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學刊》| 中日關係的既往、現實與未來——高洪、吳限

高洪、吳限認為，中日實現邦交正常化至今的道路並不平坦。20世紀90年代前期，中日雙方儘管在台灣問題、歷史問題、領土問題等方面產生過一些矛盾和摩擦，但本著和平友好條約的原則精神處理重大問題，友好合作仍是兩國關係的主流。90年代中期以後，日本政治右傾化加劇，開歷史倒車的濁浪泛起並不斷向整個社會擴散，兩國結構性矛盾凸顯，「致力於和平與發展的友好合作夥伴關係」和「戰略互惠關係」，先後經歷了嚴峻考驗。今天的中日兩國的戰略關係與真正意義上的民間和解仍在調試、變化、發展過程中。儘管日本並不希望看到中國逐步超越自己，但最終也只能接受這一客觀現實。面向未來的中日關係，雙方更需夯實新形勢下相互依存與合作的基礎，由此開創健康穩定、和諧相處、互利共贏的新階段，造福於兩國人民、亞洲乃至世界。

文章指出，中日兩國交往源遠流長，相對於兩千多年的歷史，45年不過是短暫的一瞬。在這近半個世紀的歲月里，中日關係的主線幾經變化，從20世紀70年代初期的復交努力到80年代蜜月般的友好往來，再到90年代以後頻發的矛盾糾葛，伴隨發展的變化從未停息。進入新世紀後，兩國關係在政治、經濟、人文交流等各領域、各方面都取得了顯著成就，但同時也經歷了複雜的波折和極為嚴峻的考驗。在國際局勢急劇變化背景下，中國的快速崛起與日本爭奪地區主導權的戰略目標迎頭相撞，歷史認識問題、釣魚島及海洋權益衝突、台灣問題等矛盾鬥爭疊加在一起，中日結構性矛盾凸顯，推動兩國重回正常軌道成了21世紀第二個十年改善關係的目標。

「以史為鑒，可以知興替。」中日邦交正常化45年以至久遠的中日交往史，始終昭示著一個真理——「和則兩利，斗則俱傷」，這應成為雙方共識和共同敬畏的「歷史法則」。

一、邦交正常化是現代中日兩國關係的原點

1972年9月29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和日本國政府聯合聲明》簽字儀式在北京人民大會堂隆重舉行。中日兩國經過多年「以民促官」的努力，兩國老一輩領導人運用政治智慧，經過艱苦細緻的談判，終於成功開啟了復交的大門。

時隔45年，我們重讀《中日聯合聲明》這一標誌著「迄今為止的不正常狀態宣告結束」的現代兩國間第一個政治文件，深刻地感受到其原則精神對於處理今天中日矛盾仍然具有重要的規範意義。其中「日本方面痛感日本國過去由於戰爭給中國人民造成的重大損害的責任，表示深刻反省」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重申：台灣是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日本國政府充分理解和尊重中國政府的這一立場，並堅持遵循波茨坦公告第八條的立場」等內容，直指困擾今天兩國關係三大問題中的兩個——「歷史認識問題」和「台灣問題」，而復交談判中以「擱置爭議」的默契方式處理的「釣魚島問題」，更是當前兩國矛盾的焦點。

（一）至今橫亘中日之間的歷史認識問題

歷史是螺旋式上升發展的。1972年簽署的《中日聯合聲明》、1978年簽署的《中日和平友好條約》、1998年發表的《中日關於建立致力於和平與發展的友好合作夥伴關係的聯合宣言》和2008年簽署的《中日關於全面推進戰略互惠關係的聯合聲明》等四個綱領性文件，不僅是中日領導人代際上的里程碑，也鮮明地標示出中日關係發展的不同階段，為兩國關係的持續發展確立了共同遵循的政治原則，在今天仍具有強大的生命力和現實的指導意義。尤其是1972年發表的《中日聯合聲明》，既錨定了現代兩國關係的歷史原點，更是今天改善兩國關係必須遵循的「精神原點」。

總體上講，從1972年實現邦交正常化到20世紀90年代中期，中日雙方儘管在台灣問題、 歷史問題、領土問題等方面產生過一些矛盾和摩擦，但以日本對華政府開發援助（ODA）和急速發展的經貿合作勢頭為背景，兩國關係經受住了國際形勢和各自國內政局變化的考驗，各領域的交流與合作都達到空前高度。但是，到了90年代中期以後，日本政治右傾化加劇，政治領域中開歷史倒車的濁浪泛起並不斷向整個社會擴散，在兩國老一輩領導人實現邦交正常化中運用政治智慧妥善解決的歷史問題上出現了反覆和倒退。

