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的大腦、我們的 IQ，我們的認知，3 歲就已經決定了？

就羅斯高的演講掀起了一場激烈的大討論，這場討論的主題除了如何解決農村孩子的發展問題，最熱烈的恐怕要數嬰幼兒的早教干預問題。這場討論涉及到孩子是否三歲看老，涉及到投資孩子的成本與收益……

我們也許不得不承認：貧窮是智力的敵人，教育是智力的朋友。這個殘酷的結論只能又一次刺激到那些焦慮的城市中產家長，而那些亟需被幫助的農村兒童父母，則繼續沉默無言。

「『1000 天假設』非常簡單——我們的腦子，我們的認知，我們的 IQ，90% 是 0 到 3 歲的發育決定的。3 歲之後有很多其他能力的發展，你的非 IQ 能力會發揮出來。但是到了 3 歲，基本上我們的腦子已經定型了，不能再提高，或者說很難再提高了。」

近期爆紅的斯坦福大學教授羅斯高，在那場「農村兒童的發展怎樣影響未來中國」的演講中，這樣提到。這段內容是羅斯高整個演講邏輯鏈中的重要一環，這一環卻引起了不少的爭議，尤其是在心理學家們和相關從業者中，很多人表示了不同意見。

一位在北大心理系攻讀研究生學位的朋友在看到演講內容後，很快告訴我，這個說法可能存在問題。但因為缺乏數據支持，難以對整個立論進行質疑，所以他也未作深究。但中山大學-加州理工學院聯合培養的在讀心理學博士生俞柏雅，因為在微博上的公開質疑，獲得了媒體的邀約。俞柏雅寫的《三歲決定孩子智商？這個說法不靠譜》一文，刊發在《南方周末》上。

當然，反對者之外，羅斯高並不缺乏堅定的支持者。他的支持者指出：羅斯高在演講中提到決定人類智商的三個因素，即基因、營養和養育。他對營養和養育的強調並沒有錯，因為現階段農村嬰幼兒的營養狀況和養育方法都存在顯著弊端。因此，整個研究的立論是穩固的。

兩個不同出發點的人群就羅斯高的演講掀起了一場激烈的大討論，這場討論的主題除了如何解決農村孩子的發展問題，最熱烈的恐怕要數嬰幼兒的早教干預問題。

在演講中，羅斯高援引 2000 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之一，芝加哥大學經濟學教授詹姆斯·赫克曼（James Heckman）的研究結論，國家和家庭投資 0 到 3 歲，回報率最高。

「在 0 - 3 歲，你投資 1 塊錢，有 18 塊錢會回來；3 到 4 歲投資 1 塊，是 7 塊錢的回報；小學是 3 塊錢；大學裡投資 1 塊錢是 1 塊錢的報酬；成人是負的。」羅斯高清楚無誤的表述，又一次刺激到了焦急的城市中產階級，那些亟需被幫助的農村兒童父母，則繼續沉默無言。

被誤讀的假設

在演講中，羅斯高在演講中提到的「1000 天假設」，把這個假設定義為「從出生到 2.5 歲」的時間段，但在學術上，這一概念雖然存在，卻是母嬰領域的嬰兒營養健康時段，具體時段為「從懷孕到 2 歲」的階段。

哈佛大學醫學院營養學教授喬治·布蘭克波恩（George Blackburn）曾表示：「生命早期的營養不良，不僅會導致嬰幼兒體格和智力發育遲緩，還會增加心血管疾病、糖尿病、高血壓等慢性病患病的風險。」對於生命最初的 1000 天，人的營養情況關乎一生的生長發育、疾病、衰老。不過，這一概念還只是一個被許多營養專家認可的假設，到底能否成為事實，依舊需要更多、更可控的實驗驗證——而因為試驗倫理的原因，我們幾乎無法指望這類的可控實驗得以進行。

當然，羅斯高教授在「1000 天假設」概念上的誤用，並不影響他的最終結論，畢竟他和他的團隊做了數十年的調研，積累了大量數據，手裡可作為論據的武器非常多。例如：6 個月到 18 個月的嬰兒，一半以上的中國農村的寶寶是貧血的，比小學生的貧血比例更高。而在 13 萬學生樣本中，27% 的學生貧血，33% 的學生肚子里有寄生蟲，25% 的學生近視眼。造成這一狀況的一大因素，正是農村兒童營養攝入的不科學。

