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語保衛戰：一本詞典引發的戰爭————————▲682《深度中國》中國新聞周刊2012

總第682期2012-09-06漢語保衛戰：一本詞典引發的戰爭

導語：

第六版《現代漢語詞典》因在其正文部分收錄上百英文縮寫而遭遇「違法」指控。漢語在當下確實處於某種更為複雜的「危機」之中。一個開放的國家，處於網路時代，文化相互融入是必定會發生的現實，而語言變化是最明顯的表徵。而時間，才是驗證一個詞語生命力的法官。 [詳細]

第六版《現代漢語詞典》因在其正文部分收錄上百英文縮寫而遭遇「違法」指控。發起此事的學者們認為自己在捍衛漢語的純潔，在他們看來西文字母出現在漢語詞典是對母語文明的某種背叛，甚至涉及文化安全;但在另一方眼中，選錄西文縮寫只是對當下語言現實的面對與承認，這樣的規模和形式根本不足以撼動漢語的根基，對此無需大驚小怪。

　　無論此次事件結果如何，漢語在當下確實處於某種更為複雜的「危機」之中。首先，互聯網時代的網路語言來勢洶洶，新詞令人應接不暇。其次，在中國的教育系統中，對英文的重視程度遠遠超過中文;同時，國人對於作為當代漢語根源文化的古漢語早已荒廢。再次，港台地區流行文化也帶來了對漢語文字的新的衝擊。

　　中國的漢語言文字，的確處於自一百多年前的清末民初以來的又一次大變革的浪潮之中。

　　回首前塵，清末民初以西方和日本先進文化的進入對傳統漢語言文化的開始了第一波的衝擊。1919年「五四運動」文言文改白話文的變革應屬第二波。20世紀50年代中國大陸地區推行簡體字的改革應屬第三波……幾乎每一個經濟和社會的變革，都給數千年歷史的漢語言文字留下自己的印記。

　　但這一切似乎不可避免。一個開放的國家，處於網路時代，文化相互融入是必定會發生的現實，而語言變化是最明顯的表徵。對於母語的保護可以有相關的政策傾斜，對於一本母語詞典是否可以出現外語也可制定法規。畢竟，漢語詞典的編纂是我們民族語言文化的大事，應該採取最為嚴謹的治學態度。更重要的是，在日常語境中，應該以更加包容和開放的心態去看待新語言與母語的相互影響，而非簡單的拒斥。一些已被人熟知的外文縮寫沒必要硬譯為中文，而一些新湧現的網路語言因其切中時代氣質的精準表達也會為漢語增添新的色彩，另外那些無意義、空洞的新辭藻隨著時間流逝最終自然會被淘洗。時間才是驗證一個詞語生命力的法官。

　 （《中國新聞周刊》579期封面故事）

一本詞典引發的戰爭1·學者：可以說NBA，但不能進詞典

「以前魯迅說漢字不滅中國必亡，包括以前有人說計算機宣告漢字的滅亡，那些再怎麼錯都是只個理論、口號。但是《現代漢語詞典》是實踐和行動。」中國社科院研究員李敏生對《中國新聞周刊》說，「以前的版本，也收入了西文字母詞語，但沒有引起我們足夠重視。」... [ 詳細 ]

插圖：阿東

原題：一本詞典引發的檢舉

　　一本漢語詞典收錄了數百個英文縮略詞，從而引發了多名學者關於漢語純潔及文化安全的擔憂

　　本刊記者/唐磊 文/王釔淼 （聲明：刊用《中國新聞周刊》稿件務經書面授權。）

　　三個印著「商務印書館」字樣的綠色購物袋擺在國家新聞出版總署接待室門外的地上，其中兩袋都裝著第6版《現代漢語詞典》。「他們也開始行動了。」李敏生看到三個袋子後脫口而出。

　　9月3日下午，「百餘學者舉報《現代漢語詞典》違法」的核心人物李敏生等人再次來到國家新聞出版總署，補交檢舉第6版《現代漢語詞典》的材料。保安用拖車將三個袋子拖走不到一分鐘，國家新聞出版總署、國家版權局、全國掃黃打非工作小組辦公室聯合舉報中心的3號接待員再次到接待室，聽取並接收了李敏生等人補交的檢舉材料。

中國社科院研究員李敏生。圖/CNSPHOTO

　　「最有成效就是NBA改為美職聯」

　　2012年6月，有記者參加第6版《現代漢語詞典》座談會後給傅振國打電話說，《現代漢語詞典》又把美職籃改為NBA了，問傅有何看法。傅振國回答說，挺好的，為大家提供便利。

　　傅振國退休前是《人民日報》高級記者。2009年，愛好攝影的傅振國買了一本攝影雜誌，他發現裡面的文章夾雜著大量的直接用英文標寫的人名、地名。「我想會不會過幾十年，漢語成了漢英混雜的語言。」傅振國對《中國新聞周刊》說，「後來我很喜歡的一本雜誌很多文章中外國公司等也沒有翻譯，這又加深對我的刺激。如果這種現象不加以制止，過幾十年後英漢混雜的程度會越來越嚴重。」

　　從2009年起，傅振國開始不斷寫文章呼籲「保衛漢語」。傅振國將文章寄到教育部等單位，「教育部部長親自給我打電話說，傅振國同志，你的信我看了，非常感動，我把你的信轉給國家語委了。」傅振國對《中國新聞周刊》說，「國家語言文字委員會當年也找我談過話，他們表態要解決這些問題，但之後又沒有音訊了。」

　　2010年2月28日，兩會前夕，傅振國給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李建國寫信，反映漢英混雜的問題。李建國令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制工作委員會就此事開座談會，但會上並沒有形成統一的意見。

　　一周後，傅振國又給幾位國家領導寫信，3天後，就出乎意料得到批示。2010年4月開始，中央電視台在涉及NBA、CBA、F1等運動的各檔節目中都改變了稱謂，用美職籃、中職籃、一級方程式等中文代替。「最有成效就是央視5套把NBA改為美職籃。但除了這個之外就沒有任何有成效的回應了。」傅振國對《中國新聞周刊》回憶。

