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家康：論蔡元培的歷史功勛
張家康
來源：破土首發 2016-04-24 08:42 點擊:481次
【破土編者按】蔡元培與中國共產黨有極深的歷史淵源。在他擔任北大校長期間，奉行思想自由兼容並包的原則，聘請了李大釗、陳獨秀等人擔任北大教師，使北大成為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傳播的重鎮。但是當中共領導的工農運動已呈勃然氣勢時，他作為一位國民黨元老，從維護黨派的狹隘利益出發，又積极參与了蔣介石的清黨行動。但儘管有這些恩怨是非，中國共產黨始終敬仰蔡元培的高風亮節，銘記他的歷史功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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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元培的大學理念是：「『循思想自由』原則，取兼容並包主義，……無論各種學派，苟其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尚不達自然淘汰之運命者，雖彼此相反，而悉聽其自由發展。」西風東漸。在他任北京大學校長期間，包括馬克思主義在內的西方的各種學說，可以在北大自由討論。履任之初的第一件事是聘請《新青年》主編陳獨秀任文科學長。《新青年》因之由上海來到北京，並成為北大同人刊物。民主與科學、文學革命、五四運動、馬克思主義研究會，乃至中共的創立等，都成為相因而至的必然。
翻閱《新青年》決意聘他
1916年12月下旬，陳獨秀和上海亞東圖書館汪孟鄒為招股擴大為書局的事，聯袂來到北京。此時，蔡元培正為北大文科學長的人選而犯愁。當時，沈尹默和湯爾和都向蔡元培推薦了陳獨秀。多少年後，蔡元培回憶道：
「我到京後，先訪醫專校長湯爾和君，問北大情形。他說：『文科預科的情形，可問沈尹默；理工科的情形，可問夏浮筠君。』湯君又說：『文科學長如未定，可請陳仲甫君。陳君現改名獨秀，主編《新青年》雜誌，確可為青年的指導者。』因取《新青年》十餘本示我。我對於陳君，本有一種不忘的印象，就是我與劉申叔君同在《警鐘日報》服務時，劉君語我：『有一種在蕪湖發行之白話報，發起的若干人，都因困苦及危險而散去了，陳仲甫一個人又支持了好幾個月。』現在聽湯君的話，又翻閱了《新青年》，決意聘他。從湯君處探知陳君寓在前門外一旅館，我即往訪，與之訂定。於是陳君來北大任文科學長，……乃相與商定整頓北大的辦法，次第執行。」
蔡元培在呈文教育部時稱：「陳獨秀品學兼優，堪勝此任。」這份公函的背面備有陳獨秀的簡歷：「陳獨秀，安徽懷寧縣人，日本東京日本大學畢業，曾任蕪湖安徽公學教務長，安徽高等學校校長。」據庄森先生考證，陳獨秀並沒有在「日本東京日本大學畢業」，也沒有擔任「安徽高等學校校長」。就嚴格意義上說，這是一份假履歷。蔡元培之所以如此做，實出於如蔡元培所說北大太「聲名狼藉」，太急需「改良之策」，而要選用改革的領軍人物，陳獨秀則是最適當的人選，可北大積弊太深，且對選任又有種種限制，蔡元培這才不得不出此下策，亦可見他對陳獨秀的倚重。
