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大鈞：儒學與易學的現代化問題

　 　　儒學現代化，應是從中國歷史的一貫性和文化的內在性中生髮出來的現代化，是儒學本身的現代化而不是單純地運用現代觀念、現代方法去解構傳統，從而導致儒學固有之精神喪失的現代化。

　　當今世界更加呈現出多元文化和多元文明並存發展的態勢，古老而又偉大的中華文明作為世界屈指可數的幾大文明之一，成為世界文明中的重要一元。伴隨著我國經濟的迅速發展，國人對中華文化復興的企盼變得越來越迫切，弘揚中華傳統文化，使其在當代中國和世界的發展中凸現出它應有的作用和價值並重新煥發出燦爛的光芒，這毋庸置疑地成了我們當代學人不可推卸的歷史責任和神聖使命。易學和儒學作為中華傳統文化有機體中最重要的部分,一個是中華文明的源頭活水，「大道之源」，其影響之深、範圍之廣，令其他傳統學術難以匹敵，一個是中華文明的主幹中堅，在兩千多年的中國歷史中一直以學術之正統的身份和地位活躍於歷代政治文化舞台的中央，滲透於傳統文化的各個層面。可以毫不誇張地說，傳統文化如果沒有了儒學和易學，也就沒有了精髓和主體。

　　然而，近代以來，以儒家為代表的傳統文化陷入了困境。泱泱中華何去何從，成了100多年來苦苦困擾著國人的問題，於是有了「全盤西化」、「中體西用」、「西體中用」等一系列觀點引起的社會思潮及政治運動。在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今天，中國已經步入現代化進程和全球化浪潮之中，儒家文化怎樣在強勢的西方文化面前重新確立自己的主體性，以便為中華文明的發展和人類歷史的進步發揮其應有的作用和價值，這成了擺在我們面前的重大課題。毫無疑問，我們要應時代要求而對儒學進行創造性的轉化，作出新的詮釋，實現其現代化，這既是儒學自身發展的邏輯要求，也是當今世界和中國發展進步的必然要求。

　　因此我們必須對儒學固有的內容做現代的解釋，從而創造出新的儒學理論形態，實現儒學與現代的融合，現在學人們提出的儒學現代化，應是從中國歷史的一貫性和文化的內在性中生髮出來的現代化，是儒學本身的現代化而不是單純地運用現代觀念、現代方法去解構傳統，從而導致儒學固有之精神喪失的現代化。同樣重要的是，並不僅僅是儒學研究要現代化，易學的研究亦要現代化，儒學和易學研究的現代化是必需的也是必然的。

　　自二十世紀下半葉迄今，學術界具有重大歷史意義的事件莫過於先秦、秦漢之間一大批久已失傳的易學與儒學佚籍的出土，其中，以上世紀七十年代出土的湖南長沙馬王堆漢墓帛書、安徽阜陽雙古堆漢簡，上世紀九十年代出土的湖北江陵王家台秦簡、湖北荊門郭店楚簡，以及上海博物館購藏的戰國楚竹書為代表，其內容涉及儒家的心性論、天命觀和天道觀等各個方面，以及詩書禮樂及易的很多寶貴內容。這些新材料的發現為我們打開了一個新的學術世界，使得學界對禮樂文明，對原始儒家的思想、流派、發展狀況以及相關的種種經學問題加以新的審視並希冀得出新的或較以往更為確切的結論來。學者們提出：「重新估計六經和早期儒學的價值和意義的時代已經來臨。」我們當以簡帛文獻的出土為契機，對以禮樂文明為特徵的儒家文化、儒家思想作出新的更為深入的研究；對易之本旨，易的古義與今義、古文與今文的傳承與演化，同樣作出新的更為深入的研究，這些研究必將加深我們對中華傳統文化原典的理解和把握，從而增進和拓展我們對整個中國思想史、儒學史和哲學史的理解和把握，以求在學術視野、價值理念和研究方法等方面發生新的歷史性轉變，化生出獨特的學術品格，凸現出時代之精神，從而更好地昭示和發揮儒學和易學的現代意義和價值，以促進儒學和易學研究的現代化，為儒學、易學乃至整個傳統文化「重塑金身」。

　　儒學和易學的現代意義和價值問題是個時代性課題，它關乎現在也關乎未來，關乎中國也關乎世界。當今世界人類的生存和發展面臨著嚴峻的考驗。正如英國歷史學家湯因比所說：「自從人類在大自然中的地位處於優勢以來，人類的生存沒有比今天更危險的時代了。」這既表現在人與自然的關係上，也表現在人與人的關係上，表現為環境污染、文明衝突、貧富分化、道德缺失、精神危機等一系列問題。西方文明受到了質疑和挑戰。而東方儒家文化與之不同，它的世界觀是天人合一的，思維方式帶有整體性特徵，重視人的道德修養和生命境界的提升，尋求天與人之間的貫通融合，尋求人與人之間的通泰和諧，自始至終透射著濃郁的人文主義情懷。所有這些成了今天人類應對生存危機的寶貴的思想資源。「含弘廣大，品物咸亨」的易學精神提升了人們的精神境界和胸懷，為不同民族不同文化的並存提供了祥和的環境。「和而不同」的理念為人類處理文明衝突、民族矛盾提供了對話、溝通的平台，「安身立命」的終極人文關懷為化解人類的精神危機給予了寶貴的思想資源，凡此種種，不一而足。

　　事實上，近年來儒學和易學在國內外的影響越來越大，在國際關係、經濟貿易、社會管理等各個領域正發揮著它一定的作用。對儒學和易學的豐富思想文化資源進行檢討、提煉及現代整合，不僅可以為挽救當今世界出現的種種危機、為人類的未來發展作出應有的貢獻，而且對提高中華民族的凝聚力和競爭力，對中國經濟的崛起，對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建設，都具有重大的理論意義和現實意義。

　（劉大鈞，作者為山東大學哲學與社會發展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山東大學中國哲學學科第一學術帶頭人，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山東大學易學與中國古代哲學研究中心主任，中國周易學會會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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