達到了歷史最高點45%左右,此後明顯下降,但是在2010年仍然維持在35%左右。相比之下,在1810年的歐洲,1%的人擁有高達50%以上的財富,並在1910年超過了60%；此後該比例急劇下降,在1970年達到歷史最低點20%；到了2010年,這個比例上升到25%左右,不過也遠遠低於美國的35%。也就是說,美國的貧富懸殊在西方發達國家中也屬於例外。

一些具體數據更能說明當今美國社會正處於一個新的「鍍金時代」。紐約大學愛德華·沃爾夫(Edward Wolff)教授2012年的數據顯示,按照2010年美元計算,收入前1%的美國家庭,他們的年平均收入為130萬美元,而處於底層40%的家庭年平均收入只有1.7萬美元。與此同時,前者的平均家庭凈財產高達1600萬美元,而後者的平均家庭凈財產是負1萬美元。他的數據還顯示,在2010年,1%的美國家庭擁有35.4%的財產,而80%的家庭只擁有11.1%的財產。[7]

美國中產階級的困境

除了收入分配的嚴重不公平,美國民主的衰敗,還體現在中產階級的縮水。西方學界多年來的一個共識就是,占人口多數並且收入穩定增長的中產階級是民主的必要條件。美國學者巴林頓·摩爾有一句名言:「沒有中產階級,就沒有民主」(No bourgeois, no democracy)。[8]然而,儘管學界對中產階級的重要性有共識,但是在如何定義中產階級這個關鍵問題上卻沒有共識。絕大多數學者以家庭年收入來界定中產階級,認為中等收入家庭(或個人)就是中產階級,但是他們在如何界定中等收入這個問題上又存在較大分歧。[9]不管如何界定中產階級,在一個健康的民主國家,中產階級應該占人口的多數,並且他們的收入應該超過總收入的一半。然而,大量數據表明,美國的中產階級並非這樣。

皮尤民意調查中心在2015年12月9日發布了《美國的中產階級正在減少》的研究報告。[10]該報告對中產階級的收入是這樣界定的:以2014年美元為基礎並按照家庭人口進行加權,其下限為美國中位家庭收入的67%,上限則是中位家庭收入的兩倍。以三口之家為例,2014年美國中位家庭的年收入為6.3萬美元,因此中產階級的年收入就在4.2萬美元和12.6萬美元之間。低於中產階級下限的則屬於低收入階層,而高於上限的則屬於高收入階層。

該報告顯示,在成年人當中,1971年達到中等收入的為8000萬,而高收入和低收入總數為5160萬。也就是說,中產階級幾乎佔美國成年人口總數的61%。從1971年開始,中等收入人口的比例一直穩步下降,平均每10年下降2.5%。到了2015年,屬於中等收入的成年人有1.2億,而高收入和低收入加起來比前者多了500萬,後者已經低於50%。與此同時,中等收入家庭的收入佔總收入的比例在1971年為61%,但是這個比例在2014年已經下降到43%。然而就在同一時間段內,高收入家庭收入佔總收入的比例從29%激增到49%,而低收入家庭收入的比例從10%降到了9%。還有一點需要指出的是,在這期間高收入家庭的中位收入增加了47%,中等收入家庭的中位收入增加了34%,而低收入家庭的中位收入只增加了28%。

美國國家統計局在2016年9月發布的《2015年美國家庭收入和貧困報告》也反映了中產階級的沒落。[11]由於該報告並非專門分析美國中產階級的境遇,因此沒有對中等收入進行定義。此外,該報告把美國家庭按照收入進行五等分(quintile),因此無法對佔總數50%的家庭的收入進行分析。即使這樣,該報告的數據顯示,在2015年前,20%家庭的收入已經佔到了總收入的51.1%。相比之下,在1968年的時候,前20%家庭的收入只佔總收入的42.6%。即使我們擴大中產階級的數量,把它定義為介於收入最高的20%和收入最低20%之間的群體,那麼占人口總數60%的中產階級在2015年的收入只佔到總收入的45.8%,比1968年的53.2%下降了近8%。

普通美國人看美國的民主

社會不公平的日漸加劇和中產階級的日漸式微,並沒有引起普通美國人的注意。他們或許認為,美國的民主依然充滿了活力,並沒有走向衰敗。要了解普通美國人怎麼看美國的民主,可以從民意調查數據一窺端倪。

從1948年開始,密歇根大學的社會研究所在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的資助下,一直在總統大選年和中期選舉年(除了2006、2010、2014年的中期選舉)進行全國性、大規模、隨機抽樣民意調查,以了解美國人的選舉行為、政治態度、政策偏好、人口特徵等等。[12]這個橫跨60多年的系列調查,為我們了解普通美國人如何評價他們自己國家的政治體制,提供了寶貴的時間序列數據。