青年學生們得知陳獨秀將來北大，無不歡欣鼓舞，奔走相告。可教師中則有人說陳先生只會寫幾篇策論式的時文，並無真才實學，在北大任教尚嫌不夠，更不要說出任文科學長了。針對這些言論，蔡元培態度鮮明，告訴存有疑問的人，陳獨秀先生精通訓詁音韻學，學有專長，過去連太炎先生也把他視為畏友。一些熟悉陳獨秀的人也出來證實，說他在文字考據方面有素養，有研究專著。如此眾口一辭的美言，總算止息了風波。
蔡元培對陳獨秀尤為器重，評他為北大評議員，這個評議會相對於校務委員會。他還擔任北大入校試驗委員會副會長（會長是蔡元培）、北大附設國史館編輯處纂輯股主任和《北大日刊》編輯等職。蔡元培為陳獨秀的文科改革，進而推動北大的改革，給予了切實的支持。陳獨秀只專心於文科的改革，而無需開課。蔡元培又對他放手授權，有關人事、行政，概由陳獨秀主持，校方決不稍加干涉。
陳獨秀的教育理念是自動的、啟發的、實用的、全身的，而不是他動的、灌輸、虛文的、單獨的腦部教育。他認為高等教育的宗旨不同於一般教育，應當以「研究學理」為主。正是如此，陳獨秀具體地做了這些工作：擴大文科，除中國文學、中國哲學、中國史學和英語四系外，增設法、德、俄國文學系，世界語也列為選科；哲學系除中國、西洋哲學外，又增設印度哲學等；史學系除本國史、西洋史外，增設印度史、東洋史，考古史、古文字學、美術史等。文科的知識門類增多，其規模也是今非昔比。
學生可以自由選修各課，再也不用必修全部課程。學生既可以上本系的課，也可以聽別系的課。文科改革後，校門是開放式的，除了註冊的正式生，也有旁聽生，甚至還有「偷聽生」。這並不等於說文科是鬆弛的，相反卻整頓了紀律。陳獨秀髮布《文科學長白》，明確學生上課不得無故曠課。上課不得遲到。選修課一經選定，就不得任意更改及曠課。同時，規定學生以成績為標準，確定誰升級誰留級，學業期滿成績合格者，由學長審閱，上報學校，而後發給畢業文憑。
《新青年》所激起的新文化運動，使學生既開闊了眼界，又充實提高了知識素養。蔡元培對北大的文科改革十分滿意，時隔二十年，他在《宇宙風》發表《我在教育界的經驗》，仍然肯定文科改革的成績，他說：「北大的整頓，自文科起，」而文科又是在陳獨秀任學長後，「文學革命，思想自由的空氣，遂大流行。」北大出現的新氣象，陳獨秀自然是獨有建樹。然而，如果他的背後站著的不是蔡元培，那麼他是很難在北大存身的。1986年，時在北大任教且又是蔡、陳同事的梁漱溟回憶說：
「我認為蔡先生萃集的名路人才中，陳獨秀先生確是佼佼者。當時他是一名闖將，是影響最大，也最能打開局面的人。但是，陳這人平時細行不檢，說話不講方式，直來直去，很不客氣，經常得罪人，因而不少人怕他，乃至討厭他，校內外都有反對他的人。只有真正了解他的人才喜歡他，愛護他，蔡先生是最重要的一個，由五四而開端的新思潮、新文學運動，首先打開大局面的是陳獨秀，他在這個階段的歷史功績和作用，應該充分肯定。但是，如果得不到蔡元培先生的器重、維護和支持，以陳之所短，他很可能在北大站不住腳，而無用武之地。」
《新青年》進入北京大學
1917年1月1日，《新青年》二卷5號發表蔡元培的《我之歐戰觀》，文章通過對歐洲戰爭的分析，倡導科學與美育（即國民道德教育），與《新青年》所鼓吹的科學與民主，本有著必然的內在聯繫。陳獨秀到北大任職，《新青年》也隨之遷來北京，編輯部最初就設在陳獨秀的家，即東安門箭竿衚衕9號。由《新青年》集聚了一批勇於革新的人物，他們是整頓改革北大的中堅力量，蔡元培都一一羅致而來。
1918年1月起，《新青年》由陳獨秀一人編輯，改為北大同人編輯，他們是陳獨秀、胡適、錢玄同、劉半農、陶孟和、沈尹默。後來，高一涵、李大釗替換了將要出國的陶孟和、高一涵。由陳獨秀、胡適在《新青年》倡導的文學革命，也就是白話文運動，得到蔡元培的積極支持和提倡，也是他整頓北大的重要內容之一。他說：
