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拿什麼定義自己？
你拿什麼定義自己？
作者韓第是世界知名的組織管理大師，在這本書中，他回顧自己一生中面臨的許多課題、走過的許多轉折，毫不遮掩自己所犯的錯、曾經存在的疑惑。從這本書的開頭到末了，韓第不斷激發讀者思考，我們珍視的價值是什麼。是金錢？家人？組織及工作在我們人生扮演什麼角色？閱讀者不管走到人生的任何階段，都可在韓第的詰問中反思己身，看到人生與職涯的多種可能性...
0-1 【內容導讀】生命就像一個八斗櫃~查爾斯?韓第/作者生命就像一個八斗櫃，每個抽屜都有內容。最近我問一位愛爾蘭年輕人，面對全球化、科技進步等許多改變，他們這一代的職業會有什麼轉變？他告訴我，他們所想的已經不是不同的職業，而是不同的人生。他們已經不相信職業生涯規畫這種事。 年輕人應該知道，現在人的一生可能長達八十五年，他們可以有不同人生。如果一個人在組織中工作了三十五年，退休時還很年輕，他們或許還想做點別的事。我們必須為這一天做準備。新的人生不一定是退休，你還可以去當老師、到鄉村當農夫，可以做一些雖然沒賺那麼多，但仍然能夠賺點錢的工作，好維持你的生活。 如果你的第一段人生沒有那麼成功，也沒有積蓄多少錢，你一樣可以有第二段人生。有些人不知道自己想做什麼，只好在一個組織一待幾十年。很多組織的員工雖然名義上有工作，做的事情卻很少，對組織沒有多大貢獻。對他們而言，工作沒什麼趣味，只不過是一個餬口的工作。我們應該鼓勵這樣的人去思考他們第二段人生的 可能。身分（identity）是個謎樣的主題。要像別人看我們那樣看自己，並不容易。有個朋友曾經把自己的生活形容為威靈頓斗櫃，那種堆疊了八個抽屜的高腳櫃，他說，每個抽屜代表生命的一角，對他的全貌提供了不同角度的一瞥。而且，其中有個抽屜是鎖上的，外人見不到內容，還有一個抽屜是連自己也打不開的，那 就是他的下意識。 這時候我想起了早年在探索社會心理學時學到的「喬哈利之窗」Johari window。名稱來自製作此圖的兩位教授的名字，喬和哈利。方形的窗框隔成四個象限或窗格，可標示為A、B、C、D。 整扇窗代表的是你這個人：別人看到的你，和你所看到的自己。別人從窗子的一側看你，而你則從窗子的下面看自己。窗格間的分隔很厚，視線無法穿透，因此沒人能看見完整的你。他人所見的你，是A和D兩窗格代表的部分，你自己看到的是C和D。換句話說，你的D窗格那一面是所有人都知道的，而C是只有你曉得的，至 於B，卻是對任何人都不開放。喬和哈利認為，假如你能使D窗格的面積儘量擴大，你這個人就更能發揮。前不久，我有機會拜訪印度德里一家電話客服中心。他們接聽美國線上AOL和戴爾電腦的美國顧客電話，負責解答疑難。當時是德里時間的中午，這家中心幾乎空無一人，因為美國還在夜裡。該中心的主要工作人員都在傍晚抵達，他們會換下印度服裝，穿上西式服裝，使用美國名字，而且盡自己能力所及，模仿美國口音說 話。 我們離開時，心中仍對這個雙重生活的要求感到吃驚。究竟，這些員工是怎麼應付白天是印度人、晚上是美國人的變化？難怪很少人在此留任超過兩三年，即使薪水不錯。 然後，我開始反思自己，我不也一樣，在走進某個組織的辦公室前，已經換了服裝、改了態度，變成不是家人所知道的韓第了？或多或少，我們全都得向環境看齊。英國每年有一個帶女兒上班的日子，父母可以帶年幼的女兒去辦公室，見到爸媽的另一面。 「媽咪，爸爸在那裡可是個大人物呢，」我聽過一個女兒回家時這麼說，這句話傳達出許多言外之意。職場的獅子王常是家中的小貓咪，反之亦然。我們往往和德里電話客服中心的員工沒有兩樣，一人兼具雙面。這有什麼大不了的？可能有。在不同的環境裡，我們都有不同的舉止，就某方面而言，的確成了不同的人。我們唯一能做的是在個人的那扇喬哈利之窗中，盡可能打開左下角那塊窗格，而且或許稍稍探索右上角那塊隱藏的窗格，公開而誠實地面對自己，不要裝成一個不是自己的人。 我們的一生其實是在尋找自己的身分。生命的過程，像是爬一座身分的梯子，梯子的第一階是生存，我們能不能餬口、養家、維持一份工作或獲得一個資格？ 接下來，生存不是問題了，我們必須表達自我，以某種方式顯示自己與眾不同，建立自己獨立的身分。對大多數人而言，中年的成就代表達到了這一階。但是這個梯子並不止於此。我們仍然渴望在世上留下標記，希望因為我們活過而使世界變得不一樣。 因此，梯子的最後一階是「貢獻」，是對自己以外更大群體的付出。貢獻不必是什麼驚天動地的大事。對許多人而言，子女就是最好的遺產。對有些人而言，是他們的工作，或是所創的事業，還有的人則是他們所拯救或改變的生命。有如當頭棒喝的是，一個人並不會因為怎麼賺到錢被人記住，而是因為他怎麼花錢而被記住。
0-2 【越洋專訪】專訪英國管理大師 查爾斯?韓第
新成功定義：我的三段式人生~楊瑪利、黃浩榮以《非理性的年代》（The Age of Unreason）、《大象與跳蚤》（The Elephant and the Flea）等著作聞名的英國管理大師-查爾斯?韓第，又有新作在台灣面市了。這本新作《你拿什麼定義自己》（Myself and Other More Important Matters），堪稱是75歲的韓第回憶錄。書中從韓第小時候成長的愛爾蘭寫起，在描繪一生中的重大轉折時，他同時也點出許多他對世界發展趨勢、人生、 職場、企業演變的看法。▓ 成功〉新意涵已成趨勢問：您過去的作品都相當成功的點出未來趨勢，例如，在《非理性的年代》一書中，您明確指出了工作外包（outsourcing）以及企業縮編（downsizing）的趨勢；在《大象與跳蚤》一書中，您也點出了「跳蚤經濟」（flea economy）這種由大量兼職工作者組成的經濟現象。您在這本新書中，是否也點出哪些未來大趨勢？哪些大趨勢最重要呢？答：最重要的一個趨勢，就是人們開始質疑「成功」（success）到底是什麼。當國家變得富裕，大家不必再為生活而苦惱，人們開始覺得，生活不該只是為了賺錢而已。人們並質疑，對人生來說，「成功」是不是還有其他的意涵？我不清楚台灣的社會狀況。但以西方社會來說，年輕人賺錢跟過去相比是相對容易的。尤其是在倫敦金融圈工作的年輕人，往往在十年之內就可以累積一筆財富。當經濟無虞之後，他們開始覺得，「我這麼努力工作，賺了這麼多錢，但卻一點生活品質也沒有。我應該去做點什麼，好對這個世界有所貢獻。」於是，有許多年輕人放下高薪工作，回到學校當老師、作育英才，有的則去環遊世界等。在英國，有1∕3的老師，過去都是其他行業的專業人士，後來他們選擇離開原本的工作，回到學校教書。問：這種現象是否也發生在鄰近的西歐國家？答：沒錯。新世代的年輕人和我這一代不一樣，我們以前必須辛苦賺錢才能買房子、養大孩子，但他們不是。組織應該給這些人機會走出去嘗試改變世界，而非只是為股東們汲汲營營地賣命。這是組織面臨的一項新挑戰。有些公司會讓員工在工作滿七年後，擁有半年的長假去實現自己的理想。目前在西歐國家，企業組織發現年輕人愈來愈重視對社會的責任感，年輕人想要為社區、為生態環境奉獻心力。父母親也會要求小孩從小就能參與這類活動。當然不是每個人都會這樣做，但這已經是一個主要的趨勢。十年前我就看到這樣的趨勢，也在書中提到過，也提醒大家該及早準備，來因應這樣的變遷，可惜當時沒有得到 太多關注。十年後的今天，大家都看到它發生了。▓ 教育〉逐漸變成終身化問：除了重新定義成功外，是否還有其他重要趨勢呢？答：另外一個重要趨勢，就是教育的終身化。愈來愈多人在經歷了第一段人生（life）之後，想要回到學校、回到大學裡去上課。在過去，人們進入大公司上班後，為公司奉獻一生，然後退休，靠著老人年金度日。而現在，人們可以有二到三段的人生，他們也許先有個在大公司上班的人生，接下來是到其他行業工作的人 生，後來則是為社區服務的人生，諸如此類。現代人通常可以擁有三段為期約15年的人生，甚至更長。如今，人們希望能獲取更多的教育、訓練、合作等經驗，來為下一段新的人生做準備。現在很多大學也都做了相關的準備或規劃，你可以在課堂上看到很多40多歲的學生。我認為，企業組織也必須認清這一點，員工已經不可能在你的公司效力一輩子。他們也許工作15到20年後，便希望轉到其他公司工作，或者去做一些很不一樣的 事情。這樣的人生趨勢，我認為更有趣、也更有挑戰性。並且，對企業來說，他們也可以因此不斷地起用年輕的新人，促進企業的新陳代謝。就我自己個人來說，我就有三段的人生。我的第一段人生是在殼牌（Shell）石油度過，接下來到大學教書。而過去的25年，我則是個全職作家。問：您今年70多歲、也寫了25年了，有打算繼續邁向第四段人生嗎？答：也許會吧（笑），我想我可以試著創作一下不一樣的作品，比方說寫詩，或是寫一些關於純哲學或精神信仰的東西，這些題材也都相當有趣。之前訪問泰國時，我曾在一間寺院裡待上一天一夜，在那裡有僧人教我們打坐、冥想，在那過程中我感受到一種寧靜祥和，對我現階段的人生是頗有助益的。▓ 生涯〉走向多階段人生問：您過去曾談過「組合式人生」（portfolio life）的概念，現在又提到「多階段人生」。為什麼會發生這樣的現象？對現在的年輕人生涯規劃又有什麼樣的衝擊？答：我最近回到愛爾蘭家鄉，曾經和一群年輕人聊天，問問他們現在是如何規劃自己未來的職場生涯。他們的回答是，他們已不再做職場規劃，而是思考「我要有哪幾段的人生」。儘管他們無法預期自己的人生會如何，但我認為這樣的思維是正確的，現在的年輕人，在他一生中可能會有三段、甚至四段的人生要走。現在人的一生應該可以活到85歲。也許他的前兩段人生都是在企業組織裡上班，但到了50~60歲退休時，他們幾乎還有整整25年的歲月可以用來發展自己的第三段人生。所以他們必須在前兩段人生中，做好準備、培養自己，來面對將來的第三段人生。