　　很快，第6版《現代漢語詞典》出版發行的各種新聞在2012年7月陸續見諸媒體。

　　「有一天，我在央視新聞等節目中看到商務印書館總經理於殿利的發言說，過去媒體有的寫NBA，有的寫美職籃，完全不統一，現在有了字典(第6版《現代漢語詞典》)，是一個規範，以後可以叫NBA，不要拗口說美職籃。」北京社科院研究員王文元最近十多年的主要研究都集中在漢字，他對《中國新聞周刊》說，「於殿利為什麼會覺得說中國話(美職籃)拗口。我深深受到了刺激。」

　　7月17日，第6版《現代漢語詞典》修訂主持人之一的中國社科院語言研究所詞典編輯室主任譚景春曾對《中國之聲》表示，美國職業籃球聯賽，收錄的是英文簡稱NBA，而不是中文簡稱美職籃，是因為「NBA它比較通行，美職籃聽著也彆扭，所以(NBA)就收進來了，這個有爭議是沒問題的，但是還是得尊重語言實際，尊重規律尊重事實」。 11次會議研究檢舉

　　王文元讓妻子到西單圖書大廈買了一本第6版《現代漢語詞典》，「一看不得了了，我怒不可遏。詞典修訂團隊里的很多成員，我們很熟，我本來想打電話質問，但覺得吵起來就不好了。」王文元對《中國新聞周刊》說。

　　在第6版《現代漢語詞典》第1750頁到1755頁中，收錄了如BBS、AV、FAX、GDP、IMAX、UFO等239個西文字母開頭的詞語。在該詞典的《總目》中標明，詞典正文是從第1頁到第1755頁。這些詞被放在詞典正文中，而不是放在1757頁開始、並用粉色紙張印刷區分的附錄中。在王文元、傅振國等人看來，這是無法接受的。

　　「這些西文字母開頭的詞語沒跟其他漢字放在一起，是因為找不到邏輯關係，而放在正文最後。」北京社科院研究員王文元對《中國新聞周刊》說，「文化有安全的問題，再國際化，也不能把自己的文字搞亂。」

　　王文元查閱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通用語言文字法》後，覺得第6版《現代漢語詞典》有違法嫌疑。他開始和身邊志在研究漢字的朋友聯繫，希望將此情況向上級部門反映。研究漢字幾十年的中國社科院研究員李敏生很快響應，並成為後來「百餘學者舉報《現代漢語詞典》違法」的領軍人物。

　　在李敏生研究漢字的朋友中，有一名來自湖南的退休中學英語老師羅業健。75歲的羅業健經常去國家語言文字委員會，反映自己發現的不規範使用漢語的情況，工作人員向他介紹了傅振國。李敏生、王文元等人第一次商討對策時，羅業健請傅振國一同前往，這些人成為「百餘學者舉報《現代漢語詞典》違法」十餘人核心團隊的成員，負責組織開會、送檢舉信等工作。

　　一個月內，大家開了11次會議，多則二三十人參加，少則十幾個人。會議主要學習研究國家相關法規、通知，並研究了法國、俄羅斯、印尼、尼泊爾等11個國家對保護本國語言文字的相關規定。

　　「以前魯迅說漢字不滅中國必亡，包括以前有人說計算機宣告漢字的滅亡，那些再怎麼錯都是只個理論、口號。但是《現代漢語詞典》是實踐和行動。」中國社科院研究員李敏生對《中國新聞周刊》說，「以前的版本，也收入了西文字母詞語，但沒有引起我們足夠重視。」

　　會議商定，聯名向國家新聞出版總署並國家語言文字工作委員會舉報，商務印書館出版的第6版《現代漢語詞典》正文收錄239個西文字母開頭的詞語違犯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通用語言文字法》、國務院《出版管理條例》(國務院第594號令)、新聞出版總署《關於進一步規範出版物文字使用的通知》等法規。 聯名檢舉

　　8月27日，200餘人參加的第12次會議在中國社科院召開。「只要是熱愛漢字，保護漢字的人都可以參加。」羅業健告訴《中國新聞周刊》。參加這次大會的多是響應李敏生等人號召的專家學者，也有聽說此事特意趕來的。李敏生說，只要發出邀請，沒有拒絕來參加的。

　　會上，很多人還提出了關於漢語保護的其他意見，最終決定此次檢舉信只針對第6版《現代漢語詞典》。按會議要求，每個人簽名檢舉信時要包括簽名、聯繫方式、工作單位等信息。但收上來的簽名檢舉信很多不符合規範，最終只選擇其中120個信息齊全的採用。

　　8月28日，李敏生、王文元、羅業健送檢舉信到國家新聞出版總署;傅振國、宇文永權、陳淑紅送檢舉信到國家語言文字委員會。

　　「國家語言文字委員會綜合處副處長接待我們，我不想搞得太嚴肅，就說『第6版漢語詞典出來了，裡面收錄了一些字母詞，有一批老的學者對這事有些意見，派我們幾個代表送給你們』。副處長說馬上跟領導反映。」傅振國對《中國新聞周刊》說，「我真的沒想到這次會以這麼嚴肅的形式(送檢舉信)，我之前是建議的是成立一個高效的翻譯委員會，一有外來語就馬上翻譯成中文，供給大家使用。國家制定一個規範，比如『X光』要保留，國家要規定保留，就可以保留字母詞。這些老學者啊，對於漢字是非常的執著，像對待自己的生命一樣，這可是非常可貴。」

　　經媒體報道，「百餘學者舉報《現代漢語詞典》違法」引起熱議。商務印書館總編室主任劉祚臣對媒體表示，國務院辦公廳的秘書局2010年出台一個文件，其中規定，對於國家權威機構，編寫的漢語詞典中收錄的字母詞，已有對應漢語譯名的，可以使用漢語譯名，沒有對應的則完全可以收錄。

　　第6版修訂主持人、中國社科院學部委員江藍生對人民網表示：「《現代漢語詞典》在附編加上西文字母開頭的字母詞根本不違法。李敏生等同志的舉報概念混亂、邏輯混亂，對國家的法律條文斷章取義，這不是一個學者所應取的態度。」

　　出於回應，李敏生等人寫了第二封檢舉信，於9月3日下午送到國家新聞出版總署和國家語言文字委員會。

　　王文元曾想過到法院起訴商務印書館，他到東城區中級人民法院諮詢，接待員說不受理。「接待員贊同我的觀點，但他告訴我，這種情況是先告知主管部門，如果主管部門不管，就先告主管部門。」王文元對《中國新聞周刊》說，「江藍生說，在不必要時盡量少使用西文字母開頭詞，我覺得是客觀的。隨著國際化深入，勢必有更多的英語縮略詞等進入，這點我完全承認。我們不反對國際化和吸收西方語言有價值的辭彙特別是科技辭彙。我們說 NBA是可以的，但不能入詞典。」 2·爭議背後：對漢語現狀的狀慮

「我磕foot了。」「是左foot還是右foot?」「左foot。」這是一位媒體編輯親耳聽到的親戚與他5歲孩子的現實對話。編輯因此而擔憂，「詞典收錄幾個字母詞就大驚小怪，那我們生活中真實發生的這些現實例子，是不是對漢語造成了更大的威脅?」... [ 詳細 ]

　　

圖說/GETTY

原題：「保衛」漢語?

