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克強 楊傳慶：清代論詞絕句的詞史觀念及價值

　　 清代是詞學批評的高峰時期，批評的文體樣式也較為多樣。用詩詞等韻文形式表達詞學思想或進行詞學批評是清代常見的樣式，這其中又以論詞絕句最為突出。清人論詞絕句多以組詩形式出現，從篇幅上看，既有數首一組，如章愷《論詞絕句》8首，也有鴻篇巨製，如譚瑩有論詞絕句組詩共177首，其中有《論詞絕句一百首》、《三十六首專論嶺南人》、《四十首專論國朝人》；從創作情形來看，有來往應酬、信手而作，也有精心結構、細密安排；從評論對象來看，有專論某人、某題，也有分論諸人、諸題從而總體構成系統。這些論詞絕句是清代詞學家進行詞學批評的重要載體，其中包含著對於詞史及相關問題的理解，通過對清代論詞絕句組詩的解讀，有助於豐富我們對詞史及詞學史的認識。

　　 一、對詞史的構建

　　 民國之前無詞史專著。儘管在眾多的詞話里不乏對某個朝代詞的發展歷史的概括，但限於詞話表達的方式，這種描述只能是片段式的，難有一種比較宏通的概括。清人的論詞絕句以組詩形式出現，不少絕句都在數十首之數，按照時間先後排列，不僅具有清晰的史的線索，並且又對詞人的特徵加以評價，這使得論詞絕句更具有詞史價值。這些論片語詩或對唐五代以來的歷代詞人、或對某一時期的詞人（如唐宋詞人、當代詞人）、或對某一類別詞人（如女性詞人）、或對某一地區詞人（如嶺南詞人、江浙詞人）分別進行評論，構建出了簡明的詞通史、唐宋詞史、地域詞史、當代詞史、女性詞史，體現了對特定詞人的評價和對詞史發展的認識。

　　 清代不少論詞絕句有著開闊的視野，嘗試對歷代詞人進行總結，體現出了構建詞史通史的意識。鄭方坤①的《論詞絕句三十六首》梳理了從唐代直至其當代的代表詞人，評價他們的詞風、詞學，為我們勾勒了一部歷代詞史。36首絕句自然無法囊括詞史上的所有詞人，但是歷代重要的詞家還大都進人了他的視野。在評述這些詞人時鄭氏或是論詞人在詞史上的地位，如評李白「卻向詞林作初祖，心傷暝色入高樓」，高度肯定李白千古作詞之祖的地位；或是把握詞人內在情感，如評岳飛「最是鄂王寫哀憤，欲將心事付瑤琴」，對岳飛詞作思想主旨準確定位；或是對詞人創作風格加以評價，如評黃庭堅「縱筆俳諧怪黃九，早將院本漏春光」，黃庭堅詞風一個重要方面就是艷冶俚俗，鄭氏正是抓住這一詞風立論；或是關注詞人對詞學的貢獻，如評周密云：「《草堂》冊子較《花庵》，錯雜薰蕕總不堪。別采蘋洲帳中秘，不妨高閣束雙函。」自注云：「《草堂詞》最劣最傳，《花庵》雖較勝，然亦雅鄭更唱也。蘋洲周氏《詞選》，近藏書家有存者。」鄭氏沒有評價周密詞作，而是對其所選《絕妙好詞》給予高評，並肯定其在詞學史上的重要地位。像評萬樹《詞律》、評徐釚《詞苑叢談》都是從詞人的詞學貢獻入手的。

　　 按照時間順序勾勒簡明歷代詞史的還有汪筠②的《讀〈詞綜〉書後二十首》、《校〈明詞綜〉三首》，沈道寬③《論詞絕句四十二首》，朱依真④《論詞絕句二十二首》等，都具有這種詞史通史的特徵。

　　 在清人眼中，唐宋詞是他們摹法的對象，對唐宋詞人的研論，是他們的著力之處。因此，清代論詞絕句中對唐宋詞史的構建也顯得頗為成熟。其中以譚瑩⑤的《論詞絕句一百首》最具代表性。譚瑩的《論詞絕句一百首》實有101首，專論唐宋詞人，大多為一人一首，有些重點詞人則一人二首，所評人數達85人之多，可以說是一部唐宋詞史的掃描。下面是所論唐宋詞人名單：

　　 李白、白居易、張志和、韓翃、韓偓、孟昶、李璟、李煜、和凝、韋莊、宋徽宗、宋高宗、寇準、晏殊、林逋、韓琦、范仲淹、司馬光、宋祁、歐陽修、柳永、張先、晏幾道、蘇軾、黃庭堅、秦觀、晁補之、張耒、賀鑄、毛滂、王詵、舒亶、王安石、王觀、聶冠卿、蔡挺、蘇過、謝逸、周邦彥、徐伸、万俟雅言、呂濱老、王安中、曾覿、詹天游、趙鼎、向子諲、葉夢得、陳與義、朱敦儒、張孝祥、辛棄疾、趙彥端、劉過、陳亮、張鎡、陸遊、廖瑩中、俞國寶、黃機、劉克莊、盧祖皋、姜夔、戴復古、高觀國、史達祖、張輯、吳潛、吳文英、萬孝邁、黃昇、蔣捷、張炎、陳允平、徐照、周密、孫惟信、王沂孫、李南金、文天祥、陳參政、李清照、朱淑真、鄭文妻孫氏、嚴蕊。