像現在英國有幾位部長年紀只有35、36歲，不到40歲，他們在那個職位上最多也只做6、7年，然後就應該去做別的事。剛卸任英國首相的布萊爾現在只有 53歲，還很年輕，他眼前還有另一個35年，應該做什麼呢？這也說明了為什麼現在教育走向終身化，因為人們需要在教育中學習、培養下一段人生所需的技能或能量。最近我在英國出版一本新書《新慈善家》（The New Philanthropists），裡面談到23個人的故事，他們大多數是商界的成功人士，已經累積不少財富，到了40來歲時，想做些事讓人生更完滿，因此決定把錢捐給慈善工作，或是親身參與慈善工作。他們親自跟我說，賺錢、經營事業確實很刺激，但當他們把錢奉獻在其他人身上、幫助其他人，他們覺得那更有 意義、更有成就感。問：這是否意味著人們得在第一個人生──比如40歲以前──就必須累積一定財富，才有資格去創造他們的第二或第三個人生？萬一第一階段沒有致富怎麼辦呢?答：是這樣沒錯。但我們觀察到，現在愈來愈多的企業組織，確實可以提供年輕員工在短期致富的機會。同時，走入第二、第三個人生並不代表人就得退休，可能是從事另一份完全不同的工作而走進了下一個人生，例如有的人去教書，有的人到鄉下當農夫，有的人去創作音樂，不一而足。我所要強調的是，許多人在第一段人生當中，賣力工作而忙得不可開交，也因而賺進不少財富。但這樣的日子在過了10多年後，他們回過頭來反思：除了錢之外，什麼都沒有。人生的意義不應該僅止於此。於是，他們開始希望找另一個工作，或許薪酬低了些，但卻可以讓自己有更多的餘裕時間，來為社會貢獻點什麼。如果你的第一段人生沒有那麼成功，也沒有積蓄多少錢，你一樣可以有第二段人生。其實，有些人可以說是被「困住」（trapped）了，他們搞不清楚自己的人生想做什麼，只好繼續在組織裡待上幾十年。這些雖然名義上有工作，做的事情卻很少，對組織沒有多大貢獻。因為對他們而言，同樣的工作幹了幾十年了，早就 失去了新鮮感。這也造成很多人沒事就想請假，能不上班就不上班，因為他們覺得工作沒什麼趣味，只不過是用以餬口。我們更應該鼓勵這樣的人去思考創造第二段人生的可能，甚至協助他們做好相關的準備。▓ 工作〉先進大公司再小公司問：公司面對這種多數員工不會一直待下去的問題該如何因應？比方說，他們必須不斷訓練新員工，這對公司是不是一種挑戰？答：公司會走向這樣一個趨勢：員工人數愈來愈少，但卻要求他們保持高度的生產力。因此，公司徵才時，首先考慮的就是員工的教育背景和技術能力，同時希望他們已經做好認真工作的準備，一進公司就能效力至少20年。但這也相對帶來一些問題。以前年輕人要是書念得不好，他可以去礦場當礦工、或去港口修船，還是有事可做。但是現在沒有這些工作讓人做了。現在的工作多半都是知識產業或服務產業，需要相當程度的知識才能勝任。於是那些受教育不多的年輕人，可能找不到工作，最後可能會去偷竊、犯罪，甚至可能將來監獄裡關的大部 分是年輕人。這是個很嚴肅的問題。我們的教育應該要讓人在這快速變遷的世界裡，還能找到一份不錯的工作。問：您是否建議年輕人像您一樣，一開始先進大公司多學點技能、累積人脈，然後未來的幾段人生才可以過得更好？答：沒錯，年輕人應該先進大公司去學各種知識和技能，然後再去小一點的公司測試自己的能力。企業組織也應該了解到這點，甚至協助年輕人去提高自己的專業能力，例如讓他們在下班時間可以回校園進修、攻讀MBA學位。這樣一來，員工不僅會有更高的知識與生產力，同時也會有更高的熱情投入到工作上，相輔相成。就我所知，有家顧問公司的用人哲學是「in-up-and-out」，他們歡迎年輕人進來，給他們快速升遷的機會，然後也希望他們趕緊離開。因為還有很多新人等著進來，他們也不希望公司裡有太資深的員工，更不想付高薪。▓ 愛爾蘭〉台灣出路的新參考問：您在書中多次提到你出生成長的愛爾蘭，現在台灣也有很多人談論所謂「愛爾蘭經驗」。愛爾蘭過去是歐洲最窮的國家之一，社會也不穩定，但是今天的愛爾蘭已經成為小國發展的新典範，經濟起飛、社會穩定。台灣和愛爾蘭很像，身邊也有個老大哥（按：台灣和中國大陸的關係，類似愛爾蘭和英國），愛爾蘭是如何做到 的？答：這個過程很具戲劇性。愛爾蘭大約從30年前就從開始著手改革，首先注重的是教育。政府花很多錢建立技術大學（technical university），培養學生技術能力，像是土木工程、電子電機、軟體設計等。我年輕時，上大學的人只有10％，現在已經超過了40％。接著，愛爾蘭需要找大公司來僱用這些人，否則這些優秀人才只會流失到英國等地，於是就向美國、英國、德國的外國公司招商，甚至提供這些外國公司長達十年的免稅優惠期（tax-free）。愛爾蘭的年輕人不僅受過良好教育，而且工資也相對廉價。許多年輕人也因此得以進入世界級的大公司工作，如HP、微軟等。因為教育的準備夠了，外國公司才願意到愛爾蘭設立工廠，接著開始把愛爾蘭製造的產品賣給那些老大哥，包括英國和其他歐盟國家。所以，只有先把教育改善，提高人力的素質，才能吸引外商公司帶 著資金進來投資。問：加入歐盟，是愛爾蘭一個重要的轉捩點？答：是的。歐盟對愛爾蘭來說，是一片廣大的市場。歐盟現在有超過4.5億的人口，是個跟美國不相上下的經濟體，所以愛爾蘭非常積極地想要爭取打入這片市場。問:您書中描繪愛爾蘭過去宗教分歧，社會很不安定，但是現在不會了，愛爾蘭的社會和解是怎樣的過程？答：過去的愛爾蘭很貧窮，經濟所得上的懸殊落差也導致了許多的社會隔閡。但如今，由於經濟繁榮，這些阻隔已經消除殆盡。現在的愛爾蘭就像美國一樣，大家都根據成就來衡量一個人，不會因為他的出身、宗教等因素而有差別待遇。當社會富裕了，過去許多的問題就變得不重要了，台灣難道不是這樣嗎？▓ 哲學〉經理人的必修課問：您在書中提到，股東是投資者、也是賭徒。不過現在的投資也開始有社會責任或永續經營的概念，我們應該如何看待「投資」？答：我確實很掛心資本主義的發展和公司股東的問題。現在的股東擁有過多的權力，股東資本主義的發展，讓絕大多數的股東並不在意公司長期的發展或對社會的責任，卻只關心每天股價的漲跌，以及能從股市賺到多少錢。唉，所以我一直希望有一天，我們可以將更多的權力和責任交付給公司內部的負責人，讓他們對公司進行長期的規劃與經營。我也希望可以影響股票或基金經紀人，告訴他們，如果你代表股東，請你要代表股東最好的部分，負起對社會的責任，長期為公司做決定。因為若不這樣做，資本主義只會持續飽受抨擊。問：《遠見》近幾來一直針對台灣上市企業舉行「企業社會責任」（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的排行。答：那太好了。我相信那絕對是非常好的作法。問：您曾提到，您希望經理人也應該是哲學家，為什麼？答：沒錯，我鼓勵每個經理人同時都能是個懂得思考的哲學家。哲學愈來愈重要，擁有哲學的訓練，人們會去思考人生的目的是什麼？人生的價值何在？成功對我來說到底是什麼？諸如此類的問題。當一個人要轉換跑道、展開第二段人生之前，心中就會浮現這個大哉問。我有很多讀者經常來函問我類似的問題：「你覺得人生究竟要做什麼呢？」這些人工作了一段歲月，也擁有財富，但還是覺得不滿足。而我總是建議他們，要自己去重新界定「成功」的定義，界定自己人生的方向。常常問自己「你是誰？」「你的人生價值 何在？」▓ 管理〉用對的人作對的事問：您在書中提到許多人的退休生活過得很多采多姿，退休彷彿是人生另一段有趣的冒險歷程。當我們還年輕時，應該做些什麼，將來才能享受這樣美好的退休生活？答：「退休」是個很可怕的字眼，我們應該用第幾段人生來形容，或是以「重新創造」（reinvention）這個詞來取代退休。我已經75歲了，可是我日子過得很充實。我並沒有真的退休，仍然相當忙碌。比方說我下個月要去中國一趟，接著要去美國。如果要讓你最後的人生階段過得好，你必須做幾個準備。首先，一定要確定有足夠的存款。沒錢的生活，肯定是一團亂。其次，不要以為你老了就只能每天去打高爾夫球、看電視，此外無所事事，而是要讓你的心靈和身體都保持活動。問：現在全球興起企業併購（merger and acquisition）潮，許多勞工丟了飯碗。您對併購潮有何看法?答：這真是一場可笑的瘋狂現象。我們知道，有3∕4的併購案並沒有達到預期的績效目標。併購的得利者，終究還是那些靠著短期獲利的股東們，但是卻造成許多公司消失衰亡。這股併購潮影響了很多人的生計，卻沒為社會帶來什麼具體的利益。我覺得這是一種懶人式的經營作法，想藉由買斷別人的公司來讓自己壯大。問：最後我想請問，您有這麼多年
幾年前有一天，我在幫太太布置她的印度花園攝影展場地，有個一直在觀賞照片的男人走近我，他說：「我聽說韓第也在場。」「他的確在，」我回答，「我就是韓 第。」他半信半疑地看了我一會兒，才說：「你確定嗎？」問得好，我告訴他，因為隨著時間流逝，韓第有過好多個版本，並不是每一個版本我都特別引以為榮。例如，那個害羞的盎格魯愛爾蘭（Anglo-Irish）小男生，在愛爾蘭鄉下的教區牧師宅長大，後來碰巧進了牛津，成為有些虛假的古典學者。又如，那個殼牌石油公司（Shell）的主管，在婆羅洲的河流和叢林裡掙扎，他想脫離那些早年的影響，進入更加刺激的世界，一個旅行、金錢、權力的世界，在他的想像中，商業世界可以為他帶來那一切。而我後來發現，自己並不想當那個韓第。有好多年我一直不明白自己想當什麼樣的人，但是，
