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年考古實證「中華五千年文明」 良渚文化向世界述說「遠古中國」

　　「中華文明上下五千年」，這已成為形容中國歷史悠久的「口頭禪」。但你是否想過，當外國友人問你中華五千年文明的證據時，你該如何回答？

　　「在考古學界，說良渚遺址是中華五千年文明史的實證，已經沒什麼異議了。」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長、良渚古城發現者劉斌說。

　　國家文物局如此定位良渚遺址：良渚是實證中華五千年文明史最具規模和水平的地區之一。在劉斌眼裡，「良渚遺址就是中華五千年文明史的實證。」

　　2016年3月，良渚遺址的考古人員又宣布了一項重大發現：良渚古城外圍水利系統。這一發現進一步證實了良渚文化已經進入文明階段，同時也把中國的水利史從大禹治水向前推進了1000年。

良渚古城北城牆

良渚古城結構

　　「徹底邁過文明的門檻」

　　「1986年以前，良渚文化基本是一個默默無聞的存在。1986年發現反山王陵之後，提出了良渚文化已到達文明的曙光；1996年，反山王陵、瑤山祭壇、莫角山宮殿區都已經出土，對於良渚文化的定位開始在文明曙光和實證之間猶疑，算是踩在了門檻上；2007年古城城牆發現之後，就徹底邁過文明的門檻了。」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員、莫角山宮殿區發現者之一趙曄說。

　　「良渚文化的第一個節點是1936年施昕更（編者註：西湖博物館職員）的首次發掘。」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員、良渚古城外圍水利系統考古領隊王寧遠說，「但是施昕更當時挖掘的只有陶器，沒有玉器。從清朝開始，人們通過非考古的途徑已經挖出了很多屬於良渚文化的玉器，但是當時人們都認為這些玉器屬於周代或漢代的，不會和良渚文化聯繫起來。」

　　對良渚玉器認知的改變發生在上世紀70年代。王寧遠說：「1973年，蘇州草鞋山遺址挖出了一個墓，墓中良渚的陶器和玉器是在一起的，這就證明這個玉器是屬於良渚文化時期的了。」

　　良渚文化的第二個節點是1986年杭州良渚遺址區內反山王陵的發現。趙曄表示，良渚文化開掘80年以來，蘇浙滬地區沒有一座墓的規格超過反山王陵。最核心的證據表現在玉器上的紋飾，「比如完整的神徽，百分之六十的神徽都出在反山墓里，這裡葬的不是開國君王就是最重要的一代王。」

　　1986年之後，考古工作者們意識到杭州良渚是良渚文化中最核心的區域，工作重心也開始轉移至此。1987年，瑤山祭壇被發現；1991年，匯觀山祭壇被發現；1992年，莫角山宮殿區被發現。上世紀90年代中期，餘杭區政府在良渚、瓶窯兩個鎮區域內划出了一個42平方公里的遺址保護區。

　　反山王陵出土之後，關於良渚文化是否進入文明的討論就開始了。王寧遠分析說，「城牆沒出來之前，對良渚文化的定位就只能是文明的曙光。上世紀90年代中期的時候，其他要素都已經被發現，但沒有城牆，這些要素就只能單個來看，不能看做一個整體。2007年城牆發現之後，這些要素組合在一起就是一個古城。」

　　實證五千年文明的聖地

　　據王寧遠介紹，到目前為止並沒有一個權威機構提出過普遍承認的文明標準，「文明標準一直都是五花八門的，原來比較推崇青銅器、文字和城市，但是這個標準又是動態的，發現的文明越多，就要從新發現的文明裡總結新的共性，比如金屬的標準是基於四大文明古國的共性標準，後來用到美洲就不符合了。前段時間，代表國際主流考古界的科林·倫福儒提出了一個新標準，因為原來青銅器和文字的標準不適用於瑪雅文明，所以他就提出是否進入文明的關鍵在於是否形成國家，而是否形成國家取決於三個條件：階級分層、城市和文字。」