　　 由此名單可以看出，唐宋詞史上的重要詞人網羅殆盡，甚至一些我們今天可能會忽略的詞人也在其視野當中。可見譚瑩對唐宋詞的閱讀面十分廣泛，對唐宋詞史的把握也是相當全面的。《論詞絕句一百首》中對一些詞人的審美價值及其在詞史上地位的認識頗有見地。其八評韓偓云：「香奩語艷無人儷，奈僅生查子一詞。」韓偓是晚唐著名詩人，流傳下來的詞僅有〔生查子〕等零星篇章，但其詩集《香奩集》如嚴羽《滄浪詩話·詩體》所說：「香奩體，韓偓之詩，皆裾裙脂粉之語。」南宋張侃說：「偓之詩淫靡，類詞家語。前輩或取其句，或剪其字，雜於詞中。」[1](P194)可見韓偓的詩歌是後世詞家借鑒、採摘的對象。譚瑩將韓偓置於詞史之中加以考察，頗有眼光。在評論蘇軾時譚瑩比較全面地認識蘇詞風格，既推崇其「大江東去」、「海雨天風」的壯觀，也肯定了「楊花點點離人淚」的婉約。在論張炎詞時，譚瑩抓住了張炎「王孫憔悴」的身份和其「悲涼激楚」的風格特徵，並將張炎與李商隱相比，將宋末比唐末，揭示出張炎末世的思想和時代特徵。

　　 另外如華長卿《論詞絕句》⑥論及唐宋詞人53人，其中唐代詞人6人，五代詞人12人，兩宋詞人28人，江昱《論詞絕句》18首⑦從唐五代論至南宋末，對著名的詞人的成就和影響皆加以評析，亦可視為一部簡明的唐宋詞史。在這些論詞絕句中，論者對唐宋詞史及詞人十分熟悉，同時也注意到了一些重要詞人在詞史發展中的作用和意義。

　　 區域地方色彩是清代詞學的重要特點，詞論家對本土鄉邑特別關注。譚瑩是廣東人，對嶺南詞學有深入的考察，其《三十六首專論嶺南人》不僅注意到宋元明等歷史上嶺南藉的詞人，還重點評論了清代嶺南的詞人，可以說是一部簡明嶺南詞學史。其中第21首論屈大均云：

　　 國初抗手小長蘆，除是番禺屈華夫。

　　 讀竟道援堂一集，彭（孫遹）鄒（祗謨）說擅倚聲無。

　　 屈大均為清初「嶺南三大家」之一，詞集名《騷屑詞》，一名《道援堂詞》，張德瀛《詞徵》卷六評云：「屈翁山詞，有《九歌》、《九辯》遺旨，故以騷屑名篇。觀其《潼關感舊》、《榆林鎮吊諸忠烈》諸闋，激昂慨慷，如蒯通讀《樂毅傳》而涕泣，其遇亦可悲矣。」屈大均力輓詞壇明代以來的頹風，詞風剛健，內容充實，是清詞中興的先河，其影響甚至可與朱彝尊相提並論，也是嶺南詞人的傑出代表。

　　 與譚瑩相同，潘飛聲也作有《論嶺南詞絕句》⑧20首，評黃損等20人，為嶺南寫詞史的意圖可見。譚瑩與潘飛聲對嶺南詞史的構建不是無心的行為，而是有意為之。這一點我們可以從邱煒萲為潘飛聲《論嶺南絕句二十首》所作的《序》中清楚得知。邱云：「閩、粵同處海濱，士鮮四聲之學，又無人為之薈萃，中原談詞家亦不及，今粵詞得蘭史而大其聲。若閩詞自葉申薌天籟軒之後，數十年來未有繼者。余以寄公窮坐七千里外，海島極目蒼茫，又不能不望吾里之有蘭史其人，一為搜羅焉、網拾焉，使余得並世而讀其文，則亦可以不憾已乎？」[2]閩、粵地處偏遠海濱，詞學不興，不為人知，對本鄉詞人的評價不僅為保存文獻，更是為弘揚家鄉詞學。由此可知，譚、潘之舉是明確的構建鄉邑詞史的行為。

　　 為當代寫史是清代許多詞論者的願望。譚瑩有《四十首專論國朝人》論及吳偉業等詞人。第13首論朱彝尊：

　　 齊名當代說王朱，樂府還能抗手無。

　　 少日桐花名麗絕，也應心折小長蘆。

　　 朱彝尊在清初詞名甚高，以他為領袖的浙西詞派從康熙初年開始主盟詞壇，延續竟有一百餘年。若論在清代詞史上的地位，即使是年齒稍長於他、並以神韻說聞名遐邇的王士禛也無法比肩。

