悅讀│民國大師們的長篇集體傳記

這本書出版時，我堅持「民國清流」四個字做書名。清流即有獨立見解的知識分子，不是權貴，有文化的獨立、思想的獨立、人格的獨立。

我看了很多民國學人的傳記，很多還在用兩元論來分析人物，非好即壞，總想給他們在政治上排位，用社會學取代文學的判斷，這本身就是一種失誤。

《民國清流》，汪兆騫著

　　記者：您的新著《民國清流》被稱為第一部關於民國一代大師們的長篇集體傳記，展現了他們在思想、學術、政見、工作和生活各個層面的交流、碰撞、交鋒。這部書寫了多長時間？您是什麼時候開始構思關於民國知識分子的著作？

　　汪兆騫：寫這本書沒用多長時間。我現在每天堅持寫兩千到三千字，寫完就很少改動。都是手寫，不用電腦。一個月下來就是六萬字。但是關於《民國清流》的寫作資料很早就開始準備了。因為當時看了王蒙先生的「季節」系列，他的這四部長篇是我在《當代》工作時編髮的。王蒙先生也是我的老師，大學時教過我兩年。「季節」系列讓我看到知識分子在共和國特定時期的生存狀態與精神狀態，那是在「極左」文化氛圍下產生的個人悲劇。王蒙先生寫出了當代中國知識分子的文化苦旅與靈魂苦難。從那時起我就開始思考知識分子，也就是過去所說的「士」。這個群體在中國歷史上起了很大的作用，他們作為社會的一個階層、一個群體，是極富理性的一部分人，是民族的良知。舊時代的「士」能夠以死諫言，影響君主治國理政。我們現在講「中國夢」，但「中國夢」不是靠沒理想、沒操守的人來實現的。要實現偉大的民族復興，知識分子當仁不讓，應該起很大作用。在這種思考下，我就準備剖析一下民國時期知識分子的靈魂。現在國人講顏值、講金錢、講權利，忘記了自己作為公民的責任。《民國清流》就是想告訴現在的讀者知識分子究竟是怎樣的人，他們有著怎樣的抱負、心胸、操守與文化靈魂。

　　記者：《民國清流》呈現了民國6年至民國16年，也就是1917年至1927年之間知識分子的風骨、友誼、是非與恩怨，這些文化大師的偉大與卑微、崇高與缺陷在您的筆下都有細緻的展現。既然寫民國清流，為何時間截止到1927年？

　　汪兆騫：這本書不想為誰樹碑立傳，也不想把誰釘在恥辱柱上。民國時期的文化人各有千秋，各有長短。中國的知識分子歷來如此，正與邪，高尚與卑下，有時會集於一身，正是這些的和諧統一成就了那代文化人的豐富性和多樣性。比如蔡元培和魯迅都是紹興人，蔡元培盡其所能地幫助過魯迅，魯迅對於蔡元培則有些寡情。但是在魯迅去世後，蔡元培依然與宋慶齡等名流組成治喪委員會，精心而周到地料理葬禮事宜。蔡元培獻給比他小13歲的晚輩魯迅的輓聯是：「著作最嚴謹，豈唯《中國小說史》；遺言太沉重，『莫作空頭文學家』。」當時已是68歲的老人蔡元培在弔唁魯迅時湧出熱淚，他心中對魯迅充滿深深的懷念之情。又比如梁啟超愛惜徐志摩的人才，兩人是忘年交。但對於朋友不端的行為，他能直言不諱，當面批評。徐志摩和陸小曼訂婚，胡適請梁啟超做證婚人，梁啟超卻在婚禮上痛斥徐志摩，說他性情浮躁，用情不專，以致離婚再婚，稱徐志摩和陸小曼都是離過婚又結婚，都是用情不專，希望他們痛自悔悟，重新做人。這段話，令現場嘉賓無比錯愕。但是到了次日，徐志摩竟又攜陸小曼到清華園梁府拜訪梁啟超，感謝他的一片苦心。再比如胡適和陳獨秀雖然在思想上有很大分歧，但並不妨礙他們的友誼，陳獨秀被開除黨籍，成為階下囚後，胡適還特意從北京趕到南京，去監獄探望陳獨秀，陳獨秀還能與胡適剖心交談。我們常說道不同不相與謀，但民國文人道不同，友誼常在。這本書出版時，我堅持「民國清流」四個字做書名。清流即有獨立見解的知識分子，不是權貴，有文化的獨立、思想的獨立、人格的獨立。為什麼這本書寫到1927年截止？因為1927年以後蔣介石就建立了專制的政權，這個政權下知識分子群體已經開始分裂。

　　記者：關於民國的文化人物，也曾出版過很多研究與傳記。您這本書的獨特之處在哪裡？

　　汪兆騫：我看了很多民國學人的傳記，很多還在用兩元論來分析人物，非好即壞，總想給他們在政治上排位，用社會學取代文學的判斷，這本身就是一種失誤。民國時期，即便是軍閥，比如段祺瑞、吳佩孚，雖然他們確實鎮壓過群眾，手上有革命者的鮮血，但是在民族危亡時刻，他們堅決不與日本人合作。歷史對這些人太缺乏研究。又比如這些年我們把國學抬得很高，但國學為何物，有誰能說得清？但五四那代文化人，僅僅是章太炎的弟子，黃侃、魯迅、周作人、錢玄同等人，都是著作等身的國學大師。但我們只是批評他們中有些人的政治立場、文化人格，對他們的學術建樹較少提及。包括對胡適，很長時期是全盤否定。我寫這部書，說得通俗點，只是想更完整地呈現那一代知識分子的文化人格。這部書完全是文化意義上的反映，而不是文化意義之外的。

　　記者：1927年之後這些知識分子的命運如何，您是否還會有相關著作？

　　汪兆騫：我筆下的民國知識分子是一個系列，《民國清流》之後準備再出三本。第一本是從1928年到1931年，很快將會出版。這個時期魯迅、胡適、沈從文等文化精英集中到上海，恰逢左聯成立，上海成為當時的文化中心，所以這本書的名字叫《民國清流：上海的文學星空》。第二本，隨著胡適等人從上海回到北平，包括原來就在北京沒有南下的周作人、錢玄同，北平又成為文化中心，聚集在這裡的作家被稱為京派作家，所以我的書名是《民國：北平作家群落》。第三本，從1938年開始，文化人投入抗戰活動，這本書寫文人抗戰。當時大批精英隨大學轉移到雲南、貴州、四川，文人分化後的矛盾與衝突，他們文化觀念上的不兼容、碰撞相對少了，形成了統一戰線，國共兩黨再次合作。這是我的民國系列，明年六月左右稿子能全部寫出來。民國系列的副產品還有一本，近期馬上推出，叫《文壇亦江湖——大師們的相重與相輕》 ，主要內容寫民國期間文人的矛盾和衝突，複雜與多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