在演講中，基於「1000 天假設」提出嬰幼兒營養攝入問題後，羅斯高用貝利嬰幼兒發展指數的測試數據進一步表明，農村貧困地區孩子的智商發展緩慢。羅斯高的團隊從陝西南部的山區農村隨機抽樣了 1800 個嬰兒，每 6 個月測一次。24 到 30 個月，已經超過 1000 天，他們發現超過一半的寶寶發展緩慢。

但羅斯高團隊使用的貝利嬰幼兒發展量表（BSID），已經被大量心理學研究證明並不能準確預計嬰兒 3 歲之後的智力發展曲線。也就是說，測量的智商結果只對當下有意義，並不構成對未來的絕對影響。俞柏雅在《三歲決定孩子智商？這個說法不靠譜》中也提到：「多項研究均發現，很多貝利指數嚴重偏低的孩子後來的智商都是正常的。究其原因，正是因為 3 歲以前的嬰幼兒的認知發展不充分，而不同人此後又將經歷不同的成長環境。」

貧窮是智力的敵人，教育是智力的朋友

研究表明，高智商人群的收入狀況更好，健康水平也會更高。因為在統計學上，高智商人群吸煙和酒精攝入的可能性更低，同時參與身體鍛煉和健康飲食的可能性更高。

所以，早教項目開展得如火如荼，普通公眾對孩子智力水平提升的渴求，完全都是可以理解的。反過來，羅斯高對中國農村兒童智力發展遲緩的擔憂，也足以引起政府的擔憂，儘管在論述方面，除了經濟學的團隊之外，還應該引入心理學團隊的援助。

智力是一種心智上的能力，它賦予人們指引自己的思維，適應環境以及從經驗之中學習的能力。但智力的概念十分多樣，測量的方式、方法也存有爭議，所以公眾理解的智力概念和心理學中的智力概念，很多時候並不能完全等同。

查爾斯·斯皮爾曼、瑟斯頓等心理學家在長達幾十年的爭論中，推動形成了針對智力測驗數據的權威表述，即需要將智力水平納入三水平層級結構，即頂部的一般智力（流體智力與晶體智力），底部的特殊能力（回憶電影片名、解決邏輯問題、猜字謎），和位於中間的中層能力（記憶、推理和言語技能）。

智力測驗的難題在於，包括中層智力在內的能力常常深植被測試者的社會文化習俗，例如歐洲人認為說話語速快速是高智力的表現，而非洲奈及利亞人則認為高智力的表現是謹慎沉穩且安靜。所以，不同文化背景下的智力測試結果會有很大的差異。

但不管爭論向何處發展，一個人的智力最終由遺傳和環境共同決定，這一點早已被達成共識。遺傳的基因因素和後天的環境因素，他們並不是單獨在起作用，而是互相影響共同決定著孩子的智力發展。

柏拉圖在《理想國》中表示，有些人生來就是領袖，有些生來就是戰士，有些人生來就是商人。智力的家族基因作用的確十分重要，無論成長環境是否相同，基因相似的人智商水平更接近。

但後天環境對智力的影響同樣不可忽略。今天的普通人，比 1900 年時 95% 的人都要聰明，為什麼會發生這樣的事情呢？研究人員將這一改變歸功於營養水平提升，更普及的教育（學校和家庭）。

不過，「弗林效應」的提出者詹姆斯·弗林（James Flynn）更相信，這是工業和技術革命對日常生活本質特徵的改變所帶來的。具體來說，和我們的祖輩相比，今天的孩子需要在生活中面臨更多的抽象化思考，每天都在做各種智力測試，但半個世紀前或一個世紀前的日常生活，卻並非如此。

如果說遺傳基因決定了智力的區間，那麼後天的環境因素則決定了我們智力所處於的具體位置。研究表明，社會經濟地位（SES）越高家庭長大的人，智力也會越高。但原因不是高 SES 家庭有錢本身可以提升智力，而在於家長可以給孩子提供更多的模擬機會，家庭環境的智能會更為豐富。所以，貧窮是智力的敵人，這句話沒毛病。

