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醫史雜談】中醫和西醫的第一次會師

節選自 鄭驍鋒《醫林改錯》

　　這是道光九年十二月間的一夜。三九隆冬滴水成冰，北風吹在身上，穿得再厚實也覺得刀割一般生疼。甫交戌時，北京城裡各處商鋪攤販便都歇了業，大街頓時顯得空曠寂寥。安定門大街板廠衚衕恆家大院里卻是燈火通明，一干下人源源不斷捧著熱氣騰騰的烤鴨、涮羊肉、油爆肚仁、炸佛手卷什麼的往廳堂里送，主人正在那裡宴客。

　　上席坐著的是位清癯老者，尋常衣冠，看上去不是官場人物，神情也很是謙遜隨和，但陪客的眾人卻甚是恭敬，唯恐招待不周。

　　此人便是京城裡大大有名的醫生王清任。那日下午他冒寒為恆家出診，一帖葯下去沒多久，昏沉多日的病人便出了身汗，呻吟著喚餓。恆府闔家大喜，硬不放清任回家，定要他喝了酒再走。

　　席間清任三句不離本行，說的多是些行醫的病例和心得。幾巡酒下來，他有了些醉意，長嘆一聲：「我已過花甲，時日不多，只是有一心事未了，甚是不甘哪。」眾人忙問是何事，他開始不肯講，說是怕壞了大夥胃口，後來經不起一再追問才道：「我方從醫，便有志願，希望能明了人體臟腑——治病不明臟腑，何異於瞎子夜行啊。多年來一有機會便觀看凌遲行刑，甚至到亂葬崗觀察被野狗刨出的死屍；到如今對內臟形狀位置大致也有了些掌握，但對膈膜一物始終不能詳解，年事日高，每當想到此處總覺不安，甚是苦惱啊！」

　　眾人頓覺倒胃，但席間一人拈鬚微笑，慢慢道：「先生莫急，或許在下倒可以幫上幾分忙——我當年帶兵鎮守哈密時，所見誅戮甚多，別的見識沒有，對此物卻有幾分了解。」

　　話未說完，王清任已是離座而起，走到這人面前畢恭畢敬做了一個揖，口裡連稱討教不絕，未了長長舒口氣道：「四十二年了，今日終於有望完滿。」

　　燈光下，眾人分明看見老醫生的臉頰微微顫抖著，兩眼似乎有些晶瑩。

　　次年，王清任所著《醫林改錯》終於刊行。

　　《醫林改錯》分上、下兩卷，三萬餘言，主要內容有兩方面：其一是「改錯」，王清任認為前人醫書言臟腑多與解剖形態不符，自相矛盾錯誤百出，於是他根據平生觀察研究，一一繪製了自己認為正確的「親見改正臟腑圖形」；另一則是他對人體氣血理論的獨到認識。

　　《醫林改錯》問世之後，幾百年來毀譽不一。一般說來，後人對其氣血學說崇信者甚多，爭論的焦點大多集中在清任的臟腑理論上。此書一出，便在醫界激起軒然大波，引來眾多名醫的激烈攻擊，說王清任是個「不自量」的「狂徒」，所謂「《醫林改錯》，越改越錯」，流傳開來甚至可能是種可怕的流毒。

　　反對者中，一部分是囿於傳統倫理觀念，視毀傷他人身體為極其不仁的行為，漫罵王清任研究屍體是「教人於胔骼堆中殺人場上學醫」，如今回頭看去，早已經是荒唐的言論，消散於歷史的風煙之中。而另一些人則認為清任的理論是離經叛道的悖逆學說，甚至有人漫罵他此舉是標新立異，拿經典做靶子，企圖「東張西望東集西湊，便可駕聖賢而上，」嘩眾取寵出風頭。

　　不可否認，古代典籍歷經千百年流傳下來，出於對前輩大師的敬畏和由此產生的自卑，加之老邁儒學的思想禁錮，多數醫家確實缺少探索創新精神，很難突破前人的藩籬。遇到疑難或者與己見相悖之處，大多懷疑自家學問未到，實在想不通時乾脆繞著走，說所有的不可解釋不過是古書錯簡、衍脫，一拍屁股避開了事。這些人對清任的責難沒有多大的價值。問題在於，儘管也有很多人認為他對臟腑的明確劃分，是一種形態學上的準確化過程，但不少學者根據中醫傳統理論，對王清任提出了很有力的批評。

