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勇 | 南北和談中的袁世凱

點擊上方「公眾號」可以訂閱哦南北和談中的袁世凱武昌起義爆發後，賦閑三年的政治強人袁世凱受命出山，全權處理武昌危機以及由此引起的全國性危機。袁世凱在此後一百多天中殫精竭慮，謀劃良多，也幾次出現南北和解的機會，然而到了最後，清廷還是不得不在全國一片反對聲中關門大吉，中華民國也就是整個中國的政治權利轉到袁世凱手裡。這個故事與歷朝歷代的禪讓故事高度相似，再加上幾年後袁世凱又將中華民國擅自改定為中華帝國，因此袁世凱的形象越來越像欺負人家孤兒寡母的曹操，袁世凱在南北和談中的一切作為也就都帶有陰謀論的意味。其實，一百年後平心靜氣回望這段歷史，應該承認袁世凱在南北和談整個過程中有變化有手段，但一定要說是預謀是陰謀，好像還不那麼充分。

1隻知君憲，不知有他 袁世凱奉命出山時，國內外輿論就有許多猜測，其中一個最重要的猜測就是袁世凱會利用這個機會公報私仇，報復攝政王三年前讓他開缺回籍養痾的羞辱。最極端的猜測就是袁世凱可能會利用南方壓北方，利用北方收拾南方，統一南北，但不是統一到清廷，而是統一到了袁世凱手中，將大清國變成袁氏天下，即便不更姓易代，也應該像曹操當年那樣，保留一個不中用的皇室，而將朝廷的實際權力集中在袁世凱自己手裡。這些猜測當然自有邏輯和論據，這也是中國歷史演進中確實一再發生的故事。只是這一次並非如此，因為三年前攝政王將袁世凱開缺這個故事本身可能就不那麼真實，否則就不容易理解為什麼三年來袁世凱身在江湖，依然心系廟堂，對朝廷一系列重大決策也都曾表示過態度。而且，按照過去所說的這個故事脈絡，既然攝政王那麼嫉恨袁世凱，那麼為什麼沒有在過去三年對袁世凱動過腦筋打過主意，為什麼允許南來北往的政客、學人與袁世凱自由交往？歷史沒有那麼多陰謀，歷史可能就是那樣平平常常。袁世凱下野就是一個老臣面對一個更年輕的主子主動放棄權力，這才是中國王朝政治的精髓。所以當王朝遇到巨大困難時，這些老臣依然會義無反顧重出江湖。重出江湖的袁世凱正如他自己所說，除了君主立憲這條道路外，他不知道還有什麼辦法可以拯救中國拯救大清，他在獲得朝廷授權後，一方面組織北洋軍加大對武昌的包圍和進攻力度，另一方面利用一切人脈與湖北軍政府與黎元洪溝通。袁世凱相信，武昌起義的主力是湖北新軍，湖北新軍原本就是朝廷支柱，現在之所以鬧到兵戎相見，絕對不是過去簡單的軍事嘩變，而具有深刻的政治背景。而這個背景簡單地說，就是清廷在君主立憲政治改革進入攻堅瓶頸時有點兒倒行逆施，一個皇族內閣摧毀了立憲黨人、新軍將領對朝廷的信心，摧毀了立憲黨人、中產階級分享權力參與政治的希望；一個鐵路幹線國有化政策從經濟上剝奪了立憲黨人、中產階級分享發展成果的機會；兩者相互激蕩終於衍生出如此複雜的局面。針對這種情形，袁世凱給的辦法並不複雜。他對朝廷的建言是，利用武昌危機推動改革，履行承諾，實行真正意義的君主立憲，而不是虛情假意糊弄立憲黨人；對於南方，他勸黎元洪等造反者想想，大家十多年來一起追求君主立憲，不就因為民主立憲、民主共和太過激進不合乎中國國情，而君主專制太過老套無法滿足中國需要嗎？現在君主立憲改革到了危機關頭，朝廷的一次失誤，我們為什麼不能稍加原諒給其一次改正的機會，為什麼一定要功虧一簣一切從頭開始呢？在軟硬兼施兩手政策影響下，特別是到了10月底灤州兵諫發生後，朝廷確實有所醒悟，下詔罪己，承擔責任，宣布廢除皇族內閣，重回君主立憲軌道，宣布憲法重大信條，宣布皇族不再過問政治。至此，由皇族內閣、鐵路國有引發的政治危機大體消除，剩下的也就是按照君憲主義原則構建一個全民選的國會。所以到了這個時候，黎元洪和湖北軍政府對袁世凱君憲主義要求也就沒有不答應之理，何況黎元洪參加革命本來就有點被迫無奈呢？11月7日，也就是武昌起義不到一個月的時候，黎元洪向袁世凱的信使王洪勝說了自己的心跡：重回君憲主義不是問題，問題是朝廷在整個事情結束後不得秋後算賬，打擊報復。

