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擔當：全球化的新興旗手

當世界需要中國承擔與國力相稱的國際責任時，中國不僅不缺席，而且主動而為，展現出負責任的獨特新興大國應有的國際擔當。

全身密布金融基因的英國人曾預測，21世紀上半葉，全球金融體系變遷過程中可能釋放的最大紅利，當屬人民幣國際化。

英國人這句話背後的邏輯大概是：隨著中國不斷提升製造業競爭力，擴充貿易邊界，提升貿易價值鏈，代表著中國工業化和金融開放與發展成就的人民幣，不僅在既有的國際貨幣秩序中獲得了體系性的承認，而且將逐步釋放中國經濟發展的國際紅利，且這些紅利對於發達經濟體而言也是至關重要的。

世人注意到，當世界需要中國承擔與其國力相稱的國際責任時，中國不僅不會缺席，而且主動而為，展現出作為負責任的獨特新興大國應有的國際擔當。

歷史賦予中國獨特使命

今年年初，國家主席習近平在瑞士達沃斯出席世界經濟論壇2017年年會開幕式並發表主旨演講時指出，要堅定不移發展開放型世界經濟，在開放中分享機會和利益、實現互利共贏。不能一遇到風浪就退回到港灣中去，那是永遠不能到達彼岸的。

其時，作為全球首席經濟與金融強國的美國，沒有成為論壇主角。有海外媒體稱，越來越多的人期待中國擔當起「負責任的領導角色」。但是，正如英國《金融時報》所說，由於特朗普公開宣揚的保護主義攻擊了達沃斯的核心前提——國際貿易和投資，因此，世人有理由擔心達沃斯論壇所代表的世界觀可能正遭受強烈的衝擊。而各國領袖與有實力參與主體究竟在未來十年乃至更長時間裡如何重塑全球合作、重振經濟增長、改革資本主義以及應對第四次工業革命，至少到目前為止都還在探索之中。

環顧今日世界，除中國之外沒有第二個國家願意或能夠拿出應對21世紀人類發展的負責任的行動方案，而中國客觀上還是發展中國家，本身也面臨著相當吃重的發展任務。這與二戰結束之後美國在全球財富版圖上一家獨大的地位不可同日而語。因此，中國在關乎21世紀人類共贏發展的關鍵問題上的作為，更展現出負責任新興大國的寬廣胸懷、國際責任感與行動能力。

國際金融危機爆發的十年間，全球實際經濟增長指標低得可憐，有效經濟增長乏善可陳。發達國家經濟實力的相對下降，給全球公共產品供給帶來困難；另一方面，隨著地區乃至全球經濟協調機制的缺位，對全球公共產品的需求卻在不斷上升，這使全球公共產品的供求矛盾日益突出。

對現存的國際經濟秩序而言，具有美國範式特徵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等國際經濟組織，儘管在過去70餘年間在促進全球金融秩序穩定和發展援助方面發揮著一定的作用，但本質上服務的偏向，令其在角色空間上離真正意義的全球公共產品相去甚遠。

為新興經濟體提供轉型樣本

以中國為代表的新興經濟體在過去30多年裡的經濟崛起，正在改變世界經濟版圖。回望30多年前，當中國經濟總量不足美國的十分之一、日本的四分之一時，美日等國在經濟領域裡沒把中國放在眼裡。

但在過去30多年裡，中國以現代經濟史上所僅見的改革開放力度，釋放發展動力，加快融入世界，並在人口紅利、「入世」紅利以及國際產業轉移紅利的驅動下，以年均超過8%的經濟增速將本國經濟規模從不足4千億美元做大到超過10萬億美元，如今中國的名義GDP已相當於日本的2倍，而在2009年，中日經濟規模還大體相當。

中國近年來取得的經濟進步，表現在體量擴張上的特徵明顯。快速發展也令短板快速顯現，其中就包括「效費比」相對較低。依據世界銀行的數據，中國在2011-2014這四年間，投資（或曰資本形成）佔GDP的比重，分別為47%、47%、48%、46%。而2014年，投資佔GDP的比重，美國和德國均為19%，日本為21%，韓國為29%；同為新興經濟體的俄羅斯和巴西為20%，印度較高，為32%。這說明中國經濟增長對投資的依賴仍然較大。

整體而言，今日中國經濟面臨的諸多複雜難題，是此前經濟未能完成戰略轉型付出的邊際成本。唯有以知識為基礎，以技術創新抑或技術革命為源動力的經濟增長，才是持續有效的經濟增長。