在多年的調查中,有三組問題從三個維度測量受訪者對美國政治體制的支持度。第一組的問題,涉及是否信任聯邦政府、政府是否是為了大多數人的利益、政府官員是否腐敗、政府是否浪費納稅人的錢。綜合受訪者對這些問題的回答,就可以得知他們對政府的總體信任度。調查結果顯示,在三個歷史時期,美國人對政府的信任度較高,即20世紀60年代中期、80年代中期和21世紀初期,而這三個時期的最高點分別為1966年的61%,1986年的47%,以及2002年的43%。從2002年開始,美國人對政府的信任度急劇下降,到了2008年只有26%。這麼低的比例,在此之前只出現過一次(1994年)。到了2012年,只有22%的美國人信任聯邦政府,創有史以來最低。從1966年的歷史最高點61%算起,美國人對政府信任度在46年里下降了近40個百分點,幾乎就是每年一個百分點。

第二組有兩個問題,測量的是政治效能(political efficacy),也就是一個人認為自己的政治行為在多大程度上能夠影響政府決策。一個問題是「像我這樣的人」是否對政府決策有影響,另外一個是政府官員是否關注「像我這樣的人」的政治訴求。在1984年之前的14次調查中,每次都至少有51%的美國人認為自己具有政治效能,並且有調查以來的最高點也是在這個時期內(1960年的74%)。相比之下,從1986年到2012年的12次調查,只有兩次超過了50%,即1992年的51%和2002年的61%。2002年之後,該比例一直下降；到了2012年,僅有36%的美國人認為自己有政治效能,幾乎接近有史以來的最低點(1994年的33%)。

最後一組的兩個問題測量政府的回應性(government responsiveness)。第一個問題是政府決策在多大程度上關注民眾的訴求,第二個問題是選舉在多大程度上讓決策者關注民眾的訴求。調查結果顯示,1966年有創紀錄的78%的受訪者認為政府決策反映了民意,而到了1982年,該比例急劇下降到了歷史最低點34%。此後該比例慢慢回升,在2002年達到了71%。但是到了2012年又降低到53%。這個比例表面上看不算低,然而在所有20次調查中,政府回應性低於53%只有四次:除了1982年,還有1980、1984和1988年,分別為51%、52%和51%。

政府的回應性危機,最明顯地體現在美國人對國會的評價上。國會是美國聯邦政府的立法機構,議員來自各個選區,按理說最能反映民意。然而,來自全國選舉研究的調查數據顯示,美國人對國會的支持率在2002年達到了有史以來最高點64%,此後直線下降,到2008年只有26%,已經低於之前的最低點(1992年的28%)。到了2012年,國會的支持率更是降到有史以來的最低點21%。

結 語

其實,早在皮凱蒂和福山之前,已經有大量美國學者的研究成果表明,美國民主正在經歷一場衰敗,其具體表現為貧富差距擴大、中產階級縮小、普通民眾對政府決策影響甚微、富人的政策偏好對公共政策有著顯著影響、普通民眾對美國政治體制的認同感越來越弱等等。[13]很多觀察者認為,2016年總統大選表明,美國的政治精英和民眾之間已經出現了嚴重的脫節(disconnect)。在共和黨內,沒有任何從政經驗的億萬富豪特朗普,高舉反自由貿易、反全球化、反移民三大旗幟,輕鬆擊敗其他建制派候選人。在民主黨內,年過70的桑德斯高舉民主社會主義的大旗獲得了選民的強烈支持,差點讓希拉里與民主黨提名失之交臂。[14]如果說2016年的美國大選有一個主旋律的話,那就是反建制。反建制就是反對現狀,反對兩黨主流精英多年來對選民利益的漠視,反對選舉之後「換湯不換藥」的局面。

因此,從某種意義上來講,特朗普的勝利其實是美國草根民眾的勝利,反映了「沉默的大多數」對美國民主現狀的失望和不滿。不過在很多政治精英看來,憤怒的美國選民似乎「病急亂投醫」,讓一個渾身充滿了「政治不正確」的候選人成為美國總統。福山在2016年11月份的一篇文章中這樣寫道:「更廣泛地說,特朗普擔任總統將標誌著一個時代的終結,在那個時代,美國對世界各地生活在腐敗威權政府統治之下的人們而言就是民主的象徵。」[15]

如果特朗普的當選代表著一個時代的結束,那麼他所帶來的新時代會是什麼樣呢?特朗普到底是「歷史終結論」的終結者,抑或是美國民主重新煥發活力的催化劑?只有時間才能給我們答案。

(本文來自《當代世界》2017年1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