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鵬鵬：埃克斯往事

題記——Now, it used to be, I ran to get where I was goin". I never thought it would take me anywhere. 我總是向目標奔跑著，但從未想過，跑可以給我帶來什麼？（《阿甘正傳》）序曲：閩南人的遠行自小，父母就希望我能遠行。「閩」，家鄉人謂之「門內蟲，門外龍」。故閩南的年輕人只要不出門打拚，就很容易在家無所事事、遊手好閒，最終難免被人指指點點，終究難成大業。而在農村，遠行的途徑不多，奉行嚴格的淘汰機制。早先幾輩的閩南人大抵偷渡下南洋，經歷生與死的直面考驗。一位旅居海外的老人曾告訴我，早期的偷渡，為避免被海警巡邏捕獲，都在夜間進行，且船不能離海岸線太近。所以蛇頭在離岸邊很遠的地方就強迫偷渡客游泳過去。此前，大多數人已經經歷了數周的顛簸。故唯有身體最好、意志最堅強的人方能游到彼岸，很多同胞終究未能通過這一終極考驗，魂歸他鄉。所以，飄洋過海的閩南人很多都成功了，因為他們在面對生死考驗時尚能坦然面對，何況創業？而到年輕一輩，隨著競爭的加劇，較體面的遠行途徑只能通過讀書。幾年前有一篇文章《我奮鬥了18年才和你坐在一起喝咖啡》大抵反應了我入大學前的狀況。「從我出生的一刻起，我的身份就與你有了天壤之別，因為我只能報農村戶口，而你是城市戶口……考上大學是我跳出農門的惟一機會」。從小學升初中，初中升高中，高中考大學，我都是班上成績最優秀的學生。我深深明白，任何一個疏忽，都意味著前功盡棄。1997年，我以全市第二名的高分考入素有「法學黃浦」之稱的西南政法大學（西政當時錄取的最高分，可以考上北大、清華），開始了法科的生涯。但讀大學後，我才發現，一個80後的農村小孩所面臨的挑戰遠非奮鬥18年所能達到。因為從那時起，高等教育開始產業化，擴招呈瘋狂態勢，學歷亦開始大幅貶值。於是，當每一位年輕人都能輕易成為大學生的時候，評價體系變得更加不公平，因為主導事業成功的要素，不再是努力、勤奮、成績和學歷，而往往是成長背後的權力。沒有家庭背景的很多同齡人不得不「加碼豪賭」，繼續碩士、博士，而我深深明白，成功必須具有超前意識，必須超越同齡人的保守，必須領先社會前進的步伐。我原先的計劃是到美國一所著名的法學院，也為此作了相當充分的準備。但命運的一次偶然安排改變了我原先的學業規劃。大概是2000年10月的一個下午，我在法學院辦公室幫年級老師列印材料，碰到了時為法學院副院長、西南政法大學第一位訴訟法博士陳剛老師（現為華東政法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陳老師早年負笈日本，對歐陸法情有獨衷。但我想，陳老師對我的第一印象並不佳，因為我們的談話源自於他的質疑。「你們這些學生怎麼一天都往學院辦公室跑，不用讀書的嗎？」我有些尷尬，只是笑了笑，沒做任何回答。過了大概十分鐘，陳老師可能是無聊，又問到，「小夥子，成績怎樣」？我回答，「還不錯，成績年級第一，綜合測評年級第四」。陳老師又問，「英語水平怎樣」？我回答，「已通過專業八級」。「專業英語呢」？我回答，「目前正在開法律英語的課程」。陳老師說，「你可以做得更好」。於是，陳老師給我提供了影響我之後學術走向的四個建議：第一，必須從公共外語轉向專業外語；第二，必須有問題意識，學會閱讀、思考和創作；第三，必須出國，建議到和中國國情更類似的歐陸國家去；第四，如有可能，多學幾門外語。對於陳老師的建議，我當時是心存疑慮的，因為到歐陸國家就意味著必須重學一門外語，之前的努力也會付諸一炬。於是，一系列問題開始在我腦海里縈繞：這種投入值得嗎？風險會不會太大？我能行嗎？……但陳老師的兩句反詰令我印象深刻，「不要問為什麼？……你究竟在怕什麼？」是的，年輕人，哪那麼多理由和借口，你在怕什麼？於是，我開始了歐陸法的征程。2001年，我以總成績第一的身份保送西南政法大學訴訟法專業研究生，師從孫長永教授。因為無須參加研究生入學考試，我獲得了寶貴的語言學習時間。2002年，我順利通過西政外事處的法語選拔考試，到法國埃克斯·馬賽第三大學（又為「保羅·塞尚大學」）交流，開始了讀書人的遠行。準備：曲折的行程雖已有心理準備，但出國前的種種手續還是遭遇了不少困難，有「天災」，也有「人禍」。先是TEF考試（Test d』Evaluation de Francais：法語水平測試）。