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國演義》思想內涵三辨 ? 國學網

沈伯俊

　　摘　要：本文就有關《三國演義》思想內涵的三個重要問題進行辨析，明確指出：（1）謀略固然是《演義》極具光彩的重要特色，但《演義》的主要精髓，應該是「嚮往國家統一，歌頌『忠義』英雄」的主題。（2）「桃園結義」的核心價值，不是「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只願同年同月同日死」的哥們義氣；而是「上報國家，下安黎庶」的奮鬥目標，應予基本肯定。（3）忠貞是諸葛亮的重要品格，但這不是不分青紅皂白的「愚忠」，而是以帝王師的身份，忠於自己的理想和事業，自有其積極意義。

　　關鍵詞：嚮往國家統一；歌頌「忠義」英雄；上報國家；下安黎庶；帝王師

　　作者簡介：沈伯俊，男，1946年生，漢族，安徽廬江人，四川大學文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主要研究中國古代小說。

　　長期以來，古典文學名著《三國演義》以其博大精深的思想內涵，雄奇瑰麗的藝術成就，一直吸引著海內外億萬讀者的閱讀和研究興趣，眾說紛紜，長盛不衰。

　　這裡拈出人們議論最多，爭論也較大的三個重要問題，略加辨析，謹供學界同行和廣大讀者參考。

一、《三國演義》的主要精髓是謀略嗎？

　　《三國演義》是一部中國封建社會百科全書式的作品，具有極其博大而深厚的思想意蘊和文化內涵，猶如一個巨大的多稜鏡，閃射著多方面的思想光彩，給不同時代、不同階層的人們以歷史的教益和人生的啟示。

　　許多人認為，《三國演義》的主要精髓是謀略。我認為，這種看法是不全面的。

　　誠然，《三國演義》給人印象最深的一個方面，就是擅長戰爭描寫。全書以黃巾起義開端，以西晉滅吳收尾，反映了從漢末失政到三分歸晉這一百年間的全部戰爭生活，描寫了這一時期的所有重要戰役和許多著名戰鬥，大大小小，數以百計。接連不斷的戰爭描寫，構成了小說的主要內容，佔了全書的大部分篇幅。而在戰爭描寫中，作者信奉「知彼知己，百戰不殆」的軍事規律，崇尚「鬥智優於鬥力」的思想，總是把注意力放在對制勝之道的尋繹上。因此，雖寫戰爭，卻不見滿篇打鬥；相反，書中隨處可見智慧的碰撞、謀略的較量，而戰場廝殺則往往只用粗筆勾勒。可以說，千變萬化的謀略確實是全書精華的重要部分。

　　然而，謀略並非《三國演義》的主要精髓，更非書中精華的全部。

　　在中國傳統文化思想體系中，「道」是最高層次的東西。「道」有多義，首先是指自然和社會的根本規律，通常指正義的事業，所謂「得道多助，失道寡助」是也。因此，它也是處事為人的基本原則。謀略則屬於「術」，是第二層次的東西，是為「道」服務的，必須受「道」的指導和制約。作為一位傑出的進步作家，羅貫中認為，符合正義原則，有利於國家統一、民生安定的謀略才是值得肯定和讚美的，而不義之徒害國殘民的謀略只能叫做陰謀詭計。因此，只有代表作者理想的諸葛亮才被塑造為妙計無窮的謀略大師、中華民族智慧的化身。曹操的謀略可謂高矣，但羅貫中對他卻並不喜愛，而是有褒有貶：對曹操有利於國家統一、社會進步的謀略，羅貫中予以肯定性的描寫；而對他損人利己、背信棄義的各種伎倆，則毫不留情地予以抨擊。綜觀全書，羅貫中從未放棄道義的旗幟，從未不加分析地肯定一切謀略；對於那些野心家、陰謀家的各種陰謀權術，他總是加以揭露和批判；對於那些愚而自用者耍的小聰明，他往往加以嘲笑。可以說，《三國演義》寫謀略，具有鮮明的道德傾向，而以民本思想為準繩。後人如何看待和借鑒《三國演義》寫到的謀略，則取決於自己的政治立場、道德原則和人生態度。如果有人讀過《三國演義》卻喜歡搞小動作，那是他自己心術不正，與羅貫中無關；恰恰相反，那正是羅貫中反對和批判的。有人談什麼「厚黑學」，也硬往《三國演義》上扯，更是毫無道理的。