黎元洪的憂慮是人之常情，清廷在這方面也有秋後算賬打擊報復的不良記錄，袁世凱對此大包大攬，表示只要重回君憲主義立場一切問題都好說。11月11日，袁世凱派遣劉承恩、蔡廷干兩個心腹與黎元洪等人面對面談判。劉承恩等人向南方介紹袁世凱的方案，希望湖北新軍弟兄看在過去十幾年共同追求君憲主義份上，得過且過，給朝廷一次棄惡從善改邪歸正的機會，至於南方的利益，袁世凱也有暗示，表示黎元洪等人都是國之棟材，將來一定會重用。

當然，袁世凱的口頭承諾並不是黎元洪和湖北軍政府答應重回君憲主義的理由，更直接的原因還是北洋軍大兵壓境，湖北新軍根本不是對手。當然還有一個心結在於，不論黎元洪，還是湖北立憲黨人，過去若干年畢竟都是君憲主義者，現在有了這個難得機會，為什麼一定要放棄呢？2君主，還是民主 在與黎元洪及湖北軍政府達成某種妥協後，袁世凱很快北上，接受清廷舉薦及資政院選舉，籌組新內閣。11月16日，面目全新的內閣班底正式出場，國人眼前一亮，無不以為僵持一個月的政治危機總算有了化解可能。袁世凱新內閣出台後，成了清廷名副其實的代言人和實際操盤者，南北之間的問題也很快由南方革命黨人與清廷與滿洲人之間的關係，轉化為與袁世凱內閣的關係。只是南方的變化在過去十幾天突飛猛進，黎元洪所能答應的條件雖然沒有變化，但在上海被革命黨人於11月初光復後，南方勢力東移上海、南京，湖北漸漸邊緣化，先前所說的條件也就不是條件不是前提了。

南方情形的變化，並沒有改變袁世凱君主立憲的信念。他在敦促清廷加快立憲步伐的同時，也在想法與南方革命黨人取得聯繫，準備談判，前提條件依然是維護清廷統治，建構一個真正意義的君主立憲國家，實現那一代人政治理想，儘快重建秩序恢復和平。

維護清廷的政治架構，對袁世凱來說應該是一個負責任的立場，正像他在11月21日回答倫敦《泰晤士報》記者提問時所說的那樣，中國如果真的在這場革命中剔除清廷，那麼很可能走上動蕩不安的亂局，進而因政局不寧影響世界經濟，招致列強幹預甚至瓜分，中國在政治上的最好選擇就是君主立憲，只有君主立憲方才有力量有辦法保全中國。袁世凱之所以這樣提出問題，是因為自從武昌起義後，自從各省像得了傳染病一樣相繼獨立後，人們已經漸漸感到清廷過去幾年所推動的君主立憲雖然取得了不少進步，雖然比較合乎中國國情，但統治階級的惰性和本質使滿洲貴族到了關鍵時刻掉鏈子不給力，與其和這個自私的貴族集團爭君憲，不如直接進入民主共和，構建一個人民當家作主的新時代。12月5日，各省都督府代表聯合會對南北議和提出了幾項先決條件，一是推翻清廷，實現共和，二是禮遇皇室舊人，三是以人道主義對待滿洲人。各省都督府代表聯合會的方案是否可行是一回事，但畢竟南方聯合起來提出了條件，談判本來就是一個討價還價的過程，有條件就有了談判的可能，先前隔空喊話立即變成了現實可能性，也是對袁世凱出山以來和平喊話最直接最正面的回應。針對各省都督府代表聯合會的條件，袁世凱在英國公使朱爾典的幫助下於同一天向朝廷上報了一個應對方案，這個方案的基礎依然是君憲主義，只是為了讓南方革命黨人更加信服願意讓步，袁世凱在這個方案中向朝廷格外強調君憲主義的實質在立憲而不在君主，希望清廷不要再以假招子矇騙世人了，時不我待，真的錯過這次機會，後悔都來不及了。

