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第五個年號 - 宣德

明宣宗朱瞻基宣德為明宣宗朱瞻基年號，相對於公元1426年至1435年，前後共十年。明宣宗朱瞻基（1398年－1435年1月31日）漢族，明朝第五位皇帝。明仁宗朱高熾長子，幼年就非常受祖父與父親的喜愛與賞識。永樂九年（1411年）被祖父明成祖朱棣立為皇太孫，數度隨成祖征討蒙古。洪熙元年（1425年）即位，年號宣德。宣德元年（1426年）平定漢王朱高煦叛亂，他和其父一樣，比較能傾聽臣下的意見，聽從閣臣楊士奇、楊榮等建議，停止對交阯用兵，與明仁宗時期並稱「仁宣之治」，宣宗時君臣關係融洽，經濟也穩步發展。廟號宣宗，謚號「憲天崇道英明神聖欽文昭武寬仁純孝章皇帝」，葬於明十三陵之景陵。人物生平^[1]明宣宗朱瞻基^[2]，洪熙皇帝朱高熾的長子，出生於洪武三十一年（1398年），在朱瞻基出生的那天晚上，他的

明宣宗朱瞻基^[3]

皇祖父當時還是燕王的朱棣曾經作了一個夢，他夢見自己的父親太祖皇帝朱元璋將一個大圭賜給了他，在古代，大圭象徵著權力，朱元璋將大圭賜給他，正說明要將江山交給他。朱棣醒來以後正在回憶夢中的情景，忽然有人報告說孫子朱瞻基降生了。朱棣馬上意識到難道夢中的情景正映證在孫子的身上？他馬上跑去看孫子，只見小瞻基長得非常像自己，而且臉上一團英氣，朱棣看後非常高興，這件事對朱棣下決心發動靖難之役也有很大的作用。朱棣靖難之役勝利以後，就親自挑選當時的著名文臣擔任朱瞻基的老師，並多次指示，皇孫是個可造之才，你們一定要盡心竭力，同時朱棣也不忘親自教導，永樂中期以後的遠征漠北，朱棣總是將朱瞻基帶在身邊，讓他了解如何帶兵打仗，鍛煉他的勇氣，這對後來朱瞻基的親征有非常大的幫助，每次遠征歸來經過農家，朱棣都要帶朱瞻基到農家看看，讓皇孫了解農家的艱辛，讓他以後作一位愛民的好皇帝，朱棣對朱瞻基的精心教導對朱瞻基以後成為著名的守成之君，有著極其重要的意義。很大程度上朱高熾被立為太子是沾了兒子的光，因此父子倆就成為了朱高煦等人的眼中釘，青年的朱瞻基也被捲入了這場爭鬥，但是憑著祖父對他的喜愛，憑著他的勇氣與睿智，他總是能夠幫助父親化險為夷，最終使朱高熾登上了皇帝的寶座。誰知父親的皇位還沒有坐熱，十個月之後就暴病去世了。當時朱瞻基正在南京，他的皇叔朱高煦準備在半路截殺太子，然後自立為帝。但是朱瞻基早就預料到父親病重，不久將要駕崩，於是提早出發趕往北京，當時朱高煦還沒有派人設伏，他沒有料到朱瞻基會來的如此之快。其實關於朱瞻基為何會未卜先知，比距離京城更近的在山東樂安的朱高煦（朱瞻基在南京）更早得到皇帝駕崩的消息這一謎團，史料上有很多不同的記載，有的說朱高煦襲擊太子朱瞻基只是傳聞，朱瞻基是在接到京城內線報喪之後從容來到京城的；還有一種陰謀論，說是朱瞻基等不及父皇朱高熾傳位，謀殺了他，朱高熾的非自然死亡、朱高煦的措手不及、朱瞻基的從容即位是歷史留下的謎團，但可以肯定的是朱瞻基安全抵達京城。^[4]回到北京之後，他一方面妥善處理了父皇的後事，一方面加緊北京城的戒備，防止有人伺機作亂，然後從容登基，改明年為宣德元年，開始了他的帝王生涯。宣宗朝文有「三楊」（楊士奇、楊榮、楊溥）、蹇義、夏原吉；武有英國公張輔，地方上又有像于謙、周忱這