　　在倫福儒的定義里，一個文化只要滿足兩個條件就表明形成了國家。「良渚文化顯然有了鮮明的階級分層；　城市最直觀的標準就是城牆，良渚文化也已經具備；文字的話，良渚文化有符號但尚未被破譯，可以算滿足半個條件。滿足了兩個半條件的良渚文化，自然是實打實地邁過文明的門檻了。」王寧遠說。

　　古城城牆的出土對於良渚遺址的價值提升有飛躍性的意義，而2016年古城外圍大型水利系統的證實，對良渚遺址進入文明階段的來說，是錦上添花式的佐證。

　　在王寧遠看來，水利系統發現的意義在於兩個方面：一個是加深了人們對良渚政權強力程度的認識，「從巨大的工程量來看，這個工程絕不可能是部落級別的人力調動能夠完成的」；另一個是更好地說服了西方考古學界，「西方考古學界很重視水利系統，他們一直認為整個東方世界國家的形成都和治水有關。」

　　「一個中國最早的城市加上一個中國最早的水利系統，表明良渚古城是中國境內最早進入國家形態的地點，是實證中華五千年文明的聖地。」王寧遠說。

　　莫角山宮殿群差點挖沒了

　　「反山王陵的發現源於一次難得的主動發掘。」劉斌回憶說，「起因是召開良渚遺址發現50周年的紀念會，要把會議地點設在命名地良渚。」

　　當時，江蘇和上海都已經發現了貴族墓，但杭州良渚依舊默默無聞，王寧遠說，「要開紀念會了，最好有個考古現場能看，也想著良渚能挖出個貴族墓。根據江蘇和上海的經驗，良渚文化的貴族墓一定埋在高地上，於是就挑了反山這個看起來比較像的小土丘，一挖，沒想到挖出個王陵。」

　　反山王陵這次難得的主動發掘後，直到古城城牆被發現，良渚區域內每一次重要遺址的重見天日基本都與被動和偶然相關。

　　「瑤山祭壇是盜墓盜出來的，典型的破壞誘導的搶救性發掘。」趙曄說，1987年，當地村民在種植茶樹時，無意中挖出了玉器，然後邊上村子全村人去瘋搶，省市區三級公安出動才把局面控制下來。有一部分文物被退回，有一部分被倒賣了。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事發後立即派人前往進行搶救性發掘。隨後，考古人員花了兩個月的時間，把祭壇的大致輪廓整理出來。

　　莫角山宮殿群的發掘則是典型的出於對基本建設的配合。

　　「莫角山宮殿群發現於1992年，但在1987年就挖過一次，還差點挖沒了。」趙曄說，「那次是因為穿過莫角山的寧杭公路需要擴建成國道，我們就去莫角山東南角試掘了一下，發現有東西，但並沒有認識到重要性。我們當時要求施工方出資80萬元，由我們把國道經過區域的地基挖掘完，但施工方嫌要價太高就改道了，還好當時施工方沒同意，不然莫角山宮殿群遺址可能就沒了。」

　　莫角山宮殿群在1992年終被發現。「當時莫角山中心附近有個印刷廠要擴建，按照程序要先由我們探一下，」趙曄說，「我們在房基的位置挖了一下，發現夯土的結構很考究。藉助房基旁的水渠對夯土做了剖面後，趙曄和同事發現，夯土的表面是一層30厘米厚的純沙層，沙層往下的50厘米都是一二厘米厚的一層泥一層沙的結構。一般天然的沙子都在山谷中，這種沙層出現在像莫角山這樣的平原高台上很反常，我們就意識到這是人工造成的，其次，我們還發現了夯土層上的夯窩，就是用木棍砸出的密密麻麻像蜂窩一樣的印記。」

　　經過進一步的發掘和測算，趙曄和同事發現莫角山中心區域存在一個兩萬多平方米的廣場，那種考究的夯土就是良渚人建廣場用的，「之後在莫角山上的三個小高台上又發現了大量房屋的基座遺迹，而這個廣場就在這三個建築群的中間。你可以把這個廣場想像成天安門廣場，而周邊的建築群就是故宮、人民大會堂等核心建築。」