全球迄今為止的經濟發展史上，只有美國和中國將經濟規模做到10萬億美元以上。在中美兩國都面臨各自經濟深刻轉型的背景下，代表新興經濟體的中國，既要穩住中速以上增長預期，更要通過換血式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與全面創新驅動經濟邁向內生性增長道路。毋庸置疑，這將是21世紀上半葉全球經濟最具指標意義的發展範式轉換，將為廣大新興經濟體提供高質增長轉型樣本。

融入世界體系並成為公共品提供者

從時間軸來看，中國以加入WTO為標誌全面融入全球貿易與金融體系以來，大概經歷了三個發展階段：一是在2001年到2006年的「入世」過渡期內，中國主要從適應國際規則開始，通過全面嵌入到全球產業與貿易價值鏈中，充分發揮國內國外兩個市場的聯動作用，迅速做大貿易蛋糕，並利用2003年至2006年的全球經濟發展黃金期所釋放的諸多紅利，顯著提升了製造業的國際競爭力，大大縮小了中國與全球主要經濟體在實體經濟領域的差距。

二是在2007年至2012年的全球經濟動蕩期內，中國對內整固經濟，對外切實維護在全球價值鏈的核心利益，並通過發展戰略新興產業，加快資本市場的改革和推動中國企業走出去，等等，為搭建中國產業與金融資本的全球資源配置體系做好相應準備。這段時期既是中國經濟從過去高速增長周期向中高速周期切換的過渡期，亦是擁有相當資本積累的中國，致力於激活民間營商稟賦，有效提高金融要素配置效率，著力提升技術進步，進而對外釋放經濟發展紅利的五年。

三是2012年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在冷靜分析國內外經濟與金融形勢，洞悉全球金融競爭與產業變遷趨勢的基礎上，作出了對內全面深化改革，清理多年來經濟發展沉痾，推動經濟戰略轉型，對外啟動區域互聯互通，促進貿易便利化，打造多邊合作共贏平台等重大決策。在致力於加快推動中國由貿易與製造業大國向產業與資本強國轉變的同時，以「一帶一路」建設為抓手，將中國的發展優勢與周邊和廣大發展中國家的需求緊密結合，鍛造立體化的區域與全球互利合作新模式。

可以說，這是自全球工業化以來，發展中國家第一次作為公共產品的新供給者，承擔起推動全球經濟發展的重任。

中國作為新興經濟體中的大國，有意願為區域乃至世界提供更多公共產品。中國牽頭成立金磚國家新開發銀行與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設立絲路基金，在落實「一帶一路」倡議中陸續拿出具有可執行性的經濟金融產品與服務清單，並非為了主導構建什麼「新布雷頓森林體系」，而是基於踐行中國倡導的建立「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新理念，站在發展中國家的角度，以基礎設施建設為突破口，謀求共商、共建、共享、共贏發展。

世人注意到，包括美日主導的亞洲開發銀行、歐洲投資銀行、歐洲復興開發銀行等重量級多邊金融機構，近來與亞投行頻頻接觸，展現出與亞投行之間的項目對接與深度合作意願。其中，歐洲投資銀行對氣候應對與環境治理項目合作尤感興趣，歐洲復興開發銀行明確表示將與亞投行在中亞地區合作推動數個基礎設施項目的融資，亞洲開發銀行也積極尋求與亞投行的項目合作。

可以說，定位清晰、目標明確的亞投行和金磚國家新開發銀行，其卓有成效的籌備工作以及開業以來在項目開展與對接國際機構方面的高效表現，已在全球金融公共產品體系中初步形成了一定的聲望，凸顯中國在機制設計與組織運營中的勤勉努力與後發優勢。

從歷史發展的邏輯來看，任何一個新興大國，要將本國綜合國力的一部分轉化成國際經濟體系重要擔保人的角色支撐，必須通過參與尤其是積極主導建立相關的國際經濟與金融體系來實現，美國在1944年主導成立的布雷頓森林體系即是明證。直到今天，美國依然視布雷頓森林體系為美國對全球最為重要的貢獻之一。

發育為全球經濟體系擔保人

亞投行和金磚國家新開發銀行在國際金融體系中的坐標能否獲得實質性提升，取決於中國作為主要發起國的行動力與協調力，有賴於各成員國的互助合作，當然，也離不開中美在國際金融產品供給體系方面的合作性博弈。