袁世凱的這個方案究竟深藏著什麼東西，我們並不太清楚，但是有一條就是袁世凱拿著這個方案與攝政王面談後，攝政王乾脆辭職不幹了。這其中的曲折是非雖然不太被人所知道，但是攝政王的下野，無疑為和平解決南北紛爭解決武昌起義以來的政治危機提供了一個重要機會，隆裕皇太后就此告訴袁世凱：好了，現在你可以大膽去做了，我只是一個婦道人家，沒有什麼政治經驗和政治常識，一切都拜託你袁世凱了。

有了皇太后的充分授權，袁世凱於12月7日組建了一個龐大的和談代表團，自己身兼全權大臣，委派最近親的哥們唐紹儀為代表，又委派兩個最信任的師友幕僚嚴修、楊士琦參與討論，陳寶琛、嚴復等學界名流為代表或觀察員。代表團南下前，袁世凱和他們進行了底牌式談話，反覆告誡此次談判中對於北方來說，君主立憲是個不可逾越的政治底線，只要南方同意這一點，其他問題都可以談。袁世凱相信，只要朝廷拿出真誠加快君主立憲步伐，也就是完成立憲最後一道工作，完成正式國會選舉和召集，一切都OK，兩個多月的南北紛爭一定會結束，中國一定會在新的台階上繼續前進。對於通過談判解決政治紛爭，袁世凱是信心滿滿。一百年後重新觀察，很容易發現袁世凱之所以這樣信心滿滿，不僅因為他發自內心認為君憲主義是化解時局危機的唯一出路，而且在他的背後和面前，既有列強的支持、認同，甚至可以說正是列強認為中國應該維持一個君憲主義的國家體制，才使袁世凱對此信心滿滿。同時，還有一個值得注意的現象是，過去的研究以為南方革命黨人是鐵板一塊，以為他們都主張走向共和走向民主，都主張廢除君主。這個說法其實是不對的，至少是不全面的。獨立十四省的情況非常複雜，並不是所有省份的領導權都在革命黨人手裡，而且有許多省份之所以宣布獨立宣布反正，其實就是擔心外來的革命黨人，是反被動為主動。所以在獨立十四省，也不乏主張君憲主義的聲音。這都是袁世凱力推和談，堅持君憲主義的依據。袁世凱試圖通過君憲主義化解危機得到各方面支持，正式會談、私下會談確實一度都期待重回君憲主義解決問題。根據隨團代表嚴復就近觀察，南方革命黨人深知形勢發展到現在已經非常危險，勢窮力屈，非早了結，中華必以不國，故談論雖有爭辯，卻無驕囂之氣，而有憂深慮遠之機。南方黨人雖然沒有明白確認君主立憲就是解決危機的惟一方案，然察其語氣，他們也沒有堅決排除以君憲主義作為化解危機的一個選擇。只是在黨人看來，以君主立憲而輔以袁世凱的責任內閣則難以接受，堅決反對。南方黨人以共和民主為主旨，告以國民程度不合，則竭力不承認；問其總統何人為各省黨人所能同意者，則以袁世凱對。這是南方革命黨人寧願以共和而以袁世凱為大總統，以民主憲綱鉗制之，不願以君主而以袁世凱為內閣，後將坐大，而至於必不可制。這其中的奧秘，嚴復認為非常令人疑惑。嚴復的觀察是對的，南方黨人雖然信仰共和民主，但對君主立憲並非全面排斥，只是君主立憲不能再是原來的設計，滿洲人統治下的君主立憲政體看來已經很難滿足南方革命黨人的期待，君憲主義似乎真的將要成為往事。12月20日，南北和談第二次會議在上海舉行，北方首席代表唐紹儀最先發言，他認為，在君主，還是民主問題上，確實不必再過多爭論，孰優孰劣因國情因時勢而決定。他個人雖然是代表朝廷前來談君主立憲，袁世凱臨行前的交代也強調君主立憲是談判底線，但是就他個人立場看，他在美國接受教育，知道民主共和與君主立憲之間的差別，因此個人也就比較傾向於民主共和，以為中國應該建立民主共和的政治架構。唐紹儀的談話顯然超出了袁世凱內閣和朝廷授權，似乎不是朝廷代表而是南方發言人。其實，唐紹儀這番談話也有深意在，因為自從南北開談後，最大膠著與最大困難，其實就是君主立憲第二步，即正式國會的選舉與開張。從皇室從隆裕皇太后來說，君主立憲已經不是問題，皇權的保全，皇室的尊嚴都會在君主立憲框架內得到保證，但是從皇族立場看，這批既得利益集團確實很難割捨他們祖祖輩輩所享有的政治經濟特權，他們已經因為袁世凱責任內閣的發布從皇族內閣中除名了，現在如果再將他們在議會中所能享有的特權一併勾銷，將他們這些祖祖輩輩高高在上的貴族淪為一般平民，和一般平民政治家一樣去競選去打拚去爭取選票，確實有點為難了他們。按照預備立憲過程中資政院政治架構，兩百名議員中只有一百人是各省咨議局選舉而來的，另外一百人均為欽選議員。這些欽選議員並不一定都是皇族，但是皇族在這一百人名單中享有特殊權利，不要競爭不要競選則是毫無疑問的。現在的關鍵就是怎樣處置這件事，怎樣在未來政治架構中既實現君主立憲的安排和原則，又能兼顧這些貴族的利益，假如有人想到這一點的話。