「第三件我提倡的事，就是變更文體，兼用白話，但不攻擊文言。……在北大當時，胡適之、陳仲甫、錢玄同、劉半農諸君，暨沈氏兄弟，積極的提倡白話文學；劉師培、黃季剛諸君，極端維護文言。我卻相信，為應用起見，白話文必要盛行，我也常常做白話文，替白話文鼓吹；然而，我曾聲明，作美術文，用文言未嘗不好。」
1918年12月22日，陳獨秀、李大釗又在編輯出版《新青年》的同時，創刊了《每周評論》，作為《新青年》的一個補充。1919年1月，學生們又創刊了《新潮》。有此兩支同盟軍的介入，新文化運動更加虎虎有生氣。蔡元培對此積極支持，當年《新潮》主編顧頡剛回憶：
「我們學生組織了『新潮社』，由『新潮社』辦了一個雜誌，名叫《新潮》，與《新青年》呼應。《新潮》的影響也很大，一出版即在一星期內銷完，以至再版和三版。那年頭，辦雜誌要賠錢，我們通過文科學長陳獨秀向蔡元培先生請求幫助，蔡元培決定由教育經費撥款支持辦了這個刊物。」
《新青年》《每周評論》和《新潮》等所激蕩起的新文化運動的波瀾，沖刷著舊文化舊思想舊道德，尤如狂風暴雨般的襲擊。如魯迅所說：「單是提倡新式標點，就會有一大群人『若喪考妣』，恨不得『食肉寢皮』的。」林紓充當了反對《新青年》、反對新北大的急先鋒。林紓、字琴南，清末著名翻譯家和桐城派古文家，以遜清遺臣自居，視新文化運動為仇敵。1919年2月17日，他在《新申報》發表小說《荊生》，以古諷今，含沙射影，詆毀新文化運動。緊隨其後，他又發表小說《妖夢》，攻擊的矛頭直指蔡元培。
小說中有一白話學堂，以此影射北京大學，白話學堂校長元緒影射蔡元培，教務長田恆影射陳獨秀，副教務長秦二世影射胡適。小說中的正面人物鄭思康當然是他自己了。《妖夢》之夢在鄭思康之夢遊陰曹，來到一個城市白話學堂的「斃孔堂」，見田、秦二人毀倫常，讚揚白話文，而元緒對他們的言論「點首稱賞不已」。鄭思康氣急敗壞而出，這時，一個啖食月亮的羅喉羅王直撲白話學堂，「攫人而食，食已大下，積糞如邱，臭不可近。」被食者當是元緒、田恆、秦二世，可見其仇恨的心理。
林紓決非一個人與蔡元培及《新青年》對陣，他的背後站著唬人的皖系軍閥。周作人在《知堂回想錄》中說：「林琴南的小說並不只是謾罵，還包含著惡意的恐嚇，想借外來的力量，摧毀異己的思想；而且文人筆下輒含殺機，動不動便雲宜正兩觀之誅，或曰寢皮食肉，這些小說也不是例外；前者說作者失德，實在是客氣話，失之於過輕了。」
傅斯年對此也有相同的記憶，他說：「在五四前若干時，已為北大師生的作品動蕩得很了。北洋政府很覺得不安，對蔡先生大施壓力與恫嚇，至於偵探之跟隨，是極小的事了。」劉半農也回憶：「衛道的林紓先生卻要於作文反對之外，藉助於實力——就是他的『荊生將軍』，而我們稱為小徐的徐樹錚。這樣，文字之獄的黑影就漸漸的向我們頭上壓迫而來，我們就無時無日不在慄慄危懼之中過活。」
非但如此，林紓還在《公言報》上發表給蔡元培的公開信，挑起了與蔡元培兼及《新青年》的論戰。林紓的公開信主要反對北大的新文化運動，反對倡導白話文，認為這一切都與蔡元培有關，並以教訓的口吻說：「今全國父老以子弟托公，願公留意，以守常為是。」
針對林紓所列的批孔和白話文的兩大罪狀，蔡元培在答覆信中說：「《新青年》雜誌中，偶有對於孔子學說之批評，然亦對於孔教會等托孔子學說以攻擊新學說者而發，初非直接與孔子為敵也。」又說：「白話與文言，形式不同而已，內容一也。《天演論》《法意》《原富》等，原文皆白話也，而嚴幼陵君譯為文言。少仲馬（即小仲馬）、迭更司（即狄更斯）、哈德（即歌德）等所著小說，皆白話也。公謂公及嚴君之所譯，高出於原本乎？」
