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的民族性與對華態度初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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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江永：日本的民族性與對華態度初探發布時間:2012-09-18 16:11 作者:劉江永點擊:1475次

　　摘要：今年是中日邦交正常化40周年。雙方將通過各種交流活動增進兩國民眾的相互理解與友好感情。許多中國人希望能更多地了解日本的民族性，以便更好地和日本人打交道。這涉及從社會心理學和民族學角度深入探討日本對華態度的問題。民族性並非是與生俱來、先天難改的，而是在後天社會影響下逐步形成的。在不同時代背景下，日本民族性並不完全一樣。日本對華政策變中有不變，不變中又有變，這與其民族性有一定關聯。

　　關鍵詞：日本民族性結盟政策嬗變對華態度影響　　今年是中日邦交正常化40周年。兩國政府將這一年定位為「國民友好交流年」。中日雙方將通過各種交流活動增進兩國民眾的相互理解與友好感情。伴隨中日交往的大幅增加，特別是兩國之間圍繞敏感問題發生對立時，民眾彼此之間的心理矛盾和摩擦也會增多。許多中國人希望能更多地了解日本的民族性，以便更好地和日本人打交道。這涉及到從社會心理學和民族學的角度深入探討日本對華態度的問題。本文擬就此做一嘗試，若有不當之處，敬請讀者指正。　　一、日本的民族性與結盟政策　　俗話說「江山易改，本性難移」。從社會心理學角度講，一個國家的民族性或曰國民性，就像其世代相傳、特有的民族習慣和思維方式一樣，難以根本改變。筆者認為，民族性並非是與生俱來、先天難改的，而是在後天社會影響下逐步形成的。在不同時代背景下，日本的民族性，即國民性並不完全一樣，不變中有變。不變的部分一般是受到自然環境、語言習慣影響的部分，而變化的部分則是受時代背景和社會思潮影響的部分。所謂民族性，是就一個民族的整體傾向而言的，具體到個人則可能有很大的差異，不能一概而論。在日本，不同年齡層、不同地域之間的人會有差異；每個個體與整體在傾向上也會有不吻合的部分。因此，這裡所說的民族性不可能涵蓋所有日本人。　　「世界上沒有比日本人更愛好自我定義的民族了。」這是日本社會心理學家南博(1914～2001年)在《日本人論》一書前言中開宗明義的第一句話。南博認為，所謂「日本國民性」是超越階級和時空的客觀存在，「是指以日語作為共同語言，屬於日本這個國家大部分國民共有的意識及行動特質」。「日本人最頻繁出現的人格特質中，被認為最重要的是以下兩點：第一，絕大多數的日本人對於人際關係都很敏感，不太會去自我主張，而偏向採取以他人為重的態度。正如諺語"槍打出頭鳥』所說的，不願妥協一意孤行的人"在日本人當中算是很稀有的』。第二，日本人不僅在面對自己同胞時呈現人際關係上的敏感，在面對外國人時，也常常存在著"和外國人比起來，日本人是……』這種強烈的比較意識，是日本人過於意識到自我的結果。也就是說，日本人有太多的本國意識。」　　進入21世紀，日本政局動蕩，經濟不振，民族主義伴隨網路的普及而蔓延。日本在歷史觀問題上與中國抗衡受挫後，開始在安全保障領域仰仗美國，圖謀牽制中國。21世紀進入第二個十年之際，日本似乎再度進入重大的歷史變動時期。2010年，日本保持了幾十年的世界第二經濟大國的地位讓位給中國。2011年3月11日，地處日本東北地區的宮城縣近海發生了歷史上最嚴重的地震和海嘯，並引發了福島縣核電站事故。在這種背景下，日本社會表現出焦躁、無奈、不滿的情緒與自負、敏感、好勝的複雜心理交織在一起；對中國在經濟上更加重視和在安全上更加戒備的複雜心態糾結在一起。