3轉向共和 可惜的是，按照君主立憲最初宣布，君主立憲了不僅消弭了滿漢之間的差異，而且消弭了貴族與平民之間的不平等，大家都是平等的國民了，競爭競選，也就一視同仁了。理論上當然可以這樣說，但畢竟理論上的平等無法遮蔽事實上的不平等。反對者沒有對這些皇族提出的一個可以接受的贖買條件，這些皇族就向朝廷施加壓力，就在君憲主義第二步也就是最關鍵的國會選舉上設置障礙。唐紹儀之所以在第二次會談中談及共和制的好處，大概應該從這個意義上去理解，他大約確實覺得皇族的做法稍嫌過分，但是沒有辦法，唐紹儀只能請求南方，對究竟是實行君主，還是實行民主的問題交給國民會議去議決。這才是唐紹儀發言的核心。南方的共和要求隨著孫中山的歸來越來越緊迫，唐紹儀也隨時將南方的要求和動向袁世凱和朝廷報告。12月27日，眼見著南京臨時政府就要成立了，唐紹儀急電袁世凱轉報朝廷，強調民軍堅持共和，請朝廷立即明降諭旨，召集臨時國會，決定國體。28日，袁世凱將唐紹儀的電報報送朝廷，建議朝廷儘快召集王公會議，請旨以決大計。對於袁世凱的這個請求，隆裕皇太后爽快答覆，很快召集王公大臣會議，明白告訴袁世凱，君主民主，我與皇帝無所容心，並不懂得，袁世凱可以此意電令唐紹儀轉告伍廷芳，召集國民大會公決國體。只是清廷的這個讓步太遲了，兩天後，革命黨人在立憲黨人支持下，在南京成立臨時政府，君主立憲至此已經毫無機會，只能等待著進入歷史。立憲黨人支持孫中山成立臨時政府也有一個附加條件，就是逼退了清廷之後就應該將政權轉移給袁世凱，因為在國內外政治勢力看，只有袁世凱有力量收拾舊河山，恢復秩序，重建和平，南京臨時政府只是充當逼退清廷的功能。所以孫中山在宣布成立新政府時，不僅放棄了先前十七年一直堅持的驅逐韃虜、恢復中華政治理念，而且明白宣布只要清帝退位，他就自動解職，推舉袁世凱為中華民國大總統。孫中山的這個宣布符合立憲黨人的方案，嚴復早些日子的觀察就得出了這樣的結論，即南方黨人寧願讓袁世凱當共和國的總統，也不願意讓清廷繼續執政，由袁世凱當內閣總理。只是這樣一來就將袁世凱逼到一個非常尷尬的地位，他原本不想充當歷史上欺負人家孤兒寡母的角色，結果還是成了曹操第二。對於孫中山的宣布，袁世凱並沒有接茬。1912年1月4日，也就是孫中山就職第四天，袁世凱徑直向南方談判代表伍廷芳發了一份電報，指責南方公然違背了南北雙方達成的諒解，單方面決定國體和政體。袁世凱指出，國體問題必須由國會或國民大會解決，這是你伍廷芳和南方都簽字承認了的，現在正當大家商量怎樣進行時，你們竟然單方面宣布成立什麼政府，這顯然違背了先前承諾。就此而言，袁世凱的指責不能說全無道理，畢竟雙方就未來政體曾經達成共識，確實曾經希望交給一個國民大會去解決。孫中山有段至理名言：世界潮流浩浩蕩蕩，順之者昌，逆之者亡。中國古代聖賢也一再告誡國人：識時務者為俊傑。