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外看「中國道路」取得成就的主要原因

（中國社會科學院馬克思主義研究院「國外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研究與啟示」項目組）

自2004年與「華盛頓共識」相對應的「北京共識」概念提出後，有關「中國道路」、「中國模式」的討論在世界範圍內日趨熱烈，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一詞倒較少被提及。因此，本文主要以「中國道路」、「中國模式」來展開論述，但它的內涵與我們熟知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一致的。國際上，對「中國道路」、「中國模式」或「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持肯定態度的人們，無一例外地讚揚中國的社會主義建設、改革開放事業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那麼他們認為取得這些成就的主要原因是什麼呢？

一、社會主義基本制度是取得成功的根本保證

1. 在分析中國取得巨大成就的原因時，公有製為主體、土地國有、宏觀調控這些社會主義制度的關鍵因素，成為人們回答這一問題的首選。俄羅斯國家經濟學院國際經濟研究生院院長弗拉基米爾·波波夫強調，中國的「國家制度能力」即社會主義制度，保證了中國在遭遇世界經濟危機時，依然可以有出色的表現力。（畢文勝：《波波夫談中國發展模式》，《國外理論動態》2011年第1期）

義大利共產黨人黨指出，「我們不同意有些學者將中國的強有力的崛起歸因於新自由主義的論調。我們認為中國是一個社會主義指向的國家，有著計劃與市場共處的混合經濟，國家控制著土地、銀行和國有或國家控股的主要行業。這使宏觀經濟便於調控，並使中國避免了2007—2008年的全球大衰退。中國的計劃經濟不會像西方國家那樣有周期性的危機規律。儘管國有企業的利潤不高，但卻使為了國家和公共利益而投資中長期項目成為可能。」

東京大學名譽教授伊藤誠認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的構成主要有「土地國有」、「生產手段的公有為主體與經營管理的多樣化」、「協商型的勞資關係」。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未來發展的經濟基礎是堅持以公有製為主體，將市場經濟作為補充，中國的經濟體制將在21世紀史上具有重要的意義。

法國學者、國際馬克思大會社會主義學科主席托尼·安德烈阿尼認為，中國社會主義道路取得成功的關鍵在於，國家和集體所有制在經濟中佔主導地位，公有經濟發揮著領導作用。中國的土地仍然實行國家所有制，這就避免了土地所有權的大規模集中。中國仍然保留了國家計劃和政府的宏觀調控，只不過通過間接手段進行，其作用十分強大。中國的社會主義具有中國的特點，因為它必須考慮本國特殊的國情。此外，它在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同時，還促進「精神文明」的發展，而這種文明完全不同於西方文明。

2. 從整體來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仍然具有社會主義性質。西方學者奈特·溫斯坦認為，國有企業在中國還控制著工業的核心部門和金融部門，而且正是這種「社會主義屬性」使中國在經濟危機中得以倖免，並給全球經濟注入了活力。他還進一步提出，只要資本主義世界仍然處於這種緩和的次危機狀態之中，中國就沒有理由放棄已被證明有效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政策。

二、毛澤東時代的成就與改革開放的成功相輔相成，不可割裂

1. 中國的發展不應該割裂改革開放前30年和改革開放後30年之間的聯繫。對此， 弗拉基米爾·波波夫指出：最近30年中國成功的先決條件絕大部分是在1949—1976年間創造的。毫不誇張地說，沒有毛澤東時期所實行的政策，1979年以來的市場類型的改革不會取得現在這種令人矚目的成就。在任何時期和任何國家，單獨的自由化從來都不會成功，甚至有時候適得其反，上世紀撒哈拉以南非洲國家就是例證。

2. 具體說來，毛澤東時代建立的工業體系和大規模的掃盲運動為改革開放提供了物質基礎和智力保證。埃及著名左翼思想家薩米爾·阿明堅決反對那些認為中國改革開放的成功主要歸功於引進外資的說法，他認為，中國如果沒有毛澤東時代所奠定的工業和設施基礎的話，就不可能有改革開放以來的成功。（薩米爾·阿明：China 2013，《每月評論》雜誌2013年第3期）