智力測驗的創始人、法國實驗心理學家阿爾弗雷德比納相信，貧窮是智力的敵人，教育是智力的朋友。後世的研究者發現，聰明人更喜歡待在學校里，而待在學校里也會讓人更聰明。但值得指出的是，現代學校教育正在面臨諸多的問題，有時候更多的知識在提升學生的應試能力，而不是整體認知能力。所以，什麼樣的教育才能提升人的智力，這又成了另外一個話題。

0 - 3 歲起了哪些作用

1981 年，托斯滕·維塞爾和大衛·胡貝爾因為開創性地揭示了關鍵期在大腦中的運行機制，而分享了這一年的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

通過建立一個貓的視覺系統的實驗模型，他們發現如果貓咪在出生之後就把它的一隻眼睛擋住，幾個月之後摘掉障礙物，這隻貓也永遠失去了雙眼視物的能力。這是因為大腦皮層中本來負責處理來自被擋住的眼睛信息的部位，由負責處理沒有被遮擋的眼睛所接收信息的神經元接管。

維塞爾和胡貝爾還發現，這種視覺適應能力有一個嚴格的窗口期——3 個月，一旦小貓咪出生 3 個月之後眼睛再被擋住，它的視力則未必會喪失。同樣的情況，被科學家延伸到了人類早期大腦發育和生長的解釋。研究表明，我們的嗅覺、學習語言的能力，處理情緒和與他人建立依戀關係的能力，也存在一個關鍵期。

在生命最初的 12 - 18 個月里，人類大腦內存在數十億神經元細胞，這些神經元細胞以我們無法想像的激烈方式排列組合，互相建立聯繫，發展出眾多分支，並形成數萬億的連接點（突觸）。在這些突觸自動選擇「要麼使用我，要麼別理我」的策略下，個體開始不斷適應外界環境。大腦的功能開始得到不斷發展，例如語言、情緒反應和社會認知。

人類嬰兒天生具備區別世界上所有語言中因素和音節的能力。通過語言學習，嬰兒的大腦逐漸適應周圍有本地語言構成的語言氛圍，當然，這是建立在排斥對非母語吸收的條件下發生的。

而與語言系統相似，嬰兒的面部識別系統針對的範圍也非常廣闊，類似於建立一個龐大的識別臉部資料庫，嬰兒能逐漸注意到表情、聲音與具體事件的聯繫——與微笑相伴的咯咯笑聲和平靜舒服的感覺，與恐懼相伴的是憂慮的語氣甚至緊隨而至的痛苦。

一項令人震驚的證據表明，童年時期被虐待被忽視的經驗，會對個體的行為及情緒反應造成長期負面影響。這是因為兒童對於憤怒情緒的判斷能力極強，長期生活在憤怒的環境中，他們的大腦就會習慣隨時發出警示信號，以便提前應對風險。一般而言，為了規避風險，孩子更願意「取悅父母」，掩護自己的身體。沒錯，特別「聽話」、「乖巧」的孩子，內心常常充滿了恐懼。

學習語言、識別面孔，其功能在於感知他人。了解、認識到別人的想法和觀點，是打開通往社會關係和社會交往的大門。這種能力被稱為「讀心術」，也被稱為心智化。儘管心智理論至今還只是一種假說，畢竟我們無法直接觀察到他人的心智，但只有具備了心智理論假設中包含的認識他人動機、信念，乃至預測他們行為，最終去同情或質疑、信任或欺騙的能力，我們才能融入社會，才能與他人建立競爭或合作的關係。

嬰兒降臨人世，最終需要融入具體的人際關係，而信任是最不可或缺的黏合劑。0 - 3 歲階段，是嬰兒與外界建立信任關係的最好時機。假如這一階段母親或者其他親密照料者無法與嬰兒形成良好的互動，那麼嬰兒將會在形成自己世界觀時標明：外界不夠安全。《童年與社會》的作者、美國心理學家埃里克·埃里克松也提出，對於信任或不信任的感知，是人格發展的基礎。並稱信任為「人格發展的關鍵性基石」。