1995年，日本自民黨歷史研究委員會出版《大東亞戰爭的總結》，對日本的侵略歷史進行全面、系統的翻案。1996年，橋本龍太郎以現任首相的公職身份參拜了靖國神社，打破了1985年中曾根康弘之後日本「現任首相不再參拜靖國神社」的政治承諾。1998年，日本上映為甲級戰犯東條英機翻案的電影《自尊——命運的瞬間》，公然為其鳴冤叫屈。進入新世紀後，日本總體保守化加快。2001年，「新編歷史教科書編撰會」編寫了歪曲歷史、美化侵略的教科書，並開始在部分學校使用。同年，小泉純一郎上台，更變本加厲地每年到靖國神社祭拜戰爭罪犯亡靈。日本右翼甚至公然叫囂：「參拜靖國神社是大和民族歷史文化傳統，政治人物參拜與否是日本的內政，其他國家無權干涉」，「日本要有獨立的立場，不能讓中國牽著鼻子走」。

2012年安倍晉三第二次上台執政後，在歷史認識問題上不僅不肯真誠反省道歉，反而在翌年12月參拜了靖國神社，給中日關係造成了新的衝擊。2015年夏季，隨著日本戰敗日臨近，安倍政府在準備「安倍談話」時，抱定了「只表示反省卻不再道歉」的錯誤思路，不斷試探中韓「日本最起碼講到哪一點，你們才能認可和接受？才能忘掉過去的歷史？」這樣的詢問，讓戰爭受害國民眾對日本執政者的「反省」感到十分不解。人們不禁要反問日本：你為什麼不能跳出這個「最起碼」，像德國那樣以深刻的反省、真誠的謝罪，從而獲得徹底的原諒與和解呢？2015年8月14日，安倍晉三發表了在重大原則問題上閃爍其詞的「安倍談話」，一方面完全背離了「村山談話」精神，另一方面公然暗示日本今後不再向戰爭受害國「道歉」。結果致使歷史認識問題仍舊橫亘在中日之間，日本自身也因未能以切實行動取信於亞洲鄰國而付出更多的國際政治成本。

時至今日，日本首相參拜靖國神社與日本還要不要向戰爭受害國反省道歉，依然是影響中日關係發展的兩個標誌性問題。關於前者，中國人民永遠無法接受日本首相以公職身份參拜靖國神社。畢竟，那裡供奉著雙手沾滿中國人民鮮血的各級戰爭罪犯，這些人或者曾在中國多次屠城虐殺平民百姓，或者違反戰爭法展開施放毒氣的化學戰，或者用戰俘甚至抓來的無辜平民做活體解剖實驗，這些喪盡天良的劊子手是永遠不會得到戰爭受害國寬恕的人類公敵。所謂首相參拜是「文化傳統」、「信仰自由」或「國民意志」的說辭，也完全站不住腳。關於靖國神社對侵略戰爭炮灰的片面祭祀並不符合傳統神道的理念和祭祀習俗，日本宗教文化研究權威梅原猛2004年曾在《世界》雜誌上著文《參拜靖國神社脫離日本傳統》，對首相參拜靖國神社的不合理性做過宗教學和民俗學的解釋。

至於對侵略戰爭的反省和道歉，表面上看「已經向中國方面做過多次道歉」，但由於首相參拜靖國神社，以及右翼政治勢力驅使右派政治家不斷發出歪曲歷史事實的狂言和妄語，日方出於外交需要所做的反省與道歉就只能「歸零」。更何況日本政府極力迴避以正式文件形式向戰爭受害國道歉。

各種研究清楚地表明，圍繞侵略戰爭，中日兩大民族之間真正意義的「民族和解」，即草根層面的寬恕、諒解還遠未形成。倘若安倍首相真的為日本民族著想，真的希望對華關係轉暖，就應當在這一類問題上謹言慎行。

（二）事關「一個中國」原則立場的台灣問題

1972年實現的中日關係正常化，是我國領導人出於高度的戰略謀劃和政治判斷，捐棄前嫌，以寬廣的胸懷與日本達成的和解。其中關於邦交正常化後如何處理台灣問題，雙方也形成了重要原則立場。

1972年4月13日，中日友協代表團與到訪北京的日本民社黨代表團發表了聯合聲明，提出了實現中日邦交正常化的三原則。即：(1)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代表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2)台灣是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3)「日台條約」是非法的、無效的，應予以廢除。