在這樣的社會心理氛圍下，儘管日本未脫離和平發展道路，但對中國等外部世界的反應更加敏感，社會心理承受力與對華親近感下降。在日本政權更迭頻繁、領導中樞的權威性與決策能力下降的情況下，日本的對華政策也必然政出多門、各自為政、越發扭曲。　　在上述變化中，某些與日本民族性相關的因素並未改變。例如，日本民族性的特點之一——爭強好勝、尊崇實力強者。這一點在日本對外結盟政策中表現得尤為明顯。19世紀末到上世紀初，英國是世界頭號強國，日本締結日英同盟便與此有關。上世紀50年代起建立的日美同盟之所以維持至今，也與此相關。日本決策層認為，結盟政策有兩個「秘訣」，其一是不加入「弱者同盟」，而加入「強者同盟」，與世界最強者為伍；其二是即使結盟也要力避同敵對國家關係惡化。在國際政治中，和平時期不存在絕對友好的國家或絕對敵對的國家，因而不必敵視處於對立關係的國家，導致關係惡化並不明智，需要的是緩和或減少對立。　　雖然中國經濟總量的規模超過日本，但就包括軍事力量在內的綜合國力而言，美國仍然是唯一超級大國。在這種情況下，儘管日本曾遭受過美國原子彈的轟炸，但日本當政者和主流民意仍支持與美同盟的政策。儘管日本國內也出現過要求與美國建立「對等關係」的聲音，但在國內親美勢力和美國當局的壓力下尚難形成氣候。因此，中國人不能誤以為只要中國的綜合實力超過日本，日本就會自然而然地與中國友好，因為美國在總體上仍比中國強大。　　在歷史上，日本為獲取強者地位往往會利用與當時世界上的最強者結盟，向比本國強大的競爭對手發起挑戰。例如，日本與英國結盟後發動日俄戰爭，德日意法西斯結盟後對美髮動太平洋戰爭。二戰後，日本之所以沒有利用結盟世界最強者對外發動戰爭，主要是由於受到日本「和平憲法」與和平主義思潮的制約。此外，新中國的發展壯大、東亞各國的民族獨立和美國防止日本報復的佔領政策等，也對日本重走歷史老路形成有力的外部制約。筆者曾經半開玩笑地問一位日本防衛省人士：「別看日本現在總強調中國威脅，假設中國擁有比美國更強大的軍事力量，日本或許就不會再議論中國威脅了，因為那時日本也許會考慮與中國結盟吧？」對方的回答是肯定的。關於這一點，似乎也可以從日本民族性的角度找到合乎邏輯的解釋。　　戰後以來，與美國結盟的日本必然會受到美國對外戰略及對華政策的影響。因為日本與世界最強者為伍的結盟政策導致其總是處在同盟中的弱勢地位，從而產生了對盟主國家的依附性與從屬性。從中美日三邊關係的角度觀察，日本這種對美依附性與從屬性的大小，往往取決於三個因素的相互影響：一是日本在同盟內實力地位強弱程度的變化；二是日本國內政治思潮的變化；三是中國的應對與中日關係和中美關係的發展變化。　　縱觀1945年至2012年中日關係的發展演變，可以清楚地看到上述的相關性與規律性。例如，冷戰時期，日本作為被美軍佔領的戰敗國，必然追隨美國與台灣當局「建交」；1972年日本決定實現中日邦交正常化與此前尼克松秘密訪華有關；1978年中日締結和平友好條約也得到當時美國政府的默許；1992年天皇夫婦訪華，日本率先解除對華制裁，其背景之一是蘇聯解體後日本成為世界第二經濟大國，其經濟規模相當於美國的66%、中國的近9倍；上世紀90年代中期至2006年，歷史認識問題導致中日關係出現「政冷經熱」，主要原因是日本國內政治右傾化思潮泛濫；如今，日本夥同美國在軍事上防範和牽制中國則與美國戰略重心重返亞太，打壓中國有關。　　在上述背景下，日本針對中國，將釣魚島問題與其防衛戰略和日美同盟緊密掛鉤，狐假虎威，絕非偶然。而這必然與日本在大地震後經濟上更加依靠中國的「非對稱相互依存關係」發生矛盾，造成日本對華政策的糾結與扭曲。　　二、不同歷史時期日本民族性表象的嬗變　　上世紀初，日本一些人從日本所處地理位置的角度提出「島國根性論」。