　　那麼，《三國演義》的主要精髓是什麼呢？我認為，《三國演義》豐厚的思想內涵，主要表現在四個方面。

　　1．對國家統一的嚮往。

　　我們中華民族有著極其偉大的聚合力，維護國家的的統一與安定，是我們民族一貫的政治目標，是一個牢不可破的優良傳統。周代以來三千多年間，由於種種原因，我們民族曾經屢次被「分」開，飽受分裂戰亂之苦。但是，每遭受一次分裂，人民總是以驚人的毅力和巨大的犧牲，清除了分裂的禍患，醫治了戰爭的創傷，促成重新統一的實現。在那「出門無所見，白骨蔽平原」的漢末大動亂時期，以及羅貫中生活了大半輩子的元代末年，廣大人民對國家安定統一的嚮往更是特彆強烈。羅貫中敏銳地把握了時代的脈搏，通過對漢末三國時期歷史的藝術再現，鮮明地表達了廣大人民追求國家統一的強烈願望。這是《三國演義》的政治理想，也是其人民性的突出表現。

　　2．對政治和政治家的選擇。

　　人們常常談到《三國演義》「尊劉貶曹」的思想傾向，有人還把這稱為「封建正統思想」。事實上，「尊劉貶曹」的思想傾向，早在宋代就已成為有關三國的各種文藝作品的基調，羅貫中只是順應廣大民眾的意願，繼承了這種傾向。羅貫中之所以「尊劉」，並非簡單地因為劉備姓劉（劉表、劉璋也是漢室宗親，而且家世比劉備顯赫得多，卻每每遭到貶抑和嘲笑；漢桓帝、漢靈帝這兩個姓劉的皇帝，更是作者鞭撻的對象），而是由於劉備集團一開始就提出「上報國家，下安黎庶」的口號，為恢復漢家的一統天下而不屈奮鬥，不懈努力，被宋元以來具有民族思想的廣大群眾所追慕；另一方面，這個集團的領袖劉備的「仁」、軍師諸葛亮的「智」、大將關羽等人的「義」，也都符合羅貫中的道德觀。這兩方面的原因，使得羅貫中把劉備集團理想化而予以熱情歌頌。另一方面，羅貫中之所以「貶曹」，是因為曹操作為「奸雄」的典型，不僅不忠於劉氏王朝，而且常常屠戮百姓，摧殘人才，作品對其惡德劣行的描寫大多於史有據，並非有意「歪曲」；而對曹操統一北方的巨大功績，對他在討董卓、擒呂布、掃袁術、滅袁紹、擊烏桓等重大戰役中所表現的非凡膽略和智謀，羅貫中都作了肯定性的描寫，並沒有隨意貶低。由此可見，「尊劉貶曹」主要反映了廣大民眾按照「撫我則後，虐我則仇」的標準對封建政治和封建政治家的選擇，具有歷史的合理性；對此不應作片面的理解，更不應簡單地一概斥之為「封建正統思想」。

　　3．對歷史經驗的總結。

　　《三國演義》以很大篇幅描寫了漢末三國變幻莫測的政治、軍事、外交鬥爭，總結了各個集團成敗興衰的歷史經驗，突出強調了爭取人心、延攬人才、重視謀略這三大要素的極端重要性。董卓集團敗壞朝綱，殘害百姓，荒淫腐朽，導致天下大亂，完全是一夥狐群狗黨，混世魔王，作品便不遺餘力地予以鞭撻。袁術狂妄自大，輕薄無能，既不注意延攬人才，又無明確的戰略目標，更不顧百姓死活，卻急於過皇帝癮，大失人心，作品也予以嚴厲批判。袁紹雖然頗有雄心，其集團一度聲勢赫赫，實力雄厚，但由於袁紹胸無偉略，見事遲緩，坐失戰機；不辨賢愚，用人不當，以致關鍵時刻內訌不已；心胸狹隘，文過飾非，甚至害賢掩過，終於只能成為曹操的手下敗將，無可挽回地走向滅亡。相比之下，劉備、曹操、孫權三大集團在這三方面各有所長：劉備歷經磨難，卻始終堅持「舉大事必以人為本」的信念，深得民心；求賢若渴，「三顧茅廬」堪稱千秋佳話；傾心信任諸葛亮，既有正確的戰略方針，又有靈活多變的謀略戰術。曹操雖然心術不正，卻也十分注意爭取人心，延攬人才，手下猛將如雲，謀臣如雨；在戰略戰術上，他也高出同時諸雄。孫權手下也是人才濟濟，周瑜、魯肅、呂蒙、陸遜四任統帥均為一時之傑，而且有著明確的戰略目標。因此，在眾多政治軍事集團中，劉、曹、孫三大集團得以脫穎而出，形成三分鼎立的局面。