整扇窗代表的是你這個人：別人看到的你，和你所看到的自己。別人從窗子的一側看你，而你則從窗子的下面看自己。窗格間的分隔很厚，視線無法穿透，因此沒人能看見完整的你。他人所見的你，是A和D兩窗格代表的部分，B和C是看不到的。你自己看到的是C和D，但是看不到A或B。換句話說，你的D窗格那一面是所 有人都知道的，而C是只有你曉得的，至於B，卻是對任何人都不開放。喬和哈利認為，假如你能使D窗格的面積儘量擴大，你這個人就更能發揮。我不相信會有那種可能。正如莎士比亞所說：「一個人在他的時間內扮演多種角色。」不過在當今這個時代，不同的扮相不但是先後演出，也得同時串演。現在的我不只和年輕的韓第不一樣，換個地方、換個團體，也都不一樣。那麼我們還是不是同一個人？把觀察我們的人搞糊塗了不算，是不是連自己也糊塗了？前不久，我和太太有機會拜訪印度德里一家電話客服中心。他們接聽美國線上（AOL）和戴爾電腦（Dell）的美國顧客電話，負責解答疑難。當時是德里時間 的中午，這家中心幾乎空無一人，因為美國還在夜裡。該中心的主要工作人員都在傍晚抵達，他們會換下印度服裝，穿上西式服裝，使用美國名字，而且盡自己能力所及，模仿美國口音說話。公司鼓勵員工在閒暇時看美國肥皂劇，熟悉美式俚語，這一切都是為了讓打電話的顧客覺得比較容易溝通，說不定還以為自己打到了美國 堪薩斯，而非德里。我們離開時，心中仍對這個雙重生活的要求感到吃驚。究竟，這些員工是怎麼應付白天是印度人、晚上是美國人的變化？我們倆互相說道，難怪很少人在此留任超過兩三年，即使薪水不錯。然後，我開始反思自己在企業和其他組織的生活。我不也一樣，在走進某個組織的辦公室前，已經換了服裝、改了態度，變成不是家人所知 道的韓第了？或多或少，我們全都得向環境看齊。▓ 我們連自己都是陌生人。這一點，我的攝影師太太伊麗莎白是用「拼接」（joiner）的人像攝影來說明的。她要求被拍的人擺出兩三個不同的姿態，穿著不同的衣服，或做不同的事情，以反映生活中自己的不同角色；不過，布景只有一個。拿她在廚房拍的自拍照來說，我們看到她是攝影師，也是站在爐子旁的廚師，又是坐在電腦後面的我的經 紀人。然後她把這些影像拼接，看起來房間裡好像有三個不同的人，但全都是同一個人。這樣的拼接法創造出耐人尋味的意涵。由於所有影像都從一個固定的位置取景，但是被拍的人出現在房間的不同地方，越接近照相機，影像就顯得越大。她會問模特兒：「在你的不同身分當中，哪個最接近你自己？」這個問題往往很難回 答，但在她的自拍照裡，她卻毫無困難的回答了這問題。攝影師伊麗莎白自豪地站在最前方，背景裡一個小小的伊麗莎白偏著頭面對電腦，還有一個稍微大一點的伊麗莎白正在爐子邊準備家人的晚餐。當別人看著這些人像照片時，我有時候會問他們：如果伊麗莎白要替你拍照，你會挑選自己的哪三個形象？哪個會放在最前面？你的選擇會隨時間而改變嗎？別人會同意你放的位置嗎？以我自己來說，今天最突出的形象會是寫作的我，拿著一本書坐在書桌前，或搔著頭在想要寫什麼東西。幾年前伊麗莎白替我拍照時，這三個形 象她全用了。我不算太滿意，因為那好像在說，寫作的我是唯一的我。我想要加上自己手拿炒菜鍋的下廚模樣，或是手中拿著酒瓶，和家人圍著滿桌食物而坐。再早十年，我會加上自己參加商業會議的模樣，因為當年我除了思考者的角色之外，還想成為行動者，還很盼望自己能接近某些大人物。假使伊麗莎白每十年左右就給我 來一次這樣的人像攝影，那必然能鮮明地描繪我的人生進程，以及由各種不同角色所組成的演化中的韓第。每次伊麗莎白受人委託拍攝人像，她都會要他們從初印的樣張選出自己最喜歡的幾張。有意思的是，他們的選擇要看照片是給什麼人而定。有個年輕女子選了四張，張張都很不同。她解釋道，其中一張是給父親的；相片裡的她有種童稚的天真，很不像她為母親挑選的那張，看上去是個能幹的專業人士，身旁是她的電腦。還有一 張是為情人擺的姿態，給人的感覺很溫柔，很感性。最後一張是她留給自己的，臉上帶著追尋和探詢的表情，認真卻又充滿不確定。在每種關係中，她看到的自己都不同。哪個是真正的她？可能全都是，但是沒有幾個人會看到一個以上的她。而且，說不定還有更多可能的形象是連她自己也不知道的。正如喬哈利之窗所展示的， 我們連自己都是陌生人。▓ 在個人生活中不敢做的事，為什麼在商場上卻做得出來？ 英國每年有一個帶女兒上班的日子，父母可以帶年幼的女兒去辦公室，見識、感受一下外面的世界，孩子也能見到爸媽的另一面。「媽咪，爸爸在那裡可是個大人物呢，」我聽過一個女兒回家時這麼說，這句話傳達出許多言外之意。職場的獅子王常是家中的小貓咪，反之亦然。我們往往和德里電話客服中心的員工沒有兩樣，一 人兼具雙面。這有什麼大不了的？可能有。道德上的一個大謎是，在個人生活中連做夢都不敢做的事，為什麼到了商場上卻做得出來，以及這兩者間的矛盾所引發的困惑。許多人已經發現，和朋友或親人共事是步步地雷，因為公私領域出現了重疊。你會全面接受一個朋友的一切，包括他的怪癖、缺點、技能、天賦。不管好壞，他們就是他 們。可是這在辦公場合卻行不通。作為他們的上司或同事，你會覺得必須設法改變他們，甚至要求他們離開。曾經有個主持慈善機構的朋友找我幫他解決管理上的問題。這個機構的理事會正式聘用我為顧問，我花了四個禮拜的時間跟所有資深員工面談。到了面談期間的尾 聲，我發現態勢十分明朗，問題出在我朋友身上，他疏遠、難以親近的管理風格，製造了不信任的氣氛，阻撓了所有工作的進行。我私下邀他來共進晚餐，告訴他我的想法，建議他可以從某些實際事務著手，改進情況。他不情願地點頭同意，我為自己圓滿完成一樁棘手的任務而感到自得，但我得意得太早。隔周他在理事會上辭 職，並把我痛批了一頓，說我散播歧見，使他不可能繼續待下去。我們難過又迷惑，再次請他們夫妻來吃晚餐，可是他明白表示，用的是帶有宗教意味的詞語，說他再也不願意和我「擘餅」而食。從此以後，我下定決心永遠不為朋友工作、不和朋友共事，甚至不跟他們住在同一屋簷下。友誼太珍貴了，不能冒險。工作和友誼這兩個領域，不重疊時運行狀況最佳，因為只有這樣，關於我們是誰的看法才不會出現混淆。不過，還有下一個問題，那就是當你的同事變成朋友時。或許你的表現變得比他們出色，或許他們變得比 你強。外在情況是會改變的。假如你的朋友兼同事高升了，現在既是你的上司又是朋友。可以想像一下當你們下一次開工作評估會議時，會是什麼狀況：如果必須提出批評，當老闆的說得了多少真話？對組織的重視是否該超越對朋友的體貼？假使友誼佔了上風，批評或建議的火力可能會一再降低，最後在友好的氣氛中完全蒸 發。▓ 誠實地面對自己，不要裝作一個不是自己的人。實情是，在不同的環境裡，我們都會有不同的舉止，就某方面而言，的確成了不同的人。那些宣稱自己不變的人，大概沒有把環境的各種可能性考慮進去，或是沒有看到他人眼中的自己。我常想知道，在戰火下或是危急情況中，自己會怎麼表現。我應付得了挑戰嗎？還是應付不來？幸運的是，或者說，很不幸地，我從來沒有受 到這類考驗。我們唯一能做的是在個人的那扇喬哈利之窗中，盡可能打開左下角那塊窗格，而且或許稍稍探索右上角那塊隱藏的窗格，公開而誠實地面對自己，而不要裝成一個不是自己的人。有很多年的時間，我過得有點虛假，我設法要成為不是自己的人。年輕的我有段期間喜歡裝做一個愛喝啤酒的外向小夥子，接著是裝成石 油公司的嚴格主管，直到底牌洩漏為止；後來，我志在成為領袖，但是說也奇怪，那些追隨者不一定願意按照我帶領的方向走。容許自己做自己是一大解脫，不過有時候，我還會希望自己能身為很不一樣的人，只不過我不再設法使那個不可能的願望成真。心理學上的一個大辯論是，我們有沒有一個核心身分，存於內在自我，等待發掘？還是，我們的真正身分是與時俱變的演化結果？這個辯論衍生出一個不斷困擾各種組織的問題：領導人是天生的，還是後天培養的？正如大多數的世事一樣，真相大概兩方面都有一點。許多性格測驗宣稱，它們能顯示受試者內向或外向、喜歡置身 秩序井然的環境或略帶混亂的環境，這些測驗的基本觀念，都是認為真正的人格到了成人早期階段都已成形，並且認為最佳的生活就是找到符合我們特質的處境。這些看法有部分確實符合我們的直覺。我們的某些人格傾向確實是遺傳來的，或是在成長過程中形成的。葛拉威爾（Malcolm Gladwell）在《引爆趨勢》（The Tipping Point）一書中，給這些先天傾向提出分類。他指出，我們每個人都是他所謂的專家（the Maven）、連結者（the Connector）和推銷員（the Salesman）三者的混合體，或者再簡化些，這三類人可想成是：聰明而對觀念感興趣的人、會交際而善於建立關係的人、說服力強而具有魅力的人；我們每個人通常會接近其中一類。從根本上來說，我們無法逃脫基因的影響。我長得像父親，略帶點我母親的影子。他們雖然都是好人，但沒人會說他們長得好看。有一次，我必須去貝爾法斯特 （Belfast）一個會議上演講，當地的秘書要到機場接我，她先打電話來，想知道怎麼認出我。接電話的是我太太，但她以為跟她說話的是我的秘書，她說：「聽說他長得圓圓矮矮的。」我太太說：「是的，他是長得圓圓矮矮的，而且禿頭。」其實我父親差不多也是這個樣子。等到那位秘書見到我們，發現當初跟她交談 的是我太太，她的尷尬就別提了。我抗議道，我個子沒那麼矮，也沒那麼圓，但我太太叫我別那麼注重外表，她說：「重要的是你是什麼人，不是你長什麼樣子。」也許是吧，可是我向來羨慕那些高大英俊、頭髮濃密的男人，只好不斷提醒自己，凱撒大帝長得又矮又圓、又禿頭，卻還是征服了世界，而且所有歷史記載都說，羅 馬的仕女認為他很性感。其他方面我也跟父親很像。我覺得他一直對於擁有權力感到不安。他擔任牧師時，寧可做指引與關懷的工作，是年輕人很好的導師，後來還有人告訴我，他對試煉和誘惑，特別是對性的試煉誘惑，很意外地有超越鄉間教區之外的理解。至於管理教區必須有的強硬的一面，像是做決定，尤其是不受歡迎的決定、非執行不可的規則 和懲戒，或是偶爾為了全體利益而有必須撤換某人，這些事情他做得很痛苦。這點我也一樣，這大概是我為什麼無法成為一個好管理者的原因，不論是管理什麼。▓ 我的問題不在入錯了行，而是我對當時所做的事不夠熱情。從另一方面來看，我們的確會從經驗中學習而逐漸變化，感覺上我們表現出來的自我的確不只是那個與生俱來的我。