當時，中國大陸地區只有北京一個考點，設在北京語言學院（現為北京語言大學）。我提前一天乘飛機從重慶出發，正常情況下應是中午十一點起飛，下午兩點左右到。但飛機不知因何故一直推遲至晚上八點才起飛，到北京時已是半夜。當然，故事還沒完。我打了一輛計程車直奔青年旅館，結果車在高速公路上拋錨了。那天的北京飄著雨加雪，電話信號極差，真可謂「站在風雨中，電話撥不通」。所幸首都的警察很熱心，幫我送到了青年旅館。待一切全部就緒時已接近凌晨2點。我幾乎一個晚上沒睡著，第二天早上6點鐘起床，胡亂吃了點東西直赴考場。我對自己的法語水平還是很有自信的。但一進入考場，傻眼了。聽力竟用的是老式的錄音機，效果極差。考場一片喧嘩。我的位置靠後，別說法語了，就是中文也聽不清，於是心裡不免嘀咕，「還號稱『小聯合國』，怎麼連一個象樣的聽力裝備都沒有」。我稀里糊塗做了三個小時交卷，心情很是糟糕，也只能自我安慰，所謂「是即是、從來好事多磨難……回首空腸斷」（晁端禮·《安公子》）。不過成績並沒有想像的糟糕，通過簽證綽綽有餘。接下來就是辦護照。按理說，這是最簡單不過的行政手續，通常而言一個月以內均可辦妥。我按要求提交了各種材料，非常齊全。但三周後，我接到一個電話，說我的材料丟了，讓我補交。這倒不是很大的難事，因為所有材料均為複印件。我很快補交了，但主辦人員跟我說，必須重新排號，再等一個月。而這將使我錯過簽證預約的時間。我不得不跟主辦人員反覆交涉，但得到的回答卻是「這是規定，如果錯過時間，只能怪你自己不提前辦」。我很憤怒，擬投訴他們丟失我的材料，然後就被很「客氣」地請出了辦事大廳。主辦人員甚至要脅通過學校追究我的責任。還好，同行一位師妹的父親是正廳級高官，聽聞情況後很熱情地幫我打了一個電話。我一輩子都記得住主辦人員接到電話後由「蠻橫」到「堆笑」的表情轉變。我第一次深刻地體會到中國需要根本的改變——從「權」治國走向「法」治國，也第一次明白了出國學人厚重的使命感。簽證在北京的法國大使館。按理說，我的簽證過程應是相當順利，因為材料做得很齊備，法語水平也不錯。但結果卻可謂一波三折，大大出乎我意料之外，原因卻僅僅是我的籍貫是福建泉州。當時，拒簽最常見的理由就是有移民傾向，而泉州人和溫州人在歐洲的聲譽尤為不佳，偷渡客極多。簽證官在翻閱材料的同時，很嚴肅地問我：你會不會留在法國？我回答，不會，因為我很念家，不會隻身在外。聽完我的回答後，他就笑了，然後和旁邊的同事在談些什麼。大約一分鐘後，他轉過頭來輕蔑地對我說，「所有人都說會回來，但事實上很多人不見了。你回去等消息吧」。頗為反諷的是，六年後，導師西瑪蒙蒂教授希望我能留在刑法所工作時，我笑著談起這事，說，「我擔心簽證官會說我不講信用」。西瑪蒙蒂教授正色地說，「嗯，他是頭蠢豬」（Voila! Il est con.）。一個月後，所有同行的師弟、師妹都收到簽證，唯有我沒有任何消息。大概又等了一周，法國大使館的一位工作人員給我打了電話，讓我補充家庭成員的資料。我終究未被拒簽，不過拿到簽證時已是八月底，離出發的時間不到兩周。出發：初到法蘭西儘管此前狀況甚多，但這絲毫不影響我初出國門新奇及亢奮的心情。古人云，「讀萬卷書，行萬里路，胸中脫去塵濁，自然丘壑內營，立成鄄鄂」（董其昌·《畫禪室隨筆》）。沒太多文化的媽媽用樸素的數字記載了我成長的歷程：1公里（小學）——2公里（初中）——30公里（高中）——2000公里（大學）——10000公里（留學）。拿到護照後，我便預訂了9月2日國航的飛機：從北京至巴黎，轉馬賽。因為經常出遠門，我隨身行李向來不多。除衣物外，我只帶了幾瓶「老乾媽」、幾包火鍋底料以及一套中文版的法語教材和一套法語大字典，無人送行。而隨行的師弟、師妹大抵行李極多，家人也都到機場送別。九月的秋天，原本便「凄風苦雨，枯草落花」，再加之「離別」的憂鬱與失落，不少師弟和師妹的情緒極其低落。而我卻是例外，早早地坐在波音七四七的機艙里。這架碩大無比的飛機將帶著我穿越亞洲大陸，飛往嚮往已久的法國，追尋我的夢想。行程非常順利。飛機準點到達了戴高樂機場。我因坐在中間的位置，無法看到天空中巴黎的全景，只能聽到周圍遊客的驚嘆。我安慰自己，沒事，以後有的是機會。美麗的法國，我來了！我所就讀的大學是埃克斯·馬賽三大（Université d』Aix-Marseille 3），位於美麗的地中海小城埃克斯·安·普羅旺斯（Aix-en-Provence），至今已有六百餘年的校史，是歐洲最古老的大學之一。埃克斯（AIX），源自拉丁語中的「水」。據說，城內有上百個噴泉，且形狀各異。因此，法國人又將埃克斯稱為「噴泉之城」或「水城」。 