　　4．對理想道德的追求。

　　在藝術地再現漢末三國的歷史，描繪形形色色的人物的時候，羅貫中不僅表現了對國家統一、清平政治的強烈嚮往，而且表現了對理想道德的不懈追求。在這裡，他打起了「忠義」的旗號，把它作為臧否人物、評判是非的主要道德標準。通觀全書，有許多謳歌理想道德的動人故事。為了忠於「桃園之義」，關羽不為曹操的優禮相待所動，毅然掛印封金，千里跋涉，尋訪兄長；為了維護兄弟情義，劉備不顧一切地要為關羽報仇，甚至寧可拋棄萬里江山；為了報答劉備的知遇之恩、託孤之重，諸葛亮殫精竭慮，南征北伐，不屈不撓，死而後已……當然，對「忠義」這一概念要作具體分析。作為封建時代具有一定進步傾向的文人，羅貫中的「忠義」觀不可能越出封建思想的藩籬，但也確實融合了人民群眾的觀念和感情。他的所謂「忠」，常常指一心不貳地為封建王朝奔走效勞，甚至只是為某一集團的領袖賣命捐軀；但也常常指對國家、民族的忠貞不二，對理想、事業的矢志如一，鞠躬盡瘁。他的所謂「義」，用在政治原則上，有時是封建綱常的代名詞，有時又是堅持真理、鞭撻邪惡的同義語；用在人際關係上，往往以個人恩怨為轉移，但也常常指對平等互助、患難相依的真誠追求……這種犬牙交錯的狀況，使得《三國演義》的「忠義」呈現出複雜的面貌；但就主導方面而言，它反映了中華民族傳統的價值觀、道德觀中積極的一面，值得後人批判地吸收。

　　《三國演義》的思想內容如此豐厚，那麼，它的主題是什麼呢？我認為，可以用一句話來概括——嚮往國家統一，歌頌「忠義」英雄[1]。

　　就這樣，嚮往國家統一的政治理想，構成了《三國演義》的經線；歌頌「忠義」英雄的道德標準，構成了《三國演義》的緯線。二者縱橫交錯，形成《三國演義》思想內容的坐標軸。羅貫中依靠這兩大坐標軸，把歷史評價與道德評判有機地融合在一起，使作品達到了難能可貴的高度和深度。

二、「桃園結義」的核心價值是什麼？

　　《三國演義》第1回寫到漢靈帝中平元年（184）黃巾起義爆發時，劉備先後結識了張飛、關羽兩位豪傑，三人情投意合，認識次日便舉行了膾炙人口的「桃園結義」。

　　應該指出，這個情節是虛構的。《三國志·蜀書·關羽傳》寫道：「先主於鄉里合徒眾，而羽與張飛為之禦侮。先主為平原相，以羽、飛為別部司馬，分統部曲。先主與二人寢則同床，恩若兄弟。」同書《張飛傳》也寫道：「少與關羽俱事先主。羽年長數歲，飛兄事之。」這兩條記載，只是說張飛把關羽當作哥哥看待，二人忠心耿耿追隨劉備，而劉備對他們也十分親近，「恩若兄弟」；但並沒有說三人正式結拜為兄弟。宋元以來，通俗文藝對「恩若兄弟」一語加以增飾渲染，逐漸形成「桃園結義」故事。元代的《三國志平話》中有《桃園結義》一節，元雜劇也有無名氏撰的《劉關張桃園三結義》。正是在此基礎上，羅貫中在《演義》中設計了「桃園結義」這一情節。由於它是「恩若兄弟」這個史實的合理延伸與發揮，符合人物的性格邏輯，也符合讀者的接受心理，因而得到廣大群眾的認可，幾百年來，影響極大，婦孺皆知。