1901年，《日本人》雜誌刊載了一篇題為《關於所謂島國根性》的匿名文章。文中指出，日本是島國，日本人具備島國根性是極其自然之事。因為是島國，東西南北可以任意航行，把地球當成整體，不知國與國之間的壁壘。在另一篇題為《所謂島國與海國思想》的匿名文章中，作者更積極主張「島國根性」的觀點。要成為真正的海國必須是島國，真正的島國根性是海國思想的源泉。　　據稱，日本最早從文化角度論述日本國民性的是語言學家芳賀矢一。他在1907年發表的《國民性試論》中指出，日本人有十種特質：1．忠君愛國；2．敬家愛業；3．現世的、實際的；4．愛草木、好自然；5．樂天洒脫；6．淡泊瀟洒；7．纖麗精巧；8．清凈潔白；9．重視禮節；10．溫和寬恕。今天看來，其中的第3、4、7、8、9表達的日本民族特性經歷了100多年，至今仍未改變，今後也很難改變。　　對這一時期日本國民性的概括摻雜了不少特定的政治因素。1922年，日本評論家大町桂月在《日本國民的氣質》中稱，敬神崇祖、忠君愛國是日本「國體之精華」，並列舉了日本國民性的十項特質：1．富於冒險；2．不輕死；3．知恥；4．義勇；5．忠君；6．孝悌；7．潔癖；8．意志堅強；9．深知情趣；10．富於雅緻。　　其後，日本教育學研究者野田義夫指出日本國民性的十個特點是：1．忠誠；2．清白；3．武勇；4．名譽心；5．現實性；6．快活淡泊；7．敏銳；8．優美；9．同化；10．殷勤。　　1934年，日本國文學者久松潛一為重新詮釋芳賀矢一的《國民性十論》，提出下列十項日本民族的特質：1．敬神；2．忠君愛國；3．尊重家；4．武士道；5．義理精神；6．真誠；7．調和與情深；8．象徵與深邃；9．形式與平淡；10．尊重傳統。　　同一時期，日本國文學者高木武以文學為題材概括出日本國民性的十個特徵，似乎在努力擺脫政治因素干擾的同時，更多地展現日本民族性優秀的一面。它們是：1．統一性與永恆性；2．包容性與同化性；3．純真性與單純性；4．快活性與明朗性；5．現實性與實踐性；6．積極性與果敢性；7．寬容性與溫和性；8．虔敬性與儀禮性；9．敏銳性與巧致性；10．優雅性與藝術性。　　上述這些戰爭期間的日本文人對日本民族性的自我評價充滿溢美之辭，反映了當時的時代背景，其中提出的某些特質與戰後的日本人並不吻合。因此，在戰後和平環境下成長的日本年輕一代看到南京大屠殺等歷史展覽會覺得難以置信，想不到當時的日本人會這麼殘暴。這毫不奇怪，讀一下日本資深中國問題專家、京都大學名譽教授竹內實1968年在早稻田大學紀念「七七事變」31周年演講會上的文章《關於戰爭責任》就會明白。　　在演講中，竹內實指出，「日本軍隊的殘暴行為，源於日本人思想的深處。從歷史角度看，則是根源於天皇制思想。每個具體的人會陷入那種荒謬的境地，就是因為他們受到了這種影響。日本人都有接受天皇制思想教育的體驗。由於內心具有這種思想，儘管他們也能對自己進行批判，但對天皇依舊非常尊崇。最初，他們被教育去崇拜天皇的時候，總是同時被告知，必須瞧不起那些與天皇勢不兩立的人，例如中國人、朝鮮人，或者英國人、美國人(過去曾有過所謂"英美鬼子』的說法)等等。之所以必須對這些人表示輕蔑，主要就是因為他們都沒有天皇，而日本人卻有所謂"萬世一系的天皇』。因此，日本人稱得上是世界上最優等的民族。」①竹內實還進一步指出，「在日本，支撐天皇制思想的有兩大偏見，即歧視性的觀念：一是對未解放民族的歧視；二是對共產主義者(稱其為"赤色』)的歧視。」這一尖銳分析就觸及到軍國主義特定時代背景下被扭曲了的日本國民性。　　二戰後，伴隨日本社會環境的根本變化，「敬神」、「忠君愛國」、「義勇」、「武士道」等過時的字眼已不再具有代表性。1979年，日本語言社會心理學家芳賀綏對日本國民性做出新的描述。筆者將其概括為新的十點特質：1．追求與自然和諧；2．