　　大部分學者認為，中醫學幾千年來對「臟腑」的定義，從未真正使用過解剖學和形態學的方法，「五臟六腑」藏象學說，在中醫學體系中始終是一種功能化的概念，而不等同於實實在在的器官。

　　也就是說，中醫學說的臟腑，雖然與現代人體解剖學的臟器名稱相同，但並不就是那幾塊血淋淋的肉，而是一個複雜的體系；中醫藏象學說里的一個臟腑，可能包含了解剖學中幾個臟器的生理功能。比如中醫所說的「心臟」，並不僅僅是解剖學上那個由心肌瓣膜組成的拳頭大小的物件，還包括了大部分神經系統和循環系統的功能，甚至還有思維功能。

　　此心非彼心，對一般人解釋這個道理可能比較困難，好在中醫有的是獨特的內容。用「命門」的概念來解說這個理論可能會容易理解一點。命門，這個中醫獨有的臟器，自《黃帝內經》提出後，幾千年來，它究竟在人體哪個部位眾說紛紜。有右腎說，有兩腎皆是說，有兩腎之間說，還有人說命門不是有形的器官，只是存在於兩腎之間的一股氣。但儘管各有各的說法，但對命門「男子以藏精、女子以系胞」的功能卻基本沒有異議，也不影響他們各據領會開出的藥方的療效。這正說明了中醫藏象學說重視的首先是人體器官的功能。

　　如果說一些西方醫學家對命門學說可能會嗤之以鼻——你倒是找出左右兩腎的區別，證明出一個命門給我們各位醫生看看？說什麼「命門者，諸精神之所舍，原氣之所系也」，故弄玄虛天書一般，胡說八道！那麼對於中醫的經絡學說，他們就不得不瞠目結舌連呼不可思議了。

　　看武俠小說的，對經絡都不陌生，提起金庸筆下的六脈神劍人人眉飛色舞，發燒級的甚至能一一道出到底是哪六道經脈；說到打通任督二脈，更有人是手舞足蹈悠然神往。然而，當西方科學家搬出所有最先進的吃飯傢伙，密密麻麻在人身上纏滿花花綠綠粗粗細細的電線，大動干戈折騰一番後，還是只能聳聳肩攤開手，一頭霧水：「不過儘是些血管神經，經絡在哪裡呢？沒有啊？」——這之前他們早已經將N個命苦的遺體一寸寸解剖得支離破碎了。

　　雖然在人體內找不到任何經脈的跡象，但他們不敢像對待命門那樣貿然否認經絡的存在：確鑿的證據使得他們啞口無言，以經絡學說為理論基礎的針灸顯示出不可思議的效果在他們眼裡看來簡直是神跡。且不提針灸對中風、神經痛、失眠、落枕等大大小小疾病的突出療效，只憑几枚髮絲般的銀針便可以阻擋痛覺，進行手術麻醉，這就不能不逼著洋博士們一邊摘眼鏡抹汗水一邊繼續硬著頭皮尋找這理論上遍布全身而事實上卻看不見摸不著的所謂經絡了——針灸，是最早走出國門，為西方醫學界不得不接受的中醫科目之一。

　　很清楚了，中醫拘泥的並不是哪個器官到底在哪裡，幾斤幾兩長什麼樣，更在乎的是這個臟器到底有什麼功能。對中醫有價值的是活體上功能的運轉，人一斷氣，便是一堆死肉，研究得再透徹也已是離開了本相。如有人真正用解剖學上的器官來對應理論中的臟器，混淆功能和實體，就好比用名詞取代了動詞形容詞，多少犯了偷換概念的錯誤；按此路子發展下去，以一個器官涵蓋一個系統，確實有限制醫家思維的危險，說是流毒，雖然誇大其辭，但不能不說也有些道理。

　　甚至當代還有醫家認為，王清任對解剖學的研究走的是一條不該走的路，混亂了中西醫基本理論，「吃家飯，管野事」，他根本就不該去研究什麼解剖學——機械的解剖學如何能解釋得了中醫？

