循環與對立

06-08

陰陽學說是中國古代先哲思維活動中最富哲學味道的理論構想，著名的科學史家李約瑟稱此為「古代中國人能夠構想的最終原理」 [1] 。幾乎所有研究古代文化思想、哲學、科學史的學者都承認，陰陽學說對於中國傳統醫學的發展具有極為重要的促進作用，並在古代醫學領域中獲得了充分的運用與一定的發展。然而先秦以「陰陽」之名立身的「陰陽家學」與醫學理論中之「陰陽學說」是否一致呢？以下所述，可謂對此的略說。其要在於，陰陽家學滲入醫學後，使得醫學理論出現了一個由秉承陰陽家學之主旨——以陰陽消息、循環言說順逆常變，到強調陰陽對立、平衡的轉變。所謂陰陽學說自身的發展與進步，也恰是在這個過程中逐步實現的。

一、陰陽家及其學說旨要陰陽與五行、氣等學說相互結合，構成了中國古代的哲學思想體系，這些觀念也是中國傳統科學思想的基本要素。有關這些觀念的起源、發展及具體運用，歷來就是研究中國古代哲學史、思想史、科學史者所關注的焦點。陰陽與五行，在早期各自為說，因而在研究早期文化思想時必須分而論之。就對醫學發展的影響而言，陰陽學說要早於五行說。在先秦遺存的醫學史料中，幾乎看不到五行學說的深刻影響，而陰陽之說在解釋疾病生成、人體生理等方面則已得到某種程度的運用。以「陰陽」為說，起源甚早 [2] 。漢人總結先秦學術之源流，稱其為「陰陽家」：陰陽家者流，蓋出於羲和之官，敬順昊天，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時，此其所長也。及拘者為之，則牽于禁忌，泥於小數，舍人事而任鬼神。 [3] 其中談到「陰陽家」之學的兩種表現形式，似乎等同於天文曆法，沒有任何哲學色彩。這是由於陰陽學說的哲學含義並非形成於一日；而且當其具有了一定的哲學含義時，也往往是隱含在天人關係的論說之中。然而陰陽學說中雖然包含有天文星曆等內容，但這只是表面現象，其目的並不在觀象、授時、制歷，而是要通過這些現象來說明陰陽變化的規律，以及順乎陰陽的重要：「四時、八位、十二度、二十四節各有教令，順之者昌，逆之者不死則亡。」由於陰陽觀念最初即建立在陽光之有無、向日或背日這些直接作用於人類感官之上的自然變化，因此「四時」的變化受到了格外的強調：「序四時之大順，不可失也。」所謂四時之序，即春生、夏榮、秋收、冬藏，陰陽家強調這是「天道之大經也，弗順則無以為天下綱紀」 [4] 。這一原則不僅適用於天地間有生之物「生、長、化、收、藏」的自然變化和人為的農牧生產活動，而且被類比於政治、人事。這就是陰陽家學的基本內容。需要注意的是，力倡順應「四時」、「陰陽」變化之序的陰陽家之學，其思維模式的要點在於陰陽交替、輪轉的循環，而不在對立。其陰陽消長的實質，不是此消彼長，而是陰、陽各自在一定時限內的自身消長。即春夏為「陽生至盛極」的階段；秋冬為「陰生至盛極」的階段。在這兩個階段中，陰或陽分別經歷了由初生到盛極而衰的過程：「陽至而陰，陰至而陽」；「因陰陽之恆，順天地之常」 [5] 。《呂氏春秋》中以「圜道」為題，列舉了日夜一周；月躔二十八宿；精行四時；物動則萌—生—長—大—成—衰—殺—藏；雲氣西行，水泉東流，日夜不休，上不竭，下不滿等等現象來說明「天地車輪，終而復始，極則復反」的循環規律。與陰陽家順應四時陰陽的思維方式乃屬一脈。因此，在「氣」分陰陽，陰陽又復分太、少（太陰、太陽、少陰、少陽），分屬四時的理論體系中，所要強調的並不是一分為二、陰陽對立。如果捨棄四時、晝夜循環輪轉的時間因素，那麼陰陽相互對立的屬性就自然而然地顯露出來了。例如山南、水北為陽，山北、水南為陰；日為陽，月為陰；晝為陽、夜為陰；天為陽、地為陰，乃至男女、水火、風雨、雌雄等等，無不視為對立之兩面。具有哲學內涵的陰陽學說正是沿著這樣一種思維方式逐漸發展起來。這種觀念對於醫學理論發展的影響，在早期遠不如講究順應「四時之序」的陰陽家學大，但逐漸成為主流——在醫學理論中的作用，遠大於「四時之序」的陰陽循環觀念。如此，大致可以看清陰陽、五行兩種學說在先秦與兩漢時期出現過一個有趣的變化：陰陽家學原本以循環觀念為主，而當陰陽對立的屬性逐漸受到重視與闡發後，其循環的思想反不太受重視，往往被研究者所忽略；而五行學說因相生、相剋之說的盛行，反而被看成是循環觀念的典型表現，忽略了五行原本才是分「類」、定「性」的最初表現形式。關於陰陽觀念的發展，還有一點需加註意：即早期的陰陽概念並不是萬物屬性的抽象，而是專指陰陽二氣。在周宣王即位時（約公元前827年），已有了「陽氣」的提法；到西周末年，伯陽父以陽氣與陰氣的運動解釋地震的成因，為眾所周知（見《國語·周語上》）。《呂氏春秋·古樂》云：「昔古朱襄氏之治天下也，多風而陽氣畜積，萬物散解，果實不成，故士達作為五弦琴，以來陰氣，以定群生。」視「樂」可通天地間的陰陽之氣，這是古今對音樂理解不同的重要區別。《國語·周語》論樂甚詳，與此相似：「如是而鑄之金，磨之石，系之絲木，越之匏竹，節之鼓而行之，以遂八風。於是乎氣無滯陰，亦無散陽，陰陽序次，風雨時至，嘉生繁祉，人民和利，物備而樂成，上下不罷，故曰樂正。」聲音的傳導，被認為是與天地間的陰陽之氣直接相通，並能產生影響。有形的陰陽之氣產》發生偏盛，也是疾病發生的原因之一。《左傳·昭公元年》載醫和云：「天有六氣，降生五味，發為五色，征為五聲，淫生六疾。六氣曰陰、陽、風、雨、晦、明也。分為四時，序為五節，過則為災。陰淫寒疾，陽淫熱疾」云云。即是說陰、陽之氣的過盛（淫）則致病。但是在以後的思維發展中，陰、陽幾乎成為一對抽象的概念，不一定要尋其形質了。