由於風景秀麗、氣候宜人，埃克斯被評為世界最適合居住的城市之一，也是著名的旅遊聖地。因此，房價和物價高得嚇人，在法國僅次於巴黎的核心地帶。我們到法國後的第一件事便是購買日常用品。我所住的大學城背後便有一個超市Super-U，但物品的價格貴得驚人。初到法國的中國學生在買東西時不免算起加減乘除：一口鍋45歐元，相當於450元人民幣，在國內可以較悠閑地過上一個月；刀35歐元；豬肉一公斤12歐元；一顆大白菜4.9歐元；……善意的師兄提醒，買東西的時候要暗示自己，「這不是歐元，這是元，這不是歐元，這是元」，反覆數次，下手會更洒脫一些。當然，這招對絕大部分的中國學生並沒有用。他們更多地是總結省錢的訣竅。例如，選擇更優惠的超市購買食品和日常用品，如ED、Carrefour；選擇打折的時候購買廉價商品，尤其是中國製造的商品；選擇較便宜的食品，如土豆、義大利面、火雞腿、牛奶和葡萄汁。於是，不少同學因吃了太多的土豆長得越來越象土豆——臉色臘黃，體型臃腫。我則因吃了太多的義大利面，體型日呈麵條狀……蔬菜則不但品種少，還貴得嚇人。依稀記得，春節的時候，眾人一發狠，買了一顆大白菜，剁餡包水餃……交流：奇妙的東方人雖說是旅遊聖地，但當時到埃克斯的中國人很少。大部分的國人可能更願意去巴黎這樣的大都市。儘管如此，中國人對法國的了解也遠比法國人對中國的了解多得多。初到埃克斯的一個月里，由於大學尚未開課，我們一行人經常去郊外到處轉悠。我還記得，在埃克斯城外的一個農村，法國小孩們看到一群黃皮膚、黑頭髮的遊客便蜂擁而出。在他們眼中，黑髮意味著神秘。而黑色長髮的女孩便是電影中的女巫。一法國小男孩怯生生地問同行的小師妹，「您能預知未來嗎」？眾人皆哭笑不得。而在大部分法國成年人的思維中，中國依然停留在上個世紀五六十年代的農業社會。在語言學校里，不少法國人問我一個非常奇特的問題，中國有沒有高速公路？我不得不反覆解釋，中國已是現代化國家，高速公路非常寬敞，交通相當發達。看到他們將信將疑的眼神，我才深刻理解在大學時代內蒙古的同學不斷向我們解釋他們不是騎馬上大學時的糾結。當然，中國人讓法國人感到不可思議的事情有很多很多。比如勤奮。我的法國同學很難理解很多中國學生沒有節假日的概念。在法國人眼中，節假日一定要休息，假期一定要去曬太陽，而法國的假期可能是全世界最長的；又如家庭關係。我曾對一位法國朋友說，我父母最大的心愿就是抱孫子，以享天倫之樂。他感到非常驚訝，反問：你父母沒有自己的生活嗎？不過，大部分的中國人也無法理解法國人的悠閑、浪漫和多情。中、法兩種文化之間的衝突和交融本身便顯得非常奇妙。榮格在分析文化歷史心理結構的不可逾越性時曾斷言，「不是土生土長的概念、觀念和形式不能為我們的心，只能為我們的腦所理解。甚至我們的思維也不能清楚地領會它們，因為從來就找不到這種東西」。而差異的存在，「並不是為了褒貶某種文化或傳統，而是要追問歷史文化中的意義真實。哪裡有真實的價值，就奔向哪裡，無論是東方或西方」（劉小楓：《拯救與逍遙》）。因此，唯有遊離於東西方之間，才存在超越東西方的可能。上課：專業法語的突飛猛進儘管在國內已學過一年多的法語，但我的法語水平仍無法應對法律專業課的學習。法學院的課程大體可分為兩種：公開課和指導課（Travaux Dirigés）。公開課的學生很多，通常由教授主講，可隨意旁聽。部分知名教授的課堂甚至可同時容納上千人。而指導課則為小班教學，由教授或教授助理（往往為成績優異的博士生）負責，主要為主題研討，形式較為靈活多樣。馬賽三大國際交流處的老師建議我們只選低年級的公開課。我遵循了這一建議，分別選擇了大二的民法學、憲法學、大三的法理學以及給所有外國學生開設的法律英語課程。大部分教授在課堂上亦是照本宣科。學生們在底下狂抄筆記。儘管每位教授在上第一節課時均會提供參考書目，但所講授的內容與參考書目往往差別甚大。故我每節課雖都作了預習，但一開始仍無法完全聽懂課程的內容，所做的筆記亦慘不忍睹。但我還是堅持每天預習、聽課、做筆記。有時做夢都在上課。這種狀況大概持續了一個月。直至有一天，我突然發現能跟上教授的講課節奏，筆記亦做得有模有樣。在所有授課老師中，我最喜歡克瑞斯蒂安·阿蒂亞教授（Christian Atias）。這位在法國法理學界享有盛譽的教授不僅知識淵博、學術功底深厚，而且教學水平極高，擅長啟發式教育。周三晚上的法理學課程經常湧入上千名學生，課堂氣氛極為活躍。瑞斯蒂安·阿蒂亞教授喜歡傾聽學生的看法，對異域法律思想亦持十分尊重的態度。他主張引入美國的法經濟學分析方法，傾聽穆斯林的宗教哲學，鼓勵東西方文化的交融。