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王朝的隱退

06-08

文史大講堂——第七講一個王朝的隱退

2011-07-26 14:37: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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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文史大講堂》———辛亥百年溫情回望一個王朝的隱退

主講人：馬勇　　地點：國際關係學院學術交流中心第一放映廳　　時間：2011年6月24號14：00

本文原載於《文史參考》2011年第15期，轉載請註明來源

主講人｜馬勇整理｜黃薇今年是辛亥革命100周年，一百年來，講歷史的敘事，基本上按照康有為、梁啟超和孫中山、國民黨的歷史講述走下來的，但它還不是歷史的真實。一直以來，我們對辛亥革命的認識和理解，都受到兩個方面的誤導，對晚清的看法有很大偏差。其一來自於康有為和梁啟超，其二來自於孫中山。康、梁的遭遇使人們對他們有一種道義上的同情，而孫中山的眼中，清政府就是腐敗的，根本不要指望他們去改革。這些年來我就想探討怎麼能最大限度地去接近歷史的真實。統治中國兩百多年的大清王朝，並沒有在最後的時刻，選擇魚死網破，而是接受了現實，坦然讓步，這也是一種大智慧。因此，我要講的，不是一個好人、壞人那麼分明的階級鬥爭的歷史，而是要還原晚清時期的本來面目。

清廷兩個失誤導致辛亥革命發生

辛亥革命是怎麼發生的呢？過去講推翻帝制、走向共和，是一種歷史的必然。但如果當時清廷的政治改革當中，不發生這樣那樣的問題，可能辛亥革命不會這樣發生。 1906年，清廷宣布預備立憲，公布了立憲的日程表，到了1908年清廷頒布《欽定憲法大綱》，這表明中國一定會沿著這條道路走下去。過去革命敘事中講這都是假的，但一百年後不能這樣理解，畢竟體制性的變革不是一個兒戲，是國家根本制度的變革。1908年，光緒皇帝和慈禧太后在24小時之內，相繼死亡，但他們並沒有改變中國的歷史進程。緊接著攝政王和隆裕皇太后接受了這種政治變數，1910年中國的政治改革，當時正按部就班地走，中間清廷把9年立憲調整為5年，也就是說到1913年中國就應該成為一個憲政的國家。過去講孫中山領導的革命，是經過數十次的武裝起義、武裝暴動，用暴力革命去推翻清政府。但實際上孫中山的武裝起義基本上在兩廣，離清政府的心臟北京遠得很，那種暴力革命只能起到震動性的作用，不可能根本性地推翻強大的政權。孫中山1924年時把黃花崗起義講成一個革命的高潮，其實黃花崗起義實際上表明的是，這是革命最後的機會。因為清廷的立憲，把原來許多對朝廷失望的，加入革命的人都拉了回來。中國人也好，其他國家的人民也好，總體上來講，沒有誰是天生的革命者，只要統治者能有一點點改革的誠意，人民都不會去革命。當時最激進的劉師培、章太炎等人，都在1906年到1908年相繼到回歸到改革的陣營。 1911年春的黃花崗起義，3月29號開始，3月30號就結束了。就在當年的5月8號，清廷宣布了一個「皇族內閣」，一下輿論嘩然，因為13個內閣成員中要麼是皇族，要麼是皇室。漢人一算賬說，在原來的雙軌體制下，三個總理大臣中漢人可佔一位，整個內閣層面佔到50%稍微弱一點，但現在一改革，內閣中漢人只有4個，而滿洲人和皇族人佔有9個。這樣就使孫中山和革命黨在海外宣傳的滿漢衝突得到映證，也讓立憲黨人覺得很失望。本來中國可以從這裡走向君主立憲的一個機會就給錯過了，這是清廷的第一個失誤。第二個失誤就是在「皇族內閣」宣布的第二天，清廷又宣布了一個很重要的經濟政策，把鐵路幹線收歸國有。我個人覺得收歸國有有它的正當性，但時機選錯了。一八六幾年時，中國人就知道了鐵路，但一直沒有修。1895年《馬關條約》簽訂後，實際上把中國拉向了世界「一體化」的軌道。幾年的時間，就出現了大規模的鐵路建設和礦產資源的開採，於是就面臨著物流問題，怎麼從內陸運送到沿海去，於是要修鐵路。朝廷沒有錢，但有政策，允許外國資本、民間資本等介入到鐵路修築里來。問題也因之誕生，因為技術標準不一樣，全國的路網聯不起來，1910年已發展到非解決不可的地步了。於是清廷派盛宣懷跟四國銀行達成了一個協議，就是由他們出錢把全國的路權買回來，然後建立統一的技術標準。當時跟廣東、湖北、浙江、湖南談得都很好。最後剩下的是四川。這件事上四川情況非常特殊，他們先成立了一個「川漢鐵路總公司」，並沒有本錢，完全向四川7000萬人民去集資，集資共計800萬。但這800萬修路遠遠不夠，因為要修的這段路很危險（直到去年這段宜萬鐵路才通車），成本太高，於是川漢鐵路總公司的人，把錢挪到上海炒股票。1911年盛宣懷要收回股權時，川漢鐵路總公司生意上已虧了一半，他們就說那股票不要了，你們賠我們800萬就可以了。盛肯定也不願意。事情就這樣徹底抖摟出來了。當時有人挑動人民的情緒，希望事情鬧大，可以就此掩飾挪用這筆錢的責任……結果在四川總督府門前，衛兵開槍打死了集結的群眾30多人。朝廷命鐵路督辦端方調集部隊往成都去。他就帶了湖北的新軍去，然後形成了武漢地區的空虛。緊接著武漢地區的新軍在1911年10月10號發動了起義。辛亥革命就是這樣發生的，兩個失誤直接導致了政治變革。