中國將這三條原則作為中日邦交正常化的必要先決條件，說明中方自復交努力之始便把堅持「一個中國」基本立場作為核心和前提條件，始終著眼於祖國的統一和台灣問題的解決。這一原則精神在此後的一系列中日政治文件中得到貫徹。按照中國學者的分析，「這是一種從政治外交出發、在戰略的高度上考慮和處理國際問題的思維方式和行為模式。而採取『雙方都同意』的方式，實際上就是要求日方像中方那樣避免糾纏於煩瑣的法律文書，通過最高決策層的政治決斷排除國內政治的干擾，儘快實現中日邦交正常化」。

然而，冷戰結束後，中日關係中的台灣問題日益複雜，到了安倍第二次執政期間，日本支持台獨的政治勢力蠢蠢欲動，尤其是蔡英文上台執政後，日台關係有發生實質性提升的趨向。2016年底，日本在台灣的官方窗口「公益財團法人交流協會」在其臉書及官方網站同步宣布，將從2017年1月1日起更名為「公益財團法人日本台灣交流協會」，並表示，今後將繼續「扮演日台間之橋樑，盡心竭力使日台關係更上層樓」。中國外交部發言人立即做出回應：中方在台灣問題上的立場是一貫和明確的。我們堅決反對任何製造「兩個中國」「一中一台」的企圖，對日方在台灣問題上採取消極舉措表示強烈不滿。中方敦促日方恪守中日聯合聲明確定的原則和迄今向中方所做的承諾，堅持「一個中國」原則，妥善處理涉台問題，不要向台灣當局和國際社會發出錯誤信息，不要給中日關係製造新的干擾。

這種情況也同樣引起中國學者的警惕。有學者撰文明確提出：「中日關係要順利發展，就必須恪守《中日聯合聲明》等四個政治文件的原則和精神」，包含「日方繼續遵守日本在中日聯合聲明中表明的關於台灣的立場，重申中國只有一個」內容的第三個政治文件《中日關於建立致力於和平與發展的友好合作夥伴關係的聯合宣言》，警告安倍政府不要在台灣問題上倒退。可見，不斷提醒日本恪守中日四個政治文件原則精神，防止其在台灣問題上開倒車，仍是不可掉以輕心的大是大非問題。

（三）復交談判中的釣魚島主權爭端問題

釣魚島自古以來就是中國的固有領土，中國對其擁有無可爭辯的主權。20世紀70年代，中日在實現邦交正常化和締結和平友好條約時，兩國老一輩領導人著眼兩國關係大局，就將「釣魚島問題放一放，留待以後解決」達成諒解和共識，但這絕不意味著中國在復交努力過程中放棄過維護領土主權及海洋權益的努力。很多史實清楚地證明，不僅中國方面始終堅持釣魚島是自己的領土，日本方面的進步團體也支持中國對釣魚島及其附屬島嶼的主權聲索。

1972年3月8日，日本外務省就「尖閣列島」（即我釣魚島及其附屬島嶼，下同）的領土主權問題發表見解，仍稱中國釣魚島等島嶼為日本「領土」的一部分。3月10日，中國駐聯合國代表安致遠在聯合國海底委員會上強調，釣魚島等島嶼是中國領土。1972年7月7日，日本田中角榮內閣成立，田中首相當天表示，要努力實現日中邦交正常化。就在同一天，日中友協中央本部發表《關於「尖閣列島」問題的見解》，並發表詳細資料說明「尖閣列島」是中國的領土。

據張香山回憶，雖然在中日聯合聲明中沒有明確約定釣魚島問題，但這個問題在1972年9月27日第三次首腦會談快要結束時由田中首相首先談起。田中說：我還想說一句話，我對貴方的寬大態度很感謝。借這個機會我想問一下貴方對「尖閣列島」的態度如何？周總理回答說：這個問題這次不想談，現在談沒有好處。田中堅持說：既然我到了北京，不提一下，回去會遇到一些困難。現在我提了一下，就可以向他們交代了。周總理於是說：對！就因為那裡海底發現了石油，台灣拿它大做文章，現在美國也要做這個文章，把這個問題搞得很大。看到中方沒有深入追究這一問題，田中立刻表示：好！不需要再談了，以後再說。周總理再次強調：以後再說。這次我們把能解決的基本問題，比如兩國關係正常化問題先解決。這是最迫切的問題。有些問題要等到時間推移後再來談。於是，田中近似於表態地說，一旦邦交正常化，我相信其他問題是能夠解決的，實際上是認同了中方關於「擱置」釣魚島問題的主張。