「思想沒有國界」，阿蒂亞教授在課堂上如是說。我很享受阿蒂亞教授上課的感覺：優雅、從容、祥和，字裡行間的平淡醇美卻蘊含著熾熱的學術熱情和濃郁的藝術氣息。我幾乎閱讀了阿蒂亞教授的所有作品，並一度想將他的代表作《法現象學》及《法理學》翻譯成中文。遺憾的是，回國後事務繁多，此一翻譯任務一拖再拖，遲遲未能完成。但阿蒂亞教授的教學風格卻極大影響了我，「法學傳授的不僅是技藝，更重要的是思想和方法」。法學院的課程不僅多，而且強度大。我除周二外，周一至周五均有課。其中周三是全天的課。所謂全天，指從早上八點上至中午十二點，下午十二點半上至五點半，晚上七點至八點半。這意味著中午沒有用餐時間。中午有課的學生通常只是喝杯咖啡及吃個甜點，而不會正式吃午飯。我則自己帶水和麵包。課程從九月底至聖誕節大約十六周的時間，但假期大概有兩至三周。印象中，幾乎每隔一兩周就有一假期，有宗教節日（如聖母升天節），也有紀念日（如一戰紀念日），還有一些未知事項的停課（主要是罷工、罷課）。不過法學院的學生總體理性和節制，較少參與罷課。我揣測，這大概源自於法律先賢對政治與法律分離的告誡，「讓政治的事務回歸政客，法律的事務回歸法律人」。不過法國的同學卻告訴我，這主要是因為法學院的課程任務繁重，考試相當嚴格，沒時間瞎胡鬧。這種說法亦有一定道理。須知，馬賽三大法學院三年級以下的淘汰率高達六成。考試：「玄學」的小聰明聖誕節是所有法學院學生的「噩夢」。因為大部分專業均在聖誕節前考試，而法學則在聖誕節後。對於中國學生而言，這樣的時間設置並無不妥，反倒有較充裕的時間複習考試。但對於「悠閑」的法國學生而言，這意味著假期將過得不舒心，簡直是苦不堪言。低年級的考試大抵還是圍繞教授的講義及教材，記憶量偏大，但難度總體不高。中國的學生原本便擅長考試，故通過率總體還是比較高，且常有中國學生在考試中名列前茅。而交流的學生只需參加口試，難度更低。我幾乎未費吹灰之力便通過了民法和憲法的考試，成績還不錯。我依然記得，當時民法抽中的口試題是何為不可抗力，而憲法抽中的口試題則是何為憲法性文件。我中規中矩地按講義及教材作了回答。教授又追問了幾個非常簡單的問題，我又一一作了解答。比較具有挑戰性的是法理學考試。阿蒂亞教授在上課時提供了很多參考文獻，但我因能力及精力所限未能一一閱讀。更嚴重的是，象我們這樣的中國學生習慣了既定範圍的考試（如教材、講義），缺乏強烈的求知慾以及對陌生領域的探索精神，故在大師厚重的智慧前不免忐忑與羞愧。於是，我耍起了小聰明，事先圍繞中國傳統文化作了一個專題準備，打算來個「一招鮮，吃遍天」：任你什麼問題，我均以中國傳統文化應對。所謂「敵軍圍困萬千重，我自巋然不動」。想想自己的「智慧」，心中不免暗暗得意。「易者，（圭）象也，卦者，圭也」（Le changement est révélé par l』ombre (du style). Et le gnomon est l』instrument de divination）；「有所不為，以用為主」（Non-agir dans tel ou tel domaine et mettre l』accent sur l』application）；「一尺之棰，日取其半，萬世不竭」（Si l』on coupe un baton en deux et anisi de suite, on pourra le faire infiniment）。此等玄學，別說法國聽眾，就是中國的聽眾亦難免歇菜。但阿蒂亞教授卻認為這是「la metaphysique orientale」（東方玄學），饒有興趣地追問了起來，結果自是不了了之。但他還是給了我一個全班最高分（19分，滿分為20分），認為我思維活躍，具有較強的創造力，並希望我能真正將中國幾千年的傳統哲學引入法國。這一求學的插曲對我觸動極大，內心的羞愧和不安遠遠超過獲得高分的喜悅。在接下來的數個月內，我收集了阿蒂亞教授所提供的所有參考文獻，並開始進行認真的閱讀和思考。 所謂「見賢思齊焉。見不賢而內自省也」（《論語·里仁》）。這或許才是東方人求學的精髓所在。個性：無處不在的「法蘭西例外」（l』exception fran?aise）在法國，所有外國人均會感受到獨特的「法蘭西例外」。不管在司法領域、政治領域還是文化領域，法國人都對其制度的原創性津津樂道。比如，在語言上，法國人幾乎不說英語。事實上，很多法國人能聽懂英語，也會說英語，但仍喜歡用法語回答遊人的問題。在他們心中，法語是世界上最嚴謹和優美的語言。