　　擔心字母辭彙威脅了漢語純潔性的背後，更迫切的，是怎樣在既定規範與現實使用的張力中，以一種開放的心態，使漢語保持獨立而健康的發展

　　本刊記者/楊正蓮 文/張郡 （聲明：刊用《中國新聞周刊》稿件務經書面授權。）

　　曾被認為是第一部確定現代漢語辭彙規範的《現代漢語詞典》(下稱「現漢」)，在歷時5年的最新修訂之後，卻被舉報為「違法」。舉報者言辭激烈，稱其「從語言文字的規範和標準這一根本搞亂漢語漢字」「這是漢字拉丁化百年以來對漢字的最嚴重的破壞，這是一場歷史空前的漢字大動亂」「這是一場自毀長城的文化內亂，是中國文化空前的大災難」「中華漢字文化到了最危險的時候」，等等。

　　引火上身的，是商務印書館今年出版的第6版「現漢」收錄了「NBA」等239個英文字母開頭的詞語。這讓中國辭書學會會長、「現漢」第6版修訂主持人之一江藍生哭笑不得，她對於這樣的指控很不理解：「一部詞典收錄了239條字母詞就威脅到我們的漢字文化，就讓我們到了最危險的時候，那我們的漢字文化也太脆弱了。」

　　不過，所有人都清楚，爭端背後是對漢語現狀的擔憂。「別看他們表面上觀點非常對立，實際上是出於同一種焦慮，對漢語現狀的焦慮，只是焦慮的方向不一樣。」《外語研究》主編楊曉榮雖然在南京工作，但她對這場發端於北京的爭論非常關注，她認為：「收新詞的人，怕跟不上現代漢語的變化;而另一種擔心則相反，怕雜七雜八的東西多了，會污染漢語。」

　　外來語真的會污染漢語嗎?在眼下這個文化交流和碰撞頻繁的時代，語言作為一種溝通交流工具，又該如何適應時代，在「求變」與「規範」的張力中，保持獨立而健康的發展? 字母詞「入侵」

　　江藍生怎麼也想不到，從1978年正式出版至今已有34個年頭的「現漢」，居然在她手上落下個「違法」的名聲。

　　8月27日，100多名專家、學者舉行了一場「保衛漢語學術研討會」，會上通過了一份檢舉信，並由與會者分別簽名。這份檢舉信認為，《現漢》第6版收錄了239條英語縮略語在內容上違反了法律和法規。次日上午，由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研究員李敏生和人民日報高級記者傅振國帶頭，分別將檢舉信送到新聞出版總署和國家語言文字委員會。

　　在舉報方看來，這個問題是涉及到我國文字安全、文化安全和中華民族文字尊嚴的問題。他們擔心，現在把239個英文詞放在漢語詞典正文里，有朝一日也會把法文詞、德文詞、日文詞收入漢語詞典，漢語詞典將成為「一語雙文」「一語三文」甚至「一語四文」，長此以往，漢語漢字的尊嚴在哪裡?我國民族語言文字的安全性在哪裡?還能不能屹立於世界文化之林?

　　此言一出，輿論嘩然。「違不違法，我覺得還沒到那種程度，沒到那個層面上。」9月3日上午，復旦大學外國語言文學學院副院長高永偉在電話中對《中國新聞周刊》表示。高永偉的研究方向是現代英語、雙語辭書編纂、詞典編纂史，曾經參加過《英漢大詞典》《朗文袖珍成語詞典》《牛津高階英漢雙解詞典》(第6版)《英漢漢英袖珍詞典》、《當代英語新詞語詞典》等多部詞典的編撰工作。「你去翻詞典，『現漢』第5版就有字母詞了，為什麼那個時候沒有指出來?」

　　事實上，從1978年第1版開始，「現漢」已經收錄有字母詞，其中有國產的「阿Q」，外來詞「三K黨」等，維生素的名稱最初是維生素甲、乙……但天干地支不夠用，最後還是稱為維生素A、B……K等，不過，純粹以西文字母開頭的單詞由於無法排序，還是沒有開禁，「X光」雖然早在1903年就進了當時的詞典《新爾雅》，在這一版「現漢」里還是被寫作「愛克斯光」。

　　1978年這一版「現漢」最終收錄的夾帶字母於中尾部的詞語有11條詞;1996年第3版中，已正式有「西文字母開頭的詞語」這一名目，收詞數目為39條，只不過，當時算作詞典附錄;但2001年商務印出館出版的《新華詞典》中，已經將所收錄的西文字母開頭的詞語算作正文的一部分，在末尾單列，共有87條;早兩年前出版的《辭海》，也以同樣的方式收錄了126個字母開頭的詞語。

　　從數量上看，是11到239，而且收錄了以字母開頭的詞語;從地位上看，是從附錄轉為正文末尾，似乎會有字母詞正在「入侵」中國漢語系統的感覺，但在高永偉看來，字母詞的大量使用，只是體現了語言使用的從簡趨勢，尤其是在網路化、數碼化的現代社會，許多英文縮略詞，翻譯成漢語很長，又不易理解，與此同時，還有許多是漢語自行發展出的首字母縮寫詞語，比如GB(國家標準)，RMB(人民幣)等。

　　「很多我們是作為附錄處理的，表明這是一個過渡，有些辭彙可能就是語言的過客，流行一段時間後可能就會消失。」高永偉認為，這類詞出現在漢語中，看起來顯得不倫不類，「但從辭彙量來講，它豐富了我們的語言，填補了我們的需要。」

