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皇和北斗信仰的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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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皇和北斗信仰的比較文/ 萬景元同樣是信奉太上無極大道，但是魏晉時期和宋朝之後的所主奉的神靈卻不一樣。竊以為神仙譜系的改變，其實反映著道教發展的某種趨勢，即從起初的民間信仰而變為後來的官方宗教，道教和統治者的關係日益緊密，而官方思想對道教的影響力也較以前更多了。　　《世說新語》中記載了這麼一則故事，說是謝安曾隱居東山多年，朝廷屢召不至，後因形勢使然不得不棄隱山林，而出任桓溫司馬一職。一回，有人贈送桓公草藥，其中有一種叫遠志。桓公用以問謝安：「這葯又名小草，何以一種東西有兩種稱呼？」謝未答。一旁的郝隆，應聲答道：「這很容易解釋，隱處山中時叫作遠志，出了山就叫作小草。」謝安當即面露愧色。　　蓋早期的道教以出世為務，隱居逃名，所嚮往的逍遙物外的神仙生活，儒道之間的界限也較為分明。《論語》奔走四方的孔子，和楚國的狂夫、那些隱居耕種的人，選擇是不同的道路。故道教所崇拜的神仙，也是自然神較多，如北斗七星，就一度為魏晉南北朝時期上清派的主奉神明。但是自魏晉玄學大興，被壓制的儒生期望解道家思想，以緩解其苦悶之心情，故紛紛逃世清談，而士大夫未必能忘懷於世事，故玄學的特色就是調和儒道的關係。其得出的結論影響最大者，就是「名教即自然」。所以儒家的等級觀念、禮樂思想，借著「自然」的名目，而影響道教，此玄門之一變也。

　　唐朝奉道教為國教，老子為玄元皇帝，道教在唐朝發展極為興盛，出現了許多著名的高道，教理教義、修持方法、宮觀建設各方面都是頂峰。而這也將道教的興衰和唐王朝綁在了一起，道教失去了其最初，高蹈物外的自由。宋朝延續了這一作風，自稱受命於天，獲得了保德真君的庇佑，通過宣揚道教來掩蓋其對外交往的不利，故道教而淪為政治之工具，此道教之第二大轉折也。正因為和王朝的聯繫，過於緊密，故元朝華夏陸沉之時，道教也受到了統治者的打擊。然全真教，作為漢族宗教，保存民族禮樂衣冠和思想之功，不可沒。而道教也承擔了更多的世俗的義務。　　玉皇信仰的形成和完善，就在唐宋時期，我想這和我國的政治模式是有關係的。因為中國曆來有國君，並且這國君具有至高無上的權威和神聖。這就決定了道教的神仙體系也必須維於一尊，人們不能想像一個民主的天庭官員體系。而這個天庭所推行的大道，是自然之道，也是仁義之德。「勛爵命於王庭」，所有的神仙都歸玉帝之所統領，正所謂「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玉帝也成為道教的最高神靈，而等同於三清的地位，這和魏晉時期的北斗崇拜是不一樣的。北斗崇拜是對自然天道的崇拜，北斗七星九皇，各有主掌，是分權而制的，而玉帝則是專權的。這即是早期道教遠離於統治階級，而近古道教和朝廷聯繫緊密之故，早期道教沒有維護王權的自覺性。

　　道教借重於帝王的威嚴，描繪了玉帝的形象，人們對之跪拜懺悔，而道教也失去了早期那種與天爭命的氣概了。竊以為近世道教之衰頹，固然有歷史的原因，但是也未必和這些沒關係。就像不少學者所說的「道教中不少封建宗法的糟粕」，這些應當隨著舊時代的過去而消失，現代學術昌明，我們應當發揚早期道教中民主、眾生平等、親近自然、敬畏天地、可持續發展等思想，為社會發展作出積極的努力。西方學所說，「救西方社會的良藥在東方」。我相信，在思想文化多元化的今天，道教思想中的光輝會逐步為世人所認可和接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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