　　說到「桃園結義」，人們最容易聯想到的是誓詞中「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只願同年同月同日死」兩句，以為這就是劉關張結義的核心價值。其實，這只是一種表面化的認識，並未抓住問題的實質。這兩句誓詞，僅僅表示了忠於兄弟情誼的決心，卻並未涉及結義的宗旨和奮鬥目標。——有誰會把「只願同年同月同日死」當作結義的目標呢？因此，它決非劉關張結義的價值追求。

　　那麼，「桃園結義」的價值追求究竟是什麼？我認為，《三國演義》已經寫得很清楚，就是誓詞中的四句話：「同心協力，救困扶危；上報國家，下安黎庶」。其中的核心價值則是後面八個字：「上報國家，下安黎庶」。正是這八個字，使得劉關張的結義具有了崇高的政治目標，使他們不僅與董卓集團那樣害國害民的狐群狗黨有著天淵之別，與袁術集團那樣趁著亂世佔山為王卻不顧百姓死活的軍閥判若雲泥，也與形形色色以利相交的狹隘小集團不可同日而語。因此，「上報國家，下安黎庶」成為劉關張高高舉起的一面正義旗幟，成為劉蜀集團得人心的根本原因。羅貫中將這八個字寫入劉關張結義的誓詞，使《三國演義》中的「桃園結義」超越了一般通俗文藝，達到了新的精神境界。

　　由於《三國演義》的巨大影響，後世模仿「桃園結義」者甚多。滿族領袖仿效「桃園結義」，與蒙古諸汗約為兄弟，自認為是劉備，而以蒙古為關羽，從而增強了自己的實力。農民起義、民間結社、幫會組織也往往仿效結義的形式，宣稱「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只願同年同月同日死」。一些人以某些幫會組織乃至黑社會也有這類言詞為口實，指責《三國演義》影響不好，這是一種脫離作品實際、缺乏歷史觀念的皮相之見。結義只是一種形式，關鍵在於結義的目的是什麼。「桃園結義」的目標是「上報國家，下安黎庶」，農民起義軍也採用結義方式，為的是反抗封建統治，與黑社會豈能混為一談？如果有人要拜把子幹壞事，這就已經與「桃園結義」的目標背道而馳了，與《三國演義》有什麼關係呢？即使是現代社會，同為社會團體、政黨，也因其奮鬥目標不同而有進步與反動之分，豈可一概而論？

　　可以說，對「桃園結義」的宗旨和核心價值的誤解乃至歪曲已非一日，這至少是沒有認真讀書所致。但願我的解說能幫助讀者重視羅貫中寫得明明白白的這八個字：「上報國家，下安黎庶」。

　　歷史早已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當今時代，人際關係應以法治為基礎，產生於小農經濟時代的「結拜」方式已經不再適用了。不過，一個人，一個群體，如果能夠牢記並且真正實踐「上報國家，下安黎庶」的人生目標，仍然是值得尊敬的。

三、諸葛亮是「愚忠」嗎？

　　在《三國演義》塑造的眾多人物形象中，諸葛亮無疑是塑造得最為成功，影響最為深遠的一個。可以說，他是全書的真正主角，是維繫全書的靈魂。在他的諸多優秀品格中，最突出的有兩點：一是智慧，二是忠貞。

　　多年來，一些人談到諸葛亮的「忠」時，每每貶之為「愚忠」。我認為，這又是一種片面之見。

　　什麼是「愚忠」？就是對國君個人盲目的、毫無原則、毫無主見、逆來順受，因而是愚昧的「忠」。不管國君善惡如何，行事是非怎樣，一律俯首帖耳，唯唯諾諾，亦步亦趨，不敢有任何懷疑，更不敢有任何違忤；即使國君荒淫殘暴，濫殺無辜，也不敢諫阻指斥；哪怕毫無道理地殺到自己頭上，也只知說什麼「天子聖明，罪臣當誅」的昏話；甚至國君腐朽亡國，仍一味追隨，以死效忠。在漫長的封建專制社會裡，最高統治者為了一己私利，總是不斷地集中權力，不願受到任何制約；同時又總是要求臣民對自己無條件地效忠，鼓勵愚忠。特別是專制主義惡性膨脹的明清兩代，統治者更是以各種手段灌輸愚忠意識，以至愚忠成為一般臣民普遍的道德信條，嚴重地閹割了民族精神，阻礙了社會進步。因此，現代人反對愚忠，批判愚忠，是完全應該的。