皖系軍閥控制的《公言報》撰文說：「蔡元培氏自長北大以來，引用非人，敗壞士習，有目共睹。蔡氏夙隸國民黨，比年復借教育家之美名，實行灌輸社會革命、無政府等等邪說，陰為破壞舉動，而己則肥遁鳴高，聚群不逞之徒為之羽翼。」京師警察總監朱深還告誡同僚：「諸君不可視蔡元培為一書生，當視為十萬雄師，吾人不可不以全副武裝對付。」「慄慄危懼」中的他沒有退縮，而是針鋒相對，為新思潮辯言。他在《新青年》發表《洪水和猛獸》一文，說：
「我以為用洪水來比新思潮，很有幾分相象，他的來勢很勇猛，把舊的習慣衝破了，總有一部分人感受痛苦，彷彿水勢太旺，舊有的河槽，不能受他，就泛濫到岸上，把田廬都掃蕩了。
……
猛獸，恰好作軍閥的寫照。……現在軍閥的要人，都有幾百萬、幾千萬的家產，奢侈的了不得；別種好的作工的人，窮的餓死，這不是率獸食人的樣子么？現在天津、北京的軍人，受了要人的指使，亂打愛國的青年，豈不明明是猛獸的派頭么？」
北大之大的歷史功勛
蔡元培的教育理念是大學之大，就應該為各種學術思想的自由發展提供寬鬆的環境，以營造一個多元的思想、學術發展的空間。他任校長前，北京大學一仍晚清封建衙門的舊習，是舊思想舊文化佔領高地的一統天下，可謂陳腐不堪。改革舊北大就要打破這個一統天下，讓新思想新文化新道德的春風吹進北大。
實踐證明陳獨秀「確可為青年的指導者」，是陳獨秀和《新青年》以文學革命為突破口，實行北大的整頓和改革。自由辦報辦刊，自由討論各種學說和主義，一向封閉、僵化的校園，頓時洋溢著開放、自由的清鮮空氣。北大之所以能出現如此民主自由的生存空間，是得益於「思想自由，兼容並包」的辦學方針。蔡元培逝世後，陳獨秀在憶及往事時，還極富感情地說，蔡元培「這樣容納異已的雅量，尊重學術思想自由的卓見，在習於專制、好同惡異的東方人中實所罕有。」
蔡元培並不信仰馬克思主義，但他卻認為馬克思主義作為一門知識，可以在北大進行研究和討論。1920年3月，北京大學學生羅章龍、鄧中夏等發起成立馬克思學說研究會，為擴大影響、發展會員，羅章龍草擬一啟事，請他批准在《北京大學日刊》發表，他當即同意，還應邀出席成立大會並發表演講。當他得知研究會沒有固定的活動場所時，便讓校務處騰出二間房屋。這樣做立即遭到非議和責難，有些人徑自向他說：「今後學校不得太平了。」馬克思主義從誕生的那天起，便不能見容於當時的主流話語，一直被作為異端邪說受到排斥和壓抑，可是，蔡元培卻能力排眾議，使馬克思主義學說在北大自由討論。
眾所周知，陳獨秀和李大釗是中國共產黨的主要創始人。陳獨秀作為身體力行的革命家，以《新青年》和《每周評論》為陣地，在北大集聚了一大批嚮往科學與民主的青年知識分子。而李大釗則是在中國最早研究和宣傳社會主義、馬克思主義學說的，他的理論和實踐活動也是在北大進行的。1917年11月，李大釗被聘為北大圖書館主任，後又被授於經濟、史學系教授。他的《布爾什維克主義的勝利》、《我的馬克思主義觀》、《再論問題與主義》等文章，都是在北大任職時發表的。
青年毛澤東也曾受到過蔡元培的照拂。1918年8月，長沙新民學會的一些成員決定赴法勤工儉學。毛澤東沒有赴法勤工儉學，準備留在北大一邊工作，一邊讀書。他原想搞份清潔工就可以了，蔡元培知道後，寫信給李大釗，安排毛澤東在圖書館工作。青年毛澤東再也不為在京的生活犯愁了，而更重要的是他有了自學讀書、結識名流學者和有志青年的機會。毛澤東由此而結識陳獨秀、李大釗，從而為他的早期政治活動奠定了基礎。為此，毛澤東極為敬佩蔡元培，恭恭敬敬地稱其為「夫子大人」，並以晚生弟子相許。