　　 女性詞人一直是被關注的重點，清代的詞論者更是將女性詞人加以集中考察，勾勒出史的輪廓。如木石居士有《名媛詞選題辭》，[3]可以視為一部簡明的女性詞史。其所評女性詞人有李清照、朱淑真、午夢堂女詞人、吳藻、顧春。其五論明代「午夢堂」葉氏女詞人：

　　 葉葉流芬午夢堂，天風吹下杜蘭香。

　　 廣寒亦有修文殿，免在人間見海桑。

　　 自註：「葉氏一門文采輝映，瓊章才尤穎異，惜早折未竟其詣，其父仲韶哀之，彙刊為《午夢堂集》，未幾，明室鼎革，仲韶流離兵間，旋亦披緇入道矣。」午夢堂女詞人群是明代後期詞壇的奇葩，成員有葉紹袁的妻子沈宜修，葉紹袁的女兒葉紈紈、葉小紈、葉小鸞等女性詞人，是一個家族性的女性詞人群體。午夢堂女詞人才情豐富，感觸細膩，文筆雅麗，在女性詞史上是一座秀麗的山峰。在明代詞壇衰頹之際，午夢堂女詞人的出現特別令人讚歎。木石居士的《名媛詞首選題辭》把歷代著名的女詞人納入視野，分別指出其風格特點及在詞史上的地位，其女性詞史的意識可見。

　　 這些論片語詩在對詞史進行描述時有著強烈的時間觀念，詞人時代先後順序非常分明；同時對這些詞人又按照朝代排列，有著清晰的詞史分期；觀察論詞絕句所論詞人可以得知，詞史大家在論片語詩中得到充分的重視。把論詞絕句構建的詞史與我們今天對詞史的相關認識聯繫起來便會發現，我們今天的詞史框架在論詞絕句中都有表現。論片語詩為我們勾勒出了詞史的概貌，合觀這些組詩，我們可以梳理出他們對於詞史演進的認識。

　　 二、論唐五代北宋詞史

　　 對於詞的起源，即詞論家所認定的詞的源頭來自何處，在諸多論詞絕句中都有表達。沈初《編舊詞存稿作論詞絕句十八首》⑨云：

　　 南朝樂府最清妍，建業傷心萬樹煙。

　　 誰料簡文宮體後，李王風致更翩翩。

　　 他把南朝宮體與南唐詞風聯繫起來，認為它們在風格具有一定的淵源。沈道寬論云：「六朝詞客最多情，一語從教百媚生。可惜清新庾開府，詞壇未獲主齊盟。」稱六朝詩人為「詞客」，已然把他們與詞人身份聯繫，其判斷的標準就是婉媚多情的風格。後來王僧保⑩則說：「消息直從樂府傳，六朝風氣已開先。審聲定律心能會，字字宮商總自然。」也認為六朝開詞之風氣，不過他關注的聲律宮商的自然。以今人的觀念來看，南朝樂府只能算是在風格與五代詞風有相近之處，尚不可明確論定其為詞史源頭，詞史真正的起點在唐五代。然而這些論詞絕句為詞體探源，構築詞史的意圖還是十分明確的。

　　 唐代詞壇，作者寥寥，諸多絕句將目光放在李白、白居易、劉禹錫、韓偓、溫庭筠等身上。李白往往被作為詞之開山，並高度肯定其創作。鄭方坤以李白為「千古填詞之祖」。華長卿也云：「樂府遺音久寂寥，謫仙新體創唐朝。詞家鼻祖傳千載，合祀騷壇永不祧。」認為李白有創體之功，為詞壇不祧之祖。陳澧(11)則對李白對後世的影響進行評論：

　　 月色秦樓綺思新，西風陵闕轉嶙峋。

　　 青蓮只手持雙管，秦柳蘇辛總後塵。

　　 李白詞不僅有「悲壯」者，而且有「流麗」者，他不僅對蘇辛有影響，秦柳的婉麗風格也曾受其影響，其詞史意義可見。對另外幾位唐代詞人，沈道寬論劉、白云：「中唐劉白導詞源，五季風流格律存。踵事增華夸麗藻，可將大輅笑椎輪。」白居易是中唐詩人中填詞較多的，他和劉禹錫「依曲拍為句」，開創了文人填詞的新時代，沈氏的認識無疑是正確的。

　　 溫庭筠是花間鼻祖，論者對此高度肯定。鄭方坤云：「新聲古意愛西昆，錦瑟華年最盪魂。為少《金荃》詞一卷，當今此事合推袁。」注云：「溫、李齊名，溫實不及李，李不作詞，而溫為花間冠冕，古人善於用長如此。」以溫為「花間冠冕」，其在詞史上的地位可見。沈初對溫庭筠的評論則著眼於晚唐詩風和詞風的比較：