　　差點與古城擦肩而過

　　莫角山宮殿群被發現，整個良渚古城可謂「龍形已成，唯缺點睛」，而這關鍵一筆的正是城牆的發現。

　　2006年6月，為了更好地保護莫角山遺址，莫角山上杭州市民政局下屬的一個農場需要外遷，良渚區管委會計劃把農場職工的安置房建在莫角山西面一個叫葡萄畈的村子裡。

　　王寧遠說：「在莫角山西面選了一塊地，地里原來是農耕地或小池塘，緊挨著地的東側有一段南北走向、40多米寬的高壟，壟上面有農房也有耕地，其實那條高壟就是西城牆，但是當時誰也沒想到。」

　　根據規定，在42平方公里遺址保護區內動土，都需要先由考古人員試掘過。良渚工作站的駐地就在莫角山上，試掘人員由工作站派出，就是劉斌、王寧遠和趙曄。

　　「當時管委會明確交代過，征地範圍只有高壟西側的土地，高壟不在徵收範圍內，所以千萬不要挖到高壟上去。」王寧遠說。

　　「我在高壟旁的安置地上發掘出了一塊玉的下腳料。根據經驗，底下有玉的下腳料，壟上就可能有一個玉器作坊。」劉斌回憶說：「玉器作坊對良渚的考古研究有很高的價值，但按照程序，沒報批過的土地不能隨意挖。我就和壟上的農戶商量，說這個菜地讓我挖一下，我會賠他錢，之後會把坑填回去。」

　　一路挖下去之後，劉斌並沒有發現預期中的玉器作坊，「除了黃土，只有底部的一堆石頭。考古隊員遇到石頭、黃土這種大多存在於深土岩層的東西，一般都會放棄進一步挖掘。可以說，我差點與5000年古城擦肩而過。」

　　但是，石頭規則的稜角引起了劉斌的注意，「明顯是人工開採的。」另一方面，有農戶指出，當地居民在打井和耕地過程中經常會挖出這類石頭，這使劉斌進一步相信高壟是一條人工建築。

　　「因為高壟西側是東苕溪，最初設想會不會是良渚人用來阻擋東苕溪的河堤，之後在北側發現了東西走向的類似遺迹，我們知道已經很接近答案了。但兩段遺迹和東苕溪的走向基本平行，所以依舊不能排除是堤壩的可能。」劉斌分析稱，「2007年10月，距離最初發現石塊16個月後，東段遺迹一發現，一切水落石出，就是城牆。」

　　據介紹，良渚古城的城牆跟北方的城牆不太一樣，寬度有40-50米，高度只有4-5米，兩側有緩坡，城牆上可以住人，不是一個純防禦性的城牆。

　　2007年12月，良渚遺址的考古人員公布發現城牆，也預示著良渚古城的發現。良渚古城共有宮城、皇城、外城三層結構，此時發現的城牆為內郭，內郭範圍內的皇城面積290萬平方米，莫角山宮城面積30萬平方米，隨後在2011年確定外郭，外郭內面積有800萬平方米。

　　整個良渚古城都是一個水城，城中除了高起來的高地外，其他的都是河道，內郭每面有兩個水門。「內郭內的皇城就像古代城市的里坊制度一樣，無非良渚古城用水路分割，後世用道路分割。」王寧遠說。

　　一場盜墓改寫中國水利史

　　2016年3月，良渚遺址又帶來了一項震驚中外的考古發現：古城外圍的大型水利系統。這組水利工程位於良渚古城西北部，由1座長堤、6座高壩和4座低壩組成，可以在古城西北面攔截出一片面積達8.5平方公里的水面。碳14測年顯示，這組水利工程距今約5000年，比傳說中大禹治水的時代還要早1000年。