喜愛清潔；3．無常而隨機應變；4．靠直覺行事而欠整體思考；5．內向、陰柔；6．喜好不言而喻和弦外之音；7．感性重於理性；8．在乎他人的他者意識；9．講究細膩而鄙視粗略；10．克己保身。上述這十點對理解當代日本民族性的特點有重要參考價值，因為比較接近於現在的實際。　　日本東京大學名譽教授中村元在1988年出版的《日本思想史》一書中，提出了日本人思維模式的三個主要特徵：一是對於現實的容忍；二是重視特殊社會關係；三是非合理性傾向。中國學者紀廷許從日本民族性對社會政治思潮影響的角度，將中村元有關日本民族性特點的論述概括成十點：1．認定並遵從社會現象中的絕對者；2．「現世主義」，即日本人注重現實生活而較少理想主義；3．文化多重性與言行不一；4．缺乏坦率的批判精神；5．國家的優越性；6．尊崇天皇；7．宗派及派閥的封閉性；8．重視和強調行動的集體性；9．非邏輯性及邏輯理論抽象能力欠缺；10．憑直感與情緒化傾向。　　筆者在1995年出版的《跨世紀的日本》一書中，也曾就日本人思維方式與民族性格概括出十個特點：1．現實的、具體的；2．折衷的、融合的；3．多慮而含蓄、執著而明確的；4．好勝的、忍耐的；5．細膩的、計較的；6．從眾的、集體的；7．感性的、重恩的；8．戀鄉的、流動的；9．宗派的、敏感的；10．勢利的、虛榮的。筆者對這些日本民族性的概括與日本人不同時期的自我認知既有相同之處，也有不同之處，總體上與芳賀綏的感受較接近。　　竹內實曾撰文指出，「所謂日本民眾的深層心理，指的是它們中間曾經有過清晰的"中國形象』。儘管由於受歷史進程的影響，這些"中國形象』並非都那麼簡單，而是與種種複雜的關係糾葛在一起。不管哪一時代的日本人，其深層心理都曾存在過民族優越感或者懺悔意識。因為那些複雜的歷史情結，早已深深地直接灼傷了每一個日本民眾的個人歷史與心靈。」他認為，「日本民族與中國的關係，本是一個遠遠超越於個人之上的重要歷史問題」，「全體日本民族對中國的感受，至今仍被禁錮在沉默的大牆裡邊」。至今，一些日本人仍然認為，日本戰敗是敗給美國而非中國。如果不了解這些民族文化心理方面深層次的原因，中日兩國在交往中便會產生不愉快或喪失一些機會。　　三、日本對華態度背後的民族性　　日本對華政策變中有不變，不變中又有變，這與其民族性有一定關聯。以中日邦交正常化為界，日本對華政策發生了質變，但日本歷屆內閣追求本國利益的原則立場未變，日本人所擁有的特定的思維方式與民族性也未變。中日邦交正常化以來，日本對華政策基調未變，但歷屆內閣的具體作法和風格卻各不相同。在處理對華關係時，日本民族性的特點會以某種形式反映出來，有時會產生積極效果，有時會帶來消極影響。以下略作分析。 (一)日本人往往是現實的、具體的　　相對而言，日本人喜歡精工細作、匠心匠意、講究細處的精緻，就像日本的工筆畫。中國人則擅長大構想、大戰略、大框架，有點像中國畫中的大寫意。中日雙方各有所長，但如果互不了解，在缺少彼此適應與精神準備的情況下，有時雙方相處、共事會覺得很累。如果中國人總是採取抽象的、原則的方式，則雙方有時就難以談得攏。　　在中國人看來，日本人通常對自己負責的業務非常熟悉，待人彬彬有禮，辦事靠譜。有時中國人甚至會感到自愧不如，但有時又會覺得日本人辦事繁瑣啰嗦、議而不決、固執己見，缺乏變通的靈活性。而日本人會覺得中國人開朗豪爽、大度好客，但喜好夸夸其談，強調自我，粗枝大葉，不守規矩，不懂「先約優先」，定下來的事經常被調整，不太靠譜。不過相處久了，只要牢記「與人方便於己方便」和禮尚往來的道理，雙方盡量適應對方，也會彼此習慣起來，變得比較自如。這跟結婚後兩口子過日子的道理差不太多。　　如果認為日本人只講細節而不懂戰略，那恐怕是一大誤解。其實日本人也非常重視戰略思維。雖然二戰後日本諱言有國家戰略，但日本企業則經常談論其全球戰略。