　　這場尚未完全塵埃落定的爭論，背後隱藏著中西方醫學間根本性的區別。

　　中、西醫植根於絕然不同的理論體系。

　　西方現代醫學是在解剖學基礎上建立和發展起來的，它對人體的認識和理解基於具體局部的解剖，以微觀分析研究為手段。

　　也就是說，在西方醫家眼裡，人體是由神經、血管、骨骼、肌肉、皮膚等等一樣樣組裝起來的精密合成體。他們的研究方法，是把人身上能切的薄薄切來，能取的用試管盛了，放到顯微鏡下細細打量或是用各種方法測試成分；再設計出層出不窮的儀器，如什麼X射線、胃鏡、CT，想盡方法使人體所有角落都無所遁形。因此他們看人，雖是七零八落，但又分門別類各成系統；並且隨著研究的深入越來越瑣碎，科目也隨之越分越細，有個笑話說西醫連左右鼻孔都得分科，儘管誇張了些但也說明了這一趨勢。

　　中醫最根本的理論是陰陽學說，人體的一切都可分為陰陽兩方面，而陰陽卻是互根互用相互依賴，不可須臾分離的——就像人類可以分為男女，但強行分開兩性必然會滅絕人種。所以儘管也分為五臟六腑五官九竅四肢百骸，但這些林林總總其實全部統一在陰陽之下，各種臟器密切相關，相生相剋運轉不息，從而構成了這個萬物之靈的人身。因此在中醫眼裡，人體是一個不可分割的和諧整體；他們看人，從來不是一塊塊肉一根根骨一個個臟器孤立地看。

　　如老中醫看病，甚至不用你開口，只是上下打量一番，歪著頭，不動聲色地把上一會脈後，便會悠悠地吐出幾個字：「看來，你某處不太好啊。」當時定有不少懷揣西醫診斷報告的患者覺得此老高深莫測，佩服得五體投地——居然能與X射線不差分毫，這定不是雙肉眼，簡直是火眼金睛啊！

　　其實不過是內臟病變反映到脈象和體表上來罷了——既是一體，便有聯繫，一榮俱榮一損俱損嘛。而具體哪和哪聯繫，榮損表現在哪裡便是學問了，中醫自有一套說法；比如你臉色發黑，十之八九兩腎有問題。

　　這點手藝只是小菜一碟，世間芸芸眾生在高明的中醫眼裡，幾乎沒什麼筋骨皮肉的區別，不過儘是些陰陽二氣罷了，蜿蜒吞吐間癥結何處一目了然。所以像王清任那樣執著於一肝一肺，很多人確實覺得沒有必要。

　　只把人看成渾然一體，其實還沒邁入中醫的大門。中醫氣魄奇大，眼底渾然的不僅只是人身，而是整個自然界、整個宇宙。也是在《黃帝內經》里便已提出：「人與天地相參也，與日月相應也。」後來董仲舒構建「天人合一」學說，便是從中獲得了支持，反過來又影響了後代醫人。依據這個觀點，中醫診療除了人體自身因素，還必須考慮季節氣候晝夜晨昏，乃至地區方域的影響。

　　所以中醫看病，正如立於高山之巔，俯視病患於天地間掙扎，尋根溯源方方面面都看得清了，方才輕輕出手，力圖幾下便扭轉乾坤。

　　由此更有人躊躇滿志，天人既然合一，既通人身，定也能知曉天文人事，便是做個宰相想必也不在話下——「不為良相，則為良醫」，良相良醫，原本便是同一門學問。

　　既有此胸襟，則西醫那恨不能學孫行者鑽入人肚裡，零零碎碎一樣樣力求看得明白的仔細勁頭，在中醫看來實在是太小家子氣了。如此死死糾纏一處，頭痛治頭，腳痛醫腳，不能把握全體，功效定然有限——他們自己最自豪的，正是能從頭痛中看出腳病，從腳痛中看出頭病；你說胃疼，他的眼光說不定卻轉到了你覺得好好的肝。

　　如此便勢必不能在人身上畫格子，每人一臟一腑領去各自經營，所以中醫科目分得很粗；反過來雖說各有專長，但不通全局做任何一科都必然是庸醫。

　　只有明白頭腳俱是一體，才能用根細線牽走一頭牯牛。

　　一切科學的最深處都是哲學。

　　從中西醫根本理論的區別，也可以看出些東西方文明的差異。比如一個注重全局觀念，追求整體的圓滿和諧，看任何事物總是在一個統一體系下的俯瞰角度；而另一個則注重每一方面的深入，由各學科的深入研究和進一步細化分散繼續研究，由下到上組合成一個周密的科學體系。