從這個視角進行觀察，我們應該說袁世凱在辛亥那一年的政治表現還是值得稱道的，儘管他沒有在武昌起義之後迅即迎合共和投奔革命，儘管他在那之後兩個多月中一直站在革命的對立面，但他確實堅守了做人原則，受命於危難之中，確實想救大清王朝於既倒。然而形勢比人強。在經過兩個多月戰火、爭奪和幾輪談判後，君憲主義理想逐漸破滅，共和民主的思想漸漸深入人心，更重要的是，由於清廷畢竟是一個滿洲貴族組成的利益集團，兩百年來的罪惡到了這個時候更顯得格外突出，歷歷在目，因為清廷在最關鍵時候表現出了一個王朝本來不應該有的自私狹隘：親貴內閣就是不願向廣大漢人開放政權，鐵路國有化就是與民爭利。這兩項新的罪惡喚起了人們的歷史記憶，先前久已淡忘的揚州十日、嘉定三屠都又非常清晰地呈現在人們面前。於是在經過兩個多月的戰爭與談判後，反滿的情緒不僅沒有獲得必要舒緩，反而日趨高漲，先前並沒有多少這種種族見解的立憲黨人也逐漸轉向了民族主義和民權主義，滿洲人和皇帝成了那時中國人非去不可的兩個東西了。在這種形勢下，袁世凱一味堅守，即便真的像滿洲貴族中有人所指責的那樣，拿起大炮去猛烈轟擊南方革命黨人，但其後果也必然像袁世凱所認識的那樣，革命黨人或許能夠殺絕，但你能把那些漢人都殺死嗎？你們要我袁世凱去討伐黎元洪、程德全，我可以辦得到。但你們要我袁世凱去討伐張謇、湯壽潛、湯化龍、譚延闓等，我袁世凱實在是辦不到，因為他們代表了老百姓，老百姓是斬不盡殺不絕的。所以在勉力支撐至1912年1月中旬之後，在各地的反叛根本沒有停息反而越演越烈的時候，袁世凱實在有點支撐不下去了，他於1月16日與內閣大臣聯銜向朝廷上了一個密折，分析當前形勢，建議朝廷儘快召集皇族會議，討論究竟是否能夠接受南方民軍提出的共和方案，如果不能接受，那麼應該怎麼辦。在這份密折中，袁世凱詳細回顧了南北議和的全過程，強調現在是海軍盡叛，軍餉無著，強鄰虎視遼東，庫倫不穩，人心渙散，繼續僵持下去對誰都沒有好處。為朝廷計，為皇太后和皇上計，袁世凱態度明朗，建議接受南方民軍提出的優待皇室條件，這樣不僅能保證皇室尊嚴和體面，也為大清國曆來宣揚的愛民如子樹立一個典範，提供一個證據。在袁世凱勸說下，清廷皇族進行了評估，最後還是由隆裕皇太后拍板接受妥協，一個王朝進入歷史，袁世凱也就由君憲主義轉向共和。只是正如許多人所意識到的那樣，袁世凱的共和與孫中山等人還是不一樣，充其量只是「一個有限的共和主義者」。僅限全文轉載並完整保留作者署名，不得修改標題和內容。轉載請註明：文章轉載自「馬勇」微信公眾號：mayonghis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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