　　高永偉的這種觀點與中國著名語言學家呂叔湘的看法不謀而和。呂先生提倡，在對待新生語的入境或產生時，應抱著「寧濫勿缺」的態度。語言是很民主的東西

　　得知百名專家聯名舉報「現漢」違法時，復旦大學中文系漢語言文字學教授張豫峰正在雲南參加中國語言學會，但在這個上百名業內學者頭腦風暴的專業盛會上，並沒有人提及此事，張豫峰本人也覺得舉報「有點大驚小怪」。

　　「在任何語言的歷史發展中，外來詞都佔了很大比例。」9月3日晚，剛剛從雲南回到上海的張豫峰在電話中接受《中國新聞周刊》採訪時表示，語言，要承認客觀事實，詞典就應該科學地對待這些高頻使用的外來詞。「辭彙是不同文化碰撞和語言碰撞中最活躍的因素，兩種辭彙一交叉，就會產生大量借詞。」她說，這用不著大驚小怪。

　　英語曾和拉丁語、希臘語、法語、凱爾特語、西班牙語等發生過接觸和碰撞，現代英語中的外來詞占詞語總量的50%以上;日語更是「拿來主義」的典範，大量辭彙來自中文，還有一些源於英語，一個普通日本人的語彙中至少有3%是外來詞。

　　漢語也無法獨善其身。從先秦開始，匈奴語、突厥語、鮮卑語、蒙古語、阿拉伯語等周邊地區的語言，就不斷地與漢語發生交叉和感染;東漢到五代時期大規模的佛經翻譯工作，更將中亞的各種語言帶入漢語;鴉片戰爭後，歐美各國的科學文化陸續進入中國，也帶來了大量以英語為主的現代印歐辭彙，隨著眾多尋求救國之道的中國知識分子東渡日本，大量日語辭彙也開始進入漢語。

　　因此，許多今天習以為常的詞語，並非是中國土著出身。比如，葡萄、胭脂、琵琶、獅子、豆蔻、菩薩、塔……

　　比較有趣的是「胡」。這個字本為匈奴人的自稱，進入漢語後用來泛指北方和西方的非中原民族，如匈奴、波斯等，後來成為非常活躍的構詞語素。比如，對於來自這些地區的物產，多用「胡」組詞，胡蘿蔔、胡琴、胡桃、胡蜂、胡椒等都是如此;匈奴民風彪悍，漢初不斷南下襲擾中原，老百姓對匈奴既怕又恨，還帶著一絲鄙夷，於是又引申出「蠻不講理、隨性而來」的修飾義，產生了一大批帶有這種感情傾向的詞語，如：胡鬧、胡來、胡說八道、胡攪蠻纏、胡作非為、胡言亂語，等等。

　　只不過，舊時的外來詞進入漢語時，大多經過了「漢化」過程，有意無意地按漢族心理和習慣改造，使之成為符合漢語習慣的詞，北師大教授朱瑞平形容這是「用水磨功改造」，因此，「國人幾乎不覺其『外』」。

　　香港理工大學中文及雙語學系主任石定栩則認為，語言是很民主的東西，人民覺得什麼好，就會用什麼，不會以任何專家學者的意志為轉移，「但完全可以用中文表達的東西，一定要寫成英文，那也沒意思。」石定栩對《中國新聞周刊》表示，英語已成為必不可少的工具，但不能因此認為，漢語已經喪失在中國的優勢地位，中國的小學和幼兒園教育還是以漢語為主。

　　不過，北師大教授朱瑞平提醒，漢英夾雜日益盛行，確實在某種程度上給一些人的理解和運用設置障礙，「語言文字是具有系統性的，要便於使用，GDP、MPI，多少中國人懂?翻譯成漢語後多少人不懂?在使用過程中，要全面考慮。直接說NBA，還是有些人不知道，我們的視點不能只是城市裡一些時髦人，或只面向一些受過高等教育的人，中國更多的人不是這些精英階層。」

　　《外語研究》主編楊曉榮從一開始就很關注「現漢」是否違法之爭，從提倡語言規範的角度來講，她非常認可這種努力，這是保持民族語言有力量有尊嚴主流化的一種表現，但她絲毫不擔心，漢語會因此被污染。

　　「要相信漢語本身有能力自我凈化，」她說，「生動流變的語言本身就有一種通過使用來選擇和淘汰的能力，新詞進入必然會經過這個檢驗過程，既定規範和現實使用之間存在張力，才說明語言是活的，而且活得清醒。」 漢語不樂觀

　　當然，舉報方坦言，他們所關注的問題，並非是簡單的收錄西文開頭單詞一事。

　　8月29日上午做客人民網時，舉報方代表、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研究員李敏生表示：「我們根本目的是繼承弘揚中華民族的優秀傳統文化，保衛我們中華文化的根本——漢語漢字。」

　　字母詞被收錄詞典的背後，是外來詞大量滲透到人們生活的方方面面，並且，隨著新技術、新事物、新概念不斷產生和引進，這種現象越來越普遍，並覆蓋了科技、通信、經濟、教育、醫療、娛樂等各個領域，其中很多正在或者己經成為常用詞語，如GDP、CT、KTV、ATM機等。

　　讓舉報方有些反感的，大概是這些詞語在經過音譯或意譯進入正式有漢語系統的消化之前，就被「生吞活剝」地用上了。

　　「直接使用字母詞有很多原因，主要是英語在全球影響力最大，通過英美國家的科技實力、文化影響來傳播的詞語特別多，有權威性、優越性的東西自然會被快速傳播。」高永偉認為，必須要看到，在各種語言接觸日益頻繁的狀況下，漢語尚未取得輸出國的地位，「原因很多，歷史原因，國力原因，語言的局限性等等。」

　　同時，在急劇變革的社會轉型期，大量湧入的新詞迎合了人們求新、求變的心理，語言使用者在表達過程中也喜歡追求一種新鮮的語言力量，「語不驚人死不休」。《外語研究》主編楊曉榮將這種現象歸結為年輕人的亞文化心理，「為了表現一種區別於主流的語言色彩」。

　　另一股推動力，或許來自政府。

　　1984年，英語以第三大主科地位進駐高考，開啟了英語的學校教育之路;1986年，職稱評定也與外語水平聯繫起來，科教文衛各行各業的專業技術人員參與評定職稱必須通過外語水平測定，於是，1980年代末、1990年代初，中國興起了建國後的第一次英語學習熱潮。這股熱潮始終沒有退去，如今已發展到學習英語從小學開始，從幼兒園開始，甚至從胎教開始。