袁世凱出山為推行君主立憲

辛亥革命怎麼應對？從湖北調的軍隊還沒走到成都，端方就被殺了，武昌起義爆發。當時說武昌起義是革命黨的行為，但實際上這百分百不是革命黨的行為，而是新軍的行為。這裡面最大的問題是軍隊沒有國家化，不是職業化的軍隊。新軍是1895年《馬關條約》後，朝廷宣布建立的一個新式軍隊，是朝廷的柱石。當時的新軍訓練，目標就是「君子報仇，十年不晚」，軍隊進行的都是政治教育，要忠於皇太后，忠於皇上、忠於朝廷，就沒有說忠於國家。新軍的士兵文化素質比較高，有憂國憂民的意識。1911年5月8號成立責任內閣，他們覺得惱火，覺得朝廷的做法不對。緊接著鐵路國有，也使這些軍隊的將領、官兵覺得不對，他們就在考慮怎麼樣讓朝廷改革。武昌起義就是一個嘩變，是一個兵諫，像張學良扣押蔣介石一樣。這段歷史被國民黨主導了很久，他們講述時就說，新軍是革命的力量。其實新軍的嘩變和同盟會幾乎沒有關係，佔主導性的是新軍將領們對國家前途的憂慮。朝廷派陸軍部大臣蔭昌到了湖北境內，並沒有打成，因為南方的造反者並不是要推翻朝廷，而是要求改革，沒有理由打。於是袁世凱出山。在過去的歷史敘事中，袁世凱是拿朝廷壓著南方的革命黨，最後拿南方的革命黨壓朝廷，弄成他欺負孤兒寡母，把辛亥革命說成是袁的陰謀。理由是袁世凱在1898年出賣了皇上，1908年光緒帝去世後，其弟弟攝政王公報私仇將袁世凱開除出列，現在再請袁世凱出山，所以袁又公報私仇。這就是過去所說的故事。但是經我這幾年的研究，過去我們得到的故事完全不真實。《清實錄》記載得明明白白，光緒皇帝每天幹什麼、說什麼都寫得很明白，他在最後十幾年中，除了1899年一年病休比較多，其他時間都是在很英明地主持朝政。袁世凱在1898年「戊戌變法」期間也沒有去背叛誰，他是大清朝廷的命官，譚嗣同找他去抓慈禧太后，他當然不同意了，他後來在官場也步步高升。1908年11月，光緒皇帝和慈禧太后相繼死後，接掌國政的攝政王載灃立即罷了袁世凱的官，令他回籍養痾。袁世凱離開的一個最重要的原因，是因為「一朝天子一朝臣」，最後一個新主上來後一定會改變班底。二是袁世凱確實有病。這個病其實就是我們今天講的痛風。當然最重要的理由不在這兒，最重要的理由就是袁世凱主持的外務部在這個時候發生了一個重大的外交失敗。1908年，東三省的外交危機發生了。日本和俄國原來是對手，後來他們達成了妥協，又拉著英國和法國，成立一個「四國同盟」，把東三省給「肢解」掉了，分贓東三省的權益。德國人不幹了。就找到袁世凱，袁世凱當時是外務部尚書，接受了他們的建議，經朝廷批准，就派吉林巡撫唐紹儀出使美國，討論中美德「三國同盟」。後來日本同意把一部分權益讓給美國，美日達成同盟，當唐紹儀去談中美德「三國同盟」時，美國人就說沒這回事，唐只得灰溜溜地回到北京。這一次外交失敗，就記在了袁世凱的賬上。到了「武昌起義」發生後，請袁世凱出山，袁的態度是什麼呢？過去懷疑他玩兩面派，把這個事情當成生意去做，去索取權益，其實這是不對的。我的研究是，袁世凱出山後，他的真正目標就是要實行君主立憲。南方發生了軍事上的嘩變，袁世凱趁著這個機會，要求朝廷實行君主立憲，這也是他在後來100天當中所有的言論和行動的準則。袁世凱沒有離開老家時，就一天幾個電報，給朝廷要求，應趁著這次危機去進行政治改革，君主立憲國家建立了，南方的危機是很容易化解的。後來等袁世凱到了南方，其實他打湖北新軍打了3天，是要取得軍事上的控制點，用這種高壓辦法，來逼著湖北軍政府去談判。緊接著他派段祺瑞去做湖廣總督，完全用和平的方式去跟南方進行探討和解的可能性。當時唯一不好談判的就是君主立憲制，其他的都好談。黎元洪這個時候表示，只要朝廷實行君主立憲，重新改組內閣，建立君主立憲的國家，那麼湖北的事情很快就可以結束。另外他提出，朝廷要承諾不能秋後算賬，袁世凱說，我以人格和生命來擔保，朝廷不會把武昌鬧事的官兵抓起來。這時候，南北之間的談判都還在大清國的體制內去解決，並未遊離出體制外，到這時也並沒有革命的力量介入。但要求朝廷的改革並不那麼順利，清廷內部皇族當中有一撥強硬的人，成立了宗社黨，這撥人堅決要求鎮壓，他們沒有打過仗，沒有實戰的經驗，但他們有一個堅定的政治信念——就是不能這麼輕易地對這種嘩變造反讓步，不能你要求我改革就改革。這樣就使南北僵局沒法往前推動化解，這時南方的性質就發生了變化。