幾乎所有法國人都有對本民族文化的「禮敬」和「自豪」。有一個笑話是這樣的：兩位法國人在街上走，碰上一個旅遊者。旅遊者問：-Do you speak English ? 兩位法國人搖頭。-Sprechen Sie Deutsch ? 法國人依然搖頭。- Sprekt U Nederlands ? 法國人還是搖頭。旅遊者終於放棄了希望，遠去。一位法國人若有所思地說：看來咱們得學一門外語了。另一法國人想了想回答說：為什麼學外語呢？那傢伙會好幾門語言不是照樣不管用嗎？當然，法國人對法語的熱愛並不局限於如此。法蘭西學院（Académie Fran?aise）自路易十三時代（1635年）成立以來便精心審訂法語語法和每一個出現的新詞以維護法語的純潔。近些年來，面對英美語彙的大量湧入，法國以立法手段予以規制。1992年6月，法蘭西第五共和國憲法第2條下增設「共和國的語言是法語」的附加條款。1994年的「杜蓬法」（loi Toubon），規定公共場所的所有標語、公告牌必須用法語書寫，原文是其他語種的也要翻譯成法語，而且法語字母不能小於原文。違反上述規定的個人和企業將被罰款。所有法語新詞及解釋須經過法蘭西學院通過、且在政府公報上發表後才能正式使用。新詞一經正式公布，所有政府機關須在公文中使用這些標準法語新詞。所以，在法國，英文的software（軟體）叫「logiciel」，E-mail（電子郵件）叫courrier électronique。此外，在社會制度上，法國實施有法國特色的資本主義，主張適度政府干預和關鍵部門的國有經濟，實施全民社會保障和最低工資制度；在外交上，法國自戴高樂時期便開始強調獨立自主，不以美國馬首是瞻，一度退出北約，並率先與中國這樣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建交。在國防和科學技術方面，法國在堅持核威懾政策的同時，大力開發民用高科技，擁有核電站、阿麗安娜火箭、空中客車和高速列車；法國的藝術、時裝、餐飲亦在全世界享有盛譽。連巴黎地鐵站的每一個圖騰都亟具特色和藝術價值。在法律思想方面，法國學界並不青睞比較法，主流學者通常為本土的法律人。故很少在英美法文獻中發現法國學者的身影。在法律制度方面，法國的預審制、參審制、民事當事人制度、受協助證人制度等無一不帶有濃厚的本土色彩。不過，近十餘年來，歐陸各國的司法制度普遍出現「美國化」（Américanisation）的趨勢。這一方面固然是因為美國司法文化在整個世界主流司法文化中佔據強勢地位，另一方面還因為歐陸司法制度在當前面臨著諸多共同問題，亟需從外部（主要為英美國家）獲得經驗啟發。但固守自身法律傳統的法國在對待域外經驗時依然顯得十分保守，擔心劇烈的制度變革將引發不可預期的風險。正因為獨特的法傳統，域外的法國法研究者通常需要多年的積奠方能深刻體會制度的差異。這也是為何時下中國學界研究美國法和德國法的學者甚多，但卻極少有學者深入研究法國法。這也算是一大缺憾。因為作為羅馬法系的代表，法國法其實蘊藏著大量精闢的思想，值得中國學界認真對待和研判。歸國：我還會再來八個月的留學交流很快結束了。但我並不覺得依依不捨，因為法國深厚的文化底蘊已經深深吸引了我。我知道自己一定會再回來，甚至沒關掉銀行的帳戶。在這八個月里，我開始喜歡埃克斯寧靜的小鎮生活。在這裡，沒有陰森喧囂的地鐵，沒有擁擠嘈雜的人群，沒有繁忙林立的高樓，沒有勿勿行走的步伐。我很喜歡曬著陽光，背著書包，步行走過黃葉飄飛的街道，淡淡地凝視天邊的雲捲雲舒，安靜地欣賞校園裡的花開花落。平和的學術心境，未摻雜一絲浮躁，一切回循於自然，不刻意追求結果。哲人的靈感融合於寧靜祥和的小城中，神與物游，物我兩忘。「一旦生於埃克斯，你就別無他想……」，保羅·塞尚如是說。為能在國內繼續研讀法文文獻以備今後深造之需，我複印了幾大箱的論文材料。絕大部分材料通過海運送回國內，而一小部分則隨身攜帶（主要為了節約成本）。為此，我幾乎扔掉了所有的隨身行李包括大部分衣物（因行李超重）。在北京出關時，我不知道為何海關稽查人員只檢查我一個人的行李，或許他們認為我太在意行李箱，裡面必有諸如LV、Hermès之類的奢侈品。當他們看到滿箱的書籍時，眼中充滿不解。是的，只有讀書人，方能深刻體會藏書的價值，以及知識所帶來的愉悅。回國不到一個月，「非典」便席捲整個中國大陸。一時間人人自危，我們被隔離在大學的校園裡。絕大部分的同學躲在寢室里打牌喝酒，而我則向刑訴教研室借了一間辦公室，開始整理從法國帶來的文獻資料。在這段時間裡，除吃飯外，我都在辦公室，包括工作和休息。