　　「我磕foot了。」

　　「是左foot還是右foot?」

　　「左foot。」

　　這是一位媒體編輯親耳聽到的親戚與他5歲孩子的現實對話。這位家長要求孩子，在可以用英語表達的時候，不能使用漢語，希望以此鍛煉孩子的英語水平。這位媒體編輯因此而擔憂，「詞典收錄幾個字母詞就大驚小怪，那我們生活中真實發生的這些現實例子，是不是對漢語造成了更大的威脅?」

　　復旦大學外國語言文學學院副院長高永偉也認為，相比於對詞典收錄字母詞的苛責，國內對英語教育的重視程度確實有些過火，香港理工大學中文及雙語學系主任石定栩也表示應該重視這種現象，因為「結果很可能是什麼語言都不會，英語和漢語都學不好」。

　　對漢語水平的擔憂並非空穴來風。2009年，中國人民大學文學院副院長賀陽組織學生對清華大學、中國人民大學、北京外國語大學和中央戲劇學院319名學生進行了一項大學生漢語文學應用能力測試，結果顯示，在語言文字能力上，30%的學生不及格，68%的學生得分在70分以下，其中有超過六成的受訪者坦言，自己「詞語儲備不夠，經常感覺詞窮」，將近三成在「詞語的使用、搭配」中感覺困難等。

　　對於漢語應用能力的危機，超過一半的受調查者將其歸因於「很多人重視外語學習，輕視漢語學習」，另有超過四成的人認為，「現在人喜歡解構漢語，稀奇古怪的詞語層出不窮」。

　　同年11月25日起，傅振國在人民網博客上發表「保衛漢語」系列博文，這些文章引發熱議，並受到教育部部長袁貴仁、國家語委、教育部語言司領導的重視與肯定。三年後，傅也成為此次舉報「現漢」違法的帶頭人之一。

　　香港理工大學中文及雙語學系教授蔣嚴認為，無論從何種角度說，如此多專家關心語言問題是好事。「不管他們是不是做這方面工作，不管他們提的意見從專業人士的角度來說是不是合理，總之大家都在關心這個事情。」他對《中國新聞周刊》強調，「這是文化層面的問題，應該多方討論，討論越多，越說明：語文很重要。」 3·《現代漢語詞典》56年：文革時險些被銷毀

即便「洋蔥」一詞，原釋義「一種可供食用的植物」，因被斥為「客觀主義」，也要加上「它具有葉焦根爛心不死的特點」，以警示讀者「那些走資派正如洋蔥一樣『人還在，心不死』，回潮復辟，勢在必然」... [ 詳細 ]

　　

5次參與《現代漢語詞典》修訂的專家韓敬體。攝影/本刊記者 甄宏戈

聖人的苦役：《現代漢語詞典》56年

　　作為中國第一部規範性現代漢語詞典，也是近30多年來現代各類漢語詞典的母典，「現漢」自1978年第一版以來，已印刷440餘次，發行5000餘萬冊，然而，「現漢」的整個編撰歷程，事實上幾乎貫穿了共和國成立以來的所有歷史。這個歷程，始終命運多舛，還曾被迫中止，即便已經收錄的詞條、義項，也隨著時代的發展，主動或被迫進行著不斷的更改

　　本刊特約撰稿/郭凌鶴 （聲明：刊用《中國新聞周刊》稿件務經書面授權。）

　　地上的紙箱里堆著過期的雜誌和報紙，摺疊椅和木凳依然是上世紀90年代的樸素式樣，中國幾乎人手一本的《現代漢語詞典》，就誕生在這裡——北京建國門內大街中國社會科學院語言研究所詞典編輯室辦公室。

　　韓敬體掏出鑰匙，打開古舊的鐵皮檔案櫃，顫巍巍地捧出幾本青灰色封皮、微黃色內頁《現代漢語詞典》：「這些詞典都是按照時間順序排列好的，別弄亂了。」鮮紅封皮的第六版「現漢」被小心翼翼地排在最後一位。72歲的他曾是詞典編輯室的主任，亦是唯一見證《現漢》五次修訂的元老級人物。

　　作為中國第一部規範性現代漢語詞典，也是近30多年來現代各類漢語詞典的母典，「現漢」自1978年第一版問世以來，已印刷440餘次，發行5000餘萬冊，然而，「現漢」的整個編撰歷程，事實上幾乎貫穿了共和國成立以來的所有歷史。這個歷程，始終命運多舛，還曾被迫中止，即便已經收錄的詞條、義項，也隨著時代的發展，主動或被迫進行著不斷的更改。

　　「出版家陳原先生曾經說過，編詞典的工作不是人乾的，它是聖人乾的。」韓敬體說，「所以，我們乾的就是『聖人的苦役』。」

葉聖陶（中）與語言學家呂叔湘（左）、張志公（右）在一起討論。

　　人工整理100萬張卡片資料

　　韓敬體第一次接觸到《現代漢語詞典》是1963年在北京大學中文系讀書時，這本詞典外面看不到，只有在學校文史樓的圖書館裡才有，因為那只是1960年出版的以徵求意見為目的的試印本。

　　編纂《現代漢語詞典》的提議是在1955年現代漢語規範問題學術會議上，由時任語言所所長羅常培和副所長呂叔湘共同提出的，提議很快立項，任務責無旁貸地落在語言所身上。

　　這是一樁緊迫而繁重的任務，可謂「爭分奪秒」。1956年7月，詞典編輯室正式成立，彙集了新華辭書社、中國大辭典編纂處和語言所三股編輯力量，呂叔湘任詞典編輯室主任和《現代漢語詞典》主編。

　　有了人，「料」卻不夠。當時，語言所雖然有1949年時接收的幾百萬張卡片資料，卻都是古漢語資料，現代漢語資料只有新華辭書社收集的30多萬張卡片，對於編寫一部中型現代漢語詞典來說，顯然是杯水車薪。

　　於是，安排一個組員擬定編寫規則後，其餘人員全部投入到收集資料的工作中。當時的資料收集是純手工活，主要的依據是《毛澤東選集》《人民日報》《北京日報》等白話出版物，以及《中國人民文學叢書》，工作人員首先把《毛澤東選集》中把所有的詞都收下來，連「我」「也」這樣的通用字亦不放過，詳細地抄到卡片上後，再根據使用頻率等因素整理出70多萬張卡片，加上原有的30多萬張卡片，累計出100多萬張卡片資料。

