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東鄒城邾國故城遺址考古發現8件新莽銅器

邾國故城遺址位於山東鄒城市嶧山鎮紀王城村周圍，地處嶧山南麓，平面略呈長方形，面積約6 平方公里，城內中部為面積近17 萬平米的高台，應是宮殿區所在，俗稱「皇台」。根據《左傳》等文獻記載，公元前614 年邾國國君邾文公遷都於此，戰國晚期邾國被楚國所滅。秦漢至兩晉時期為鄒縣縣治，北齊時遷至現鄒城市區一帶，該城址逐漸廢棄。其作為都城和縣城使用的時間長達1100 年（公元前614 至公元556 年）。遺址自清代以來不斷採集出土重要文物，如秦詔版陶量、東周至秦漢時期陶文等。1964 年，中國社科院考古所山東隊正式對該遺址進行了考古調查，1977 年列為省級文物保護單位，2006 年列為全國文物保護單位。2012 至2013 年，在山東省文物局主持下對城址進行了普探和測繪。2014 年，國家文物局批准山東大學承擔該城址為期十年的田野考古項目，2015 年春季山東大學進行了第一次考古發掘，2015 至2016 年還在城內進行了重點勘探和調查。

按照項目規劃，2017 年3 月至7 月，山東大學文化遺產研究院和歷史文化學院考古系對該城址進行了第二次發掘，發掘區選在「皇台」中部偏北，共布5×5 米探方19 個，發掘面積近500 平方米。出土遺存比較豐富，其中遺迹包括灰坑270 余個、溝渠10 條、房址8 座、水井4 眼，還有窯爐2 座等。出土大批遺物，其中陶器有鬲、盂、豆、罐、盆、瓦、瓦當、磚等，銅器有新莽銅器8 件，以及錢幣、印章等。遺存的年代多數屬於春秋、戰國、漢代，另有少量北朝至隋唐時期遺存。

新莽銅器出土情況

新莽銅器出自3號水井（J3），共有8件，即詔版2件、貨版1 件、衡桿1件、環權4件。根據銘文可知，這批銅器的製作年代為新莽始建國元年，即公元9年。3號水井為圓形磚井，直1.1（井坑直徑2.3）、深11米，錯縫砌築規整，大部保存完好。

2件詔版形制大小基本一致，均為正方形，埋藏中因受擠壓而略有變形，邊長25.5～26.1 厘米、厚0.48～0.62厘米、重2659.5、2731.7克。正面中央均陰刻81字篆書銘文，豎行書寫，排列規整，共9行，每行9字。根據已有研究，可初步釋讀為：「黃帝初祖，德帀於虞。虞帝始祖，德帀於新。歲在大梁，龍集戊辰。戊辰直定，天命有民。據土德受，正號即真。改正建丑，長壽隆崇。同律度量衡，稽當前人。龍在己巳，歲次實沈。初班天下，萬國永遵。子子孫孫，亨傳億年。」

1件貨版（暫名），也為正方形，略有變形。邊長23.5～23.9厘米、厚0.45～0.54厘米，重2078.7克，比詔版略小而輕。正面陰刻7 字篆書銘文，分別為「黃金」「銅泉」「絮」「布」「帛」，其中「黃金」位於中央，其餘分列四方。

銅權和銅衡共5件，應為1套。1件衡桿,長條形，兩端有下懸孔及上懸孔各1個。殘長120.5、寬9.6～9.7、厚3.2厘米，重25.453千克。右端殘存61字篆書銘文，銘文內容及風格與詔版一致。從右端上懸孔的位置推測，另有約1.1米殘失，全長約合漢丈一丈。4件銅權形制均為環形，大小有別，直徑分別為6.7、9.7、16.8、27.5厘米，重量分別為737.5、2224.7、7649、29775克，並分別刻有「律三斤」「律九斤」「律權鈞重卅斤」「律權石重四鈞」等計重銘文，由此折算漢斤一斤約合現在250克（0.5 市斤）左右。另有「始建國元年正月葵酉朔日制」銘文，最大的一石四鈞權還有81字詔書銘文。

新莽銅器的年代與使用

3號水井開口於遺址堆積第5層下，根據出土物分析，第5層屬於漢代。3號井又被10號溝渠（G10）打破，此溝渠出土了王莽時期鑄行的「貨泉」。另在這批新莽銅器之下，出土了西漢陶罐、瓦當和漢初「半兩」等。綜合這些可以認為，3號水井應建於西漢初期，到西漢末年的新莽時期，填入銅器等雜物而廢棄此井，以掩藏銅器免於被發現，其歷史背景很可能與新莽王朝末期的社會動亂有關。根據「始建國元年」等銘文信息可知，這批銅器應鑄造於公元9年。

關於這批銅器在當時是如何使用的，結合已有研究初步推測，權衡1套5件的使用類似現在的天平稱重，即衡桿兩側分別掛載銅權和貨物，上懸孔（應位於完整衡桿的中部）用作稱重時的支點，屬於等臂式衡器。2件詔版的使用，推測很可能是嵌於木製方形量器斛的外壁，木製量器已腐朽無存，但在資料整理時發現，與這批銅器同出的還有1件銅柄殘件，長6.7厘米，內有木質殘留，推測可能是木量器的附件。關於1件貨版的使用方式，因為是第一次出土這種銅器，還有待深入研究。

學術意義

首先，這批新莽銅器是迄今為止首次經過科學發掘出土，也是一次性集中出土數量和種類最多的漢代度量衡器。據初步統計，此類新莽銅詔版和權衡以前只在甘肅定西、合水等地出土約10件左右，且多為鄉民偶然挖出，信息有缺失，資料不完整。甘肅定西縣1926年挖出權衡1套7件（含銅鉤和六斤權各1件），其中3件現藏國家博物館，其餘藏於台北故宮。另外，1982年甘肅合水縣挖出詔版1件，上海博物館近年入藏詔版和衡桿各1件，出土地點不明。此次8件銅器為首次正式考古發掘出土（貨版還是首次出土，為此前所未見），出土層位明確，同出遺物較多，獲取的資料科學完整。

其次，這批銅器製作精良，保存較完好，銘文字數多，透露的歷史信息豐富而重要。如詔書中的「德帀於新」即指王莽建立「新」王朝，「同律度量衡」即指實行度量衡改革。這與《漢書》「王莽傳」「食貨志」「律曆志」的記載多可對應，應是新莽王朝頒行的衡器和量器官方標準器。貨版的文字雖然只有7 字，但列出了政府頒布的五種貨幣種類和價值差別，也與《漢書》的相關記載相符合，也是新莽王朝頒行的官器。這為研究西漢末年王莽代漢並實行貨幣和度量衡制度改革等重大歷史事件，以及我國度量衡發展史等問題，都提供了珍貴的實物資料，具有重大學術價值。

此外，這批銅器出自邾國故城遺址的宮殿區「皇台」之上，證明「皇台」範圍應存在漢代官署區，這對研究遺址的城市布局和功能具有重要意義，也為下一步的田野工作提供了重要線索。（山東大學考古隊 王青 郎劍鋒 陳章龍）

（文章來源：《中國文物報》2017年9月8日8版 原文標題：山東鄒城邾國故城遺址考古再獲重要發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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