日本外交也不乏戰略思維。2010年以來，日本經濟新聞出版社接連出版了日本防衛省、外務省官員參與撰寫的《戰略的本質》、《戰略原論》、《戰略外交原論》等一系列專著，論述左右國家命運的大戰略和日本的國家安全與外交戰略，並作為大學相關專業的教材。其中，有關戰略的看法之一是：所謂戰略，是指生死攸關利益的界定、形勢判斷和實現利益手段這三者的結合。還有一種看法是，戰略包括手段、目的、計劃、過程等四個側面和國際環境、國內因素、時代精神三大要素。實際上，日本防衛計劃大綱確定了日本未來5～10年的國防戰略。為制定這一大綱而由首相私人智囊班子撰寫的前期調研報告已處於國家戰略的水平。　　(二)日本人往往是折衷的、融合的　　日本人通常不太拘泥於絕對意義上的意識形態或是非曲直。大多數日本人主張同中美兩國都要搞好關係，你要逼其二者必居其一，除非你有足以控制其的能力。　　野田佳彥在當選日本首相前出版的《民主之敵——政權交替有大義》一書中提出，日本要走「中庸」之道。他認為，「20世紀，歷史證明社會主義失敗了。那麼，冷戰後籠罩世界的市場原教旨主義、新自由主義又如何呢？我們逐步明白了，放任市場作用的結果是無可救藥地走向破滅的狂奔，這也不是萬能的。」他指出，「民主黨主張的正是既不極端地搞社會主義，也不被新自由主義的原理所左右。逐步走向中庸，才是我們有所作為的時候。」　　日本始終是以本國利益為圓心，以同強者的關係為半徑，把同其他國家的關係囊括其中的。日本同其他國家的關係不可能超出這種圓心與半徑之間的範圍。日本人對世界上一切有用的東西吸收起來就像干海綿遇到水，具有很強的吸收與融合力，並且會化模仿為創新，不斷提升其質量，爭取做到極致。在這方面，折中絕不等於差不多就行了，而是差一點也不行。在執行制度規定方面，也是循規蹈矩，很難折中的。　　(三)日本人是既曖昧又不含糊的　　日本人出於禮貌，為避免對方尷尬，在表達難以同意時的方式並不一定很確定，但實際上表達、傳遞的信息是明確的。如果你要刨根問底地加以確認，會使對方感到很尷尬。這種曖昧(日語稱「玉蟲色」)，在日語中通常表現為半句話後面使用「但是」，下面的話就不言自明了。這與其說是一種不願挑明而傷害對方的表達方式，不如說是明哲保身的說話藝術。　　中國孩子與日本孩子在課堂里上課，中國學生答問積極，而日本學生則消極。中國學生提前做完題會表現得很快樂，甚至脫口而出，而日本學生則不言不語。因為在日本學生看來，如果你表現得什麼都懂或比別人強，會給別人造成心理壓力，甚至遭人嫉妒，於是還是明哲保身為好。　　但是，千萬不要誤以為日本人什麼都曖昧、含蓄，到商店購物付款一分錢也不含糊，清清楚楚的。日本右翼勢力在他們的雜誌上發表反華文章也從不多慮和含蓄，否則就達不到煽動蠱惑的目的了。日本政府在釣魚島問題上的立場也十分明確，甚至單方面否認了中日之間「擱置爭議」的政治默契。　　(四)日本人內心是爭強好勝的　　日本一些人不願總是讓中國揪住歷史問題，使日本在外交和正義性方面矮中國一頭，同時又不能不做一定克制。日本在近現代化過程中，提倡「和魂洋才」，爭做世界一流。日本人深知在文化上受到古代中國的影響，但仍會強調日本文化的獨立性。「這種"與中國不同』、"不願在中國支配之下』的心情，是在對中華文化憧憬的同時又拒絕被融入其中的日本民族的原點」。　　戰後出生的新生代沒有戰爭負罪感，因此更津津樂道於在和中國交往中強調日本的立場和主張。日本首相野田佳彥在釣魚島及海洋權益問題上便「樂於」同中方辯論。據野田本人披露，2004年他曾作為「松下政經塾」出身的日本國會議員訪華，受到時任中國國務委員唐家璇的會見。野田認為，「如果只是出於禮貌而談友好沒意義」，「儘管可能引起對方的不快，但彼此毫不客氣地說出該說的話，是建立真正友好關係的第一步」，「對中國應該更加完整地發表看法」。因此，野田在中方主辦的晚宴上主動就釣魚島等問題「發飈」。