英國國家檔案館解密的1982年9月20日英日兩國首腦會談的談話記錄同樣顯示，時任日本首相的鈴木善幸在會見赴日訪問的撒切爾夫人時稱，日中雙方就釣魚島歸屬問題達成諒解和共識，同意「維持現狀」。

然而，誠如中方發表的《釣魚島是中國的固有領土》所言：「近年來，日本不斷對釣魚島採取單方面舉措，特別是對釣魚島實施所謂『國有化』，嚴重侵犯中國主權，背離中日兩國老一輩領導人達成的諒解和共識。」表現之一就是日本外務省片面刪除篡改了日本方面關於復交會談時的外交記錄。針對日方的片面解釋，作為事件親歷者的前駐日大使徐敦信就指出：「1972年9月27日，田中首相向周總理提及釣魚島問題的會談記錄並不長，白紙黑字，應該是留給後人的重要歷史依據。中日雙方各自記錄的開頭部分基本一致，不可思議的是日方記錄的後半部分竟不翼而飛，斷章取義不僅於事無補，而且毫無誠信可言。」在日本國內，也有學者注意到了日方對於當時談判記錄的篡改，橫濱市立大學名譽教授矢吹晉就將矛頭直指時任日本外務省中國科科長的橋本恕，認為橋本正是篡改歷史檔案的黑手。

為了維護中日關係大局，中國方面的專家學者對釣魚島主權爭端做出深入、詳盡的客觀研究，基於大量歷史事實和國際法理依據，反覆證明了釣魚島歸屬中國，同時也解讀並駁斥了日本官方關於釣魚島的錯誤主張。

二、現實狀態是中日國力對比在持續變化

詩人鞏丕鈞說：「歷史是凝固的現實，現實是流動的歷史。」這首言簡意賅卻又深刻透闢的「迷你哲理詩」，經王毅外長在對日交涉中多次引用，成為提醒日本不可忘卻或割斷歷史的外交名句。我們今天回顧中日復交45年走過的道路，很多活生生的人物、事件都成了回憶錄、教科書以及影視記錄中二維的歷史片段，但 「現實」既可以是浩然長卷中的「一幀」，也可以是位於既往與未來之間的歷史長河中的「一段」。毋寧說，給國家關係的「現實」的時長作量化賦值，其標準主要取決於觀察尺度的大小。

為了扭轉中日關係因日本政治領域的錯誤認識與錯誤行為造成的扭曲局面，中國領導人親力親為，主動開展對日工作。2014年11月，中日雙方就處理和改善兩國關係達成「四點原則共識」，習近平主席應約會見了安倍晉三首相。此後，兩國領導人先後在北京和雅加達、杭州、漢堡舉行會見，努力使兩國關係從前幾年的困難局面向正常軌道回歸。2015年出版的《日本藍皮書》為今天的中日關係作了一個形象的表述：目前，中日關係正處於一種「戰略錯肩」的非常時期，從這種特定的歷史大周期看，「今天的中日關係的調整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用十幾年、幾十年的時間同步完成戰略的磨合、利益的調整以及大眾心理的調適」。而且，這種「戰略錯肩」的總體趨勢是從過去的「日強中弱」向歷史的常態回歸。2016年5月23日，習近平主席在北京出席中日友好交流大會並發表重要講話，指出中日友好的根基在民間，中日關係前途掌握在兩國人民手裡，只要中日兩國人民真誠友好、以德為鄰，就一定能實現世代友好。

最近，中日關係出現了改善的新跡象，從事日本研究與中日關係研究的專家學者對此提出了見智見仁的分析。「樂觀派」希望順勢而為，加快推進中日關係早日回歸正常軌道；「謹慎派」則強調安倍領導的自民黨的本質沒有變化，日本政府的對華戰略並沒有發生轉變，不過是為了某種現實目的做一點政策性、手段意義的調整而已。顯然，這兩方面意見是從中日關係的不同視角，以及安倍政府的對華兩面性提出的不同判斷。