五四運動後，中國的共產主義運動已在醞釀之中。1920年8月，陳獨秀已在上海組建中國共產黨。北大學生張國燾帶著李大釗的口信，來上海與陳獨秀聯繫。恰在此時，蔡元培也因事來到上海，張國燾出於師生情誼，往西藏路一品香旅社看望，告訴蔡元培自己現在住在陳獨秀家，很受其影響，並願意追隨共產主義運動，特來聆聽校長的教誨。張國燾回憶說：
「一向信仰無政府主義的蔡先生表示：看來中國只有走社會主義的道路，無政府主義者始終沒有組織，這是一個弱點。馬克思主義者要有作為，就應該趕快組織起來。蔡先生平素是很客氣的，不願對人澆冷水，但對自己的學生們則很直率，他這次贊同我所採取的途徑，顯然不是敷衍式的客套話。」
蔡元培對社會主義有著自己的理解和闡釋，他為李季翻譯的《社會主義史》所作的序說，社會主義「就是『各盡所能，各取所需』的意義，且含有男女平等主義。」當年的北大學生、中共早期領導人羅章龍在《追憶蔡孑民校長》一文中說：
「北大，在我國革命史上產生了不可磨滅的影響，也是我國最早學習和傳播馬克思主義，最早成立共產主義小組，也是我黨建黨初期，黨員最多之地。這些均與蔡先生作校長分不開……蔡先生不聘請李大釗、陳獨秀等到北大工作，那麼共產黨的活動就不會在北大開展； 北大不會成為五四運動、新文化運動的發祥地，不會成為最早在我國傳播馬克思主義、最早成立共產主義小組的地方。」
梁漱溟在《憶往談舊錄》中，把北京大學、蔡元培、五四運動和新民主主義革命，作了一個因果聯繫的分析與比較，指出蔡元培任校長的這一段，為北大歷史上意義非同尋常的一段。他說：
「今天的新中國必以新民主主義革命為其造端，而新民主主義革命則肇啟於五四運動。但若沒有蔡先生長校，亦即不可能有當年的北京大學。直截了當地說，一九二一年中國共產黨的誕生，一九二四年孫中山先生改組國民黨，國共第一次合作，都是從五四運動所開出的社會思想新潮而來的。」
追溯中國共產黨的歷史，建黨初期的五十幾個黨員中，北大的共產黨員就佔了相當的比例，如陳獨秀、李大釗、張申府、鄧中夏、張國燾、羅章龍、劉仁靜、陳公博、譚平山、譚植棠、高君宇、何孟雄等。可以毫不誇張地說，北京大學之所以成為中國早期共產主義運動的發源地，它的必然合理性來源於「思想自由、兼容並包」的寬鬆環境，受惠於蔡元培博大寬闊的胸懷和容納異己的雅量，是北大之大的歷史功勛。
蔡先生動了一些火氣
1922年5月，蔡元培領銜發表《我們的政治主張》，提出「好人政府」的改良設想。「好人政府」的設想落空後，又發表《關於不合作宣言》，認為：「我國近年來許多糾紛的事情，都是由不知退的小人釀成的。」他甚至天真地認為，如果好人都退出政府，那麼，這個腐敗政府也就自然倒台。
中國共產黨不同意他的改良主義的思想，陳獨秀在中央機關報《嚮導》上發表文章說：「蔡校長為惡濁政治的空氣所逼，憤而辭職，且正式發表宣言，曆數政府國會之糊塗、墮落、無人格，他這種高尚潔己的品行，我們當然要承認他比一班仍在北京『供職的小人和庸才』高明得萬倍。」但是，作為「賢者」的蔡元培恰恰有著「消極」和「非民眾」的「兩個觀念的缺點。」文章認為對待惡濁政治的態度，「必須徹頭徹尾採取積極苦戰惡鬥方法，」必須發動「全國有良心、有能力的士、農、工、商大民眾。」而「好人政府」和「不合作主義」，卻「走到了退避怯懦的路上去，不啻為惡濁政治延長生命。」
