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話余世存——家風是什麼,取決於你自己

齊魯晚報:您在寫這本書時,把如此多的豪門世家組合起來,希望傳遞一個什麼信息?　　余世存:我希望傳遞三層信息。首先是傳統中國家族的宗親倫理,對因果觀念、禮義廉恥的尊奉。第二是傳統家族如何向現代社會轉化。第三是普通家族如何進入世家行列。畢竟名門望族傳下來的已經很少了,現在中國家庭,都是普普通通的兩代同堂,頂多三代同堂,想借這本書證明一下,普通人家能不能成為社會的棟樑,像榮氏家族說的「一人有餘顧一家,一家有餘顧一族,一族有餘顧一村」。　　齊魯晚報:您的書中提到的多是名門望族,類似蔣家、宋家在當時均掌握了大量的社會資源,很多普通人可能會認為,他們的家教、家風與一般人相比必然會不同,借鑒意義不大。　　余世存:像宋耀如和盧作孚都是窮苦出身,所以我們不要看民國那些人有資源,他們很多人是在一窮二白的基礎上打拚起來的。我希望讀者還是要跟自己參照,比如對因果的態度、對傳統的態度,我覺得這些都是我們應該公認的東西,如果能在自己家身體力行更好。我們現在經常講,中國的現代化是被推著走的,它雖然有其自身的秩序,但缺乏傳統家族的倫理秩序。我希望讀者能從這些家族中有所借鑒。　　齊魯晚報:名門望族到了現代社會面臨向平民化轉型的時候,有些可能是政治原因,有沒有主動轉型的?轉型給他們帶來的衝突是否劇烈?　　余世存:我只能猜測,但我認為蔣家是主動的,蔣家在第三代男丁幾乎都夭折的情況下,第四代、第五代逐步退出政治舞台。我覺得在現代社會立足,做一個公民,做一個普通人,可能更安全,也不累。　　齊魯晚報:一些大的家族特別重視家教家風的傳承,子女的職業選擇也更多樣化一些,和現在我們常見的「二代現象」差別很大。您如何看這種差別?　　余世存:我在一次接受採訪時說過,現在的有錢人教育子女,不該再讓他們學有用的東西,而是去學點無用的東西。在這些老闆眼裡什麼是無用的?讀書無用。那就讓他們去讀書。我們現在有個毛病,教授想辦法讓孩子繼續干教授,演員讓子女繼續當演員,醫生想辦法讓自己的孩子繼續干醫生,都搞這種職業世襲、行業世襲。把國家利益部門化,部門利益私人化,私人利益世襲化。其實在外國,不是這樣的。　　齊魯晚報:現在很多人在談我們為什麼「富而不貴」,您如何看?　　余世存:因為現在在富人身上看不到文化的影子,看不出文化的積澱。　　齊魯晚報:但像宋耀如、盧作孚,他們自己雖沒有多少文化,但對子女的教育特彆強調文化的作用。　　余世存:這其實是傳統中國人或者是有中國文化積澱的人的一種態度。他覺得在這個世界上,不是官本位、財富本位,而是對文化本身的尊崇,這就是「文化中國」的力量。不管你在這個世界上多有地位,多有錢,最終要在文化里一爭高下。過去有一句話,一代講吃,二代講穿,到第五代才能講出文章來。其實我們的文化人也面臨這個麻煩,雖然我們學到了文化知識,但我們最基本的文化積澱是不足的,我們太急功近利地去追求眼前的東西。　　齊魯晚報:現代社會維持傳統家庭關係的紐帶似乎不是很牢靠,傳統的家庭關係是否也在遭遇挑戰?　　余世存:在傳統社會,家幾乎是唯一的皈依,葉落歸根就是這個意思,所以大家不願意漂泊。但現在中國是個移民社會,流動性非常大,何況我們又被納入了全球化的體系,所以傳統的宗親倫理已經不是中國人唯一的皈依地與情感的歸屬。現在中國人的宗親倫理意識在擴大,擴大到我們對朋友、對陌生人的感情里了。傳統中國人的交往不超過親友,但我們現在幾乎只在節日時和親人有聯繫,我們日常的交流就是朋友圈,比如微信的朋友圈。朋友填補了傳統宗親淡化的空白,未來家族的傳統不一定會消亡,但不會是一個人安身立命唯一的認同。　　齊魯晚報:現在很多人談家風、家規時,常常給人一種感覺,就是特彆強調規則或是「父權」的意志,有一種束縛感。　　余世存:很多人認為家風家教是一個客觀的東西,是固定的,有絕對價值的,不容挑戰的權威。我的感受是,傳統中國家庭要向現代社會轉化,家風應該是多方的共同產品,是幾代人互動的產品,不能說一個人是家風的產物。這就是說:傳統是什麼,取決於你自己；家風是什麼,取決於你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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