各方力量博弈妥協出一個新政府

革命的力量基本上在黃花崗起義後就結束了。孫中山對中國革命的未來處在一種徹底失望的狀態。武昌起義發生的當天他就知道了，也有很多人勸他趕快回去，這次也許是機會。但是他不覺得這是機會，孫中山覺得我原來費了那麼大的勁，組織那麼多起義都沒有成功，現在沒有我，你們怎麼可能成？更不可能成。他就繼續在外面耽擱了很長時間，等到他回到國內來，已到了1911年的12月21號了。孫中山回來很失望，但南北膠著後，革命黨卻發現有機可乘。軍隊裡面的將領和士兵要改革，但是他們並沒有分清楚什麼是「三民主義」，什麼是推翻朝廷，對革命改良分不清，這也給革命黨提供了機會。新軍中也有對革命黨非常信服的人，這撥人向著孫中山、黃興、宋教仁，希望他們到湖北來一起合作。他們一再呼籲，使黃興、宋教仁原來悲觀的看法改變了，革命黨就往武昌來了，湖北局勢的性質就在慢慢發生變化。黃興到湖北後，原來的革命黨覺得來了「大靠山」，黃興是黎元洪親自請來的，宋教仁也想策動讓他當兩湖大都督。本來一個體制內的嘩變，這時混進了革命的力量，使湖北新政府的力量慢慢改變，逐步成為革命黨的力量。關內14個行省相繼宣布獨立，緊接著武昌起義之後十天，湖南起義了。太原的新軍也起義了，緊接著其他行省也起義了。過去革命話語講這都是反叛朝廷，其實都是新軍起義，並不叫反叛朝廷。他們是響應武昌起義，要求朝廷改革，不改革我再給你點顏色看看。清廷當時可直接控制的區域只有東北地區——它的龍興之地，另外還有邊遠的地區。不過，當時許多省份的新軍起義宣布獨立，並不是對朝廷獨立，而是對革命黨宣稱，你不要亂來，這個地方是我的。他們可以收放自如：我宣布獨立，但朝廷一有點讓步，我還可以宣布回歸。比如山東巡撫孫寶琦，他是袁世凱的親家，他看各省都在獨立，就說山東也獨立，從大清國的巡撫一下子變成一個山東都督。但是也就是幾天的時間，朝廷說可以進行改革了，討論國會是在南方開還是北方開，山東立馬就宣布我撤銷獨立，回歸朝廷。這個例子就證明了到這個時候，朝廷還有迴旋的餘地，只要真正改革了，可能結果就不一樣。但朝廷仍然不同意改革。這種僵局拖到了12月份，等孫中山一回來，就發生了一個大的變化。1912年1月1日，南京臨時政府成立，破局在望了。清廷內部發生了急劇的變化，這個時候不同意也不行，從這時才開始真正意義上的南北和談。段祺瑞代表的軍方等四十七名清軍將領聯名通電，表明要求朝廷必須在辛亥舊曆年結束之後有一個明確的決斷，如果要打那就打到底，但仍希望朝廷能夠遵從人們的願望，走向一個立憲的國家。接下來的談判不僅僅是君主立憲。南京臨時政府獲得國內民眾支援越來越多，它成立時，17省的都督代表投票，得了16票。