我們終其一生都在發展自己的各種身分，隨著年齡增加，我們開始發現最適合自己的幾個生活範圍，因此身分也越來越穩定、成熟。現在反省起來，我認為最主要的我向來都是個專家，對觀念和知識感興趣，可是 我更嚮往連結者的生活，還殷切盼望成為推銷員。然而，在檢視自己並研究一些成功創業人士之後，我也發現，熱情可以使最不可能的人成為推銷員和連結者。假使你意願夠強，幾乎任何事你都能做，而且一定做得成。我真正的問題不在於前半生入錯了行，而是我對於當時所做的事情並不夠熱情。或許我也很幸運，娶到一個擁有多種秉賦的太太，她天生就是個很好的連結者，而且對自己關心的事很會推銷，也因此她的伴侶會變懶。小時候她曾經在奧地利住過幾年，因此說得一口好德語，換句話說我就不用學德文。我們經常放棄某種技能，而仰賴夥伴的技能和本領。如果他們離開，我們就會變得無能而茫然。懶惰也有其他形式。有個女子描述她第一次婚姻的空虛給我聽，當他們結婚兩年後，先生發現自己無法有孩子，他的抑鬱和失望嚴重到足足一年沒跟太太說話。她說：「蜜月的時候，我就知道不對勁。」「那你為什麼跟他結婚？」我問。「那時候我好像上了一輛即將開動的火車，」她告訴我：「我不知道怎麼下車。我們人在國外，我父親在英國已經準備了盛大的婚禮，火炬、煙火、禮車，什麼都安排好了，我只是順著去做。」事實上她和丈夫一起生活了十三年，一直維持禮貌的婚姻外表，直到她遇到一個很不一樣的人，點燃了引信，把她射入一個新生活的軌 道，使她擁有新而更完整的身分，包括擁有一個女兒。妥協，最後可能使你浪費掉一大段人生。歐洲管理學院（INSEAD）商學院的伊芭拉（Herminia Ibarra）訪問了三十九位成功人士，想知道他們如何重新創造自己的人生。這些人包括從文學教授改行的股票交易員，從投資銀行家改行的暢銷小說作家。她主張，成功的人生並不等於先知道做什麼再行動，而是剛好相反。只有在行動、實驗、質疑與再行動中，才能發現自己是誰、是塊什麼料子。這正是我自己的經驗。 我們的身分有部分是遺傳來的，有部分是早年的經驗塑造的，但是在我們探索更多的可能之前，並未完全成形。我們應該不斷窺視那第四塊隱藏的窗格，把越來越多的面積攤開在陽光下。這並不表示生活會變得容易，不過，說不定我們臨終時，不會再有任何東西是自己和別人都看不到的。▓ 一個人被人記住，不是因為他怎麼賺錢，而是他怎麼花錢。我現在認為，我們的一生其實是在尋找自己的身分。臨死還不知道自己真正是誰、自己真正的能力，就真可憐。生命的過程，像是爬一座身分的梯子，我們逐漸證 實、發現自己。心理學家馬斯洛（Abe Maslow）稱之為需要的層級，對我來說，則更像是梯子。梯子的第一階是生存，我們離巢時翅膀夠不夠硬？我們能不能餬口、養家、維持一份工作或獲得一個資格？接下來，生存不是問題了，我們必須表達自我，以某種方式顯示自己與眾不同，建立自己獨立的身分。對大多數人而言，中年的成就代表達到了這一階。但是 這個梯子並不止於此。我們仍然渴望在世上留下標記，刻下痕跡，希望因為我們活過而使世界變得不一樣，不管變得更好或更壞。因此，梯子的最後一階是「貢獻」，是對自己以外更大群體的付出，是我們為了不朽，為了永存的紀念而下的私人賭注。曾經有人以另一個方式描述馬斯洛的層級，把一個理想人生的組成部分列 為生存、學習、愛、留下遺產（legacy）。我喜歡這個說法，它說明了我在自己人生中一直想做的事。貢獻不必是什麼驚天動地的大事。對許多人而言，子女就是最好的遺產。對有些人而言，是他們的工作，或是所創的事業。還有的人則是他們所拯救或改變的生命，他們教導過的兒童或治好的病人，甚至是他們親手栽植的花園。有如當頭棒喝的是，一個人並不會因為怎麼賺到錢而被人記住，而是因為他怎麼花錢而被記住。墓碑 如果刻著地下躺著的人賺了幾千幾百萬元，並不會給路人留下印象，關鍵是那些錢用在什麼地方。如果我們認為我們的些許作為能在浩瀚宇宙中產生任何重要性，或許都嫌傲慢。我們所做的事可能一點也不重要。我知道我的書會被資源回收，我的想法會被忘記，但我還是寫作，還是教書。為什麼？我問自己。我想，因為我要填滿那扇窗，要在死前發現自己的每一個面向。這本書本身就是尋找我自己完整身分的部分過程，記 錄了人生旅程中不同階段的韓第，以及他在路上學到的東西。現在我知道自己是誰了嗎？不完全知道，而且將來可能還有更多的韓第出現。艾略特（T. S. Eliot）經常被引用的一段詩句是：「我們一切的探索將結束於抵達原點，我們將首次認識那個地方。」然而，假使我們停止探索，那跟死亡有何差別？我還不準備那麼做。eBay的創辦人之一史科爾（Jeff Skoll）說，當他父親回家宣布自己被診斷患了末期癌症那天，父親告訴當時十四歲的他，自己並不害怕死亡，卻因為還沒做過這輩子所有想做的事而難過。換句話說，他怕會在親身體驗自己每一個可能面向之前就死去。幸好醫生診斷錯誤，他獲得了另一次機會。我們其他人也許不會這麼幸運。
0-4 【內容試讀】第11章：組合式生活
1981年七月，歡送我離開溫莎的派對上，比爾靠了過來。「我只有一個忠告給你，」比爾說。「一定要確定你每天早上下床後，有事情可做。要不然，退休會殺了你。」他跟他的公司是我們中心最好的客戶之一，而且他不是無的放矢，他看到太多朋友太早死掉。他是出於一片好意，但是我大吃一驚，他以為我要退休了。我當時四十九歲，想都沒想過退休。二十五年後，我仍然不覺得 退休是個好主意。不過，我犯了一個技術上的錯誤。我已經暫時提出辭呈，提議在做滿四年、而非完成五年任期時，離開聖喬治堂的守堂人之職，好讓計畫中的接任者提前接手。然而當我的辭職立即被獲准時，我覺得沒面子，也有點不高興。我承認，我有種假謙虛的癮頭，一方面自謙，一方面希望對方抬高我。我本來希望在我提出辭呈時，主任 牧師會慰留我，說「謝謝你告訴我們你的決定，但是你對我們實在太重要了，除非不得已，我們不能放你提早離開。」但是剛好相反，他似乎很高興讓我走路。這裡有兩個重要的人生教訓：不要提出你不是真心想給的東西，還有，不要放話去釣別人的讚美或保證，因為你可能釣不到。突然間，我必須考慮自由工作者的生活方式了，那正是我在溫莎的討論中預告的未來趨勢，而且，我甚至推薦五十歲以上的人去過這種日子。我記得我說過，「讓出路來，把組織留給年輕有活力的一代。我們並不像自己所想的那麼不可或缺。大多數人拖著不走拖太久了，只會期盼自己的智慧能夠彌補精力的不足。」我是自打嘴 巴。▓ 大多數人走入組合式的生活，都是被逼的。那個時機很不湊巧；時機從來都不會湊巧。我已經想好，社會哲學將是我的新使命，但是，像聖奧古斯丁（St Augustine）一樣，現在時機尚未成熟（譯註：聖奧古斯丁在自傳《懺悔錄》中寫道：「請賜給我貞節與禁慾，但不是現在」，成為一句名言）。大多數人都必須被逼著走入組合式的生活。我們的兩個孩子才十幾歲，還在溫莎城堡上學，我在倫敦商學院有個兼課的合約，但除此之外我沒有任何可知的維生途徑。當我告 訴伊麗莎白，說我們必須在三個月後離開，回到倫敦的公寓，而那間公寓當時正賺著可觀的租金時，說她吃了一驚，絕對只是輕描淡寫。了不起的是，她看到事情的正面。「現在你可以專心寫你的東西了，」她說。我的寫作經紀人不那麼肯定。他來吃我家午飯，告訴我，「別放棄白天的工作。」「我剛好就這麼做了，」我回答。「喔，天哪。」「不過，我有幾個構想。」「現在不是寫新書的時候。你的教科書賣得相當好，何不編寫一個新版？」「我不要。我想寫給更多的人看，讓大家注意社會上正在發生的事情。」他不開心。想到他得負責支撐起我的未來生活，他就高興不起來。我對社會未來的看法不能吸引他，他也不認為會吸引任何出版社出我的書。他求我去找另一份工作。「我不要，」我很堅定地說，「我要走向組合式生活。」「意思是……？」「我要成為獨立的自由撰述，自己組合一籮筐的活動，全繞著我的寫作打轉。」「好吧，」他下結論，「別指望靠它過活。我經紀的作家一共一百個左右，靠自己的書賺到每年一萬英鎊以上的，只有兩三個。」▓ 我沒有一個標籤能告訴人，自己屬於什麼組織、有資格做什麼。他走的時候神情抑鬱。情緒是會傳染的，自由的前景不再那麼吸引人。我即將發現，建立一個組合，說比做容易，特別是第一次嘗試這麼做的時候。我這輩子其實一直是有需要做的事情我就去做，有電話就去接，來函匣有需要處理的公文或信件就處理；雖然我偶爾也會主動提議點什麼計畫，但推動我的人生往前進的，基本上是 外來的邀請或他人的期待。突然間，來函匣裡空無一物，只有報紙。沒有會議要開，沒有人要見，沒有執行目標，沒有工作評估，而行事曆是空的。我原先一直以為這將是幸福之至，其實不然，反而更接近恐慌。我不再低估，從受到蔽蔭的監牢搬到廣大無邊的世界有多困難。我覺得自己好像從生命中一個小而美好的洞穴跨出 來，洞穴或許不舒服，或許窒悶，但至少是個安全的地方。我跨進了虛空，下面有多深，最後跌到底會到達什麼樣的地方，我一無所知。更讓人不安的是，我喪失了明確的身份。誰是這個新的韓第？組合式生活可以用來形容我的生活方式，卻無法定義我是什麼人、或我做些什麼。我沒有一個標籤能告訴人，自己屬於什麼組織、有資格做什麼，這點我感受至深。「你要怎麼描述你自己？」朋友問我。「你不能一直說自己是『前守堂人』。」沒多久，這個問題就來 敲門。離開溫莎的第一個月，我開始做「今日思想」節目，主持人需要介紹講者，說出他的組織或職業，讓聽眾知道他的來歷，把他放進一個身分的格子。一開始，他們是給了我聖喬治堂上任守堂人的標籤，但是正如朋友的預言，這持續不了多久。接下來，我的介紹變為來自倫敦商學院，我仍然是那兒的訪問教授。對於在上帝的時間講話的人來說，這個出身實在太不可思議了，因此我頗喜歡。後來聽眾聽到的我，是皇家工藝協會的主席，這個背景顯得比較開闊。終於，當我跟所 有組織的聯繫都淡出時，他們介紹我只說查爾斯?韓第。到了那個時候，在多種會議的名單上，我是唯一沒有任何所屬機構和專業頭銜的出席人，我視之為我的獨立標記。