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新政如何催化辛亥革命

改革是一把雙刃劍，改革不是革命的替代物，就是革命的催化劑。這一珍貴的歷史教訓，值得百年後的中國重新反思　　百年前的中國，武昌城中一起偶然的擦槍走火，竟然引爆了一場結束2000多年君主專制的辛亥革命。此前，晚清新政已經開展了十年，各種現代化舉措迅速推進，籌備立憲也在推進之中。革命黨人的起義屢戰屢敗，特別是辛亥年春天的黃花崗一役，喪失了眾多青年精英，同盟會陷入空前低潮。然而，誰都沒有料到，革命竟然在這一年發生了。辛亥革命與晚清新政有著怎樣的因果關係?回首歷史不難發現，改革是一把雙刃劍，改革不是革命的替代物，就是革命的催化劑。這一珍貴歷史教訓，值得百年後中國重新反思。權力與權威的雙重危機20世紀初的中國，清廷陷入了權力與權威的雙重危機。按照阿倫特(Hannah Arendt)的觀點，權力與權威屬於不同的範疇。權力是統治者支配和控制被統治者的能力，它可能是暴力的，也可能是柔性的。而權威則是一種被統治者所認同的、自願服從的統治，權威的表現形式可以是權力、制度、宗教或道德的價值符號，也可以是一種人格化的象徵。在傳統中華帝國體制中，作為天命在人間的代表，君主集權力與權威於一身，既是王朝的權力核心，又是帝國與天下秩序的正當性象徵。然而，到了晚清，發生了李鴻章所感嘆的「三千年未有之變局」。在權力層面，法國和美國革命帶來的民權至上觀念，直接顛覆了君主的專制權力，讓許多激進的士大夫和青年人相信，現代國家的主權不在於君，而在於民。在權威層面，從西方和日本傳來的立憲理念，讓不少中國有識之士意識到原來君主的權威並非最高，在君主之上還有更高的法則，這就是憲法，任何權力都要在憲政制度框架中受到限制。這就意味著國家最高權威的轉移，從人治型的君主轉向了法理型的憲政。由於權力、權威一體化的君主專制發生了危機，權力與權威也由此發生分離。當時中國的各種力量幾乎都希望有一場大變革。革命派與立憲派所抓住的，分別是權力與權威的兩端。革命派與立憲派的論戰，其實質不僅僅在於爭論應當在體制外革命，還是在體制內改良?更是爭辯兩套不同的新秩序方案。簡單地說，革命派關心權力的革命，立憲派在意權威的變遷。革命派相信，只要國體變了，人民推翻君主掌握了國家權力，由君主制變為共和制，便能帶來民主共和的新秩序。立憲派則更重視國家如何統治，是否按照憲政的原則統治，至於共和政體，還是君主立憲政體，則是次要的問題。只要確立了憲政原則，即使保留了君主制，國家的權威也會從君主轉移到憲法。換言之，這場論戰是一場民主與憲政之爭。民主與憲政之間一向存在張力，因為前者關乎權力，後者關乎權威。民主涉及某一具體的統治權力(某個朝廷或政府)的正當性問題，即統治者是否得到人民的授權，其施政是否符合被統治者的利益和願望;而憲政涉及某一政治共同體的根本的、長時段的正當性問題，即什麼樣的共同體組成原則和制度方式是可以被自願接受的，是合乎統治者和被統治者共同意志的。後一種正當性在於公共權力的權威，亦即是否符合共同體成員公認的「法」。這裡所說的「法」，在傳統社會往往表現為「神法」或「天理」。到了近代，則轉換為某一政治共同體的根本大法——憲法。革命派迷戀共和，崇拜民主，他們堅信只要建立了共和政體，權力掌握在人民手中，憲政大可緩行一步。例如，陳天華強調「欲救中國惟有興民權改民主，而入手之方，則先之以開明專制，以為興民權改民主之預備」。陳天華所說的「開明專制」，與孫中山後來設計的由革命黨獨攬大權的「軍政」「訓政」同義。只要政權握在代表人民的革命黨人手中，便近可解決「救亡」問題，遠可走向民主的理想烏托邦社會。