偶有新知，亢奮不已，絲毫不覺得任何疲倦。坦率說，我從不認為自己有「過人之處」，如果非要說「天賦」，則與生俱來的刻苦勤奮算是唯一的閃光之處。二零零四：重回埃克斯從二零零三年至二零零四年，我完成了六件「大事」：其一，繼續全面提高專業法語的能力，尤其是閱讀、翻譯和寫作能力；其二，進一步提高自己的中文寫作能力，順利獲得西南政法大學刑事訴訟法專業的碩士學位（碩士論文被評為優秀碩士論文）；其三，在四川外語學院（現為四川外國語大學）學習了近800學時的德語；其四，在北京第二外國語大學學習了400學時的義大利語；第五，成功申請了法國艾菲爾獎學金，並順利註冊法國「刑事科學」的博士生；第六，以筆試第一、面試第一的成績考上了西南政法大學刑事訴訟法專業的博士研究生。這六件「大事」，大部分是規劃的結果，也有一些帶有偶然的因素。例如，我之所以又學習了德語和義大利語，主要是希望可學貫歐陸，避免在今後的學術研究中以偏概全。而之所以攻讀雙博士，則完全是機遇的結果。2003年，西政舉行建校五十周年慶典。時任校長的龍宗智教授與來訪的埃克斯·馬賽三大校長路易特教授簽署了中法聯合培養博士的協議，而我有幸成為西政校史上第一位中、法聯合培養的雙博士生。也正是路易特教授的極力舉薦，我方有幸成功地申請到了艾菲爾博士獎學金。二零零四年是我的本命年。中國的民俗認為本命年或大吉或大凶。我想二零零四年大概是我的幸運年。這一年，我收穫了許多，朝著人生的夢想邁出了最堅實的步伐。最重要的，這一年，我將重回魂牽夢縈的埃克斯。因為是埃菲爾獎學金的獲得者，簽證、機票乃至住宿均由法方辦理，手續簡單無比。但我的心情並不輕鬆。畢竟博士研究生所面臨的學業壓力遠非交流生所能相比。而和法國導師們的會見印證了我的擔心。嚴謹刻板：我的導師們我的法國導師有兩位：一位是刑法學教授西瑪蒙蒂女士，另一位則是中國法教授金邦貴先生。因為我的博士論文既涉及刑事科學，又涉及中國法，故兩位導師決定進行共同指導。我到法國後的第一周即和西瑪蒙蒂教授取得聯繫。西瑪蒙蒂教授住在馬賽，但周一和周三有課，故讓我周三中午十點半在法學院四樓的辦公室會面。我十點左右便到了辦公室，手裡拿著此前已發給教授的博士論文開題報告。但我並不是唯一的訪客。辦公室前已有一位法國女孩早早地在等待，臉上滿是焦慮之色。西瑪蒙蒂教授十點二十到，跟我打了招呼，但在看到女孩後臉色頓時變得陰沉起來。她讓我在外面稍等五分鐘。我不知道她們在辦公室裡面交流什麼，但法國女孩顯然很失望，於是交流的氣氛變得詭異且緊張。後來我才知道，西瑪蒙蒂教授是馬賽三大法學院出了名的「女捕頭」（刑事科學的不及格率據說高居法學院榜首），向來以嚴厲著稱。許多法國同學在得知我的導師是西瑪蒙蒂教授時紛紛向我表示「同情」並希望我能好運（bonne chance）。但事實證明，西瑪蒙蒂教授雖嚴厲，但十分負責，且非常欣賞勤奮好學的學生，當然這已是後話。坦率說，第一次會面的效果並不理想。西瑪蒙蒂教授認為我對法國刑事科學的研究現狀缺乏了解。於是，她向我提供了一份陪審制研究的參考書目（涉及諸多語種），並強烈建議我旁聽刑事科學研究生的課程。在交流中，我問了一個大概所有中國博士生都會問的問題，「我三年能畢業嗎？」西瑪蒙蒂教授看了我一眼，回答到，「以你現在的水平，我並不認為，你三年內可以畢業，你得先把書看完。另外，下次和我討論問題時必須有更充分的準備」。這大概是我讀書以來最受打擊的一次會見，心情沮喪了很久，但也讓我對自己的學術能力有著更客觀、清楚的認識和判斷，在很大程度上激發了我的鬥志，這不能不說是一大幸事。和金邦貴教授的會面則要稍微靠後，因為他當時恰巧在中國出差。早在2002年，我便耳聞法國馬賽三大法學院設有全法第一個亞洲法研究中心——歐亞研究所，所長是一位研究中國法的專家，但一直未能謀面。後經西南政法大學外事處引薦，我和金邦貴教授打電話請教問題，因為全程法語交流，當時竟以為金教授是位法國人（在法國，很多漢學家有中文的名字），完全聽不出任何口音。2004年，金邦貴教授亦作為特邀佳賓參加了西南政法大學五十周年校慶典禮。在會面時，金老師對我進行了勉勵，希望我可以到法國繼續深造。他和路易特教授願意提供必要的支持。如果當時沒有金老師的熱情鼓勵和鼎力幫忙，我不可能如此順利地獲得獎學金併到法國繼續學習和科研，成長之路亦不可能如此順暢。金老師的觀點和西瑪蒙蒂教授大體一致，希望我能先廣泛收集及閱讀相關資料，再考慮做一份有理論深度的博士論文，欲速則不達。應該說，在法學習期間，金老師極高的法語水平、嚴謹的學術態度以及相當深厚的比較法功底讓我受益極大。