針對唐家璇當場的嚴厲反駁，野田心想，要是就此敗下陣來，訪華就沒意義了，於是就加以反駁。野田認為，「雙方該說的不說就找不到妥協點。實事求是，不行的就說不行，能協調就協調，酌情推進即可。」他表示：「正是由於油氣田、領土、歷史認識等嚴峻的問題堆積如山，所以必須有相應的思想準備。必須留心不要使對方的說法定型。當沖之鳥島被說成是岩礁等，就要立即反駁。」他強調，外交沒有後悔葯好吃。　　對於這種爭強好勝、不吐不快的日本人，既要勇於交往，更要善於交往。在交往前要充分了解對方的觀點，做好知識和信息儲備；談話時注意不迴避對方的問題，以具體事實、數據、法理知識和強大的邏輯等，針鋒相對地表明態度。這樣，反而可以贏得對方的尊重。即使對方不一定改變原有立場，但今後不會逢人便講，自鳴得意，雙方可能不打不成交。　　(五)日本人總體是細膩的、感性的　　體貼對方、在點滴的細節上表現出尊重對方和言而有信的「周恩來外交風格」，最能打動並長期感化日本人。日本前首相中曾根康弘、前眾議院議長河野洋平等日本政要，儘管政見未必相同，但他們對推動同中國的關係都抱有熱情。原因之一就是當年他們曾受到周恩來的會見，至今仍念念不忘周恩來總理有關中日友好的教誨和囑託。　　中曾根康弘任首相時曾參拜靖國神社，但經中方交涉後，他終止了參拜。其背後的原因是，中曾根認為，中國時任總書記胡耀邦與他很投緣。1984年中曾根康弘作為首相應邀訪華時，胡耀邦曾邀請他到中南海家中做客，並特意用他喜歡吃的鰻魚、栗子飯款待他。兩家人聚在一起，其樂融融。當時，中曾根提出要加強日中青少年交流，胡耀邦立即表示「邀請3000日本青年訪華」。為建立中日之間彼此坦誠的交流渠道，他們商定成立「中日友好21世紀委員會」。這些都使中曾根康弘銘記在心。當聽到由於自己參拜靖國神社可能給胡耀邦造成麻煩的消息後，他決定從第二年起停止參拜靖國神社。　　日本前駐華大使宮本雄二曾對筆者說：「日本人雖然也重視邏輯和道理，但更容易被感情所打動。有時一個真實而感人的故事比講一堆大道理更容易讓日本人接受。」有時，講大道理不如拿出事實和數據更能讓日本人理解，所以同日本人交往「宜細不宜粗」。　　(六)日本人通常是從眾的、集體的　　「不給別人添麻煩」是日本人從小家教的重點。日本人的從眾心理和行為習慣使其善於集體行動、自覺遵守公共秩序，盡量避免個人言行給所屬集體帶來麻煩，但這也會造成缺乏獨立思維、盲目跟隨或逆來順受的傾向。日本人這種擔心離群孤立、知恥與保身的民族性在戰爭期間和戰後和平發展進程中都曾以不同形式表現出來。　　日本這種從眾、跟風、隨大溜的民族性，在電視和網路媒體發達的信息社會也未改變。日本社會很容易形成某種特定的「輿論」，而難以接受與其相反的價值判斷。例如，中國的新聞內容豐富，但日本媒體往往只注意消極和負面消息的報道，並會形成近乎一致的價值判斷；日本雖然有許多不同的報紙，但往往會在同一天的頭版報道同樣的消息；日本不同的電視頻道也經常出現同一時間播放同一話題的情況。從中可以看出，日本媒體形式上的新聞自由與特定社會氣氛下言不由衷的不自由似乎總是糾結在一起的。　　(七)日本人大多是崇尚權威的、盲從的　　對日本來說，領袖的素質與政治導向正確與否相當重要。日本民族崇拜天皇的權威和對軍國主義的盲從，曾一度走向極端，最終導致戰敗投降。戰後，日本民族依然保留了天皇作為國家與國民統一的象徵，說明在和平發展時期，日本的向心性與民族認同，仍然需要超越民主政治之上的、形式上的最高權威。　　同中國存在領土爭議的日本對中國的迅速崛起產生某種擔心是不難理解的。儘管中國加強國防力量根本沒有進攻日本的意圖，日本針對中國部署防衛力量也不等於要入侵中國，但只要中日在地緣戰略方面的結構性矛盾沒有解決，中日之間的安全困境就難以消失。但不容忽視的是，日本出現的「中國威脅論」確實是產生於敵意，而非善意。