中國共產黨的警示和老友的勸告，並沒能使他覺醒過來，他還是深信不合作主義。1923年10月10日，他在比利時沙洛埃勞工大學講演時說：「現在世界最大的問題，是勞工與資本的交涉。在俄國已經執行最激烈的辦法，為各國所恐怖。也有疑中國的鮑爾希維克化的，但中國決用不著這種過慮。」「決用不著馬克思的階級戰爭主義，決沒有赤化的疑慮。」
震驚中外的五卅慘案爆發，他竟在致北京大學的電文中說：「間聞過激，頗滋疑慮。請純用不合作主義促對方反省。……言論上務以平等、公道為標幟，避去偏激名詞。」顯然，他對五卅慘案後，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磅礴於全國的反帝愛國運動，心中多有疑慮，感情上也難以認同。
第一次國共合作取得了北伐革命的偉大勝利，但是，兩個性質迥然不同的政黨，在實行黨內合作的實際操作過程中，確實遇到了一些技術性的問題。陳獨秀對這種與國民黨「捆綁成夫妻」的做法，一直持懷疑的態度。國民黨內的一些人，對共產黨這個富有朝氣的政黨歷有成見，吳稚暉便是最為典型的一個。1927年3月6日晚，吳稚暉和陳獨秀相會，吳問陳，中國實行共產主義須若干年？這位率直的中共領袖竟不假思索地說，尚須二十年。於是，吳稚暉便以此造輿論說，共產黨要在二十年內消滅國民黨，以求得蔡元培等國民黨元老，對其清黨反共提案的支持。3月21日，邵元沖告訴蔡元培，蔣介石已決心與共產黨分離。
半個月後，蔣介石在上海相約邵元沖、吳稚暉、李石曾、蔡元培、張靜江等，討論與共產黨分裂的實施辦法。中國共產黨已察覺到國共分裂的暗流，陳獨秀為防止老友捲入這一歷史是非的旋渦之中，曾約蔡元培相會於亞東圖書館，臨別時，陳獨秀誠懇相告：「防止黨內的左傾，防止黨外的右傾」。顯然，「黨外的右傾」，指的便是萌芽中的清黨反共的傾向。
遺憾的是，他沒有聽從老友的忠告，而是身不由己地往斜路上滑行。1927年4月2日,國民黨中央監察委員會在上海舉行會議，吳稚暉、張靜江、李石曾、蔡元培、古應芬等出席，由蔡元培主持會議，吳稚暉提出《請辦覆黨賣國之共產派黨員案》，這個議案指出：「公推蔡元培為主席，由吳敬恆提出共產黨連結容納於國民黨之共產黨員，同有謀叛證據一案。……姑將所開各人及各地共產黨首要危險分子，經黨部舉發者，就近知照公安局或軍警暫時分別看管監視，免致活動，致釀成不及阻止之叛亂行為。」
蔣介石正是利用這一議案，於10日後，發起充滿血腥氣的瀰漫上海灘的反革命政變，國共合作終於破裂，一大批共產黨員和進步分子喪身在槍彈刀棍之下。
在人們印象中，蔡元培乃一至善賢者，國人的歷史陳述中難以有其清黨反共的心理預期。然而，無情的事實是，他作為一位國民黨元老，從維護黨派的狹隘利益出發，當中共領導的工農運動已呈勃然氣勢時，他已是心有餘悸，再加上吳稚暉等人的蠱惑、慫恿，他終於招架不住了。況且，他對中國的共產主義運動，也是一直持懷疑和排斥的態度，所以，他的清黨分共純是出於思想、政治上的自覺行動，而不是什麼受他人唆使、挑撥的被動行為。
1934年1月9日，他讀到香港《平民日報》的一篇文章，文章在談到清黨運動時，著意為他解脫，而將責任全諉於吳稚暉，他閱後在報上批語曰，此文「於我多恕詞，而於稚暉多責備。」柳亞子是他的學生，師生情誼親密，在《紀念蔡孑民先生》一文中，對這段「過節」毫不回護，文章說：「蔡先生一生和平敦厚，藹然使人如坐春風，但在民國十六年上半年，卻動了一些火氣，參加清黨運動。」