依然記得2004年年底，金邦貴老師幫我校對《法國司法組織法典》，幾乎改動了每一個句子的每一個單詞。雖然當時金老師並未對我多加苛責，但我卻已明白，學術之路長矣，仍需繼續努力。我得說，與中國的教授相比，法國的導師要更為公私分明、嚴謹刻板。在法國讀書期間，我曾有位中國師兄，與導師關係甚篤。師兄的太太是位北方人，善做麵食，而導師非常喜歡中國的麵食，幾乎每個周末都會到師兄家吃飯。但在論文的最後階段，導師認為師兄的論文尚未達到博士論文水平，建議另外選題。師兄幾乎崩潰，須知，這已是博士論文的第五個年頭。但現實終究是現實。法國的導師不會網開一面，亦不會徇私情而出賣自己的學術良知。對此，我已有心理準備。我也打算用努力和實力征服這些嚴謹刻板的導師們。學術論戰：激烈的思想碰撞博士研究生的第一年要參加刑法所（全稱是「費爾蘭·布朗」刑事科學研究中心）所舉辦的學術沙龍（第二年起則可選擇性參加）。學術沙龍每兩周舉辦一次，節假日順延。流程如下：每位博士研究生圍繞博士論文提交一個演講主題，並附儘可能詳細的演講內容及參考文獻。刑法所的兩位秘書在收到相關材料後會提前安排每學期的演講時間，並在演講前數周將這些材料以電子郵件及書面材料的形式發給每一位導師及博士研究生。演講的流程則分別是主講人作報告、聽眾詰問、雙方辯論以及導師點評。沙龍的時間通常為4小時，但往往會延長至6-8小時。對我而言，學術沙龍便是噩夢：一方面，法語水平尚不足以學術辯論，經常被駁得目瞪口呆、體無完膚；另一方面，我對法國刑事科學還尚未有深刻的了解，尤其是對一些重要的法律、學說和判例。我花了很長時間來適應這種寬鬆直率的討論氛圍以及激烈尖銳的思想碰撞。每到沙龍舉辦前，我會因為憂心而失眠兩天。沙龍舉辦後，我又會因為傷心再失眠兩天。數月後，我的心理承受能力（或曰「厚臉皮」）與法語聽說水平齊頭並進，甚至一度自認為已對任何挖苦諷刺免疫。我主講的學術沙龍大概是第一年的倒數第二期，是參與人數最多的一次（原因未明，估計是刑法所的師兄、師姐在做博士論文時壓抑久了，想找人發泄一下），情況空前慘烈。沙龍的時間從早上八點鐘開始，一直持續到下午四點，還有部分同學意猶未盡。我大概有一半以上的問題無法回答或不能自圓其說。有些問題根本從未思考過，有些則是純粹的知識盲點。當然，還有些是因為「中國特色」的制度構建和理論闡釋（例如在論及權力監督時，法國的學生完全無法理解行政高官可擔任人大代表的做法）。沙龍結束後，我第一次沒失眠，而是連續睡了近二十個小時，可謂身心俱疲、「萬念俱灰」。但這樣的學術論戰對於完成一份高質量的博士論文實有裨益。我的法國博士論文便吸收了刑法所諸多老師和同學的意見，一些同學甚至還給我提供了非常寶貴的一手資料。所謂「智慧的火花，往往源自於思想的碰撞」，誠如斯言。人間煉獄：兩份博士論文二零零四年至二零零八年，這大概是我人生最大挑戰的四年。以往如果情緒緊張，我經常會夢見自己高考卷子沒做完，而零八年後，我則會夢見導師說自己博士論文不合格。回國回來後，很多朋友會問及法國的紅酒、美景和浪漫，但當時的我，每天想的可只是論文、論文、論文。撰寫兩份博士論文所經歷的痛苦，實在不足為外人道也。首先是資料的收集。為了儘可能窮盡博士論文所涉及的前沿文獻，我的獎學金絕大部分用於購買資料。歐陸國家和美國不同，大部分學術性資料只能複印和購買，而無法免費下載。我在埃克斯所租的房子近二十平米，不到一年內便全部被資料所堆滿。還記得零六年西南政法大學幾位教授到法國馬賽三大進行學術訪問，我邀請他們在住所吃火鍋。一位教授戲言，無須板凳，直接坐在書上即可。回國時打包行李，僅法文資料竟整理了滿滿的幾十箱，重量接近一噸。資料的閱讀及消化更是漫長枯燥的過程。從零六年高強度閱讀起，我的作息時間便開始完全晝夜顛倒，但畢竟亂中有序：每天凌晨三、四點睡，第二天十點半起，午飯後再休息一個小時。而零七年則進入更高強度的寫作期，作息時間完全混亂不堪，累了就睡，醒了就寫，經常不知道白天黑夜。在最後幾個月內，我幾乎從不下樓，脾氣也變得古怪暴躁。此時，我太太不僅得一人承擔所有家務，還經常充當出氣筒。這裡，我得特別感謝我太太，沒有她一直以來的支持，我不可能如此順利地完成學業。中、法兩份博士論文的選題雖接近，但從內容到形式幾乎完全不同。法國博士論文對結構、格式等要求極為苛刻，甚至有凌駕於內容的嫌疑。依慣例，論文的結構只分為兩個部分，每部分下設兩章，每兩章下設兩節，以此類推，貫通全篇。幾乎沒有例外。