不過，起先我覺得怪怪的，好像沒穿衣服，因此我抓住教授的頭銜不放；韓第教授，給了我一種專業的服裝。「何必呢？」伊麗莎白問。「你又沒有在教書， 至少沒有正式地在教書。對我來說，我的名字就很夠用了，為什麼你們男人總要更多東西來證明自己的存在？」好問題。答案是沒有安全感，我想。▓ 我視自己為社會哲學家，而非任何一類管理專家。伊麗莎白提醒我，這是你的機會，可以藉此探索自己的其他面向。在這之前，我住在一個接著一個的舒適監牢裡：殼牌、商學院、溫莎城堡。我在每個地方都學到了東西，但是它們也把我鎖進了某個角色。在溫莎時，除了幾個熟識的同事，大家都叫我守堂人。我會問自己，這個奇怪的維多利亞時代的人是我嗎？有時候我覺得自 己只是一場古怪戲劇裡的演員。終於我明白了，過去在所有的工作上，我都得注意自己說的話，以免違反了所屬組織的利益。我總是小心翼翼，擔心身後有人在聽。言論自由或許是天賦人權，但是假如有人付你薪水的話，伸張這項人權就太不智了。現在，作為沒有任何組織牽絆的韓第，我能損害的只有我自己。我能說能寫我真 心相信的話，當一個我真正想當的人，去任何我愛去的地方，只為那些我看得起的人工作。我終於視自己為社會哲學家，而非任何一類管理專家，不過，要找標籤貼在我身上的那些人經常叫我顧問，後來還成了管理大師，一個我逐漸變得厭惡的頭銜。儘管如此，我的經紀人是對的。能靠寫書養家活口的作家，少之又少，尤其是如果他們的書是非小說類，不太可能吸引到改編為電影或電視連續劇的權利金。當我知道英國每年出版的新書超過十萬種，我很驚訝，而且頗為膽寒。書店沒有空間展示每一本書，更別說是保留位置給它們幾個月不動。普通書籍在大多數書店裡，最多 待六個月就下架了，而它們身影一消失，通常就意味著被遺忘了。有亞馬遜網路書店，真是萬幸。我的老書都能在它龐大的庫藏裡留下長尾（long tail）。有一年我造訪法蘭克福書展，我的沮喪更是加倍。二十英里長的書籍中，沒有幾本是我的。經紀人和出版社給作者的忠告沒錯，永遠別接近那個地方。有一次我問一個出版商，他知不知道什麼方法最能保持老書的活力，「要作者寫一本新書，」是他的回答。我能看出來，如果我打算認真展開作家的職業生涯，不能 有一刻放鬆。而同時我得有米下鍋。進入職場二十五年以後，每個月不再有薪水入帳，也沒有所得稅的扣繳，感覺很陌生。我必須儘快想辦法找到收入，而且要記得存起一部分，應付日後不可避免的納稅義務。寫書，在眼前一時幫不上忙。書要花時間寫，出版商還要再花一樣長的時間把它們送進書店。我的第一本書是教科書，《認識組織》 （Understanding Organisations），雖然賣得不錯，但是有點舊了。我有本新書正在上市，叫做《阿波羅與酒神》（Gods of Management），是我嘗試為正在當經理的人而寫的第一本實務書籍，但是書評不熱情。「我希望自己永遠不必去任何一家韓第的組織工作，」一個評論寫道，「或是活著親眼見到他所描寫的世界來臨。」按照這個書評的說法，我沒希望一夕致富。因此，有一陣子我成了專業演講人，到企業的在職訓練營上帶領討論、發表演說。我帶自己的那兩本書去。它們是我的銷售助理，以最不礙眼的方式推銷我和我的觀念，一種安靜的廣告方式。我們每個獨立工作者都得做推銷，但是我猜和大多數人一樣，我討厭叫賣自己或自己的貨色。理想上，一個人應該只要應付需求，但是雖 然感覺不舒服，我卻明白，要刺激才有需求。現在，我會警告想成為組合式工作者的人，有可能得先花上七年時間，工作來源才能保持穩定。▓ 不要為自己吹噓，如果一定要的話，讓別人替你吹噓。這全怪培育我的這個文化。我們被鼓勵要謙遜；每個人都不虛張任何成就或才華，社會可以比較溫和。「真的不算什麼，」我聽得到自己在說，或是「我寫作只是為了讓自己沒時間四處惹事生非。」但是，如果你不大聲嚷嚷，怎麼讓人知道你在那兒？答案是，不要為自己吹噓，如果一定要的話，讓別人替你吹噓。有人告訴我， 去雇個經紀人吧。所有的獨立工作者都有經紀人；去看看演員、模特兒、體育明星、流行歌手、歌劇演唱家，甚至作家。修水管的、修電器的，還有各式各樣的臨時工，包括經理人，都有專門的經紀人。職業介紹經紀商人力公司（Manpower）的名冊裡所載人數，比任何組織僱用的人都多。在我預見的未來跳蚤經濟（其實已經來臨了）裡，這些經紀人是介於中間的僱主，他們聯繫起客戶和各種有才華和技能的人，而過去是組織在擔任這個工作。因此，沒錯，我也出去找了一個寫作 經紀人，但是他也不太喜歡吹噓，甚至不替我吹噓。在我開始組合式工作生涯三年之後，我收集了為「今日思想」寫的所有講稿，向他提議，或許能出本不錯的小書。「喔，我不覺得會有人感興趣，」他不當一回事。若干年後，當他不再是我的經紀人而只是朋友時，有個週末他來我們家做客，我在他床邊放了那本已經出版的書，心中有些微的得意。他有足夠的雅量一笑置之。但是，假使我的寫作經紀人不願意吹噓，我知道有人願意。經過三年的組合式存在之後，伊麗莎白對我的生活感到絕望。我成天東奔西跑，在商業晚餐上講話，在公司訓練課程授課，偶爾寫篇文章，完全不剩任何時間寫作我本來計畫好的大書。我筋疲力竭，很少在家，更糟的是，賺的錢很少。麻煩出在，在我先前的生活中，我 在宴會和課堂上做了不少的免費演講，只因為那是工作的一部分。我還沒覺察到，假使你是獨立工作者，這些都可以收費。伊麗莎白打電話給最近我演講過的三個單位。「很抱歉，」她說，「不過教授忘了把費用帳單寄給你們。他提議收你們這麼多英鎊，加上其他必要開支，請問可以嗎？」答案總是可以。因此她很快就開始把 價格提高。終於，我有了一個不怕吹噓的經紀人，而且她真心相信我的話值得聽。▓ 自由很好，但我的自由是為了什麼？即使如此，起頭那七年的組合式生活，過得並不輕鬆。我心裡記掛著三件大事。首先也是最緊要的，就是頭上要有一片屋頂，還要有些現金進帳；其次，要管理好我們生活上的空間和時間；最後同樣重要的一點，是兩個十來歲子女的教育計畫。但是我了解到，這些都比不上最根本的一個問題，我的工作重點現在要放在哪裡？自 由很好，但是我的自由是為了什麼？這比較難回答。我正逐漸發現，要過自己的生活，這種自由的意義不只是建立自己的事業，還涉及認真思考我們生活的目標及優先次序，甚至包括如何最適當地安排我們身處的空間、如何恰到好處地分配我們的時間。突然間我感覺，我得真的去實踐哲學了，得設法弄清楚我的生命是怎麼一回 事，什麼最要緊，以及我要在何處與何時做什麼事。我回顧過去，在殼牌的日子多幸運啊，有老闆幫我決定所有這些事情，直到有天我明白過來，自己無法跟隨他們設定的優先次序為止。你被別人利用來達成他們的目的，而這些人並不一定受你敬重，這種不舒服的感覺，是你這輩子很少有的。然而，即使你並不敬重他們，那些人還是存在我們周遭。我沒料想到，沒有同事的生活會是多麼孤獨。如果沒人可以跟你討論，工作就沒那麼好玩；假使沒人一起慶祝，成功似乎很空虛；要是身邊沒人給你安慰，失敗會變得加倍難受。有些新式的組合式工作者跟其他獨立人士共同組成鬆散的合夥關係，當一件工作需要額外技能 時，就彼此合作。我這種寫作和輔導他人的工作太個人化了，不需要也無法吸引別人一起合作。還有人共用辦公空間，至少他們可以在那兒一起喝咖啡，抱怨稅務官員和會計師。我沒有能力負擔自己家以外的工作空間，而且老實說，一開始我很多東西都負擔不起。這有關係嗎？其實也不像我原先以為的那麼嚴重，因為我做的是 自己選擇的事：以字來畫圖，做個鍛造文字的工匠。這聽起來要比整個早上坐在電腦前詩情畫意得多，但後者才是真實的寫照。我已經發現一個重要的真理，假如你夠重視自己正在從事的工作，那麼其他事情都不太重要。▓ 做自己的主人，不表示你能掌控生活中最基本的元素：財務。但是，縱使我有那些崇高的哲學理想，頭幾年的獨立生涯還是錢最重要。向來如此，但在難以預料錢將在何時來自何方時，更是如此。我發現，做自己的主人，不見得就表示你能夠掌控生活中最基本的元素：財務。只要我是個員工，我其實就是把所有時間賣給了組織。我成為自願的奴隸，儘管是個口袋頗有幾文錢的奴隸。既然 我的時間事先已經賣斷，假如同樣的時間能換到更多的錢（只要我能說服他們我值那個錢），當然很歡迎，畢竟多總是比少好。任何討價還價，爭的只是要加多少錢，還有我值不值這個價碼。而現在，既然我僱用的是自己，更多的錢通常意謂要花更多時間去做事。成本效益對獨立工作者來說，現在意義可能不一樣了。錢更多 不一定是好事，假使佔去太多時間，或是要做不喜歡的事情、待在不對的地方，甚至是去做可能有損道德的事。金錢從來都不是成功的唯一標準，這不是新聞，奇怪的是有那麼多人仍舊表現得好像它是唯一的標準。對不少人來說，錢是達到目的的手段，讓家人過得更好、買到舒適生活的一個方式。然而，如果因為物慾，使人必須做自己憎恨的工作，那就可能成為浮士德的交易。另一方面，有的人決定要當牧師、護士或藝術家，跟從自己 心中的天命召喚，所獲報酬極少。可能他們會為了一個理想而選擇幾乎無償的工作，像我姑姑那樣，她是醫藥專業的宣教士，將生命給了印度比哈爾（Bihar） 的窮人，有二十年的時間住在宣教機構的一個小房間裡，四面是一式的粉刷白牆，很早就去世，但到死都對自己的印度病人熱情奉獻。或許金錢被稱作 compensation（譯註：酬勞，本義為補償）是有道理的，它補償了你，使你願意去做那些要不然毫無理由去做的事情。我還在殼牌公司時，有次放假回家，那時我的注意力大部分都放在自己的休閒玩樂，姑姑不能想像我怎麼能過著如此膚淺的生活，一心只為自己的享樂而活。當我展開組合式生活時，我再一次回到了根源。從小在愛爾蘭牧師宅長大，我以為生活很舒適愜意，但是從來沒有餘錢。父親緊盯著我們的財務，鼓勵我們把生日和耶誕節得到的禮金存到我們家的家庭銀行，他替我們每個人做了一張存摺卡，忠實記錄每一筆提存款項，但是沒有賒欠那回事。母親每週得到一筆家用開銷，不過必 須在每星期結束時，提交所有支出的詳細帳目。