鍾逸民：蘇聯和俄羅斯問題研究的倒退

在蘇聯解體二十周年前夕，一些官員和學者搞了一些研討會、發布會、論壇一類的活動。其基本內容是總結蘇聯解體的原因和教訓，再次強調了他們的立場性結論；蘇聯解體對俄羅斯和前蘇聯各國人民是「巨大的災難」和「大國悲劇」；肯定斯大林的偉大功績、斯大林模式和斯大林體制的歷史地位；批判赫魯曉夫等蘇聯領導人全盤否定斯大林和背叛馬克思列寧主義與社會主義，特別是嚴厲譴責了戈爾巴喬夫搞的「人道的民主的社會主義」；並確認，正是赫魯曉夫、勃列日涅夫、戈爾巴喬夫等人的背叛所導致的蘇共蛻化變質是蘇聯解體、蘇共亡黨的根本原因。

　　人們，尤其是多數研究蘇聯和俄羅斯問題的專家、學者們看了這種東西是什麼感覺，難道不覺得可笑、可悲嗎。他們罔顧基本的歷史事實和前蘇聯各國人民的意願，以少數前蘇聯遺老遺少的看法為佐證以販賣自己的政治劣貨。幾年前，就是同一批人，在某個教育參考片解說詞中，引用一個蘇聯人的話為斯大林三十年代屠殺式的大肅反翻案，稱「應該重新評價三十年代斯大林的鎮壓活動」，鎮壓的功績是「消滅了實際存在的和潛藏的變節者」。實際上，有人很想用自己的嘴直接講出這種話來，只不過是還有所顧忌，底氣不足。但我們不知道，他們面對斯大林的大肅反和大饑荒造成的幾千萬冤魂和餓殍心何以安。就是這等所謂的研究成果，竟然自稱「在國內外引起強烈反響」。實際上，一個明顯的事實是，由於眾所周知的原因，中國的俄羅斯和中亞東歐研究的學術水平在國際上已經落伍，目前這一趨勢還在發展。類似上述的所謂研究成果，與很多國家，包括俄羅斯等國的主流學術界相比，充其量是可笑的小兒科水平。中國研究前蘇聯和俄羅斯等前蘇國家的機構不少，人才不可謂不多。近些年來，一批有真才實學和真知灼見的學者，首先是中青年學者脫穎而出，在蘇聯、俄羅斯方向的研究上，包括蘇聯解體問題的研究上，取得了可喜的、突破性的成就。但總的看來，由於某種限制，他們仍然缺乏用武之地。主導和從事官方指定課題研究的人，主要是官員和以官身為主的學者，有的人根本不是專門研究的行家，連俄語都不懂。蘇聯解體和冷戰結束已二十年了，然而一個引人注目的現象卻依然未變，即；對蘇聯解體如喪考妣，痛惜不已的最大人群不在前蘇國家，卻在中國。斯大林的最大粉絲人群也不在前蘇國家，還是在中國。而斯大林的蘇聯和沙俄又是侵害掠奪中國最多最甚的國家。這種現象豈非咄咄怪事，對國人來說，奇乎、丑乎、羞乎。

　　這些人對斯大林和斯大林模式的肯定與對赫魯曉夫等蘇聯領導人的否定表明，他們的蘇聯學已完全倒退到六十年代反修大論戰時「九評」的水平。斯大林去世前後的蘇聯社會已處於爆炸的邊緣。人們不僅要在恐懼和驚慌中煎熬，更要忍受物資生活的貧乏。蘇聯搞了三十年的社會主義，直到1952年，主要食品(肉類、魚類及水產品、牛奶及奶製品、食用油、麵粉、大米等)的人均消費量，還不及1913年的水平。蘇共二十大關於斯大林的決議，大會提出的一系列問題，是時代前進的體現和社會進步的要求，反映了蘇聯人民改善、提高政治和物資生活的強烈願望。赫魯曉夫等蘇聯新一代領導人，雖然在政治上還不夠成熟，但他們開始重視人的需求和意願，開始重新思考社會主義的發展道路問題。蘇共二十大為擺脫斯大林模式，為探索真正的社會主義道路而進行改革打破了禁區，創造了可能。如何看待斯大林模式和斯大林之後蘇聯領導人的改革，說到底，是要什麼樣的社會主義的問題。是要那種以人為代價，貶低人的價值和地位，摧殘人的慾望、需求、權利、幸福、尊嚴、生命的社會主義還是以人為本，以人為中心，以人的價值為最高價值的社會主義。圍繞這一問題的分野，不僅能檢驗作為學者的學術水平，也能看出一個人的政治社會良知。

　　肯定並讚頌斯大林模式等於在理論和實踐上推倒了中國改革開放的前提。以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為目標的中國經濟體改革在實踐上早已衝破了斯大林模式的束縛。否定斯大林模式也是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的出發點。在這個問題上鄧小平講得很明確。1986年9月，鄧小平在會見波蘭領導人雅魯澤爾斯基時，談到了中國的政治體制改革。鄧說；「我們兩國原來的政治體制都是從蘇聯模式來的。看來這個模式在蘇聯也不是很成功。」當前，在蘇聯解體問題上為斯大林模式招魂，這至少在客觀上阻礙了經濟體制改革的深入和政治體制改革的進展。倒退既不得人心，也是沒有出路的。歷史的潮流滾滾向前，中國社會的進步正在加速。這一抔污泥濁水很快就將被徹底滌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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