在晚清思想界，革命已經成為風靡一時的時代狂飆。無名小輩鄒容的《革命軍》甫一問世，便洛陽紙貴。作為立憲派思想領袖的梁啟超，也不敢完全站在革命的對立面，而是將立憲稱之為一場「政治革命」，以此與革命派的「種族革命」相對抗。梁啟超指出，專制與非專制的區別，不在於有無君主，是否民主共和，而在於有無憲法，是否實行憲政。在革命派看來，只要通過革命實現民主共和，專制就一去不復返。但梁啟超從法國革命的歷史教訓中發現，民主也同樣會造就民粹專制。比民主更重要的是憲政，避免專制的關鍵在於按照憲政制衡權力，為政治秩序建立一個新的權威——憲政權威。與革命派相比，立憲派對於共和政體充滿了憂慮，不是他們反對共和，而是擔心缺乏憲政的共和政體會以人民的名義執行新的專制。梁啟超指出，古代羅馬和近代法國的歷史表明，革命之後，社會紛亂，除非出現強大的主權，否則不能恢復秩序。亂世之中，國民厭棄自由，進而渴望「假軍隊之力，攬一國之實權」的篡權者上台，於是，民主專制政體應運而生。在民主專制之下，憲法徒具一紙空文，議會只是尸位素餐。然而，專制政體久而久之亦失人心。除了再革命之外，別無他途。於是，國運處於不斷的治亂循環之中，萬劫不復。梁啟超的這番危言，最早發表於1903年。兩年後與革命派論戰時，又強調了一遍。然而，他的那些血氣方剛的年輕對手們，從汪精衛到胡漢民，對革命充滿了膜拜之情，對共和前景也充滿了烏托邦想像，如何聽得進去?果然，民國建立之後的諸多變局，讓梁啟超的警告不幸而言中。不過，梁啟超進入民國之後也成為共和政體的擁護者，因為他深知，從共和制回到君主制的代價過於高昂，國人無法承受。新政引發的「參與爆炸」1901年以後，清廷希望以立憲保證君主制度的延續，開始推行新政，社會各方面都因此發生巨變。新政是一種改革，但改革是一把雙刃劍，改革如果成功，將替代革命，假如半途而廢，則將誘發革命。作為現代化的改革，新政是前所未有的資源再分配過程。社會資源和政治資源都面臨著重新布局和再分配。早在鎮壓太平天國之後，地方勢力就已經日益坐大，而在新政中，各種力量更是迅速崛起。到了1906年清廷宣布預備立憲之後，從袁世凱的北洋實力派到各省主張君主立憲的地方紳士，以及民間的激進勢力，形成了一個「參與爆炸」的局面。「參與爆炸」最容易引發革命，這時本應迅速建立一個能夠容納政治洪水的池子，疏導各種力量到裡面去和平競爭，憲政本來就是這樣一個池子，一個消弭革命的安全閥。日本明治維新之後，也曾經一度「參與爆炸」，民權運動、武士叛亂、地方民變風起雲湧。日本統治階層通過頒布憲法，召集國會，將各種政治勢力導入國會，及時穩定了局面。雖然明治時期的憲法非常保守，卻有效地避免了革命。相比之下，晚清新政並非真正意義上的政治改革，而只是韋伯(Max Weber)所說的非政治的「合理化」改革。新政讓整個社會結構適合現代化的發展，使國家管理服從工具理性的效率法則。但是，新政將北洋實力派、地方紳士和民間激進勢力從舊體制的瓶子中釋放出來，卻無力造就一個新體制，將其收入憲政的池子。於是，新政不僅沒有代替革命，反而成為革命的催化劑。周錫瑞在《改良與革命》一書中指出，精英階層在新政中撈足了好處，利益大大擴張，但新政帶來的苛捐雜稅和通貨膨脹，卻要讓底層社會來承擔。廣大民眾成為改革的犧牲品，他們普遍對新政不滿，形成了一股不可小覷的情緒，讓民間的革命力量悄悄醞釀發展。同時，地方士紳的政治參與也由於1909年通過選舉產生的各省咨議局而得以組織化，在體制邊緣形成了一股正式的、合法的政治力量。他們不滿清廷九年後立憲的遠期承諾，發起三次請願運動，要求立即召開國會。而體制內部以袁世凱為首的北洋實力派既是新政的推動者，也是在新政中獲得了最大好處的利益集團，他們在新政中日益坐大，掌控了國家軍事、經濟命脈，尾大不掉。