　　 助教新詞菩薩蠻，司徒絕調醉花間。

　　 晚唐詩格無過此，莫道詩家降格還。

　　 溫庭筠曾官國子助教，毛文錫曾官司徒，二人皆為晚唐人，又皆為《花間》詞人。沈初認為晚唐詩風穠纖婉麗，與晚唐興起的詞體風格十分相似，或可以說，詞體風格的形成與當時的詩風有一定關係。應該說這是十分深刻的認識。當代學者李澤厚指出：「盛唐以其對事功的嚮往而有廣闊的眼界和博大的氣勢；中唐是退縮和蕭瑟，晚唐則以其對日常生活的興緻，而向詞過渡。」[4](P208)古今人的闡述可以相互發明。

　　 對於五代詞人，論者更多地將熱情放在南唐詞上。南唐二主及馮延巳詞對北宋晏、歐有著重要影響，江昱對這一點有著明確的認識：

　　 臨淄格度本南唐，風雅傳家小晏強。

　　 更有門牆歐范在，春蘭秋菊卻同芳。

　　 晚清馮煦(12)說：「詞至南唐，二主作於上，正中和於下，詣微造極，得未曾有。宋初諸家，靡不祖述二主，憲章正中，譬之歐、虞、褚、薛之書，皆出逸少。」[5](P3585)馮氏之論足可與江昱所論相呼應。後主李煜的詞更是成為論者關注的對象，論者對後主詞的內涵及詞風開拓都有論評。汪筠云：「南唐凄惋太痴生，吞吐春風不自明。一拍一杯還一夢，直他亡國為新聲。」汪氏指出了後主前後期作詞之變化，亡國以後乃是別為「新聲」。王國維云：「詞至李後主，而眼界始大，感慨遂深，遂變伶工之詞而為士大夫之詞。」[6](P4242)說得更為深刻，但二人都對李後主詞風格在詞史上的突破予以肯定。

　　 北宋是詞史的一個高峰時期，詞體在體裁、題材、風格等方面演進之跡非常明顯。在體裁上長調慢詞大興，在題材上到了「無事不可入，無意不可言」的程度，在風格上婉麗之外別生豪放，可以說是詞的大發展、大變化的時期，也是詞史紛繁複雜的時期。

　　 宋詞發展到蘇軾，詞體出現了重要的開拓與革新，蘇軾把詞引向更為寬闊的生活，在詞中更加充分地表達了士大夫的情感。清代論詞詩對這一位詞史上里程碑式的人物給與了充分的關注，鄭方坤說：

　　 坡公餘技付歌唇，擺脫穠華筆有神。

　　 浪比教坊雷大使，那知渠是謫仙人。

　　 注意到蘇詞改變以往穠麗華腴詞風而代之以超逸清曠的風格特徵。華長卿論云：「逼人海雨激天風，推倒詞壇一世雄。洗盡綺羅兒女態，銅琶高唱大江東。」高度評價了蘇軾豪放詞風一洗綺羅香澤的意義。蘇軾以其豪放詞風開一代風氣，後世詞論者亦多注意這一點。王僧保論云：

　　 慷慨黃州一夢中，銅弦鐵板唱坡公。

　　 何人創立蘇辛派，兩字粗豪恐未工。

　　 高度評價了蘇詞在詞史中樹立「蘇辛派」的巨大功績。對於蘇詞風格的問題，譚瑩有很好的評價：「海雨天風極壯觀，教坊本色復誰看。楊花點點離人淚，卻恐周秦下筆難。」注意到蘇詞既有豪壯的一面，又有婉麗的一面，比較全面地認識了蘇軾詞風。江昱說：

　　 一掃纖穠柔軟音，海天風雨共陰森。

　　 分明鐵板銅琶手，半闋楊花冠古今。

　　 蘇軾有一首著名的〔水龍吟〕　《楊花詞》，贏得後世的高度讚譽。江昱指出，蘇軾才情橫溢，雖以豪放著稱，但其婉約之作亦為絕妙好詞。馮煦論蘇軾又云：

　　 大江東去月明多，更有孤鴻縹緲過。

　　 後起銅琶兼鐵撥，莫教初祖謗東坡。

　　 此首絕句與上引江昱詩有異曲同工之妙。蘇軾不僅有「大江東去」（〔念奴嬌〕《赤壁懷古》）的豪放，還有「孤鴻縹緲」（〔卜運算元〕《黃州定惠院寓居作》）式的凄清，兼擅多種風格。後世有些人模仿蘇軾的豪放詞，未得其精神，卻招致了粗豪叫囂的批評。

　　 到了周邦彥時，北宋詞史已進入尾聲，周氏具有結前啟後的詞壇地位。周邦彥在詞樂的發展、長調技巧的改進、善於融化前人詩句等方面將詞的演進向前再推一步。論者於周氏在詞史演進上表現出的這些特點也有所涉及。如汪筠、譚瑩之論即是如此：