明宣宗朱瞻基

樣的巡撫，真是人才濟濟，這使得當時政治清明，百姓安居樂業，經濟得到空前的發展，出現了即文景之治、貞觀之治、開元盛世之後的著名的「仁宣之治」的盛世局面。作為太平天子的朱瞻基從小就喜歡鬥蟋蟀，即位之後他曾經讓各地採辦上等蟋蟀來京，地方官員為了取悅宣宗，都變本加厲地下達任務，一度給百姓造成了很大的負擔，朱瞻基也被百姓們稱為「蟋蟀天子」，前些年還專門有這麼一個動畫片是專門敘述這段歷史的。宣宗朝的廢后風波也是他的一個污點，這將在英宗的文章中詳細介紹，總之，瑕不掩玉，宣德皇帝可算是一位稱職的皇帝，他對明王朝的貢獻是不可磨滅的，他被史家稱為太平天子、歷史上著名的守成之君，這些稱號對於宣宗來講都並不誇張，只是宣德皇帝享壽不長，在位十年就染上不明之症，撒手人寰，終年38歲。登基宣德帝朱瞻基生於洪武三十一年二月初九日（1398年3月16日），是朱高熾（當

清焦秉貞繪《親掖鑾輿圖》

時是燕王封地的繼承人）與其嫡妻張氏所生的長子。朱瞻基習武，又在翰林學士的指導下學習儒家學術。雖然他也有他父親的那種學習經籍和文學的天資，但作為一個青年，他尤其是一個傑出的武士。他的早慧引起了永樂帝的注意。永樂帝尚武，常帶朱瞻基離開京城和他的家庭去狩獵和進行軍事視察。他的父親在永樂九年（1411年）被指定為皇太子，朱瞻基立刻被永樂帝正式立為皇太孫。他進一步攻讀儒家的經籍和為政之道，此時主要由胡廣進行指導。這些課程深受重視，以致在他與其祖父公出時也不中斷。他父親為健康不佳所苦，而朱瞻基則長得健壯，生氣勃勃。15歲時，他被永樂帝帶去參加第二次遠征蒙古的戰役。他除了與其祖父關係密切外，還深深地敬慕他父親，常常保護他父親使其免遭兩個叔叔朱高煦和朱高燧的打擊。這一切引起了其他幾個叔父的警覺，他們對他的堅強的性格和他受永樂帝的寵愛有很深的印象。仁宗登基不久，在永樂二十二年（1424年）十一月一日立朱瞻基為皇太子。在以後幾個月，朱瞻基的大部分時間在北京度過，但在次年四月，他父親派他到南京去幫助完成遷都的準備工作。仁宗在五月二十八日患病時，皇太子被召回北京，但當他抵達時，皇帝已死去。於是他在26歲時成了新皇帝。他在洪熙元年（1425年）六月二十七日正式登基，開始了宣德朝。他放棄了他父親把朝廷遷回南京的計劃，仍留北京為帝都，這多半是因為他成長在此地，因而與永樂帝一樣深切地關心北方的邊境。政治削藩登基之後，擺在宣宗面前最大的問題就是太祖皇帝留下的外藩的問題。這個問題在建文、永樂、洪熙三朝都沒有得到根本解決，朱瞻基即位之後，馬上著手整頓軍務，準備迎接來自強藩的挑戰。他的皇叔朱高煦在靖難之役中就戰功赫赫，很會帶兵，永樂朝被封樂安之後，就從沒有放棄武力奪取政權的野心，終於機會來了，仁宗病逝，宣宗即位，國家動蕩，皇帝年輕，正是造反得好時機，於是經過精心的準備後也像他的父親一樣扯起了「清君側」的大旗，矛頭直指五朝老臣夏原吉。早已準備就緒的宣宗皇帝在大臣楊榮的建議下御駕親征，在聲勢上一下就壓倒了叛軍，以前同意與朱高煦共同起兵的幾路兵馬也都按兵不動，明軍很快包圍了樂安城，見大勢已去，朱高煦只得棄城投降，這次戰役以明軍的大獲全勝，生擒朱高煦而告終。群臣都勸朱瞻基將朱高煦正法，朱瞻基念其是藩王網開一面，沒有殺他，而是將他廢為庶人，軟禁在西安門內逍遙城。得勝之師回到北京後，朱瞻基馬上傳召給另外一個皇叔朱高燧，暗示他交出兵權（當時的親王都有自己的軍隊，稱作衛），朱高燧並沒有反抗，乖乖地交出了三衛兵馬，就這樣明初近半個世紀的藩王問題在宣德朝終於得到了解決。廢后宣宗即位後（1426年），冊立胡氏為皇后，孫氏為貴妃。胡氏為成祖選定，雖身體病弱為宣宗不喜，仍為後；孫氏貌美，為宣宗皇帝所寵幸。宣德二年（1427年），孫貴妃生朱祁鎮（另有「宮女所生，為孫貴妃抱養」之說，由此可見歷來就有對宣宗廢后不滿的人），次年宣宗立年朱祁鎮為皇太子，三年（1428年）廢胡皇后，立孫貴妃為皇后。宦官參政宣德元年（1426年），明宣宗下令，設置「內書堂」，教導宦官們讀書。後設司禮監秉筆太監，司禮監掌印太監。軍事安南問題也是宣德朝的一個重要問題。早在明永樂時期，由於安南國內部的爭鬥，使得安南國原來的統治者絕嗣，安南一片混亂，成祖派大將張輔率兵平叛，並在安南正式建衙，並派人管理，但是由於一些貪官污吏的壓