她覺得這太繁瑣費事了，從來也記不得花多少錢買了什麼東西。有個星期我正好看到她在記帳，有一項數目相當不小，名目叫SPG。我問她，我們的錢這麼少，為什麼她還拿那麼多給福音傳播會（Society for the Propagation of the Gospel）？「噓，」她說，「別說出去，SPG代表『大概是吃的』（Something Probably Grub）。」後來我聽說，那是我妹妹瑪格麗特的建議。我不知道父親有沒有猜出來，不過即使猜到了，他也從來沒說穿。▓ 我暗下決心，只要能力所及，永遠不當窮人。這種缺錢日子的結果，就是我暗下決心，只要能力所及，永遠不當窮人。請注意，我的雄心算不上很大。當初在1950年代，我估計一年兩千英鎊很夠我用了，再加上一部賓利大陸型轎車（Bentley Continental）就行。那個收入是殼牌這類公司起薪的五倍。今天石油公司支付大學畢業生的起薪，年薪約在三萬鎊之譜，所以我想，我的雄心換算成今天的價值會是十五萬鎊，這是個不可小覷的數字。那是我決定加入殼牌的原因之一，不過我終究發現自己得到的報酬趕不上我在其他方面付出的代價。想到我一開始對金錢的雄心，再看到後來我逐步走上薪水年年遞減的路途，從石油公司進入學術生涯，然後到教會工作，在那兒我的薪資要低於官方的貧窮標準，到了最後，還跨進朝不保夕的自由業，豈不令人匪夷所思？我明白到，自己不曾如己所願，完完全全地逃脫牧師宅的陰影。父親收到的錢叫津貼，不是薪資，兩者的區 分很重要。津貼的目的是夠你溫飽，使你能去從事受召的工作，它的目的不是估量你的價值。我父親對為錢而做事這種觀念完全陌生，他相信，你應該去做自己覺得該從事的工作，不計酬勞。至於錢，只能期待它夠用，假使不夠就縮衣節食。他永遠也不會想到要出去賺更多錢，因此我們沒有餘錢可用。他也拒絕借貸，在他眼 中，賒欠幾乎跟通姦一樣不可取，所以在我還是學生時，當他知道我說服銀行（當然也是他的銀行）讓我借錢時，他極為煩惱。令我驚奇的是，我最後反而變得更像他，這是我從來沒想到的。但是，我還是擁有另一個部分，那部分摒棄了牧師生活的世界，那部分喜歡花錢買我年輕時家裡沒錢買的：到餐館用餐、到劇院看戲、搭計程車、買鮮花和酒，那些不必要的東西。這時我不安地想起亞當斯密（Adam Smith），那個蘇格蘭的智者，他觀察道，經濟成長明顯是件好事，因為每個人的生活都變得比較容易，然而成長太多、太久，後果會是多出各式各樣不必要的東西。看著今天城市裡的購物中心，我不禁覺得他是對的。可是，我接著問自己，難道這不是錢的用途嗎？去買我們希望能充實生活的東西，即使其中有些東西嚴格 說來並不必要？我們哪有資格告訴別人，什麼東西是必要，什麼是錦上添花、只會以更多的不必要包裝弄髒街道破壞環境？那些不必要的東西豈不正在提供許多人就業機會，有些甚至是第三世界迫切需要的工作機會？何況，加值稅（VAT）已經添加在非必需品之上，而食物類的必需品得到豁免，所以，非必需品賣得更多，稅收就更高，可用來為國家購買其他必備物資的資金。貪婪、嫉妒、好吃，對經濟學家來說並非罪孽，而是繁榮的基礎。▓ 巴菲特的財產，只是測量他的商業頭腦的一把尺。另一位經濟學智者凱因斯（Keynes）說得好，只有當我們變富之後，才能「重新視目的重於手段，寧取美好、不取實用，然而那個時代尚未到來……貪欲、放 高利、提防之心被我們奉若神明的日子還不能結束。因為它們可以領著我們走出經濟需要的黑暗隧道，進入白晝的光明。」但是，亞當斯密指的富，是多富有？瀏覽任何報紙的商業版，都不難讀到，我們本土出產的企業大亨，有幾個去年的薪資已經領了超過四、五百萬英鎊回家。其中有些人甚至在被開除時，也帶走幾乎一樣多 的錢。那還只是英國而已。在美國，他們能賺到英國的十倍。我想知道，他們的錢都怎麼用？為什麼需要那麼多錢？他們賺得比一起工作的人多了那麼多，公平嗎？醫生、教師、警察做的工作一樣有價值，賺得卻遠不如他們，公平嗎？那些企業界的大人物，幾乎無法用完所有的錢。他們沒時間，也極可能沒那個興致去買房子、遊艇或古老的油畫。我有時候想，說不定在報上登個廣告說他們有多富有，或是拿《泰晤士報週日版》的富人排行榜給他們的朋友看看，還更能讓他們的財富發揮功效。全世界第二有錢的人華倫?巴菲特（Warren Buffet，其財富僅次於比爾?蓋茲），他的生活簡單，花的錢不多。他的財產只是測量他的商業頭腦的一把尺。「那只是隨工作而來的附帶品，」這種人說，「我不追求財富，也不去想它。」如果你是醫生，成功的量尺是治癒的病人有多少；教師的量尺是學習成果優秀的學生有多少；如果你在企業界，那麼成功的量尺就 是你賺的錢有多少。那是區分高下的方式。他們可以把財富捐出去，而且這麼做的人越來越多。有些人等到死後才捐，基金會將成為主要繼承人。其他人則像蓋茲那樣，不想等死後再做慈善事業，而在生前就慷慨捐輸。越來越多的年輕百萬富豪，對於自己選定的慈善目標，不但給錢，也投入時間。這些新式慈善家想在今天就使世界改變的意願，更甚於賺錢。他們擁有的 早就超出足夠之用，他們想要看到，自己多餘的錢能做些有用的事。這些人讓財富得到敬重。他們為資本主義那些明目張膽的奢華做了些許救贖，而且很可能建立起流行之風。在英國和美國已經都有捐贈排行榜，可平衡財富排行榜。▓ 在平均年所得高於一萬美元的社會，更多錢並不能增加快樂。然而，我們多數人沒有這種機會。我們做自己的事情，錢如果能多一點，那很不錯。「最重要的是經濟」，每個政客千篇一律地這麼說，他們相信錢越多，大家就越快樂，只不過實情似乎不然。關於快樂的研究，不管在那個社會，得到的結論都很一致。在平均收入每人每年低於一萬美元的社會裡，根據標準問卷的回答來看，似 乎是錢越多，人越快樂。然而，在超過這個收入標準的社會，更多錢並不能增加快樂的平均程度。我們這裡說的是平均數字，適用於整體人口，因此對於領薪的一般員工來說，數字可能必須加倍，才能找到他們的快樂門檻。可是不變的事實是，超過某個程度後，錢多不會令人更開心。這確實有某種道理；一旦收入足以滿足基本 需求，我們往往很難有理由去追求更多的收入，只為了買更多不必要的東西，特別是對那些獨立工作者而言。經濟學家卻指出，讓大家繼續相信越多越快樂（儘管證據剛好相反），是件很重要的事，因為除非有更多人繼續花更多錢，否則我們的經濟不會成長，公共服務的資金來源會減少，較窮的工人的就業和收入便會降低，包括發展中國家的工人。你可以這麼說，花錢超過自己的必要開銷，或者超過自己想花的錢，就是我們的社會責 任。怪吧。▓ 在我們找到金錢的「足夠」定義之前，永遠不會有真正的自由。在個人層次上，如果按照亞里斯多德關於「足夠」的學說去做，日子會簡單得多。除非我們能定義出多少錢才「足夠」，也就是定義自己人生真正目的的自由，否則永遠不會有真正的自由，否則我們會是老闆或職業的奴隸，永遠追隨他人的優先選擇。不過，安於「足夠」的意思是，我們必須放棄金錢的其他用途。錢不再是成功的象徵，不再能用來定義自我，也不再能拿它當藉口或補償、不去過自己真正想過的生活。我們必須打開心胸，誠實面對自己真正看重的東西，面對我們希望如何定義自己、希望他人如何看待自己的方式。在我嘗試過之後，我可以打包票，這種自我誠 實就像清新的空氣一般，縱使我們有些朋友因而感到驚訝和困擾，甚至希望這不會成為某種時尚。每年九月，大約三萬五千人聚集在美國內華達沙漠，開長達一週的火燒人（Burning Man）慶典。他們來到一個無商業地帶，體驗禮物經濟（gift economy）。這個無商業地帶是慶典主辦人哈維（Larry Harvey）創設的。在這個星期，所有拿出來分享的東西一律免費。大家來這兒，免費提供服務和物品。你可以在早上四點吃到起司通心粉，得到按摩，獲得心靈治療，或是在酒吧喝杯啤酒，卻一塊錢都不必出。哈維說，這是對現代社會過度豐裕的反動，也是重新定義價值真義的一個小小嘗試。全面的禮物經濟可能維持不了一週，但是當人感受到，「足夠」已經很多、「更多」是無謂的追求時，植基於「足夠」的經濟或許能成為風氣。世界會成為一個更多樣、更誠實的地方。不過這樣的話，會有經濟學家找上門來，他們會擔心需求若是太低，如何能創造可轉化為工作和稅收的供給？我的折衷辦法是，敦促我們這些處 於「第三齡」（Third Age）、人生已超過事業和家庭兩階段的人，去實行「足夠」的學說。原因是，年紀越大，越容易弄清楚多少是「足夠」，這時比較不需要去為未來的不時之需做好儲備，同時仍然有些時間去做我們認為此生該做的事情。而且，在這個階段，我們消費和收入的降低，不會嚴重到造成第三世界的貧窮問題。我們立的這個榜樣， 或許可稍稍打擊金錢對現代世界的暴虐統治，或許可給那些覺得逃不出金錢掌控的人一些希望。甚至，或許也能夠挑戰經濟學家，敦促他們必須找到一條出路，突破金錢製造的惡性循環。▓ 使世界為我所用，而非我為世界所用。我終於從那些循環脫身，感覺很愉快，可是關於「足夠」我還是有問題。每年我和伊麗莎白都要坐下來，弄清楚我們需要什麼，以及我們預期的進帳。作為悲觀主義者，我向來低估可能的收入，然後會接下超過實際所需的工作量，以設法補足收支落差。自從離開溫莎，現在已經過了二十年，我們的日子過得比實際所需更寬裕， 我沒什麼好抱怨。錢很好，只要它不是生活中最重要的事即可。當我開始計畫新生活時，由於我打算當個作家，我所面對真正緊要的問題是，應該寫什麼東西。按照我那時給自己的社會哲學家的定位，我感到自己應該關切正在浮現的新社會中的實際議題。對我最迫切的問題，也將有越來越多的人會感到迫切。我們生活的各個層面，必然都會出現更多選擇。不過，那並不意味選擇起來會更容易。面對超級市場成排的早餐麥片新包裝，我們大多數人會直接抓起熟悉的盒子就走。在人生的 新超級市場裡，怎麼過活、要做什麼，有大量的選擇，我們可能猶豫不決，或只是再一次直接抓起熟悉的舊日生活和習慣，而原本我們明明有機會去質問、搜尋、設法使生活成為我們所喜愛的人生。然而，除非你有個標準，有個分辨好壞的辦法，否則無法在所有麥片之間做出選擇。沒有一個標準，選擇只會增加壓力。這就是我 希望、也相信哲學能起助力的地方。我對自己說，這就是我的新角色；可是，首先我得把這個哲學用在自己身上；我應當怎麼選擇，已經迫在眉睫了。