緊接著軍方發了一個重要的聲明，段祺瑞、馮國璋這些將領向南方發出通電，要求南京臨時政府、南方的革命黨人必須做到不能誣衊朝廷，要尊重朝廷。不然你們在海外逃亡十幾年，歷史清白，但我們過去幾十年跟著大清國幹事，豈不是把我們的歷史都妖魔化了。然後才談如何建立君主立憲國家。孫中山接到這個通電後，連夜討論，最終達成的結果，就是清皇室優待條件和後來清政府宣布的退位詔書，還有給人民發的一個公開信性質的文件，這幾個文件裡面就再也沒講清廷是一個腐朽政府，也再沒講「驅除韃虜」問題，達成了相互的妥協。諸般事宜都談妥後，清廷這時也就做出一個比較明智的選擇，1912年2月12日，隆裕皇太后的退位詔書中就講，人民都要求共和立憲了，那麼我們也就沒有必要再去做阻擋歷史的一種力量。

各方力量都有值得尊重的地方

對比這些大的力量，我覺得革命黨可以說是中國近代民主革命的先行者。畢竟孫中山從1894年開始，就認識到革命在中國的合法性，如果沒有孫中山的革命，清廷不能走向改革。革命黨的胸懷值得我們尊敬，他們堅守民主共和的原則，一直到袁世凱成立新政府，南方革命黨堅守「民主共和」的原則不可讓步，「帝制必須終結」不可讓步。同時革命黨也有重大的讓步，比如沒有再說「驅除韃虜，恢復中華」，「驅除韃虜」很麻煩的，如果真是按照國民黨原來的路線走，像朱元璋當年把蒙古人趕到漠北那樣去驅逐滿洲人，那我們今天的國土面積又是另外一回事，1931年滿洲國的成立都是因為這個麻煩導致的。值得我們敬佩的還有立憲黨人，他在該改革的時候改革，但當他們發現改革不是可以走通的路時，也很快轉向了革命，轉向了共和。立憲黨人就是我們今天講的中產階級，是中國社會的中堅，如果沒有立憲黨人、各省咨議局的配合和支持，辛亥革命絕對沒有後來的成果。另外，對於清廷最強硬的宗社黨人，其實我很同情，很理解。他們的理論是，只要堅持打上三個月，一定能迎來各地的支持，就可以回到50年前太平天國時的格局。宗社黨的立場就是以時間換空間，絕對反對袁世凱這種妥協談判。從歷史的觀點看，他們在阻礙歷史的進步，但從政治忠誠度來講，宗社黨也有它值得敬佩的地方，他們並沒有對這個體制說背叛就背叛。最後清廷也有值得尊敬的人物，像隆裕皇太后、攝政王，在歷史重大關頭仍然很決斷。如果他們不接受這個妥協，而是接受宗社黨的建議，魚死網破，破釜沉舟，那中國1911年一定是一場混戰。一百年後，回望一個王朝的結束，回望一個大的中國歷史的轉折，應該說辛亥革命各個方面的力量，都有值得理解和尊重的地方。從這個意義上來看，我覺得我們應重新解讀這裡面各種利益的糾纏、鬥爭和博弈，解讀各方的心路歷程。也許我們會得到一種不一樣的、對自己民族歷史比較溫情的一種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