在「參與爆炸」的歷史關頭，清廷敢於搞新政，卻沒有勇氣開放政權，面對日益高漲的參政壓力，最後倒行逆施，推出皇族內閣以壟斷權力。這激怒了所有被新政動員起來的政治力量，不僅民間的激進勢力，即便是溫和的地方士紳和體制內的北洋勢力，也因此胸懷異心，謀求突變。正如亨廷頓(Samuel P. Huntington)所說：「革命必定意味著許多集團都對現存秩序懷有不滿情緒。革命是社會『多方面功能失調』的產物。」當被動員起來的諸多社會勢力渴望參與政治，而現存制度又沒有能力為其進入權力中心提供渠道的時候，革命就不可避免了。重建憲政權威比權力易主更重要當清廷陷入權力與權威雙重危機的時候，本來是有機會保住自己的權威乃至部分權力的，亦即在建立以憲法為核心的國家權威的同時，將君主製作為國家人格化象徵的權威。然而，清廷拒絕了這一選擇，轉而以皇族內閣壟斷權力。直到武昌起義發生，各省紛紛宣布獨立，它才如夢初醒，答應立即實行召開國會，實行虛君共和，但已為時晚矣。在三股主要的社會力量中，民間激進勢力與北洋實力派的態度非常明朗，都有對清廷「取而代之」的雄心。值得注意的是以張謇為代表的地方士紳階層，他們自從1901年清廷推行新政以來，一直在尋找安定中國的核心。這個核心最重要的不在於是否具備法統上的權威，而是擁有安定全國的實力。革命興起之後，清廷被迫公布「十九條信約」，宣布立即實行責任內閣、頒布憲法。這似乎不失為一條由虛君共和走向民主憲政的明智選擇。身在海外的梁啟超在比較世界上各種政體的利弊之後指出，虛君共和「未敢為最良之政體，而就現行諸種政體比較之，則圓妙無出其右者矣」。因為虛君共和雖然保留了清帝為君主，但只是作為國家的象徵性權威，而且其權威不再來自天命，而來自憲法。國家的權力轉移到了議會以及由議會選舉產生的內閣。這種英國式的虛君共和雖無共和之名，卻有共和之實，而且可以引導各種政治勢力在憲政架構內和平競爭。然而，張謇等地方士紳所重視的，不是制度性權威的和平演進，而是如何建立一個安定全國的權力中樞。這固然也是出於「救亡」的考慮，擔心缺少這一權力中樞會導致列強趁虛而入，瓜分豆剖。過去他們將目光投在清廷身上，如今轉向了北洋實力派領袖袁世凱，在共和的名義下導演了一出「非袁不可」的斡旋戲。在複雜的談判角力之中，民間激進勢力、地方士紳和北洋實力派對權力分配的考量，遠遠超過對於重建憲政權威的關心。在他們看來，權力永遠比權威更重要。於是，一次重建權威的歷史性機會喪失了。百年前的辛亥革命，創建了新的政治共同體，卻沒有同時創建共和政體所賴以存在的正當性基礎——憲政。辛亥革命之後，軍閥混戰繼之而起，革命接踵而至。權力歸屬問題始終壓倒權威重建問題。一個世紀之後，中國依然承受著歷史留下的複雜遺產。許紀霖為華東師範大學歷史系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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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回復：晚清新政如何催化辛亥革命革命是解決問題的最後的手段，是沒有辦法的辦法。革命爆發是清王朝改革失策的結果而不是原因。說簡單點革命是不是比改革好很難說，但是清王朝那樣自私的政權是一定會倒台的。用戶：空空如也 發表於：2011-7-30 22:31:42支持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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