0-5 【內容試讀】第15章：家庭大事「小心，」我告訴兒子，他正在考慮結婚，「你娶的不只是一輩子的愛人，還娶來她一整家人。最好先弄清楚所有情況；你會發現，家庭家人的影響是很大要緊，你會發現的。」我說的是親身體會。一個大雨滂沱的晚上，我在吉隆坡一個宴會上第一次見到伊麗莎白。當時我一點也沒有想到（後來好一陣子也沒想到），要問她來自哪裡，家裡有些什麼人。，只要認識她自己這個人就夠完整了--，直到事情開始變得認真起來。她邀我到新加坡去見她爸媽，在他們家過夜。她父親正跟著隨英國陸軍駐守在那裡。沒幾下，事情就很明白，這個家庭跟我留在愛爾蘭牧師宅的那個家庭大不相同。「你是不是在跟我女兒睡覺？」我剛到沒多久，上校父親在客廳問我要喝什麼 酒的時候說。，當時只有我們兩個人在。我覺察到這是某種測驗。在這個場合，我想，守分寸應該要比和盤托出來得恰當絕對是供出實情的重要成分，因此，我臉上發紅，微笑道，「謝謝，威士忌加一點點水就好。」他上上下下看打量了我一會兒。，發出一聲「哼，」他說，遞給我一杯威士忌。伊麗莎白的父親非常出眾，她母親也一樣。他們跟一群朋友都是派對動物，跟他們在一起很愉快。我完全被吸引住，他們對生活無憂無慮的態度，充滿色彩的笑話，滿不在乎的閒話八卦，以及對各色人等的寬厚大方。他們過的日子和我父母很不一樣。，我喜歡極了，而他們對我只有善意仁慈。，直到我向伊麗莎白求婚為止。作 為她的仰慕者和追求者之一，我還算過得去。，但加入他們的家庭可是另一回事。當時他們正在土耳其渡度假，我們倆那時已經回到倫敦，寫信告訴他們我們訂婚了，希望得到他們能高高興興的地認可。終於，來了一封信，收信人是伊麗莎白。信上說，急什麼呢，你還年輕，可釣的魚多著呢。現在回想起來，從一某個方面 看，他們是對的。，我並不合適合伊麗莎白。他們希望自己的獨生女找到更好的對象，或許是個退役軍官，有鄉間的產業可以繼承，而非愛爾蘭牧師的兒子，身無分文，還拒絕了從軍的機會。但是，為了以備防萬一，上校要他的釣魚夥伴，一位蜆殼牌公司的資深經理，去調我的檔案出來，查核一下我的前途如何。當伊麗莎白的 父親告訴我這件事情時，我覺得義憤填膺，儘管結果似乎讓他放下了心，。不過他還評論道，他也查了查蜆殼牌的退休計畫，看來我死了要比活著更值錢。▓ 進入一個新家庭，跟去一個新國家居住沒有兩樣六個月後，我們結了婚，但是早期的徵兆沒有一個吉利。我太想好好表現，所以預定了一輛大而昂貴的大禮車，去接我的未來準丈母娘，到倫敦市內我們婚禮會場，倫敦市內舉行的聖瑪麗亞德馬利（教堂--St Mary Aldermary）教堂，就在地下鐵車站「市長府邸站」（Mansion House）對面，也離我們宴會地點Tallow Chandlers Hall很近，十分方便。不幸的是，禮車司機把她送到了聖瑪麗亞德曼伯利（St Mary Aldermanbury）教堂。犯錯的原因或許不難明白，但是，說巧不巧，那棟教堂正在進行解體工程，磚頭一塊一塊地卸下來，準備運到美國去重新組合。我的岳母本來就不贊成這樁婚事，現在竟看到車窗外的教堂，上面沒有屋頂，牆壁也有一半已經不見了。她可不覺得好玩。十五年後，岳父去世了，令人我們很傷心，而且也感嘆他走得太早了，還沒來得及喝他跟酒商為他的退休而窖藏的三十三箱上好的波爾多紅酒。後來我驚喜地發現，他在遺囑中把大部分的酒留給了我。這些年來，我把這份寶藏翻了一番遍，賣掉了一些，又買進更多年份較新的酒，以備將來所用。每一次我們喝這些酒的時候，我 都暗中帶著感謝舉杯，謝謝這些好酒，更謝謝因其中的訊息而感恩，；照我的理解，這表示我終於贏得了作為上校家庭一份子的權利。我珍視這個家庭，一如我珍視自己的愛爾蘭家庭。就連岳母大人，最後也回心轉意了。進入一個新家庭，跟去一個新國家居住沒有兩樣。你得學習他們的方式、習慣，贏得定居的權利，而同時還保有自己本來的身份身分。跟國家一樣，家庭有歷史，歷史塑造了文化。我訂婚的時候，未來的丈母娘寄給我父母一份族譜，修訂者是她丈夫我岳父的先人傳下來的。我母親不甘示弱，回給她一份自己家族的族譜。我猜 想，她們交換的不只是家族資訊。婚禮也不一定總是跟外表上一樣充滿了喜悅。當雙方互相打量評分時，五彩繽紛精採的文化衝突有可能隨時爆發，留給才剛結合的新夫妻去搭橋填溝。那道鴻溝是永遠填不滿的。作為姻親，我明白，儘管自己盡了最大的努力量，但在我的新家庭裡，我永遠只有相當於綠卡的身分，永遠會都是得 到被收留的居民，而非土生土長的公民。這也是理所當然。家庭保衛自己的疆域是不遺餘力的。要是不那麼做，沒多久，在危難時它就無法像最好的家庭那樣，繼續給家人一個安全的避風港。▓ 若是不認識一個人的家人，是無法充分認識他的。在追求我未來太太的早期階段，我明白了一個人若是不是無法充分認識另一個人的家人，除非你認識他的家人是無法充分認識他的。我們身上，有太多部分跟我們的基因的遺傳承牽扯在一起。我們的思考和行為方式，有太多地方被自己早年受到的薰陶定型。因此，奇怪的是我們經常常對不讓朋友藏起認識我們的家人。羞愧嗎？ 害怕他們會透露出自己不為人知的一面嗎？我曾猶豫再三，考慮要不要帶那些優秀的大學同學回愛爾蘭的愛爾蘭那個不起眼的家。看到我們粗素樸的生活，比方說，每天早上圍坐早餐桌旁祈禱，或是進餐時喝茶而不喝酒，他們會怎麼想？讓我放心而且驚喜的是，最後來到我家的朋友，都很喜歡他們看到的一切，愛上了我爸媽， 甚至加入了早餐祈禱。我猜想，部分原因在於，他們更了解我了，或者是因為，既然他們知道了我的來歷，我終於能夠放鬆。我現在的觀察是，絕大多數人在我見過他們的至親後，似乎顯得更真實。只有到了在這個時候，我才能認識這個人的全部面向看到他們的三百六十度，沒有看穿一個公眾形象這道作為保護的屏風。那個形 象是我們每個人都戴著的面具，只有在我們跟人交情夠深時，才會除下。今天，任何人給我最好的讚賞，會是介紹我認識他的父母或手足。然而，要融入一個家庭需要時間，你要接受他們是你生活中躲不開、而且應該感激包容欣賞的一個現實，需要時間。只要在我丈母娘還在世時，她的大家庭一定會在耶誕節前一個禮拜聚首，互相交換禮物。這個場合可能發生各種情狀況，我們沒有幾個人會期盼它的來臨，但是，現在家族的女性族長已經離世，這個傳統沒落了， 我們反而開始懷念它。光是同根生這個簡單的事實，永遠無法保證我們會有相同的價值或興趣。家人並非不一定總是容易相處。，可是啊，可是。當你有需要，不管你喜不喜歡他們，他們會是最可能出現、最可能給你支持的人。我記得，當母親也過世了的時候，我感受到的巨大的失落。現在我是孤兒了。我也記得，一個和我同 齡的老朋友，和我同齡，當他的兄弟過世、老家不剩半個人時，他那張被擊垮的臉。不論是愛他們還是厭惡他們，我們都需要家人。甚至，當家人並非來自一對父母加上2.2個孩子的傳統家庭時，我們的感受似乎依然如昔。當現今家庭的形式和規模，種類之多已經超出理解範圍之外。我們自己的兩個孩子，以前抱怨過，當他們大多數朋友在煩惱要跟哪一方家長去過聖誕節耶誕節時，他們卻毫無選擇餘地。有一次我犯了個錯，說「我」的女兒，沒說「我 們」的女兒。「你太太也有個女兒嗎？」對方反應道，以為我的家庭處境是們夫妻雙方各有來自前次婚姻的子女來自前次配偶。同居、離婚和離了又結的連續式婚姻，正在創造更多的重組式家庭單位重組。2001年，英國所有家庭中，有10%百分之十有後繼父或後母，百分之三十30%的家長不是由兩個成年人作主。不 過，新的家庭或許甚至可以比傳統家庭來得容易應付，因為大家對成員的期待較少。或許，我們只是比較長壽罷了。維多利亞時代，標準的婚姻長短度只有十五年，因為其中一個伴侶，（通常是女性），死得比較早。現在，他們不是死亡，而是離 開，但是，十五年仍然是婚姻的平均壽命，有的長一點，有的短一點。或許在從前，「唯有死亡能使我們分開，」（till death us do part）是個很實際的婚姻承諾誓言。現在，許多夫妻選擇的婚誓是，願彼此的結合「與我們的愛情等長」（as long as our love lasts）。這很自然地讓我們想問：愛情是什麼？我給了兒子或許不太中聽超過他想要的忠告，我勸他不要只以激情或肉體的吸引作為建立長期關係的基礎，而要尋找一個伴侶，她終有一天會成為他最好的朋友，建立一種能夠隨著生命推移而越來越深厚的友情。有一天我告訴兒子有天，我對我的後代說，將來他想要在床上 得到的不會是一流的性，而是擁抱和依偎，但他似乎不太相信。他不相信我的話。我說的不只是親身體會。很久以前，我就在一個研究助理的協助下，訂了目標去調查我在商學院的一些當高階主管的已婚學生，看看他們在結合成功的事業與穩定的婚姻之間，是如何應付壓力的。這個研究讓我得到一個結論，好的婚姻會在兩人生 涯展開的同時，在兩人共度人生的過程中，漸漸微妙地改變彼此對婚姻的要求互定終身的基礎。▓ 我正處在第二段婚姻，只不過取的是同一個女人。近來，我有時候會開玩笑，說我現在正處在第二段婚姻了--，只不過但是娶的是同一個女人。當子女長大，開始有自己的生活，當我倆的父母都已去世，同時我們的狗也死了，太太跟我突然再度自由了，可以發展我們各自的人生。家庭原本發揮了偌大的功能把我們綁在一起，給了我們一個共有的日常生活，現在這種維繫卻減 弱了。轉型期可以是能充滿挑戰的時刻。我們已有一段歷史是共享的。，我們也將共享的未來也會共享嗎？我正在建立過一個獨立工作的生活，以演講、廣播、寫作為生。伊麗莎白剛讀完攝影的學位，現在會開始有時間發展一個俱足的專業生涯。我們可以安於兩人各忙各的，、過著大致沒有交集的生活。