　　 知音盡妙數清真，換骨能將古句新。

　　 風月漫誇天上有，鶯花長發意中春。　（汪筠）

　　 敢說流蘇百寶裝，唐人詩語總無妨。

　　 移宮換羽關神解，似此宜開顧曲堂。　（譚瑩）

　　 二人關注的就是周氏精通音樂，善於創製新聲，以及善於融化唐人詩語，開創富艷典麗的語言風格。周邦彥在詞史上的重要意義還在於對南宋詞壇創作的影響，於此點，江昱論曰：「詞壇領袖屬周郎，雅擅風流顧曲堂。南渡諸賢更青出，卻虧藍本在錢塘。」正如李慈銘所說「至錢唐周美成邦彥出，而《片玉》一集，遂為天下所宗」。[7](P912)尤其在南宋，周邦彥成為詞家學習的典範，以至南宋有「近時宗詞者，只說周美成」[8](P1451)的說法。江昱這裡充分肯定了周邦彥詞對南宋詞壇的影響。

　　 三、論南宋詞史

　　 「靖康之變」結束了北宋的統治，趙宋政權失去了北方的國土。國破家亡的悲憤，流離失所的凄苦，都進入了詞人的作品之中。對於這一段充滿血淚的詞史，清人的論詞絕句多有所涉及，如鄭方坤論岳飛云：「故山松竹夢難尋，半壁東南已陸沉。最是鄂王寫哀憤，欲將心事付瑤琴。」注云：「傷和議已成，舉朝無與同恢復之志也。」他把岳飛報國無路的悲慨作為主要的評論點。另如譚瑩論張孝祥云：「紅羅白匹總無嫌，想亦無心學子瞻。至使魏公緣罷酒，一腔忠憤洗《香奩》。」首先指出張孝祥詞作抒發忠憤之情的特點，同時譚瑩還認識到為了表達這樣的情感，自然會用像蘇軾那樣豪壯的詞風而洗卻香艷，因此南宋初期詞壇興起了一股激昂壯烈的豪宕詞風。正是在這樣的時代背景及詞壇風氣影響下，辛棄疾以文為詞，將狂放的豪氣與粗獷剛性的美感引入詞體，完成了詞史中「英雄之詞」的構築。辛詞的這種劇烈變化自然會在論詞絕句中得到體現，如鄭方坤就高度評價了辛棄疾豪放詞的價值，他說：

　　 稼軒筆比鏌鋣銛，醉墨淋浪側帽檐。

　　 伏櫪心情橫槊氣，肯隨兒女斗穠纖。

　　 自註：「稼軒長才，遘斯未運，具《離騷》之忠憤，有越石之清剛，如金笳成器，自擅商聲，櫪馬悲鳴，不忘千里而陋者。顧於音響聲色間，掎摭利病，無乃斥鷃之視鷦鵬矣乎！」稼軒詞筆如利劍，剛性十足，揮毫潑墨，抒瀉壯志難酬的悲憤，這樣的詞作，風格自然清剛，超越了寫兒女之情的穠纖之詞。稼軒挾其英雄豪氣登上詞壇，與晚唐以來的綺靡婉媚姿態形成了鮮明的對照，可以說鄭方坤捕捉到了稼軒詞在詞史演進中的劇變的表象及實質。

　　 辛棄疾詞的獨特價值並不僅僅是豪放詞的創作，而是如陳廷焯所說「於雄莽中別饒雋味」。[9](P3916)沈道寬所論即於此著眼：

　　 稼軒格調繼蘇髯，鐵馬金戈氣象嚴。

　　 我愛分釵桃葉渡，溫柔激壯力能兼。

　　 高旭(13)亦論及此特點：「稼軒妙筆幾於聖，詞界應無抗手人。俠氣柔情雙管下，小山亭酒倍酸辛。」蘇軾開拓詞領域，無意不可人，無事不可言，確是詞體的進步。但是，詞發展的關鍵在於怎樣能夠既擴大題材又能保持詞體要渺凄迷之特美，辛棄疾詞則是成功的典範。他的豪放詞大都剛柔相濟，繆鉞說：「稼軒作壯詞於其所欲表達之豪壯情思之外，又另造一內蘊之要渺詞境，豪壯之情，在此要渺詞境之光輝中映照而出，則粗獷除而精神益顯。」[10](P75)這正是辛棄疾與其他寫「豪氣詞」者的主要區別。馮煦說：「摧剛為柔，纏綿悱惻，尤與粗獷一派，判若秦越。」[5](P3592)高旭的評論亦具有如此見識。

　　 南宋詞在辛派詞人鼓盪之時，還有另一種聲音，那就是姜夔低抑傷感、風格清雅的詞風。姜夔就以這種詞風區別於婉麗、豪放二派，成為詞史上的「第三派」，鄭方坤正是從這個角度評論的：