而中國博士論文則剛好相反，甚至沒有統一的結構或格式要求；法國博士論文要求有一條思想主線貫穿全文，所有章節均須為此一主線服務，而中國博士論文則常常多方位展開，無統一的線索可尋；法國博士論文答辯，導師必須作為答辯組成員參加，甚至可能突然發難，而在中國，導師則必須迴避。當然，對於中國留學生而言，法語寫作能力亦是完成論文最難跨越的門檻。在很多情況下，通過法語清晰表達學術觀點尚存困難，勿逞使用優美且嚴謹的文字。須知，法學對文字的要求通常極高，尤其是法國。雖然在許多人眼裡，法國人是天生的夢想家、浪漫派。他們憧憬理想、追求榮耀、愛慕虛名、喜歡宏大的事物，嚮往壯烈的場面，因而才有那麼多浪漫的愛情、華彩的藝術及壯烈的革命。但在我看來，這一切似乎都與法學絕緣。浪漫是必然的短暫，因為它須給現實帶來遐想的空間。而法學則追求永恆，因為它就是現實的組成。這也是為何一部宏大的《拿破崙民法典》，感動了法蘭西民族兩百餘年。二零零七年，我的中國博士論文順利通過答辯，獲評西南政法大學校優秀博士論文，後又評為重慶市優秀博士論文。二零零八年，我的中國博士論文獲全國百篇優秀博士論文提名獎，並收錄人大出版社法律科學文庫。同年，我的法國博士論文順利通過答辯，成績優秀，推薦出版。二零一零年，我的法國博士論文在歐洲大學出版社出版，受到較高的評價。最大收穫：細節決定成敗經常有人問我，在法國最大的收穫是什麼？我想了許久，答案或許是「細節決定成敗」。在修改法國博士論文時，有兩件「小」事可謂令我震撼，終生受益。第一件事是特殊符號的全形和半形。我撰寫博士論文所使用的手提電腦是中文系統，因此個別特殊符號不知為何自動轉化為全形。導師西瑪蒙蒂教授對此非常生氣，說到，「我希望你所提交的是一份你認為最優秀的論文……而我提供的意見則是專業的學術意見，我不願意看到非專業的問題」。在我試圖解釋操作系統不兼容的問題時，西瑪蒙蒂教授說到，「那麼，你就去解決它」。第二件事則是學術引用。我論文中的所有引用均嚴格按照學術要求，原本以為不會有太大問題。但西瑪蒙蒂教授還是在稿件上畫了一個大大的問號。我百思不得其解。西瑪蒙蒂教授說，「你所引用的一些書目，時下已有最新版。請參見最新版」。我這才恍然大悟。因為在法國，許多經典作品尤其是教材更新速度較快，通常一至兩年最會出新版。作者的觀點極有可能在新版本的作品中修正。故引用原則上必須以最新版本的作品為限。我在介紹法國的法學教育制度時曾寫下一段話，「自笛卡爾以降，唯理主義在法國學界倍受推崇。大部分的理論著作都強烈地表現出理性精神——由精確的定義、科學的分類以及邏輯演繹的推理方法構成一個體大思精的完整系統。如德國學者埃里希·卡勒爾所言，『理性主義和用理性駕馭自然的願望是法國哲學的主調,而且我們看到它們影響了法國生活的各個方面。笛卡爾的認識論法則以彷彿無窮盡的變化形態,不斷重複出現。這一法則揭示了路易十四的政治學,柯爾柏的經濟學,蒙太涅的新心理學以及法國人的行為標準,即法蘭西貴族們渴望的那種對精神、身體和情感的完全的控制。法國的洛可可式園林的幾何結構,是將自然置於理性控制之下,並且為了人的享受而加以重構的理性衝動的鮮明例證』（[德]埃里希·卡勒爾:《德意志人》,黃正柏等譯,商務印書館1999年版,第252頁）。這種唯理主義也強烈影響了法國法學教育制度的方方面面。倘若須作一通俗化描述，則『刻板』可能是展現當下法國法學教育制度最恰如其分的形容詞」。而這種「刻板」的精神，恰是「細節決定成敗」最佳的注釋。正因為對細節的苛求，我從提交博士論文初稿至最終定稿，大改小改不下十餘次。每次少則一兩周，多則數月，反覆如此，竟長達一年。回國後，我亦告誡自已的學生，天賦或高或低，機遇或多或少，但決定成敗的，往往是細節。後記：回憶在歲月中升華回國三年，一直想將自己近六年的法國留學生活以紀實的形式展現給所有關心、愛護自己的親人和朋友，也算是給自己這段不算長也不算短的人生履歷留下一點記號。回到中國後，我時常想起埃克斯，想起那段雖忙碌但充實、雖辛苦但堅定的生活。是的，當你無法永恆擁有的時候，你唯一能做到的便是讓自己不再遺忘。時光遠去，如今的我已過而立之年。但回憶，時常帶著我回到那些去過的老地方，幻想著埃克斯小城的點點星光，悠閑的老人還在咖啡廳里閑聊。波塔利斯故居旁的小屋依然燈火通明，息壤的人群中還在沉澱著求學的故事。回憶終究在消逝的歲月中升華。(載《十字架上的正義》，中國民主法制出版社2014年4月，施鵬鵬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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