當然，他的清黨分共的本意，無非是兩黨分家。他還試圖以「法治」的方式清黨分共，全然沒有料到蔣介石會大開殺戒，釀成慘禍。他是一個忠厚長者，決不忍戕害和殺戮青年。可是，眼前所見的樁樁血案，已是慘不忍睹，他唯一能做的是盡其所能，保護青年。「四·一二」清黨開始，有人向他告密說，國民黨上海市黨部執行委員朱宜權是共產黨員，他立即派親信通知朱宜權離開上海。
國民黨清黨後，各省都成立了清黨委員會，他為浙江省清黨委員會委員。浙江的清黨一開始便十分嚴厲，凡涉嫌者，抓到便殺。4月16日晚，僅從陸軍監獄提出的二十多人，便在片刻間殺盡。他對此惶惶不安，第二天，便將專司此事的人找來，很嚴肅地說：「我們萬不能隨便殺人！昨天那樣辦，太草率，太不好了。此後必須審慎！抓人，必須事先調查清楚，始可逮捕；定罪，必須審問清楚，證據明白，才可判決；殺人，必須其人罪大惡極，經會議決定，始可執行。青年誤入歧途的很多，必須使人有個反省的機會才好。」
他畢竟是個重「法治」的人，一向主張保障人權，當然反對「隨便殺人」。正是受他的影響，浙江成立了特別法庭和反省院，以防止亂捕濫殺。
民族偉人學術領袖
1932年12月18日，中國民權保障同盟正式成立，總會設在上海，主席宋慶齡，副主席蔡元培，總幹事楊杏佛。他和宋慶齡等已將營救政治犯的私人行為，泛化為社會知名人士參與的有組織的社會性行為，併產生出具有影響的作用力。牛蘭夫婦、陳獨秀、許德衍、侯外廬、劉煜生、廖承志、丁玲、羅登賢、陳賡、余文化、陳廣、陳淑英等人，都曾不同程度的得到民權保障同盟的營救和關心。
他和中國民權保障同盟的行動，為國民黨當局所不容。1933年2月12日，國民黨南京市黨部執委作出決議：「蔡元培、宋慶齡等擅組民權保障同盟，發表宣言，保障反革命及共黨要犯，實破壞本黨威信，逾越中委職權，應請中央解散該團體，並於蔡、宋等以警告。」6月18日上午8時，楊杏佛為國民黨特務所暗殺。蔡元培知道後悲痛憤慨，在去殯儀館處理善後時，對《申報》記者說：「楊先生為一文人，遭此非常變故，人民生命毫無保障。」
魯迅說：「打死楊杏佛，原是對於孫夫人和蔡先生的警告，但他們是堅決的。」蔡元培不畏強權，仍為保障人權而鬥爭。10月，鄒韜奮主編的《生活周刊》被查禁，他連發兩電，要求國民黨解禁。次年3月，何香凝之婿、共產黨員李少石被捕，他又給最高當局去函去電，要求無罪開釋。1935年2月，瞿秋白被捕後，他受魯迅之託設法營救。在國民黨召開的一次會議上，他提出：瞿秋白很有文學天才，中國不可多得，應網開一面，惜護人才。但是，卻遭到戴季陶等人的堅決反對。浙江最早的共產黨員徐梅坤，1927年7月在肖山縣被捕後，關押於杭州陸軍監獄長達九年，這年冬，由於他出具保狀，徐梅坤才走出牢房。
他已近古稀之年，身體日漸衰弱，加之患有多年足疾，確實難以承負繁雜的社會工作。他發表啟事予以婉拒，但只要是抗日的社會活動，他還是要拖著疲弱之軀，勉力擔當。抗戰爆發後，他擔任上海文化界救亡協會國際宣傳委員會委員，與各大學校長聯名致電九國公約會議，呼籲國際社會制止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行為。他還領銜發表全國大學校長、教授宣言，控訴日本破壞我國文化機關的罪行。
1937年11月27日，他由丁燮林及妻弟周子竟陪同到香港養病。在香港期間，他仍為全民抗戰而奔波操勞。次年5月20日，保衛中國大同盟和香港國防醫藥籌賑會舉辦美術展覽會，他參觀後發表振奮人心的演講，他說：「抗戰期間所最需要的是人人有寧靜的頭腦，又有強毅的意志。『羽扇綸巾』，『輕裘緩帶』，『勝亦不驕，敗亦不餒』，是何等寧靜！『衽金革，死而不厭』，『鞠躬盡瘁，死而後己』，是何等強毅！這種寧靜而強毅的精神，不但前方衝鋒陷陣的將士，不可不有；就是後方供給軍需，救護傷兵，拯濟難民及其他從事於不能停頓之學術或事業者，亦不可不有。」