　　這項工作費時一年半，直到1958年6月，編寫工作才正式開始。為了儘快完成，所有編寫人員日以繼夜，各編輯室夜夜燈火通明，有的人乾脆住進了辦公室。

　　呂叔湘的弟子、第6版《現代漢語詞典》的修訂主持人江藍生曾轉錄過呂叔湘1958年12月10日的日記：「看一個『成』字(指這個字頭的所有條目)，平均一小時20條，不可算慢，但是這樣也只能一天200條，還是趕不上，奈何!!」

　　呂叔湘要求所有詞條都要根據時代含義重新編寫。曾有一位資深編輯在編寫某個詞條時，沒有逐條分析300多張語料卡片，而是直接參照現成的字典編出釋義，被呂叔湘一眼發現，嚴詞批評直至痛哭流涕。

　　為了交流便利，呂叔湘把辦公室設在眾編輯室中間。編寫工作枯燥瑣碎，戴著黑框眼鏡、瘦削如竹片的呂叔湘便常給編輯們講笑話打氣，每天上午十點和下午四點，編輯們一起做團體操，互相鼓勵。

　　經過反覆審閱和修改，1960年，由商務印書館和京華印書局印製的試印本被送至教育部推薦的149所大中學校徵求意見，這正是韓敬體在北大圖書室讀到的第一本「現漢」。試印本雖字型大小略小、紙張粗糙，但已讓韓敬體這樣的年輕人感到欣喜。

　　1961年，呂叔湘調離詞典室，丁聲樹接任，繼續加工「現漢」定稿。此時，各方意見已經返回，需甄別審讀。在寒如冰窟的端王府辦公室里，大家穿著棉衣、棉褲，戴著圍巾、帽子，「全副武裝」地看稿，最後把關的丁聲樹成了最累的人，除了看稿，他偶爾還得親自撰寫樣稿，幾乎從未休息過。時任語言所總支書記、「現漢」審訂委員之一的石明遠先生常常在星期天路遇丁聲樹趕往辦公室，勸他休息，丁聲樹總是敷衍說：「我就是來寫封信。」

上世紀60年代，語言學家丁聲樹在修訂《現代漢語詞典》時翻閱資料卡片。圖/新華

　　「詞典修訂誰說了算」

　　出生於河南商丘柘城縣的韓敬體曾是縣裡小有名氣的「文學青年」，高一時就在《柘城報》上發表過連載日記體的文章，不料遭到批判，被扣上「用魯迅《狂人日記》的筆法猖狂進攻」的帽子，有關老師和編輯還被打成「右派」。

　　韓敬體因此意識到，「文學創作有一定政治危險性」，從此隱藏鋒芒，1959年8月收到北京大學中文系錄取通知書後，他決定，不再涉足文學創作，專註語言學研究。他深受語言學家王力的重視和影響，並擔任王力《古代漢語》《中國語言學史》《清代古音學》幾門課程的課代表，在音韻、訓詁等領域都有了一定的基礎。

　　韓敬體沒想到，從事語言學工作，一樣有「政治危險性」。

　　1964年7月，韓敬體大學畢業後被分配到了語言所，「四清」運動已在全部展開，三個月後，語言所的工作人員被先後派放到山東海陽縣、江西豐城搞「四清」。一年多後，「文革」開始，「現漢」的編撰工作長久地被擱置下來。

　　1970年，韓敬體和一些知識分子被下放到河南息縣，呂叔湘當了食堂會計。丁聲樹和錢鍾書一起燒鍋爐，添煤是個技術活兒，丁聲樹起初連一鍋水也燒不開，常被大家戲稱「丁不開」，慢慢學習後，燒水常開，大家便改稱「丁老開」。

　　韓敬體當紅衛兵時曾跟風批判過丁聲樹，在息縣，他剛好與丁聲樹是大通鋪上的「鄰居」。丁聲樹從未對這個批鬥過他的年輕人有絲毫怨念。他隨身攜帶多種書籍，常在睡前和韓敬體探討學術問題。與丁聲樹打過交道後，韓敬體對丁聲樹的認識加深了：「丁先生非常博學，對於基礎研究非常重視。」韓敬體回憶，丁聲樹對「二十四史」、《說文解字》《康熙字典》等信手拈來，令人驚嘆。

　　1972年，國務院指示《現代漢語詞典》重啟修訂工作，下放「五七幹校」的編輯人員得以回到北京，在一間臨時辦公室冒著酷暑開始了「赤膊大戰」。一年之後，1973年5月，商務印書館利用「試用本」的原有紙型印了三萬冊16開本的《現代漢語詞典》，內部發行。同年9月，又內部發行了縮印的32開本，但有許多讀者知悉後要求購買，將「現漢」正式出版發行的呼聲越來越高。

　　可惜，「現漢」的正式出版歷程並未就此開啟。1974年，姚文元抓住一篇批判「現漢」的文章下了一道批示：「此件反映的情況很突出「，指名要遲群「閱後轉科教組」，由此引發了對《現代漢語詞典》的圍剿。

　　矛頭對準的是「封資修辭彙」，聲稱要把它們「趕出詞典」。如「王道」一詞，被認為是對日本帝國主義「王道樂土」的鼓吹，用孔孟之道給鬼子的侵略行徑張目;「沙發」則是資產階級產物，「聖人」「克己復禮」等更是「尊儒反法、吹捧孔老二」，「反動透頂」。

　　詞典編纂者們噤若寒蟬、反覆自我檢討，提出「要把無產階級專政落實到每一個詞條」。但這談何容易，即便「洋蔥」一詞，原釋義「一種可供食用的植物」，因被斥為「客觀主義」，也要加上「它具有葉焦根爛心不死的特點」，以警示讀者「那些走資派正如洋蔥一樣『人還在，心不死』，回潮復辟，勢在必然」，等等。

　　姚文元批示對這批「大毒草現漢」封存、銷毀，同時對有關人員進行批判。

　　公然抗命顯然不可能，自稱為「商務印書館行走」的出版人陳原想出了一個奇妙的回應：「現在找銷毀的廠子也不容易，要排隊的。就先擱著吧。」於是，這批已經印好的《現代漢語詞典》就被悄悄地封存在商務印書館北京西郊庫房裡。