　　 紅牙鐵板盡封疆，墨守輸攻各挽強。

　　 莫向此間分左袒，黃金留待鑄姜郎。

　　 自注云：「東坡問幕士云：我詞比柳何如？對曰：柳郎中詞只好十七、八女郎，執紅牙拍，歌『楊柳岸，曉風殘月』；學士詞須關西大漢持鐵綽板，唱『大江東去』。姜堯章所著石帚詞，戛玉敲金，得未曾有。」鄭方坤此詩從詞體、詞派的角度立論，婉麗（紅牙）、豪放（鐵板）在詞史上各擅勝場，也各有弊端。姜夔清雅詞風問世，於兩派之外獨樹一幟，意義非凡，他準確地把握了姜詞在詞史演進上的意義。

　　 南宋張炎《詞源》評姜夔詞云：「姜白石詞如野雲孤飛，去留無跡；……不惟清空，又且騷雅，讀之使人神觀飛越。」指出了白石詞獨特的審美價值。姚錫均(14)即以此立論：

　　 飛行絕跡定誰俱，七寶樓台密不疏。

　　 區別夢窗和白石，一饒穠致一清虛。

　　 張炎將姜夔詞風概括為清空，吳文英為質實，姚氏此詩乃稱揚張炎之說。譚瑩《論詞絕句》有兩首稱頌姜夔：

　　 石帚詞工兩宋稀，去留無跡野雲飛。

　　 舊時月色人何在？戛玉敲金擬恐非。

　　 前無古更後無今，可向尊前一集尋。

　　 錦瑟未知終不信，小紅低唱有餘音。

　　 譚瑩承張炎之論，對白石亦極為推崇，於「詞工兩宋稀」、「前無古更後無今」的評語可見。南宋詩人范成大稱讚姜夔的詩「有裁雲縫月之妙手，敲金戛玉之奇聲」，明代的毛晉將此說移評姜夔詞。[11](P211)譚瑩對此並不認同，大概他認為「敲金戛玉」與「去留無跡」的清空不相符合。

　　 張炎是宋末元初的大詞人，與姜夔並稱為「姜張」。一般人論張炎往往著眼於張炎所推崇的「清空」，如厲鶚說：「玉田秀筆溯青空，凈洗花香意匠中。羨殺時人喚春水，源流故自寄閑翁。」周之琦(15)卻對此論不以為然：

　　 但說清空恐未堪，靈機畢竟雅音涵。

　　 故家人物滄桑錄，老淚禁他鄭所南。

　　 鄭思肖《玉田詞題辭》云：「吾識張循王孫玉田先輩，喜其三十年汗漫南北數千里，一片空狂懷抱，日月化雨為醉。」[12](P164)南宋末年的舒岳祥《贈玉田序》對張炎詞風有一則評論：「宋南渡勛王之裔子玉田張君，自社稷變置，凌煙廢墮，落魄縱飲，……笑語歌哭，騷姿雅骨，不以夷險變遷也。其楚狂歟？其阮籍歟？其賈生歟？其蘇門嘯者歟？」[13](P165)張炎的詞風與其親身經歷的家國之痛有著深刻的聯繫。由此看來，周之琦的「但說清空恐未堪」還是相當有見識的。程恩澤(16)的《題周稚圭前輩〈金梁夢月詞〉》其三論張炎的詞學淵源更是眼光獨具：

　　 澀體清真掩抑弦，飛騰石帚五通仙。

　　 君能並作洪爐鑄，更把余金範玉田。

　　 張炎崇尚「清空」，反對「質實」，而吳文英質實的源頭正是周邦彥，以此觀念來看張炎很難與周邦彥相聯繫。而程恩澤此詩將周邦彥詞概括為「澀體」，白石詞的「清空」與清真詞相反而又相成，進一步認為兩種不同體性的詞結合起來，造就了張炎的詞風。這種見解出乎意外，又頗合乎辯證藝術的道理和張炎創作的實際，確是深刻之見。

　　 四、論金元明清詞史

　　 北宋滅亡之後，金與南宋並立，詞史的演進亦花開兩朵，南北各有其獨勝之處。金詞在北宋詞的基礎上延續發展，由北宋入金的詞人開啟金代詞風。華長卿云：

　　 吳郎樂府名天下，江北爭傳人月圓。

　　 底事烏衣新燕子，不來王謝舊堂前。

　　 所論為有「國朝第一手」之稱的吳激，吳激不得已而仕金，其詞的一個重要特徵就是抒發故國淪亡的悲慨，《人月圓》詞正是其中的代表作，遍傳天下，故清代葉申薌評其為「有故宮黍離之悲，南北無不傳誦焉」。[14](P2374)金詞在詞史演進上最典型的傾向是對蘇軾詞的效法，不管是金初的蔡松年，金中期的趙秉文，還是金元之際的元好問，都是學習蘇詞的大家。厲鶚(17)云：「中州樂府鑒裁別，略仿蘇黃硬語為。若向詞家論風騷，錦袍翻是讓吳兒。」雖然他對中州仿蘇黃詞風不推崇，但還是明確指出了中州樂府對蘇軾詞風的弘揚。朱依真論元好問云：「兒女痴情迥不侔，風雲氣概屬辛劉。遺山合有出藍譽，寂寞橫汾賦雁丘。」元好問論詞推崇蘇、辛，其云：「樂府以來，東坡為第一，以後便到辛稼軒。」[15](P1815)他的創作亦學蘇辛的有獨得，所以朱依真雲其氣概近辛，而又能青出於藍。