我們知道，有些夫妻的 在工作生涯已經分道揚鑣之後，他們會就視此轉型期為契機，雙方開始尋找新伴侶，對方將好跟他一起建立以同類共同工作為重心的新生活。而我們兩人已經對彼此投資得太多，不想冒險讓那樣的事情發生。因此，我們決定找到能結合我們工作的方式，藉此維繫我倆的友誼、婚姻和家庭，我們所珍視的一切。她管理我的工作，當我的經紀人，安排邀約，不管我到哪裡，都跟我一道旅行。我在她的攝影作品和書籍上添加文字，在她拍照時，儘盡可能在旁幫忙。結果我們總是在一起，好像連體嬰。有一個顧問，曾經表示他對所謂的 「旅行演講人配偶的孤寂」感到同情，問伊麗莎白我離開她最久的一次時間多長。「四十分鐘，」她回答，「他到超級市場去。」這種無時無刻不在一起的近距離相處，或許不符合所有人的胃口，但是，沒有一個人是我倆一人見過，而另一人沒見過的，我們所有的經驗都是共享的，而且沒有一個晚上是單獨過的，對於這些我們 感到很愉悅快。這樣的安排不可能有個人秘密。，我們在其中尋找到一種新的親密無間，其基礎在於互信，更甚於激情。這的確是一個新婚姻，不過伴侶是舊的。這樣更舒服，而且更省錢。婚姻，或者其現代的同義詞：長期同居，是家庭的基本建材。但是，根據英國祈禱書，婚姻可以能、甚至應該只是下一個更艱難階段（育兒期）的前奏。我不是那種渴望生兒育女的人。，我覺得，那可能似乎是個太大的承諾了。我記得太太分娩生下第一個孩子時，我坐在她身邊，看到護士捧起我剛出生的女兒，我心想，「這玩 藝意兒將使我接下來的二十年不停地工作。」買房子已經夠糟累人了，但是不喜歡的話，總是可以換一幢。女兒可不同了。這個承諾是逃不開，、換不了、賣不掉的。半小時以後，我全忘了這些念頭。突然，我胸脯充滿了懷欣喜，我明白了別人說的，「無條件的愛」，是什麼意思了。我很清楚，日後會有困難的時刻，我會面對新的挑戰，但是，我當那時就知道，我永遠不會停止愛這個可笑的禿頭寶寶，不管她做了什麼或者不做什麼。愛，而不求回報，是利他的極致，但是此刻它不召即來順 理成章地來了。▓ 養育子女最困難的局面，要到他們脫離父母掌握時才開始。也幸好如此。，因為做父母證明要比我想像得還困難。我很訝異，這不是自然就會的事情。養育子女很難，我不認為我們做得特別好。，但是，最困難的局面要到他們脫離我們掌握的時候才開始。就有那麼一天，正好預示了日後的情況，當時我正在訂立一條我已經忘記是什麼的規則時，卻聽到六歲的孩子女兒反駁，「可是郭特 小姐說...……」我馬上知道自己失勢了，而這也預示了日後的情況。郭特小姐是她的老師，是她生活中的絕對權威。而我，只是每個星期天來陪她吃午飯的人。我們的兒子對我的看法就不同。他在小學的班上，有一次要寫一篇短文，題目是「我爸爸做什麼」。「你怎麼說？」我問，好奇他會怎麼描寫我在商學院的工作。「我說你會塗顏色塗顏色（paint）。」嗯，有意思。，也許他察覺到我不為人知的藝術氣質。「你說我塗塗些什麼東西？」「牆壁。」當然了。那是他見到我做的唯一一件事，粉刷房子。難怪他的導師那個月後來在家長會上，對我一付紆尊屈降貴的態度。用孩子看你的方式看自己，可以可能很嚇人，不過是個健康的驚嚇。更糟的還在後頭。我從現在曉得，從自己的某些研究得知，我們傾向於把太多不正確的壓力加在孩子身上。從一開始，我們就要他們獲得追求傳統的成功，即使學校的課程跟他們的天賦不能配合。因為嘉納的理論，現在我知道，要感謝嘉納，能力涵蓋的範圍要比智商廣。你可以在音樂或體育上很聰明（我說的音樂不見得是古典 樂），卻在其餘課程上一籌莫展。流行樂手不都進見得都上過大學，而且經常不進大學，足球選手也一樣，部分原因在於他們的能力出現得更早。善於與人相處（就如我女兒從前和現在都是那樣），、而且規畫能力一流，但這兩者在學校都比不上考試分數的重要性，即使日後這些能力對生活的幫助更大。因此，當你的兒子證實 是個有天賦的豎笛手（就像我們的兒子那樣），十五歲時獲得英國國家青少年管弦樂團的一席之位，卻在一離開學校後，就改吹薩克斯風，在流行樂樂團擔任主唱，接下來一年裡，跟自己的樂團在不同的地下室演奏、唱歌，你怎麼辦？我以為想，你只能鼓勵他們，參加去欣賞他們的演出（「拜託站在後面，老爸，我不希望你太 顯眼」），同時希望這不會持續下去，而如果持續下去，就希望他會活得興致盎然能闖出名堂。▓ 有時候，你覺得自己怎麼做都不對。今天他們進入的世界，跟我在他們的年紀所知道的世界，非常不同，而且他們對於自己想要的生活，比我從前要清楚多了，；了解這一點，是很奇怪的感覺。還有一點很明顯，我們對他們的期望，毫不相干根本無關緊要，甚至會起反作用。當兒子告訴我們，他想要放棄大學入學，全時間投入樂團，、跟隨樂團經理時（「你知道 的，老爸，在這個國家，重要的是有大學錄取你，而不是去上大學」），我半認真地告訴他，半認真地，我完全支持他的決定，只要那是他真心要做的。兩個星期後，他告訴我，樂團決定解散，從長遠來看，團員各自去上大學可能對每個人更好。假使，我當初設法遊說他放棄樂團，我猜想，他很有可能他會犧牲大學，只為的 只是伸張他的獨立性。然而，有時候，你覺得自己怎麼做都贏不了不對。有一天，我接到女兒寫來的一封信，內容至今仍然銘刻在我的記憶裡腦海。之前我對她的事業選擇提出疑問。「你向來都是這樣，」她寫道，「對兒子期望太高，對我期望太低。」而我的本意只是要她別有太多的壓力。不過無論如何，大致來說，他們會渡度過教育的問題時期， 而把你拋在後面，自問，我幹嘛那麼認真地為他們選擇什麼學校的選擇緊張，我又何必忍受那些沒完沒了的晚上，聽朋友爭著相吹噓自己後代兒女的學業成績或其他成就。慢慢地，荒唐的可怕的真相出現了，你終於明白，他們的真實教育是在家裡進行的，而那時你正在忙東忙西，設法過自己的日子。他們觀察、學習你，然後在 將來有一天決定要走跟你相反的路，或是模仿仿效你，而你弄不清哪一樣更比較好，因為多數時候，你並沒有非以理想的好行為給他們在做榜樣。照顧培育家庭從來不是件易事。維持家庭的團結，並且保持成員的獨特個性，這當中的平衡需要感覺敏銳，也需要折衷讓步。伊麗莎白用她的「拼接」技巧，在家庭肖像裡捕捉這份飄忽的平衡。每張肖像裡，團體都居於舞台中心，但是包含在全貌中的還有每個人的獨照。她要每個成員選一樣最能說明個人特質的東西，置於身 邊，或是擺出姿勢，彷彿在做最能夠能顯示自己熱情喜好的一件事。起先，家中的年輕成員十分抗拒對於全家合照的想法十分抗拒，但是，等到他們明白可以擺出自己的本來面貌，而非只是某某人的兒子女兒，他們就會變得很熱切，很樂於參與。在任何團體或任何關係的核心，也有同樣的平衡。最好的婚姻是讓雙方有各自分離的空間，也有緊密相連的空間。我和太太在工作上上很密切合作，但我們之所以能成功，是因為我們在不同的實質空間裡做不同的事。任何人如果走進我們的工作區，會立刻明白我們有不同的組織方式、不同的流程、不同的習慣。我們都做菜，但 是我在鄉間下廚，她在倫敦下廚。我們的煮法不同，因此給用餐食增添了滋味，也減少了吃飯的單調。我們住在一起，但是不會密切得過分。我父親在去世以前好幾年，給了我一個縐縐的信封。「現在我用不會用得到它了，所以，還不如讓交給你拿著。」信封裡裝著我們的家族樹族譜，據說可向上一直追溯到據說是愛德華一世的私生女。耐人尋味的是，這上面看不出我的祖先做了什麼，簡直沒什麼線索，當然，只除了一個重要的事實，就是他們都有後代，因為否則 我就不會在這裡。他們是一串長鏈裡不可或缺的部分，鏈子最後接上了我，現在又接到了我的兩個孩子身上。因此，我很高興，伊麗莎白和我使這個條長鏈持續下去。我想到，聖公會（Anglican）的婚姻儀式到底沒錯，它列出婚姻必須建制的理由--：第一，為了兒女的生育和教養兒女，第二，為了合法的性行為 （我只是照本宣科是翻譯它的意思），第三，為了「雙方應該享有的互相陪伴、幫助和安慰，不管貧困、富裕在順境或逆境都不改變。」近年來，令人興奮及安慰的是，我們看到自己的孩子加入了我們的「互助合作」的陣容，而他們多年前就已經不再是孩子了，而更像是我們的同伴，甚至是導師。在這個新世界，他們在很多方面都比我們更有智慧，而且令人感動的是，對於我們在某些領域的天真無知，以及他們似乎感受到我們的體力日衰，他們都很關切。當孩 子變成了朋友，你就知道這個家庭是成功的。今天的世界在各方面的，有時候看起來在每個方面分工都越來越破碎細，處身其中，我們都需要一個歸屬的地方，彷彿與生俱來生來就屬於那裡。組織不算數--， 它們的壽命不夠長，而且當我們的技術技能開始落後，組織很容易把我們拋棄。鄰居會搬走失去聯絡。；太多的許多男女關係最後證明是船上一場短暫的羅曼史，當時雖然很熱烈，卻轉瞬即逝。然而，家庭永遠在那裡，即使有時候必須從土裡掘出來家人是久久才聯繫一次。預測家庭會衰亡的人，他們將被證明錯誤。家庭或許會 改變形狀改變形態，但是永遠不會消失。家庭很重要要緊，不過，他們是也需要養分份的。溝通是最大關鍵。；在沉默中，猜忌和嫉妒嫉會四處蔓延。我們只要有機會，就全家一起慶祝，婚禮、節慶、整歲大生日和重要日子的週年慶，甚至包括葬禮。事實上，任何大吃一頓的藉口都好，我們的理由是，能好好兒一起吃飯的家 庭，將會好好兒一起活，而且活得長壽。在吉隆坡的那個雨夜，我在雞尾酒宴會上遇到伊麗莎白的時候，完全沒有想到，我們的結識有一天朝一日會滋生出一個新家庭，或應該說是一串家庭裡的一個家庭。我必須承認，我的心思那時還很短淺。現在回顧起來，我生活的其他部分和我的家庭相比，全都退入了無關緊要的背景。家庭及家庭的一切，是發生在我身上最好的 東西事情。此刻，當我們的兩個孩子忙著投入自身事業的開展時，我也有我的事業要照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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