　　然而，任何問題都必須具體分析。儘管封建時代國君通常是國家的象徵和代表，儘管封建統治者竭力提倡愚忠，但千百年來，總有許許多多的志士仁人，信奉孟子「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的民本思想，把對國家、民族的忠誠與對國君個人的盲從加以區分，在不同程度上擺脫愚忠的桎梏：或對國君的惡德劣行予以批評抵制，直言極諫；或勇於為民請命，不顧自身安危得失。即使在君權最霸道的明清兩代，也有一些思想解放者，敢於貶斥和蔑視君權；甚至像黃宗羲那樣，從根本上批判和否定君權。

　　那麼，《三國演義》中的諸葛亮，是怎樣處理與其君主劉備、劉禪父子的關係呢？認真閱讀作品就可以看到：諸葛亮確實忠於劉蜀集團；但這不是不分青紅皂白的「愚忠」，而是以帝王師的身份，忠於自己的理想和事業，自有其積極意義。

　　在《三國演義》中，羅貫中把諸葛亮寫成一開始就是一人之下，萬人之上，大權在握，指揮一切的統帥，竭力突出他在劉蜀集團中的關鍵地位和作用。他既是劉備的主要輔佐，又是劉備的精神導師：「玄德待孔明如師，食則同桌，寢則同榻，終日共論天下之事。」（第38回）「玄德自得孔明，以師禮待之。」（第39回）火燒博望後，他在劉蜀集團的指揮權牢不可破，從未受到過質疑。每遇大事，劉備總是對他言聽計從，文武眾官也總是心悅誠服地執行他的命令。赤壁大戰期間，他出使東吳達數月之久，劉備方面積極備戰，一切準備就緒後，仍然要等待他趕回去指揮調度：

　　且說劉玄德在夏口專候孔明回來……須臾船到，孔明、子龍登岸，玄德大喜。問候畢，孔明曰：「且無暇告訴別事。前者所約軍馬戰船，皆已辦否？」玄德曰：「收拾久矣，只候軍師調用。」孔明便與玄德、劉琦升帳坐定……（第49回）

　　諸葛亮的命令，誰也不能違抗。就連身份特殊的頭號大將關羽，由於違背軍令私放曹操，諸葛亮也要下令將他斬首；只是由於劉備出面說情，希望容許關羽將功贖罪，「孔明方才饒了」（第50回～51回）。這些描寫，大大超越了歷史記載，使諸葛亮始終處於劉蜀集團的核心。劉備得到諸葛亮之前屢遭挫折，而得到諸葛亮輔佐之後則節節勝利，兩相對照，讀者不由得深深感到：劉蜀集團的成敗安危，不是繫於劉備，而是繫於諸葛亮。

　　在劉備面前，諸葛亮總是直抒己見；如劉備言行不當，或正色批評，或直言勸戒，劉備則總是虛心聽從，甚至道歉認錯（惟拒諫伐吳是一例外，但隨後便「吃虧在眼前」了）；在過江招親這類大事上，他乾脆代劉備作主，劉備也一一照辦。如此舉止，正反映了其「帝王師」心態，哪有一點畏畏縮縮的猥瑣？哪有一點「愚忠」者的卑微？