　　 元代初期詞壇由金和南宋人元詞人構成，無論來自哪方，作詞表達故國之思成為元初詞壇的重要內容。由金入元的元好問、白樸詞即是如此，華長卿云：「遺山詩派踞中原，中調尤多感慨存。更有嗣音《天籟集》，令人一讀一銷魂。」指出二人詞中具有遺民的故國感慨，同時又對白樸詞嗣響元好問，延續蘇辛詞風有所發明。對於「元代詞宗」的張翥，論者在評論元代詞史時給予了較多關注，王僧保論云：「身世悲涼閱盛衰，關山夢裡涕淋漓。蒼茫獨立誰千古，屈子《離騷》變雅遺。」張翥身曆元代盛衰，憫亂憂時，詞風慷慨悲涼，獨有千古。王筠和朱依真又論云：

　　 鼻祖鄱陽竟不祧，玉田未信後塵銷。

　　 蛻岩賴有清聲在，一為鶯花破寂寥。　（汪筠）

　　 蛻岩樂府脫浮囂，又見梅溪譜六幺。

　　 莫笑凋零草窗後，宋人風格未全消。　（朱依真）

　　 二人說明張翥詞風延續了宋人風格，特別是與姜夔、玉田、草窗清雅詞風一脈相承。

　　 在清人眼中，明詞凋敝，詞衰於明成為一種共識，即便是明詞名家也無甚可稱道之處。鄭方坤論明詞兩位重要詞人楊慎、王世貞時說：「有明一代孰鄒枚，蘭畹風流墜劫灰。解事王楊仍強作，頹唐下筆況粗才。」他認為王、楊不明作詞真意，而是強作解事。詞筆粗泛，情感不深，修辭欠精。鄭氏準確地指出了王、楊詞隨興抒寫，缺乏琢磨的弊病。明詞在詞史上一個重要特點就是詞的曲化，詞、曲界限模糊。朱依真論明代詞云：「已是金元曲子遺，風流全失《草堂》詞。端須忘盡崑崙手，更向樓前拜段師。」上論王世貞、楊慎詞作都有嚴重的曲化傾向，所以朱依真之曲子之遺的評論為合理之論。明詞之弊的一個重要原因就在於以《草堂詩餘》為學習的對象，要改變弊病，就要重新尋找學習的榜樣。晚明陳子龍等人就是這樣做的，鄭方坤論曰：「雲間設色學《花間》，汴宋餘波著意刪。和者國中二三子，笙璈未覺寂塵寰。」注云：「明季陳大樽先生偕同里李舍人宋徵士唱倚聲之學於江左，一以《花間》為宗，不涉宋人一筆。」鄭氏所論指出了雲間詞派努力學習《花間》但影響甚微的詞史事實。

　　 清詞號稱「中興」，對論者來說是當代詞史，詞人眾多，風格多樣，通過他們對各位詞人風格的評論，我們看到了極其豐富的清代詞壇。由於當代人論當代人，往往缺乏歷史的距離，因此不能對所論對象在詞史演進中的地位有恰當的定位，這是論詞絕句在論及清代詞史時存在的一個客觀情況，不過我們仍然可以通過他們的評論來考察他們對清前中期詞史的演進的認識。華長卿論曰：「紫色蛙聲盡唱酬，朱明一代廢歌謳。千秋絕學傳三傑，竹垞梅村湖海樓。」明詞凋敝，不正之淫邪之音充斥詞壇，清初詞壇的創作仍有淫艷之作，因此華氏認為朱彝尊、吳偉業、陳維崧才又接續詞學正宗，從而開始清詞的歷史。鄭方坤論朱彝尊云：

　　 長蘆朱叟捧玉盤，琴趣編成秀可餐。

　　 力為詞場斬榛楛，老年花不霧中看。

　　 注云：「竹垞詞，矜秀芊綿，直造白石佳境，所輯《詞綜》一書，尤大有功於倚聲家，說者謂可一洗《草堂》之陋雲。」朱彝尊推崇姜夔，提倡清雅詞風，編選《詞綜》一書斥黜俚俗的《草堂詩餘》，領袖群彥，形成清代詞史中影響巨大、綿亘百年的浙西詞派，朱彝尊對於清代詞史的演進居功至偉。與朱彝尊齊名的另一位大詞人陳維崧同樣對清代詞史的發展貢獻卓著，孫爾准論曰：「詞場青兕說髯陳，千載辛劉有替人。羅帕舊家閑話在，更兼蔣捷是鄉親。」與朱彝尊不同，陳維崧提倡的是蘇辛的豪放詞風，身體力行，成就陽羨詞派，成為清代詞史的重要組成部分。