遺憾的是，日本民族崇尚權威主義的性格往往容易接受而非抵制其影響。　　對於中國來說，如何根據日本的民族性來應對日本的偏見是關鍵。首先這種崇尚權威主義的性格不是日本人天生或獨有的，而是可以改變的。其實，中國社會在1966年至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時期，也曾出現過權威主義性格，形成了極左思潮。那麼，如何改變呢？社會心理學開出的藥方是：第一，採取與有偏見者的刻板印象完全不同的行為來消除偏見；第二，平等地直接接觸，相互深入了解，消除先入為主的偏見；第三，鼓勵形成命運、利益共同體開展合作；第四，制定有助於消除偏見的社會規範，使人們認同並自覺遵守；第五，防止疏離或使對方感到蔑視。總之，如何促使具有從眾的、集體的日本社會潮流轉向對中日友好合作有利的方向，而不是反向，是中日兩國面臨的重要課題。　　(八)日本人往往是感性的、重恩的　　日本人不願「無功受祿」、欠人情債，而習慣於禮尚往來、及時行樂。日本人生活在四季分明、景色秀美、地震海嘯多發的國度。他們習慣於從「亘古不變的自然與無常的人生」的對比中感悟深沉的美與某種意境。例如，日本詩人芭蕉的俳句《古池》若翻譯成漢俳可以是：「閑靜古池旁，青蛙躍入水中央，耳畔撲通響」。所以一些上年紀的日本人喜愛讀唐詩。中國唐代詩人劉希夷在《代悲白頭翁》中的名句，「年年歲歲花相似，歲歲年年人不同」，與日本人賞櫻時觸景生情的心境會產生共鳴。　　日本人講究報恩還禮，辦事不欠人情。日本代表團在拜訪對方之前往往會首先確認對方的人數，以便備好用於彼此交換的小禮品，避免對方有禮時自己尷尬。這已成為日本人交往的潛規則。就中日關係而言，對放棄要求日本進行戰爭賠償的中國，日本大多數人曾支持對華提供政府開發援助(ODA)作為回報，日本經濟界也願意參與中國的現代化建設。而日本右翼則不顧中國領導人多次對日本向中國提供ODA表示感謝的事實，指責中方沒有感謝、宣傳不夠，惡化中國在日本的形象。也有一些日本人因蔣介石在戰後對日「以德報怨」，所以對其保留著所謂「台灣情結」。　　2011年3月日本發生大地震時，日本人對獲得鄰國的關心與安慰會有一種滿足感。但是，日方對中方提供救援人員和物資的感受卻相當複雜。據日本媒體人士稱，中國的援助使一些日本人很感激，但另一些對中國耿耿於懷的人則感到一旦欠了人情，對中國就難說硬話。他們的對華情緒一下子轉不過彎來，所以對接受中方的援助態度消極。在中日關係中，這種由援助方變為被援助方的角色轉換，對日本來說是很難接受和適應的。即便對日本重災區來說援助及救援行動是需要的，但對日本中央政府來說，接受中方援助就等於承認自己的弱者地位，如果對方是美國還可以，但面對中國則很難適應。這裡除了虛榮心使然之外，還有政治上的考慮。　　(九)日本人往往是戀鄉的、流動的　　日本和中國一樣，過年的時候總要來個全國規模的回老家、看父母的人口大流動，但又不會安分守己地呆在故鄉。《北國之春》唱出的就是日本人最典型的戀鄉情調。而作為「企業戰士」，日本人通常習慣於為工作而在國外「單身赴任」。這一點有時會超出中國人的想像。生活在四面環海、山林相連、陸地狹窄國度的日本人，對海外的世界充滿好奇，出國旅遊是日本人的一大嗜好。整團出國、整團回國，他們最愛的還是故土而非他鄉。隨著日本人生活環境的改善，一些年輕日本人已經不像過去那樣憧憬歐美和到海外留學了。　　一方水土養一方人。與中國相比，日本島國雖小，但由於有島嶼、山川相隔，其風土人情也各有差異。例如，東京人的矜持、大阪人的實際、京都人的優雅、山口縣人的自負、北海道人的好客、沖繩人的自我認同等，都各有特色。其中有些特色因人口的自由流動等因素而相對淡化。教育的普及也使日本人的素質實現了「均質化」。　　(十)日本人往往是宗派的、敏感的　　大和民族講究「和」。