幾乎任何一種被確診為精神失常的情形，背後原因都與人際關係和依戀相關。個體一旦不能與任何人建立穩定的關係，那麼個體就會走向極端。早期照顧環境中被忽視、虐待的兒童，很容易患上「反應性依戀障礙」（RAD），他們在與他人建立社會聯繫方面面臨著巨大的能力缺陷。

例如，在情緒低落時，他們不願意向別人求助；或者，他們難以建立與他人之間的穩定關係，要麼過度理想化——你是全世界唯一理解我的人，要麼過度悲觀化——你一點也不在乎我，這種診斷被稱為「邊緣人格」。更糟糕的是，無法形成正確的依戀關係的人，在兒童上表現為反應性依戀障礙，在成年人身上就是多重人格障礙。來自精神疾病種種打擊，也將許多人排除在幸福生活的門外。

投資孩子的成本與收益

從這個意義上來講，某種程度上，羅斯高的演講有一個很好的出發點，假如他的政策建議——用 80 億在 30 萬的村子做養育課程推廣——得到落實，也會有一個很好的結果。不過，在好的出發點和好的結果之間，論證的過程存在一定的錯誤，因此被一些心理學領域的專業人士逮個正著。

但對 0 - 3 歲農村孩子營養、養育層面的改善建議，不存在大的問題。0 - 3 歲雖然不是智力發育的關鍵期，但卻是這些孩子發展語言、建立社會認知、發展人格和依戀關係能力的重要窗口期。而且，能夠在孩子早期投入更多的父母，也會更加重視之後的教育。

當然，對嬰兒早期的投入幾乎已經成為城市中產階級的共識，只不過在具體的介入方式上，不同知識背景的父母還存在著較大的觀念和做法上的分歧。但相比貧困農村的父母，後者幾乎很難有如何介入的選擇空間，因為城鄉流動的制度溝壑阻礙著這些父母與孩子的相聚。

羅斯高提出讓媽媽回到孩子身邊，一度引起少部分女權主義者的反感，而這種態度除了展示他們對農村境況的毫不知情或者態度漠然之外，並沒有其他意義。羅斯高對國家的政策呼籲，與聯合國兒童基金會所倡導的提升兒童的「認知資本」實際上有著異曲同工之妙。

認知資本是當神經增殖和大腦結構發育處於峰值時，投資於兒童的一種新興範式和組織框架。研究發現，通過對營養、衛生、教育、兒童保護和社會福利制度等影響大腦發育的方面進行早期干預，所獲得的經濟回報十分顯著。投資於大腦發育將帶來健康和福祉、教育成效、技能潛能、就業狀況和生活質量等方面的改善。

因此，正如羅斯高援引詹姆斯·赫克曼的研究結論，國家和家庭對 0 - 3 歲兒童的投入回報將達到 1 比 7，回報率十分驚人。那麼，這些投資的具體措施是什麼呢？其實，無非就是讓孩子回到居住在城市父母的身邊，享受平等的教育機會，或者創造就業崗位，讓父母回到孩子身邊，獲得長久的陪伴，以及普及更為科學的養育方法。

從微觀層面看，讓父母回到孩子身邊，引入理性計算並不是最明智的。也許國家層面必須要做成本收益的考量，但父母與嬰幼兒的長久相伴，這是一種人類天性，不該被過度理論化。0 - 3 歲當然很重要，但科學養育的目的並不應該以提升智力或其他各種「力」為目的，而是與他/她建立起一種合適的依戀關係。只有理順了這種關係，孩子才能獲得一種持久的安全感和幸福感，而這也是絕大部分父母的真正目標。

參考文獻：

《童年與社會》：埃里克松著，上海學林出版社 1992 年

《心理學》（第三版）：丹尼爾·夏克特等著，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 2016 年；

《心理學詞典》：楊治良、郝興昌 主編，上海辭書出版社 2016 年

《正常的另一面》：喬丹·斯莫勒著，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2015 年

《認知資本對中國兒童可能意味著什麼》

https://max.book118.com/html/2017 / 0611/113476483.shtm

《三歲決定孩子智商？這個說法不靠譜》

http://weibo.com/ttarticle/p/show?id = 23093510003541549038272261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