　　這個大題目不是本文能夠闡述得清楚的，我只想說，在這種文化差異下產生的不同思維方式，決定了東西方包括醫學在內的各種科學迥異的研究方法。

　　儘管不少學者傾向於人類文明並未完全在上一冰河時代中滅絕，懷疑周易之類玄奧的知識便是歷經浩劫遺留下來的文明殘片；但我像更多人一樣，認為這一輪的人類——姑且如此說：相對地球幾十億年的壽命，我們完全有理由相信人類區區數百萬年進化過程不會是唯一一次——在文明的賽道上起跑線不會拉得太遠。也就是說，今天的東西方文明基本都是在這幾千年內發展起來的。所以一些人把東西方文明看得高低很懸殊，揚之捧上天，抑之壓入地，也許是意氣用事了。

　　當代西方對人類智力的研究，也從另一方面證明了這一點。神話般的天才超人，其實是不存在的，即便是愛因斯坦的大腦，比起凡人也並沒有太多的區別。

　　儘管幾千年間，人類文明的差距照樣可能被拉得很大，那麼現代科學一日相當於中世紀幾十上百年的進展速度，也應該已填平了這個曾經存在的差距。

　　歸根到底，人類從樹上下來站直腰後，便在差別有限的基礎上各自開始了邁向文明的征程。也許是地域原因，也許是幾個人心血來潮，或也許是一個永遠不能再為人知的原因，征途上，人類前進的道路慢慢歧了開來，日復一日年復一年，世世代代走下去，走出了這風光大不相同的東西方文明。

　　用差不多斤兩的絲線織布，織小些當然細密，而織得大了勢必疏薄。

　　西方科學注重實證，每走一步都要由上一步證明；相對結果，他們更看重過程，寧願用繁瑣的過程推斷出結果也不願相信直捷明了但沒有經過驗證的結果——所以儘管步子小些走得慢些，但畢竟每一步都走得踏實。步子走踏實了能擔負的東西也就多些。

　　中國文明胸襟廣闊眼光遠大，納須彌於芥子，吞吐宇宙，其博大恢弘確實令後人歡欣鼓舞；但人類的智慧精力總是有極限的，如此廣大的視角必然也使得這種文明有些空疏，尤其是相比越走頭越低，越走眼神越集中的西方文明，這個缺陷更是明顯。

　　頭抬得比別人高，看得比別人遠，肯定有其獨到之處。還是以中醫為例，他們就發現了很多看上去不相關的事物存在著千絲萬縷的聯繫，上文所說的經絡就是很典型的。然而經絡學說已經產生幾千年了，這其間，難道就沒人想去仔細找找，這些畫在紙上的細線究竟在人身上是什麼樣的嗎？

　　這就是中國文化的又一個重要特點：重結論不計過程，講究兩頭忽視中間。既然祖祖輩輩的經驗都證明了兩者之間的確存在因果關係，也傳授了如何利用這種關係，那麼具體如何引起反應的過程很重要嗎？

　　如果以多米諾骨牌來比喻中國文化，他們可能對兩頭的幾張牌極為重視，然而對中間長長一串，卻很有些不屑一顧——知道會依次推倒就行了，幹嗎要一張張稱重丈量、仔細琢磨呢？如果硬要解說過程，他們也有辦法，有的是空泛而神秘、用之四海皆準的大公式，如陰陽五行一類，一套下去萬事大吉。

　　這種思維方式，其實是受到了中國文化源頭之一的道家學說很大影響。道家有個著名的典故：得魚忘筌。筌，指的是捕魚用的漁籠之類的竹器，《莊子·外物》說得很清楚「荃者所以在魚，得魚而忘筌」，你要的是魚，得到了魚，幹嗎還死死攥著魚籠子不放呢——你就不嫌累贅嗎？

　　這種思維方式的確也有其優勢：那就是掌握為經驗證實了的知識後，便不再去拘泥其間繁瑣的過程，如此可以將寶貴的精力用於進一步發展，這也許就是中國文明在過去幾千年間相對有更多新發現的原因。