當今日本是總體和諧度較高的社會。但是，日本這種「和」也是內外有別、相對的、有條件的。「和為貴」在中國主要是就對立雙方而言的，而在日本則主要是對利益相關者或無害者而言的。日本式的對內「和」與對外「爭」，猶如一個硬幣的兩面，問題只是內外界限劃在哪裡，以及「和」與「爭」的形式不同而已。否則，人們無法解釋大和民族為何在豐臣秀吉統一後便對朝鮮和琉球征戰殺伐，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更走向極端。當年，正是在天皇制下凝聚起來的大和民族內部極端之「和」，導致了對外野蠻使用武力的極端之「爭」。即便在今天，日本政界黨派之間的明爭暗鬥也是這種「內和外爭」的真實寫照。甚至在同一政黨內，例如，菅直人與小澤一郎在競選民主黨代表時的激勵言辭，充滿感情色彩與火藥味兒。黨內投票在關鍵時刻起作用的往往是個人感情因素。有時「恨極和尚厭其袈裟」，在內外政策方面甚至也會反其道而行之。日本人幾乎都是生活在一個個小圈圈社會裡的。「圈內和」與「圈外爭」司空見慣，就連學術界也有所謂「學閥」。在其內部，能遊走於各種圈圈之間的人或是八面玲瓏(日語稱「八方美人)」的處事高手，或有「泥鰍」式的本事。與彼此勢不兩立的菅直人和小澤一郎相比，2011年8月31日當選日本首相的野田佳彥則顯得相對圓融，自稱「泥鰍」。　　野田佳彥在黨內曾支持菅直人，但又盡量不與小澤派鬧僵，首次組閣也照顧到包括小澤派人士在內的各主要派系的人選。在重大問題上，他還不忘請教原來同屬新進黨的前輩、日本前首相細川護熙。由此可見，在同日本人接觸時，在不了解對方所屬派別及對方與其他派別或個人之間關係的情況下，最好不要與對方談論自己與其他日本人之間的親疏關係，否則可能無意中在彼此之間製造「距離感」。　　(十一)日本人往往是勢利的、虛榮的　　日本人通常很在意外界對自己的評價。他們對中國既有蔑視的一面，又有敬畏的一面，既信奉、佩服實力，但又不願看到中國過分強大，處處超過日本。勢利與虛榮，也可以俗稱為「里子」和「面子」。日本人似乎比一般的國家更愛聽到別人或其他國家的好評與表揚。如果這種表揚不是籠統、抽象的「奉承」，而是很具體、細緻的，更會令對方感到受用。哪怕是你能在幾年後重逢時記得起對方的名字，都會令對方感到十分愉悅。所以，日本人在得到對方恩惠或幫助後，在第二次見面或聯繫時，通常都會提起那件事並再此表示感謝。這一點與中國人「謝過且過」的習慣不大一樣。　　日本人對面子和名譽看得很重。外交是謀求相互妥協的藝術。國際關係與人際關係一樣，相互尊重就是要彼此給對方面子。必要的外交禮遇、對對方提出拜會的應允等，都屬於給面子。中日邦交正常化之前，遇到一些重大問題，往往是時任中日友好協會會長廖承志根據周恩來總理的指示，邀請日本各界要人訪華，之後由毛澤東主席、周恩來總理親自會見，深入交換看法，求同存異，最終達成共識的。中日邦交正常化談判可以稱得上是面對面關上門「吵架」。但是，如果是公開「吵架」則表明雙方已經談崩。　　從勢利的、虛榮的民族性角度或許不難理解，為什麼日本人對很小的過失通常會立即道歉，以贏得對方或上司的原諒並顯示禮貌和教養，但對國家造成的重大過失則無人願意出面道歉或承擔責任；還有，為什麼在日本國內很少有人因為一點小事而當街吵架，但在國際上卻與鄰國摩擦不斷。日本人的心態似乎變得像小孩，你要先肯定，再批評，他才容易接受。否則，即使你再有道理，他也根本不聽。看來，未來不僅日本要適應中國發展壯大的現實，中國也要適應日本社會心理承受力下降的現實。日本就是這樣一個難以捉摸而又非常惹人捉摸的民族。

來源: 《東北亞學刊》 | 來源日期：2012年1月 | 責任編輯：黃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