美國布魯金斯學院外交政策研究部高級研究員尼古拉斯·拉迪指出，對比中印兩個發展中大國，會發現，投入中國的外資大大超過印度，其中有一個原因在於，中國的全民受教育程度比印度高出很多，尤其是婦女的受教育程度，高出印度25%—30%，這一點至關重要。顯然，一大批可以看懂生產手冊、可以迅速學習如何使用機器的工人是更具生產能力的。再加上中國對外資採取較為開放的政策，這一系列因素結合在一起使中國吸引了大量的外資。

3. 毛澤東時代建立的舉國體制也被認為是中國在改革開放中能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優勢所在。有學者認為，舉全國之力，集中優勢資源，聚焦特定的工程、項目、事件，往往可以形成跨越性、突破性、高效率的發展，同時還能夠形成帶動效應，提升整體的經濟社會發展水平。《增長的極限》的作者之一喬根·蘭德斯教授認為，中國政府能集中力量辦大事，不應迷信西方民主體制。這個因素是蘭德斯對中國發展保持樂觀態度的核心因素。

三、漸進自主，不盲從西方的改革戰略，形成了獨特的發展道路

1. 「中國模式」的實質是中國在經濟全球化背景下為實現社會現代化所做出的一系列自主選擇的集中體現。國外有學者認為，對於「中國模式」最精闢的概括就是一面旗幟、一條道路、一個體系——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旗幟、堅持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確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就中國的改革戰略而言，它是漸進變化的，中國領導人不贊成激進的政治民主化，只支持漸進的政治試驗和溫和改革，這使中國保持了政治穩定，並且使投資者穩定了信心。這一改革戰略的要點在於：其一，在處理改革、發展和穩定三者的關係方面，中國找到了平衡點，即在堅持穩定的前提下大力推動改革開放和經濟發展；其二，中國現代化進程的指導方針非常務實，即集中精力滿足人民最迫切的需求，首先就是消除貧困，並在這個領域取得了顯著的成績；其三，不斷地試驗、總結和汲取經驗教訓，不斷進行大膽而又謹慎的制度創新；其四，確立了先易後難的優先順序，先農村改革、後城市改革，先沿海、後內地。

2. 不盲從西方，堅持獨立自主是中國成功的前提。薩米爾·阿明篤信，中國的成功完全是由於自主計劃，在此意義上，中國是唯一名副其實的新興國家，其他的所謂新興國家中，沒有一個能夠堅持獨立自主的發展戰略，因為他們的所有經濟部門都完全服從資本主義基本原則。

有學者認為，中國沒有像蘇聯那樣盲目聽從西方的建議，而是堅持走自己的道路，即不實行全盤私有化，而實行以公有經濟為主導的混合所有制；雖然也引入了市場經濟制度，但政府調節和干預的程度比西方國家要強大得多；中國沒有推行多黨制和議會政治，不搞立法、行政、司法的「三權分立」；中國雖然允許不同思想流派的存在，但始終堅持馬克思主義在意識形態領域中的主導地位。

美國《新聞周刊》認為，正是由於打破西方經濟發展模式，走適合自己的發展道路，中國才會取得成功。中國的新發展方針「推翻了私有化和自由貿易這樣的傳統思想」。中國「是世界上唯一一個慣常打破經濟教科書每一個原則的國家」。「這恐怕是少有的擺脫了從西方固定理論出發的慣性甚至包含了對西方經濟學理論加以否定的先例。」

澳大利亞格里菲斯大學利奧·劉指出，中國邁向市場的道路是漸進式的，可以用兩個詞來描述：「摸著石頭過河」、「帕累托式改進」。前一個詞指的是中國共產黨重視試驗，後一個詞指的是中國共產黨規定的政策儘可能使中國的情況不因為經濟改革而惡化。這一政策反映了中國共產黨防止嚴重的收入不平等現象的出現以及避免社會衝突的真誠願望。

就「中國模式」的獨特性而言，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所長鄭永年認為，「中國模式」是一種混合模式，既不是蘇聯模式，也不是西方模式的延伸；既否定了蘇聯的完全公有化模式，也破除了西方的極端私有化模式。它整合了各個方面的動力機制，因此成為中國高速發展的基礎。