　　應該說，起初並不是所有的中國學者都忽視過程的，也有人曾做過努力，想從邏輯概念下手，一步步細細推來。那就是先秦時惠施、公孫龍那些人的「名辯之學」。邏輯概念的重要性不用多說，西方科學的思維方式便是濫觴於亞里士多德的邏輯方法，三段論、定理、公式……如此發展方才有了當今的西方文明。如果「名辯之學」發展下去，也未必不可能為我國的文明進化提供一種細化的思維方式，可惜的是，這種學說還未成年，便夭折在了襁褓之中。訥於言而敏於行的儒家，最討厭的就是這種看起來空泛無原則夸夸其談的所謂詭辯。他們向來對耍嘴皮子的都深惡痛絕，簡直恨不能殺之而後快：「惡利口之覆邦家！」悲哀的是，中國邏輯學的誕生不幸正是以利口出名。

　　從此幾千年，中國文明就是在道家得魚忘筌、儒家訥於言而敏於行的思想籠罩下一步步發展起來。不用在紙上密密麻麻推演計算，也不必埋頭實驗室滿身大汗，最高深的學問，大都是凝神閉目調息勻氣，慢慢參悟出來的。

　　輝煌背後的缺陷，當雙方文明各自成長壯大，終於碰撞時，暴露無遺。

　　被拋棄的魚筌在歷史長河中很快便煙消雲散；後人倒也不怎麼惋惜，反正他們吃到了魚。

　　這種思維方式的代表性學科——中醫，儘管能看得比西醫全面，走得比西醫遠，但由於歷代的研究都輕視過程，於是不可避免地出現了這麼一個尷尬的局面：竟然不知道自己如何能走到這一步、如何能看到這一點——不知道怎麼得到的這條魚。假如有人問，中醫以五行概括五臟，那你倒是說說，為什麼肝就定要屬木，而不是其他水、火，或者土呢？你說肝像樹木一般要生長舒展，一個「像」字就能說明一切嗎？

　　積年的中醫師要麼目瞪口呆，要麼白你一眼，懶得再與你說話——反正按五行下藥，療效是有目共睹的。

　　說不上道理，並不代表就是荒謬的。倒是西方現代醫學的發展，一次次證明了中醫具有的科學性。比如對盲腸的看法：從前西醫經過嚴密的解剖研究，沒發現盲腸有任何作用，便宣布此為退化未盡的無用器官，一有病變便隨便割去；而中醫既然認為人體是一整體，則每一物在整個系統中都有自己的作用，盲腸也不例外。事實是近年來已有西方學者聲明他們發現了盲腸有解類固醇的作用。

　　還有心的思維功能。這本是西醫嗤笑中醫荒唐的典型案例——早已證實大腦才是人體思維中樞，心臟不過是運行血液的動力泵罷了。可近年來心臟移植後病人的性格變異，不得不使越來越多的醫家重新審視中醫關於「心主神志」這句話。

　　直到今天還是有很多中醫袖著手不屑地看毛頭後生們披著白大褂鎮日忙活，鼻孔里嗤嗤出氣：誰叫你們不信？老祖宗的學問大著呢！

　　而任何科學若想進一步發展，便得從經驗階段上升到實證階段，也就是說，中醫若想走出一番新天地，必然也得利用先進的技術，通過試驗一點點追溯出致病原因和產生療效的科學解釋。

　　這對中醫其實很有必要。中醫的看家法寶是中藥，但幾千年來，所有醫人對中藥的認識都來自於前輩和自己的經驗。從滿山遍野的植物中，一一發現其治病的特點功效，已經是了不起的成就。然而你雖然知道了這味葯對某病能有效果，可在經驗階段卻絕對不可能了解究竟是這株植物中什麼成分起的作用。

　　都說中藥起效慢，正是因為這個原因。不知有效成分便無法提純精鍊，只好把一大包草根樹皮一鍋煎了，黑乎乎捏著鼻子灌下去，讓其自行發揮——精華和糟粕一同下肚，安能不慢？如今中醫中藥在國際上發展不樂觀，無法確知有效成分以進行進一步分析正是一個重要原因。