　　「後來想想，陳原的處理辦法真是太有智慧了。」韓敬體感嘆說。人們常說編輯是圖書的「助產士」，而商務印書館不僅「助產」，還為「現漢」保了胎。

　　1975年，國家出版局和教育部召開座談會，責成語言所繼續修訂「現漢」，並成立「三結合修訂組」，煤礦礦工、工廠工人和軍人都參與到詞典修訂工作中，以便形成「開門編詞典」的局面。

　　此時，韓敬體已任語文組組長，在編撰修訂工作中不得不面對許多啼笑皆非的討論。譬如，一位工人師傅堅持「狗」必須加一個義項「特務」，理由是《紅燈記》里有句台詞「門外有狗」;另一位工人師傅則認為「助教」並不是高校才有，他以親身經歷為證——小學時，女老師生孩子，他幫忙代課，也是「助教」。

　　詞典室領導小組名義上由丁聲樹任審訂組(當時叫看稿組)一把手，但工人師傅提出「工農兵要佔領上層建築」「詞典修訂誰說了算」的問題，面對種種紛爭，丁聲樹不得不「打太極」，有意地把定稿工作進度拖得極為緩慢，直至「文革」後的1977年年底，修訂工作才全部結束。

　　一個有些反諷的結果是：參加「三結合」的礦工師傅們，由於無法說清文革時在北京到底幹了什麼，回到陝西後，有的竟然遭到原煤礦的批判。 「很多辭彙自己就能把關了」

　　30多年後，韓敬體攤開一本淺黃色封皮的《現代漢語詞典》，戴上老花鏡，翻到讀音「bo」的一頁，指著「博愛」一詞，向《中國新聞周刊》一字一句地念道：「博愛，對人類普遍的愛，是剝削階級用來掩蓋矛盾、麻痹被剝削階級的鬥爭意志的口號。」

　　這是1978年版「現漢」，亦是正式「現漢」的第一版。

　　「文革」雖已結束，但「以階級鬥爭為綱」的思維模式仍然散落在詞典各處，比如，「自由」一詞的解釋是：「在法律規定的範圍內，隨自己意志活動不受限制的權利。在階級社會裡，被剝削階級不可能有真正的自由」;而「大躍進」則被定義為：「1958年在毛主席親自製定的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的光輝照耀下，我國在工業、農業等各方面出現的飛躍發展。」

　　編輯們極力消除過去時代的痕迹，但克服慣性思維並非易事，1978年調入語言所工作的晁繼周清楚地記得，1980年至1983年間修訂第2版時，大家一致同意，將「走資派」這個詞從詞典中刪除，但在討論「人民公社」時卻發生了爭議，一方意見認為農村正在進行農村體制改革，包產到戶的形式已經出現，「人民公社」理應刪除。另一方則認為人民公社客觀上還存在，該辭彙有存在的必要，最終還是選擇了保守處理，直到1996年才正式刪除。

　　社會生活逐步進入正軌，但作為中國日常用詞標準的「現漢」的編撰和修訂工作卻沒有一帆風順。1999年，第4版修訂時，一本《規範還是誤導，修訂還是修正——〈現代漢語詞典〉修訂本問題展列與評論》的內部資料正在流傳，日後還公開發表，文中抨擊第3版「現漢」推行「中性」，「走上邪路」「虛無主義」「資產階級思想」……比如：「修訂本第590頁塞進了使人見而切齒的『極權』條目，釋義及示例更是令人怒不可遏。」

　　作為第3、4、5版的修訂主持人之一，韓敬體也和同事們寫了不少反駁文章，筆墨官司一直打到當時的「三講」辦公室，但「現漢」並未受到任何來自官方的批評。

　　情況就是這樣在漸漸改變。2005年，「現漢」第5版面世，突破了以往以深綠、藍黑等冷色調為主的封面設計風格，使用了大膽搶眼的紅色，似乎也預示著打破以往的禁錮。「按揭」「打的」「酷」等有新時代特色的名詞，以及「和諧社會」「以人為本」「科學發展觀」等反映國家發展指導思想的詞語，都被收錄。

　　「社會環境是越來越寬鬆了。以前總想著要『有關部門』審定，現在編者有了更高的自由度，很多辭彙自己就可以『把關』了。」韓敬體說。退休之後，他被語言所返聘為專家，由於年事已高，不再主持，只是參與修訂。

　　第6版《現代漢語詞典》的修訂看起來比以前幾次都要「寬鬆」，卻並不「輕鬆」。既然可以自己把關，以什麼樣的原則把關就顯得尤為重要。認為「剩男」「剩女」中「包含歧視意義」，編著者把它們關在了「現漢」大門外，而「同志」作為「同性戀者」代稱的義項，也因為「內涵和價值取向有問題」沒有收錄。

　　電腦軟體「語料庫」已經得到了系統而全面的使用，電腦24小時監控網路，智能地根據詞頻來挑選，需要人工製作一百萬張卡片的時代，一去不復返了。

　　但人力仍然是必需的。「語料庫選取的內容往往不夠穩定，不能取得均衡意義上的目標辭彙」，作為第6版「現漢」修訂主持人，中國辭書學會會長江藍生曾解釋說，修訂人員需要在新聞、書籍中尋找用義和規律，不斷討論、徵集意見。

　　韓敬體和眾多老學者依然保持著「老式」的習慣，每天看電視、書報，記下發現的新詞和思考。「比如『空穴來風』『差強人意』這些成語，在現代已經有了新的演繹，是尊重他們的流變還是維持原義，是有待觀察的。」他的筆記本上塗得密密麻麻，「又比如『花園』，現在在房地產商的命名影響下，有了『豪宅』的意思，已經不僅僅是傳統意義上的花園。」

　　「現漢」第6版已不復當年一搶而空的盛況，但銷量依然可觀。上市42天時，中文圖書市場零售數據跟蹤顯示，在地面書店途徑已銷售53845本，尚不包括所有中小型民營書店，上市50天後，噹噹網顯示該書已「缺貨」。

　　「這本詞典還是挺『潮』的，」出生於1985年的北京語言大學研究生徐小旋對《中國新聞周刊》說，「『壽司』『通勤』這樣的日式潮語都有收錄，不過感覺編寫者還是偏保守了點，『萌』『吐槽」已經非常流行了，還沒有收進去。」