　　劉備臨終，慨然託孤於諸葛亮，並遺詔訓誡太子劉禪：「卿與丞相從事，事之如父。」劉禪即位後，謹遵父親遺命，對諸葛亮極為敬重，充分信任，「凡一應朝廷選法、錢糧、詞訟等事，皆聽諸葛丞相裁處。」（第85回）此後的十二年間，儘管他早已成年，完全可以自作主張，卻一直把軍政大權都交給諸葛亮，十分放心。諸葛亮治理蜀中，發展經濟，與吳國恢復同盟關係，他總是樂觀其成，從不干預；諸葛亮親自南征，幾度北伐，他總是予以支持，從不掣肘（《三國演義》第100回寫諸葛亮氣死曹真，打敗司馬懿，後主卻聽信流言，下詔宣諸葛亮班師回朝，純屬虛構）。如此放手讓輔政大臣行使職權，不疑心，不搗亂，不橫加干涉，在整個封建時代實不多見。當諸葛亮在五丈原病重時，他派尚書僕射李福前去探望，並諮詢國家大計；諸葛亮推薦蔣琬、費禕為接班人，他又虛心採納，先後任命蔣琬、費禕為執政大臣。當諸葛亮逝世的噩耗傳來，「後主聞言，大哭曰：『天喪我也！』哭倒於龍床之上。」（第105回）諸葛亮的靈柩回到成都，「後主引文武官僚，盡皆掛孝，出城二十里迎接。後主放聲大哭。」（同上）不僅如此，劉禪對諸葛亮始終追思不已。諸葛亮逝世九年之後，他又招其子諸葛瞻為駙馬，後來還下詔為諸葛亮立廟於沔陽（今陝西勉縣定軍山前）。這證明他確實是真心誠意地崇敬諸葛亮。比之許多薄情寡義，功臣一死便翻臉不認人的統治者，這也是非常難得的。諸葛亮呢？也一直恪守「竭股肱之力，盡忠貞之節，繼之以死」的諾言，既是支撐蜀漢政局的擎天棟樑，又是擁有「相父」之尊的劉禪的精神靠山。首次北伐前，他上《出師表》，諄諄叮囑劉禪：「誠宜開張聖聽，以光先帝遺德，恢弘志士之氣；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義，以塞忠諫之路也。……陛下亦宜自謀，以咨諏善道，察納雅言，深追先帝遺詔。」（第91回）而在《演義》虛構的那個劉禪聽信流言，下詔宣諸葛亮班師回朝的情節里，諸葛亮先是戳穿「朕久不見丞相之面，心甚思慕，故特詔回」的託詞，指出：「必有奸臣讒譖，言臣有異志也。」接著不無憤慨地質問：「今若內有姦邪，臣安能討賊乎？」對此，劉禪始則「默然無語」，繼而趕快認錯：「朕因過聽宦官之言，一時召回丞相。今日茅塞方開，悔之不及矣！」（第101回）在這裡，劉禪沒有君主的威風和霸道，諸葛亮則有輔臣的自尊和「恨鐵不成鋼」的遺憾，哪裡像「愚忠」者在君主面前的乞哀告憐呢？

　　誠然，諸葛亮最終為蜀漢獻出了全部智慧和心血，做到了「鞠躬盡瘁、死而後已」。這裡當然有報答劉備知遇之恩的心愿，但決非不問是非的片面忠於劉備父子，其中更有興復漢室，拯救黎庶，重新統一全國的宏圖大志。正因為這樣，千百年來，諸葛亮的忠貞得到了人們普遍的肯定和崇敬。綜觀他與劉備的關係，既有「孤之有孔明，猶魚之有水也」（《三國志·蜀書·諸葛亮傳》）的史實依據，又經過羅貫中的浪漫主義改造，寄託了歷代有志者對「君臣遇合，誼兼師友」的理想關係和「帝王師」的人格定位的嚮往和追求。這實際上已經包含了對「君尊臣卑」，「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的主奴關係的否定和批判。由此可見，「愚忠」二字，是扣不到諸葛亮頭上的。

　　綜合以上幾點，我想強調指出：在一般性的閱讀中，人們當然可以產生各種各樣的感受和聯想，可以別出心裁，借題發揮；其中也可能產生精闢之見。但在嚴格的學術研究中，則應遵循科學的規範，從作品的實際出發，力求避免主觀隨意性。只有以尊重前人，尊重作品的態度，堅持「深入底蘊，實事求是」的原則，才能切中肯綮，提出既有真知灼見，又符合作品實際的觀點，使我們的研究健康發展，不斷深入。

注釋：

[1]參見沈伯俊《嚮往國家統一，歌頌「忠義」英雄」——論〈三國演義〉的主題》一文，載《寧夏社會科學》1986年第1期；收入沈伯俊著《三國演義新探》，四川人民出版社2002年5月第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