　　 受時代學術觀念所限，清人不可能按現代「史」的理論體系和框架結構撰寫詞史，這一局限在論詞絕句中同樣體現。然而清人卻將對「史」的把握體現在對個體詞人的評論上，正像將珍珠串成項鏈。清人的論詞絕句通過對一些大詞人的評論，對詞史的發展嬗變的關鍵環節發表自己的看法，體現了對詞史演進歷程的把握。從清人的許多論詞絕句組詩來看，較為明晰的詞史演進脈絡已經展現出來，這不能不說是論詞絕句對詞史研究的貢獻。毋庸置疑，清代論詞絕句不僅是清代詞學批評理論的重要組成部分，而且在構建詞史，把握詞史演進規律方面皆有重要意義。

　　 注釋：

　　 ①鄭方坤(1693-?)，字則厚，號荔鄉，福建建安人。有《蔗尾詩集》、《青衫詞》等。

　　 ②汪筠(1715-?)，字珊立，浙江秀水（今嘉興）人。有《謙谷集》。其《讀〈詞綜〉書後二十首》見《謙谷集》卷二。

　　 ③沈道寬(1772-1853)，字栗仲，浙江鄞縣人，寄籍順天大興。有《話山草堂雜著》。其《論詞絕句》42首見《話山草堂詩鈔》卷一。

　　 ④朱依真（生卒年不詳），字小岑，廣西臨桂人。有《九芝草堂詩存》、《紀年詞》等。其《論詞絕句》22首見況周頤《餐櫻廡詞話》引。

　　 ⑤譚瑩(1800-1871)，字兆仁，別字玉生，廣東南海人，有《樂志堂集》33卷，詩集12卷，續集1卷。詩集中有《論詞絕句一百首》、《三十六首專論嶺南人》和《四十首專論國朝人》，見《樂志堂詩集》卷六。

　　 ⑥華長卿(1804-1881)，原名長楙，字枚宗，號梅庄，直隸天津人。有《梅庄詩鈔》、《黛香館詞鈔》。其《論詞絕句》見《梅庄詩鈔》卷五。

　　 ⑦江昱(1706-1775)，字賓谷，號松泉，江蘇儀徵人。有《松泉詩集》、《梅鶴詞》等。其《論詞絕句》18首見《松泉詩集》卷一。

　　 ⑧潘飛聲(1858-1934)，字蘭史，別號老蘭，廣東番禺人。有《說劍堂詩集》。《論嶺南詞絕句》亦名《論粵東詞絕句》，見《說劍堂集》。

　　 ⑨沈初(1729-1799)，字景初，號雲椒，一號萃岩，浙江平湖人。有《蘭韻堂詩集》。其《編舊詞存稿作論詞絕句十八首》見《蘭韻堂詩集》卷一（《南窗集》上）。

　　 ⑩王僧保(1792-1853)，字西御，號秋蓮子，江蘇儀徵人。有《詞林叢書》。其《論詞絕句》36首見況周頤《餐櫻廡詞話》引。

　　 (11)陳澧(1810-1882)，字蘭甫，號江南倦客，廣東番禺人。有《東塾集》、《憶江南館詞》等。其《論詞絕句》6首見《陳東塾先生遺詩》。

　　 (12)馮煦(1843-1927)，字夢華，號蒿庵，江蘇金壇人。有《蒿庵詞》、《篙庵論詞》。其《論詞絕句》16首見《蒿庵類稿》卷七。

　　 (13)高旭(1877-1925)，字天梅，號劍公，別號自由齋主人，江蘇金山（今屬上海）人。有《天梅遺集》。其《論詞絕句》30首見《南社》第2集《磨劍室詩集》。

　　 (14)姚錫均(1893-1954)，又名鵷雛，字宛若，江蘇松江（今上海）人。有《蒼雪詞》。其《示了公論詞絕句》12首見《南社》第18集。

　　 (15)周之琦(1782-1862)，字稚圭，號耕樵，一號退庵，河南祥符（今開封）人。有《心日齋詞》。其《題心日齋十六家詞》16首見《心日齋十六家詞錄》下卷附。

　　 (16)程恩澤(1785-1837)，字雲芬，號春海，安徽歙縣人。有《程侍郎遺集》。其《題周稚圭前輩〈金梁夢月詞〉》8首見《程侍郎遺集》卷六。

　　 (17)厲鶚(1692-1752)，字太鴻，號樊榭，又自號南湖花隱，浙江錢塘（今杭州）人。有《樊榭山房集》。其《論詞絕句十二首》見《樊榭山房詩集》卷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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