中日關係出現新變化，是因為過去幾年無論是中日關係本身還是作為宏大背景的中美、日美乃至全世界都發生了許多從量變到質變的變化。中國克服經濟下行壓力，在政治外交、經濟社會、科技、金融，乃至「一帶一路」合作等諸多領域成功取得了創新發展。尤其是在軍事技術、航天工業、海洋鑽探、量子通訊、移動互聯網，以及全產業鏈經濟結構、包含民間企業在內的高科技研發投入等，中國正在快速跨越式地超過日本。而日本發展速度無論是增幅還是絕對值都比不上中國，外交上安倍政府為孤立與圍堵中國的「價值觀外交」「俯瞰地球儀外交」都很不成功，醜化、遏制中國的種種做法也未能收到預期效果。同時，日本也看到美國的相對衰落以及中美力量對比的變化。中美關係的改善、調整逐步打碎了日本「聯美製華」的幻想。新世紀的第二個十年是中國從追趕日本到「並肩競爭」，再到越過日本、開始追趕美國的「錯肩期」。在這樣的背景下，儘管日本並不希望看到中國對自己的超越，但今後逐步接受中國成功發展這一客觀現實，並隨之逐步增強對華兩面性中的合作的一面，已經是一種歷史的必然。

三、開創中日關係的光明未來

社會歷史的發展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無論是生命個體還是國家行為體都不能擺脫時代的制約。置身時代洪流與國際風雲變幻的中日兩國，唯有正確看待過去的歷史，從中吸取經驗教訓，同時穩妥處理好現實中存在的問題，才有可能贏得光明的未來。

作為從事日本問題研究和致力於中日關係改善工作的從業者，我們盼望中日關係能夠早日擺脫矛盾糾葛，將積累的寶貴經驗凝聚成正能量，使兩國朝著健康、良好的方向發展。但我們也深知，光明的中日關係離不開雙方的紮實努力，從曲折歷史中走來的中日關係，道阻且長，兩國的仁人志士需有「路雖邇,不行不至；事雖小,不做不成」（《荀子·修身》）的執著精神，堅定信心，不畏艱難，持之以恆，努力推動中日關係開創光明的未來。

最近，中國社會科學院日本研究所作為國家對日研究智庫提出了《中國社會科學院日本研究所關於發展中日關係的基本見解》。其基本精神，認為今天的中日關係處於爬坡過坎、轉型發展的歷史關頭，雙方更需夯實新形勢下兩國間相互依存與合作的基礎，由此開創健康穩定、和諧相處、互利共贏的新階段，造福於兩國人民，為亞洲和世界的和平穩定與繁榮發展做出應有的貢獻。

「基本見解」是集體智慧的結晶，我們認為它為未來中日關係指明了方向，因此願意將其附錄如下，作為本文的結語：

（一）正視歷史，面向未來。正確看待過去的歷史，深刻反省日本軍國主義侵略戰爭罪責，是發展中日關係的重要基礎。只有汲取歷史經驗教訓，中日兩國才能攜手共進，建立起面向未來的國家關係。

（二）恪守原則，積累互信。改善中日關係，關鍵在於恪守中日四個政治文件及四點原則共識精神，妥善處理台灣問題等涉及中日關係政治基礎的重大原則問題。雙方應客觀看待對方的發展和面臨的問題，逐步積累政治互信，確保兩國關係不偏離正常軌道。

（三）經濟合作，互利共贏。經貿合作是中日關係的「壓艙石」和「推進器」。中日互為重要經濟合作夥伴，相互依存，優勢互補，雙邊經濟交往已與世界經濟和區域經濟融為一體。中國提出的「一帶一路」倡議為中日經貿合作開闢了更廣闊的前景，未來雙方應繼續加強財政金融、節能環保、技術創新、旅遊和全球產業鏈及全球經濟資源配置等領域的高質量、高水平合作。

（四）加強往來，和諧共處。「國之交，在於民相親。」民間交流曾在中日邦交正常化過程中發揮了重要作用，當前更需要發揮民間交流的優勢和傳統，努力消除誤解和偏見，進一步加強兩國社會、文化、教育及青少年等方面的交流與合作，為中日關係賦予新的內涵。

（五）求同存異，化解矛盾。中日互為重要近鄰，實現邦交正常化45年來，中日兩國在各領域合作的深度與廣度都達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同時，中日間也存在東海問題等影響兩國關係正常發展的不利因素，需要通過對話協商，加強風險管控，尋找妥善解決問題的有效辦法。

（六）平等相待，世代和平。21世紀的國際關係正經歷著深刻變化，經濟政治中心向東方轉移的趨勢在加強，全球化推動國家利益高度互融，亞洲面臨著歷史性復興機遇。中國和平發展、永不稱霸的莊嚴承諾，不僅源自文化基因的天然引領，更是基於對世界大勢、時代潮流的科學判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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