二、醫學中陰陽循環、對立的不同表現「四時之序」類比於政事，形成了《禮記·月令》中所規定的種種相關制度，這是陰陽家學的典型表現。四時之序紊亂，則必發疾疫，「月令」類著作中多有記述，如：孟春之月：行秋令，則其民大疫；季夏之月：行春令，國多風咳；仲冬之月：行春令，民多疥癘；等等。看起來很像是有關自然界氣候異常與發病規律的描述與認識，但實際上所云「行某令」皆是指王政人事而言。因此不論是陰陽家學，還是先秦道家思想，雖然其中蘊含有許多哲學性的思想要素，但其本質皆是政治論的社會哲學。大約在秦漢時期，這些思想要素才逐漸發展成為宇宙論哲學 [6] 。而在這個過程中，一些被現代人稱之為自然科學的知識體系，顯然不是完全被動地接受當時社會中普遍知曉的思想觀念、理論學說，而是積極地創造、發展宇宙論式的哲學。從而推動了整個社會文化思想的進步。就醫學領域而言，可以清楚地看到從秉承陰陽家「四時之序」旨意到注重陰陽對立、平衡觀念的演進。在今本《黃帝內經》中，對於順應「四時之序」的重要性，有許多詳細的說明：夫四時陰陽者，萬物之根本也。所以聖人春夏養陽、秋冬養陰，以從其根，故與萬物沉浮於生長之門。逆其根，則伐其本，壞其真矣。故陰陽四時者，萬物之終始也，死生之本也。逆之則災害生，從之則苛疾不起，是謂得道。（《素問·四氣調神大論》）春者，天氣始開，地氣始泄，凍解冰釋，水行經通，故人氣在脈。夏者，經滿氣溢，入孫絡受血，皮膚充實。長夏者，經絡皆盛，內溢肌中。秋者，天氣始收，腠理閉塞，皮膚引急。冬者蓋藏，血氣在中，內著骨髓，通於五臟。是故邪氣者，常隨四時之氣血而入客也，至其變化，不可為度。（《素問·四時刺逆從論》）受四時之序、陰陽輪轉觀念的影響，在針刺療法、診脈之法中形成了「四時脈法」和以「四時」為理論依據的針刺方法。如果對於早期的陰陽家學沒有一定的了解，則頗難理解這些診斷、治療方法的立意。例如後世的脈學理論將「浮脈」（取之有餘，按之不足）作為病在「表」的徵象，而在今本《黃帝內經》中卻是作為春季的正常脈象；後世的針灸學根據疾病的癥狀決定深刺或淺刺，而在當時卻主張依季節而定等等 [7] 。後世的中醫學基本揚棄了這類內容，僅僅在養生學方面繼承了春生、夏長、秋收、冬藏的思想。至於陰陽家學「使人拘而多畏」，「牽于禁忌，泥於小數」之弊，當然在醫學領域中也有所體現，例如：正月、二月，天氣始方，地氣始發，人氣在肝；三月、四月，天氣正方，地氣定發，人氣在脾；五月、六月，天氣盛，地氣高，人氣在頭；七月、八月，陰氣始殺，人氣在肺；九月、十月，陰氣始冰，地氣始閉，人氣在心；十一月、十二月，冰復，地氣合，人氣在腎。相應地，在針刺方法上自然就會有所規定：春夏秋冬，各有所刺，法其所在。春刺夏分，脈亂氣微，入淫骨髓，病不能愈，令人不嗜食，又且少氣；春刺秋分，筋攣逆氣，環為咳嗽，病不愈，令人時驚，又且哭；春刺冬分，邪氣著藏，令人脹，病不愈，又且欲言語。（《素問·診要經終論》）以下還有夏、秋、冬三季的詳述，略而不贅。這些規律在針灸治療學中並無實際意義，因其本質乃屬虛構的規律。注家不識陰陽家學，強釋之曰：「這一節申述了違反治療法度，如春刺夏分、夏刺秋分等，不應刺而刺之，非但原來的病沒有治癒，反使病勢更加深入或惡化了。所以治病必須及於病所，不可太過或不及，恰如分際，是臨床上最宜注意的事。」 [8] 實際上只要結合上一段不同月份「人氣所在」的論述，即不難看出「牽于禁忌」的本質。在今本《黃帝內經》中，陰陽學說的運用逐漸發展成為一種強調對立、平衡的抽象概念。這種陰陽學說實質上已大不同於上述的陰陽家學。在陰陽的概念中既包含有以陰陽二氣的融合構成宇宙萬物之本體的一面，亦有注重陰陽不同屬性特徵之「象」學的一面。前者在醫學理論中表現為對於生命形成、稟賦厚薄、情志形體特徵等的解說；後者則可具體地指導診斷與治療——陰陽的辨識是「辨證施治」的核心。這類論述在今本《黃帝內經》表現得相當充分，其最高度的概括是：陰陽者，天地之道也，萬物之綱紀，變化之父母，生殺之本始，神明之府也。……陰靜陽躁，陽生陰長，陽殺陰藏。陽化氣，陰成形。寒極生熱，熱極生寒。寒氣生濁，熱氣生清。水為陰，火為陽。陽為氣，陰為味。……味厚者為陰，薄為陰之陽；氣厚者為陽，薄為陽之陰。……氣味辛甘發散為陽，酸苦涌泄為陰。（《素問·陰陽應象大論》）這樣的陰陽學說，其重點已然不再是循環的觀念，而是二者的對立屬性；其中的兩分之法亦不再是特指「四時之序」（時間概念），而是將這種「以量定性」的方法移植到了與藥物理論有關的「氣」、「味」學說中。總之，陰陽既是最高度的抽象與概括，又以「數之可十，推之可百」以致用，因而成為醫學基礎理論中最重要的組成部分。