1936年8月25日，中共中央致信國民黨中央並轉全體國民黨員信，提出在抗日的大前提下，國共兩黨實行第二次合作。9月22日，毛澤東以晚輩後生的名義給蔡元培發來一函，再提中國共產黨關於第二次國共合作的創議，信中說：
「五四運動時期北大課堂，舊京聚會，湘城講座，數聆先生之崇論宏議，不期忽忽二十年矣！……從同志從朋友稱述先生同情抗日救國事業，聞之而歡欣者，更絕不止我一人，絕不止共產黨，必為全民族之誠實兒女毫無疑義也。然而，百尺竿頭，更進一步，持此大義，起而率先，以光復會同盟會之民族偉人，北京大學中央研究院之學術領袖，當民族危亡之頃，作狂瀾逆挽之謀，不但坐言，而且起行，不但同情，而且倡導」。
他雖然沒有給毛澤東複信，但是，對國共兩黨的抗日態度，卻有著自己的獨立思考。他對前來探望的劉海粟說：「現在大片國土淪喪，人民流離失所，當權者對救國大業是包而不辦。」不滿情緒已溢於言表。反之，他對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卻是心馳神往。1938年4月23日，吳玉章由歐洲回國，道經香港，前來拜訪，兩人親切交談，吳玉章重敘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話題，他聽後高興的對吳玉章說：「國共能重新合作、共赴國難，為國家民族之大幸也。」
魯迅生前曾對馮雪峰說：「其實象蔡先生也還是一般地贊成進步，並不反對共產黨而己。到底共產黨革命是怎麼一回事，他就不甚瞭然，他甚至於悲憤地說：國民黨為了想消滅政治上的敵人連民族的存亡都可以不顧，這是他所始料不及的。可知他同情革命者，也不過是為了民族而已。」確如魯迅所說，蔡元培對共產黨的革命不甚瞭然，正是因為不甚瞭然，所以，他才想多了解一些共產黨革命的真實情況。1939年8月，他在病中閱讀了斯諾的《西行漫記》和其夫人韋爾斯的《續西行漫記》。他讀的很認真，在日記上記下了每一章的標題，還特別記下：「其第三章中有『共產黨基本政策，』『論對日戰爭』等節，述毛澤東的意見，頗詳。」「第五章之等到他醒來的時候，對於中國前途的希望，說得甚為懇切。」
中國共產黨始終敬仰蔡元培的高風亮節。1940年2月5日，陝甘寧邊區自然科學研究會在延安成立，毛澤東和陳雲等出席會議並講話，公推蔡元培為名譽主席。半個月後，延安舉行各界憲政促進會成立大會，毛澤東出席會議並作著名的《新民主主義的憲政》的演說，會議又通過蔡元培為名譽主席團成員。3月5日，蔡元培病逝於香港。3月7日，毛澤東即發來唁電：
「香港九龍奧士甸道蔡孑民先生家屬禮鑒：孑民先生，學界泰斗，人世楷模，遽歸道山，震悼曷極，謹電馳唁，尚祈節哀。」
3月9日，中共中央又發來唁電，並派廖承志專程前來弔唁。4月14日下午，延安各界千餘人在中央大禮堂舉行蔡元培、吳承仕二先生追悼大會，會場懸滿輓聯，周恩來送的輓聯是：
「從排滿到抗日戰爭，先生之志在民族革命；
從五四到人權同盟，先生之行在民主自由。」
這是對蔡元培一生精確、崇高的歷史評價，中國共產黨人永遠緬懷和紀念這位為民族復興而不懈奮鬥的哲人和先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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