　　而若想知道究竟是什麼成分起的作用，勢必先得了解疾病的致病機理、病毒和藥物的化學成分、人體的吸收代謝過程。

　　這就是中醫這串長長的多米諾骨牌上，多年來被忽視的中間那一段；或者說，那隻被先人遺棄的魚筌。

　　又或者更直接說，那些神奇詭異的臟腑。

　　充分發揮中藥藥效，只是重新認識中醫，發掘中醫神秘寶庫的一小部分任務。冰山底下，蘊藏著先人無數寶貴的經驗和大膽的設想，等著後人去整理去歸納去證實——去真正掌握、去以一反三、去觸類旁通、去更進一步……。

　　如果再只靠有限的經驗和苦思冥想，中醫的老路，可能已經快走到了盡頭。這類建立在參悟基礎上的學問，在傳承過程中，流失的比例絕對遠遠大於創新——因為缺乏中間的推演驗證，能繼承多少上輩人的經驗全取決於後人蔘差不齊的理解能力。更何況很多高人並不具備準確表達自己感悟的能力，千百年來，不知有多少高明的心得就此隨著斯人逝去而埋入黃土。

　　由探索中間這段骨牌開始的路，其實是中西醫走向會師的偉大征途。這條道路一直走下去，中西醫學宏觀與微觀相互補充，經驗和技術相互提攜，形態與功能相互驗證，功力的進展將是幾何倍數增加，必能激起滔天巨浪，聯手蕩滌那凶頑狠毒的病魔，開創出一個健康時代；

　　這條道路一直走下去，終有一日，地球將匯合中西優勢，真正渾圓一體，共同迎接著人類下一個嶄新的紀元。

　　王清任一把扯下了隔在中西醫學之間幕布的小小一角；厚厚的幕布下面，隱藏著那段聯繫人體功能和實體的多米諾骨牌。

　　其實歷代想搞清這段骨牌的人也有一些，且不說詳細正確的人體結構知識對外科的重要性，畢竟達到一定高度的醫家都想往前再走一步，起碼也可以滿足與生俱來的好奇心，所以中醫的解剖形態學也不能說一點也沒有進步。

　　然而進展實在是太緩慢了，幾千年幾乎看不出有多大的區別。

　　直到王清任的出現。

　　作為一個名醫，他當然知道自己涉足解剖領域對崇古因循的醫界來說意味著什麼。他並不能完全理解自己這一生事業蘊涵的重大意義，也不知道自己在解剖學上的貢獻，其實遠遠小於在探索醫學研究方法上的創新；他只是憑著一個醫人的責任心，覺得應該對古籍中的錯誤進行些力所能及的修正；或者，科學上的敏感，使他隱約預感到從今往後，再躺在古人經驗上吃老本可能快行不通了——他可能開始發覺，臟腑間存在著很多古書上的簡單記載遠不能揭示的重要秘密：

　　「前人創建醫書，臟腑錯誤，後世業醫受禍，相沿又不知幾百年……」

　　於是在千年的權威、歷代的聖賢重壓下，他努力挺起胸，按著自己親眼所見，一筆筆細細繪來；面對著預料中的責難，他坦然一笑：

　　「余刻此圖，非欲後人知我，亦不避後人罪我，並非獨出己見、評論古人之短長，唯願醫林中人，一見此圖，胸中雪亮、眼底光明，不致南轅北轍、出言含混——

　　病或少失，是吾之厚望！」

　　讓我們記住這個日子：

　　公元1830年，清道光十年，王清任《醫林改錯》的刊行，標誌著人類在中西醫會師的漫長征途中踩下了重重的一步。

　　這部書耗盡了老人所有的精力，刊行後僅僅過了幾個月，王清任病危。

　　病榻上，王清任枯瘦的手摩娑著依然散發著墨香的《醫林改錯》，心中感慨萬千。幾十年來無數次流連穢場的經歷一時間都湧上了心頭，他的鼻端隱隱聞到了那令人窒息的血腥腐臭之氣，頓時他憔悴的臉痛苦地抽搐起來。

　　他連忙掙扎著微微擺頭，目光移到手中的書上。

　　良久良久，他的臉色平和下來，眉宇間隱約還有一絲微笑——他似乎聽到了病室中奏起莊嚴的梵樂，滿天香花簌簌而下，一朵朵光明雲在身邊圍繞。

　　一種從未有過的欣慰和寧靜包圍了他，使他再也感受不到濁世的痛苦與疲勞。

　　道光十一年二月十六日，一代名醫王清任歿於北京，享年六十四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