三、醫學中的特例：三陰三陽陰陽之說在古代醫學領域中有一種特殊的表現形式，即三分陰陽而成太陰、少陰、厥陰和太陽、少陽、陽明。這六個名詞在醫學中是極為重要的概念術語：經脈學說的主體即是以此為名——手、足各有三陰、三陽之脈，合為「十二正經」；《素問·熱論》在論述外感熱病時，亦是以此為名——外感病的進程被劃分為太陽、少陽、陽明（在表），太陰、少陰、厥陰（在里）六個階段。東漢的重要醫學著作《傷寒雜病論》即以此為綱，發揮而成，故後人稱此為「六經辨證」體系。三分陰陽，較二分陰陽而成太、少，多出「陽明」與「厥陰」兩個名稱。而這種分法在中國傳統文化的其他領域中基本上是看不到的。所以大約早在漢代就已經有人開始對這一問題予以探討，《素問·陰陽離合論》開篇的設問即是：「今三陰三陽，不應陰陽，其故何也？」回答則是：「陰陽者，數之可十，推之可百；數之可千，推之可萬；萬之大，不可勝數，然其要一也。」似乎不屬明確的對答，其後則是有關十二經脈的解說。趙洪鈞在其自刊本《內經時代》 [9] 中對以上問題的回答是：「岐伯的答話不講經脈分布處皆是搪塞，直講經脈則答非所問。張景岳之醫理可謂精深，豈知他也不能正面回答這一問題。《類經·會通類》『陰陽五行』中抄下這段話，沒作任何說明。接著照抄大量經文，毫無心得。《類經附翼·醫易義》大講《易》理，仍說不清三陰三陽。看來回答這個問題實在不容易。」而趙氏認為：「比較可靠的原始三陰三陽說，就是三男三女說。」即《易》傳《說卦》中所言：乾，天也，故稱呼父。坤，地也，故稱呼母。震一索而得男，故謂之長男。巽一索而得女，故謂之長女。坎再索而得男，故謂之中男。離再索而得女，故謂之中女。艮三索而得男，故謂之長男。巽一索而得女，故謂之長女。的日人丹波元簡論「三陰三陽」時說：太少陰陽，原是四時之稱。……而後世說《易》者，專用此論蓍策之數矣。以陽明、厥陰，合稱三陰三陽者，醫家之言也。（《醫sheng》卷上）正因「三陰三陽」為醫家之言，故歷來研究陰陽學說的哲學家、史學家極少談到這一問題。即或是在傳統醫學領域內部，亦大多是只能言「三陰三陽」之用，卻避而不談其緣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