薩米爾·阿明認為，中國的道路從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伊始就已經是獨創性的，當今中國官方的概括——「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就體現了這種獨特性。

日本學者大木一訓認為，已顯現出基本形態的中國「經濟制度」是人類至今沒有的經驗，即惟一的「混合經濟」制度。這不僅是各種所有制經濟的共存，而且是以公有製為主導，互相補充、互相競爭，在由代表全體人民的人民政府的「統一計劃」（也就是宏觀經濟管理）下，有目的、有意識地發展而形成的經濟制度。最終，建構統一的、開放的、競爭的、有秩序的現代市場經濟體系。作為市場經濟體系不僅會超越資本主義，而且在本質上可能是更高層次的市場經濟。

德國經濟學家約希姆·畢紹夫認為，與蘇聯失敗的改革相比，從中國的發展戰略中可以看到一些新的因素：在生產資料公有制佔優勢的條件下實行多種所有制形式並存和結合，以計劃和市場作為互相補充的宏觀控制手段，把市場當作反對影子經濟的手段，謹慎地限制中央計劃化，由中央對地區發展差距和新的社會分化進行調整。

在國外學者眼中，「中國特色」就體現在中國共產黨在堅持公有製為主體、政府不放鬆對經濟宏觀調控的前提下，充分借鑒各國經驗，靈活運用市場力量，而不是盲從西方盛行的新自由主義，從而為發展中國家提供了一條不同於西方的、頗有生命力的新道路。

四、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是改革開放取得成功的政治保證

1. 只有堅持和完善共產黨的領導，社會主義國家才能在對資本主義的開放中不迷失方向，誤入歧途。俄羅斯科學院遠東研究所所長米哈伊爾·季塔連科強調，中國共產黨的有力領導保證了改革開放的順利進行。實踐證明，強有力的政權能夠解決與社會利益密切相關的問題。他還認為，創新是中國黨和政府最重要的特徵，創新能力和決心使黨和政府能夠在社會生活的所有領域進行持續深入的變革。

哈薩克社會黨主席葉爾蒂斯巴耶夫對四項基本原則倍加推崇。他說：「中國改革之所以成功，很重要的原因是由於中國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四項基本原則是相互關聯的，缺一不可。但中國共產黨的領導這一點是根本的，舍此，也就談不上別的了。堅持共產黨領導這一條十分重要，蘇共沒有這樣做，教訓慘痛，希望中共進一步加強領導。」

2. 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是改革開放取得成功的先決條件，而中國共產黨在政治體制改革上取得的進步，則是改革開放得以深化的制度保證。美國布魯金斯學會研究員李成指出，中國共產黨在體制建設上的進展包括：差額選舉制、重大人事和問題採用無記名投票制、任期制、退休年齡限制、中央委員中的地方代表席位、選拔任用地方最高領導幹部遵守「迴避」制。鄭永年認為，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拒絕走西式的民主道路，自身已經發展出非常有效的精英更替制度。鄧小平確立了兩種相關的制度：一是領導人退出制度，即退休制度；二是人才錄用制度，從社會的各個領域錄用人才。現在這個制度從基層到最高領導層已經高度制度化。哥倫比亞民族團結社會黨的加夫列爾·戈麥斯認為，中國共產黨創建了一個有能力管理13億人口大國的組織結構，其執政能力是為人民謀福利的保證。在這些學者看來，中國共產黨有著高超的政治智慧，能夠實事求是地將政治理論與社會治理結合起來，實現制度創新，適應社會發展的需要，從而引領中國人民建設美好新生活，引導中國社會不斷向前發展。

目前，一些別有用心的勢力不遺餘力地在國內宣傳西方「憲政」，其實質是想要讓中國社會主義事業的領導核心——中國共產黨接受西方憲政理念，成為與「在野黨」相對應的「執政黨」，再通過「選舉民主」將共產黨推翻，對此種動向必須予以足夠警惕。國外學者對中國道路的肯定，是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肯定，也是對中國共產黨的肯定。這也提醒我們，只要堅持「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的基本路線不動搖，我們就能夠步履堅定地實現「兩個一百年」的偉大目標。

（執筆人：宋麗丹，中國社會科學院馬克思主義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