　　「整個水利工程的發現經歷了11年的跨度，唐山長堤早在1995年就已經被發現，當時多數人認為唐山長堤是個水壩，但單有這一段沒法解釋作用機理。」王寧遠說。

　　2009年，水利系統中的第一條高壩崗公嶺，在距古城直線距離15公里外的山上被發現。「崗公嶺的發現源於一場未遂的盜墓行動，沒有這場盜墓我們還發現不了它。」王寧遠笑著說。

　　當年，崗公嶺東側修了一條公路，當地因為靠近安吉，竹編工藝比較發達，有人打算在公路邊開家竹編廠，廠房正好建在崗公嶺上，廠主把地基一挖，就在公路邊攤著。有盜墓賊坐車路過，看到地基挖出的淤泥，以為是戰國墓用來做密封材料的青膏泥，以為這裡有個大墓，準備干一票，盜墓賊找當地人幹活，說是要挖寶貝，因為沒談攏，被當地人舉報了。

　　王寧遠和同事到場一看，發現這並不是墓，但很明顯是一個人工設施，「表面看起來是一座山，其實是人工把兩座山之間的山谷用土堆連起來了。」王寧遠說，「像抗洪搶險用的沙包一樣，是一包包壘起來的，只是良渚人用來裝土的是蘆葦之類的植物，我們叫它『草裹泥』。很多泥層里的草都還沒爛掉，用碳14一測，有5000年。」

　　之後，王寧遠用洛陽鏟在周邊調查了幾個月，不久就把山區里的6條高壩給確定了。

　　唐山長堤加上高壩依舊無法解釋水利系統的基本運作機理。王寧遠說：「這個時候多虧了美國科洛納間諜衛星1969年拍攝的一批衛片。這批衛片從1995年開始解密，軍事上沒價值了，但所有考古學家都認為是個好東西。」

　　2011年，王寧遠拿著衛片比對時，找到了低壩系統中的鯉魚山，派人去鑽了一下，發現了和高壩一樣的「草裹泥」結構，也很快發現了低壩中的獅子山和官山。

　　王寧遠發現最後一條低壩梧桐弄，已經是30個月後的2015年。「之所以花了這麼長時間，一個是因為它隱藏在一堆條狀丘陵中，一個是因為那個時期一直只是調查階段，工作的重心還是在城裡，低壩只是有空了才去鑽一下。」

　　完整的低壩系統，和唐山長壩、高壩系統以及周邊山體連在一起形成了一個閉合的區域，良渚古城外圍水利系統的輪廓由此顯露。

　　2015年，王寧遠向國家文物局申請挖掘壩體並獲得批准，最後在老虎嶺挖出了良渚時期的陶片，這就有了地層學的證據。

　　漫長的申遺之路

　　「1994年，國家就把良渚遺址排進《中國世界文化遺產預備名單》了，但申遺的關鍵還是要有實際行動。」劉斌說，「2007年良渚古城發現之後，申遺的呼聲比較強烈，但還是只有聲音沒有行動。2012年良渚的申遺才正式啟動，那年開始拆遷了。」

　　「古城沒發現之前，良渚文化遺址都沒有一個明確的中心區，申遺自然是沒譜的。」劉斌分析稱，「2007之後就有了明確的範圍，現在申遺確定的範圍是古城以及外郭，外圍水利系統還沒包括進去，之後可能會調整。」

　　資料顯示，2013年，杭州市曾提出確保良渚遺址在2016年申遺「衝刺」成功，並排出了良渚遺址申遺「三年行動計劃」。截至2015年，當地政府已投入18億元完成了良渚古城申遺範圍3平方公里的拆遷工程。

　　「最開始說爭取2016年弄好，但現在已經推到2019年了。」劉斌說。

　　在王寧遠看來，申遺和考古工作本身的聯繫並不大，「申遺最大的意義是可以把這塊遺址保護下來，再不保護可能真的就要沒了。」（見習記者　宋奇波）（原文刊於：《新聞晨報》2016年8月8日第A02、A0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