實力成長決定國家行為空間，中國已是全球首屈一指的外儲大國與貿易大國。而從國際經濟秩序變遷史來看，中國在初步完成工業化和初步建成相對完善的金融服務體系後，其在國際經濟秩序改革中的訴求就不僅僅是一種被動適應，而是基於已有的經濟力量，積極尋求參與國際經濟話語體系建設甚至重建話語體系，包括向世界提供公共產品。

從這個角度來說，以亞投行為代表的跨區域制度安排，標誌著主要新興經濟體的決策者們為了擺脫既有國際經濟體系的利益鎖定，通過主動創設並拓展服務於國家利益的多邊合作平台，以國際共識、對話機制和多邊協議消除分歧，促進商品和資本的自由流通，從共享中獲取利益，在積極提升既有全球經濟分工體系話語權的同時，也在嘗試參與承擔全球經濟與金融體系擔保人的角色。

眾所周知，美國自1944年以來所扮演的全球經濟體系最後擔保人角色，除了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等顯而易見的機制化霸權體系之外，背後所依仗的主要有兩個力量工具：軍力和金融。前者蘊含的是對高科技領先優勢的長期把持，後者則是強大製造業、全球貿易高邊疆和金融定價權的有效整合。因此，現代金融絕不僅僅表現為銀行、證券、債券和貨幣的體系化存在，而是對一國科技、產出、創意以及國際協調力與領導力的全面萃取。而自布雷頓森林體系以來，無論是日本還是歐洲，都由於在上述綜合競爭領域存在某些軟肋，加上地緣政治的約束，最終無法成長為全球經濟體系的擔保人。

金磚國家新開發銀行和亞投行的成立與運用，正是以中國為代表的新興經濟體，在優質產能全球化配置、可複製的商業模式設計、金融服務的區域和全球化搭建以及國際協調動員能力方面取得的突破性進展。

上述國際公共產品發展取得預期成功，可呈現給世人的是新興經濟體完全可以也能夠向國際公共產品體系提供更多的功能服務，並逐步發育成為全球經濟與金融體系擔保人。

帶領全球化走出「公地悲劇」困局

如果從全球經濟競爭與格局變遷的視角觀察，最近幾年，全球化退潮，蓋因過去扮演著經濟全球化重要動力的發達國家，面對新興經濟體的實力成長以及參與全球經濟治理變革意願與能力的增強，表現出的不適應性。自工業革命以來長期傲視全球的歐美產業與金融資本，當其發現來自新興經濟體的跨國資本越來越成為全球資源配置的重要參與主體時，同樣表現出不適應性。

儘管西方主流財經媒體仍然認為美國企業是全球化的主宰，並稱最優秀的美國企業早已擅長跨國界管理以及將資源配置至可產生最高收益的地區。但他們同樣承認：即便蘋果在美國建廠、向美國工人發美國水平的工資，也需要很長時間才能達到其在中國與合作夥伴所能達到的製造速度、精度和靈活性。這還是在假定中國合作夥伴不再提升水平的情況下。

其實，換個角度觀察，自中國加入WTO以來逐步形成的中美產業分工格局，除了有其相當合理的一面，實際上是一種利益共享機制。而在這種利益共享機制中，中國顯然不是佔優勢的一方，在以蘋果為代表的全球產業鏈分工格局中，中國儘管獲益不少，但仍是不折不扣的下游打工者。如果美國連組裝價值鏈都要留在國內，與現代經濟規律相背離，對美國的產業資本而言，恐怕既不現實也不經濟。

而所有理性的市場主體都應明白：在科技不斷進步的條件下，全球範圍內的市場重構與財富分配同樣是不可避免的，基於要素自由流動和交易成本節約的全球化內生動力是很難遏制的。當今世界，沒有任何國家、任何企業可以無視產業鏈、供應鏈、服務鏈乃至價值鏈的互相連接，沒有任何資本力量和國家力量能夠通過構築各種壁壘阻擋全球要素的合理流動。換句話說，西方國家政客們可以通過短期的政策調整來滿足某些利益團體的行為偏好，但要僅憑一己之力就想讓全球化發生逆轉，是完完全全不可能的。

作為有著「人類命運共同體」責任感的獨特新興大國，中國有責任也有能力最大程度團結與引領全球化參與主體，推動資本、技術與相關要素流動，構建利益共享機制，持續釋放全球化紅利，帶領全球化走出動力結構的「公地悲劇」困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