　　除了讀者的挑刺兒，編者們還不得不面對學界的質疑。因收入「NBA」等239個以西文字母開頭的詞語，2012年8月底，「現漢」第6版遭到百餘位專家學者的「聯名抵制」。

　　江藍生果斷回應：「字母詞的產生有必然性和合理性，漢語不會因為字母詞的產生而滅亡，應該對漢字文化有足夠的自信。」

　　「世界上沒有一部沒有遺憾的詞典，或多或少都有遺憾，但我們不能因此原諒自己，只能謹慎小心，盡量減少遺憾。」江藍生在《現代漢語詞典》第6版出版座談會上的這段發言，或可以作為「現漢」56年歷程以及諸多爭議的一個註解。

　　而韓敬體則樂觀地展望：「也許未來有一天，『現漢』做成了一個可以在電腦、手機上更新的軟體，什麼詞條更新了，只需要升級一下就好。這也是後面的年輕人要努力的事。」　　聖人的苦役，還在繼續。

4·徐賁：語言的「形體污染」是一種不純潔?

在一個開放的國家，它的文化與語言必定越發呈現出一種「雜交」的特質，對母語文化的純潔性擔憂可以理解，但應該更抱持包容與寬容的態度。... [ 詳細 ]

據報道，百餘名學者聯名向國家新聞出版總署和國家語言文字委員會舉報，稱商務印書館今年出版的第6版《現代漢語詞典》收錄「NBA」等239個西文字母開頭的詞語，違犯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通用語言文字法》、國務院 《出版管理條例》等法規。實際上大部分的西文字母詞都是縮略詞或字母詞，像NBA、GDP、CPI、WTO等。這類「詞」又叫做「首字母壓縮詞」，雖然讀出聲是漢語拼音的發音，但「看起來不像漢字」，所以「不漢不英」，被當作是對漢語的污染和侵蝕。

　　也就在幾天後，全國人大辦公廳新聞局局長何紹仁在新聞發布會上說，去職的人大代表包括因病去世的「南京機電EER研究中心質量專務研究員及高級工程師孟獻忠」，何紹仁提到的「EER」(Equal Error Rate，「相等錯誤率」)就是一個首字母壓縮詞。如果百名學者的舉報成功，像何局長這樣嘴上說說也許還沒有問題，但記者報道一旦寫成文字，便已可能「違法」。那麼到底又該追究誰的責任呢?

　　像這類尷尬的事情，或者不準使用西文字母詞的規定到底能否令行禁止，也許舉報人並沒有仔細想過。然而，在今天這個信息發達、國際文化交流頻繁、教育程度普遍提高的全球化時代，以消滅文字的「形體污染」為主要目標的語言純潔主義到底有沒有必要呢?

　　在語言純潔主義中，針對文字形體的排斥是比較特殊的。拉丁字母出現在方塊漢字中，很是惹眼，看上去就是一個異類，因此被判定是「漢字拉丁化百年以來對漢字最嚴重的破壞」。其實，就算首字母壓縮詞對漢字是一種污染，那也是最微不足道的，如果連這個都經受不起，那漢語一定是世界上最衰弱的語言。這是因為，絕大部分的首字母壓縮詞都是專用名詞，指稱而已，對語言思維的影響甚微。如果每次使用都把專用名稱刻意翻譯出來，反而會使語言表達臃腫獃滯、死氣沉沉。而用許多字說一個簡單意思的那種羅嗦和裝腔作勢，恰恰是對語言的一種更大的實質污染。許多套話、空話就是這一類的污染。

　　首字母壓縮詞應該個案處理，不能設下僵硬的統一規定。有的首字母壓縮詞就連原來語言中的人也說不清是什麼意思，又怎麼翻譯呢?例如由美國人發明出的iPod，美國人自己也不清楚那到底是什麼意思。這個i，有的說是指互聯網(internet)，有的說是蘋果產品設計師Jonathan Ive的姓的首字母。至於pod，人們一般同意是指「便攜資料庫」(Portable Open Database)的意思。那麼這兩個部分合起來又該如何翻譯呢?

　　世界上有多種不同的語言純潔主義，從目的上看，有為推進語言民主的(大眾語言、口語化或白話)，有為統一規範的(從便於統治的「書同文、行同倫」到盛氣凌人的「不說普通話的都是王八蛋」)，有文化防禦性的(防止外來觀念入侵)。從語言層次上看，有著重於辭彙的(外來詞)、有關於正確拼寫或書寫的、有關於句法的(如漢語的歐化)、有關於發音的(針對方言讀音)。無論是什麼樣的，基本上都有一個實用的目的。至於僅僅為了「不好看」的審美目的，為了消滅看上去「礙眼」的西語字母，甚至不惜以表達麻煩為代價的，這還是比較新鮮的。

　　「不英不漢」是目前反對拉丁字母首字母壓縮詞的主要理由，僅僅因為「不倫不類」就排斥，那是非理性的，這是一種原始古老的禁忌心理的殘餘。人類學家道格拉斯在《純潔與危險》中對此有經典的分析，古代以色列人不吃豬肉，是因為豬在他們的分類法中地位很模糊。動物分成兩大類，要麼是反芻的，要麼是有蹄的，豬不反芻卻有蹄子，這對他們的範疇分類構成了挑戰，所以受到排斥。另外具有「雜交」特點的動物也是一樣，如蟹類，它們和陸地動物一樣有腳，但又生活在水裡。再比如昆蟲，也有腳，像陸地動物，但生活在空中。這些動物都不討人喜歡，因為它們都違背了上帝創造世界時所立下的分類規則。

　　今天的世界正在朝著與它被創造出來的樣子不同的方向變化和發展，許多「純潔」的觀念都已經被不斷湧現的「不倫不類」的新事物所顛覆，語言和文化的發展離不開「雜交」，這些發展是從包容和接受不倫不類開始的。對語言和文化的發展來說，不倫不類早已不應該再是禁忌和排斥的正當理由。語言保護主義的「純潔」觀是一種文化封閉心態的產物，但往往又是弱勢文化的一種下意識的憂慮和自我保護手段。下意識的憂慮有它自己的合理性，但它提出的是偽問題，既不能從邏輯的理由來加以防止，也無法用武斷的方法來得到解決。 原題：《語言的「形體污染」是一種怎樣的「不純潔」?》

對於母語的保衛，我們要做的是尊重它的文明，面對它的現實，以及以包容心態看待它的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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