宣德時期的明朝疆域

榨，加之歷史淵源，安南幾乎沒有斷過兵燹，這使得明初的財政背上了沉重的負擔。到了朱瞻基即位，安南問題日趨嚴重，朝廷軍隊不斷在安南遭遇敗績，在這種情況下，宣宗毅然決定議和，放棄對安南佔領。這在當時曾經引起了不小的爭議，從長遠來看，此舉減輕了人民負擔，節省了大批人力財力，也利於安南與中國各族人民的交往。然而這一做法也使得數十萬大軍浴血奮戰之成果付諸流水，簡單的處理也使得明朝失去了一個財賦重地，也失去了向東南亞擴張的一個跳板，同時也可以從側面反映出，明朝文武勢力天平傾向的逆轉，明朝進入守成階段。（蠻夷之輩畏威而不懷德，對安南的佔領和管理模式的錯誤只需要加以調整，輕易放棄的結果就是給子孫後代造成巨大的禍患。）經濟隨著政局的穩定，被戰亂破壞的地方，又重新建立起社會秩序，農業逐漸恢復，戶口與墾田逐漸增多，糧食產量增加，政府稅收增多，官營民營手工業陸續發展，商業城市增多，東西南北商業流通暢快，海外朝貢貿易往來活躍。文化雅尚翰墨。尤工於畫山水、人物、走獸、花鳥、草蟲等。書畫作品當作圖書贈重臣，上書年月及受賜者姓名，鈐「廣運之寶」、「武英殿寶」及「雍熙世人」等印章。在位10年中，聽從閣臣楊士奇、楊榮等建議，停止用兵交。重視整頓吏治和財政，實行為政以寬的措施，對宦官控制嚴格，改革科舉制度，史稱「仁宣之治」。圖書文化事業發展迅速。宣德八年(1433)他命楊士奇、楊榮於館閣中擇能書者10人，取五經、《說苑》之類，各類副本，分別貯藏於廣寒、清署二殿及瓊花島，以資觀覽。又建造「通集庫」、「皇史晟」以藏古籍、檔案。內閣藏書約2萬餘部，近百萬卷。刻本佔十三成，抄本佔十七成。史稱「當是之時，典籍最盛」、「仁、宣二主，世既承平，文物益盛」。^[5]社會矛盾這一時期商品經濟的發展和資本主義的萌芽，不是一帆風順的，它受到封建專制制度多方面的阻撓和摧殘。其中明政府對手工業者和商人的種種壓制掠奪，最兇狠的無過於萬曆時的稅使、礦監對城鎮居民的搜刮及迫害。民間傳說宣德帝喜好私訪，因其骨子裡的教育是以儒家為主，故其本人對經商的人也很反感，經常給以打壓，使商業很難發展。統治措施平漢撫趙在宣宗的身邊，漢王朱高煦和趙王朱高燧一直沒有放棄爭奪皇位的念頭，時刻威脅著社會的安定。朱瞻基即位後，深知兩位皇叔久蓄異志，加強了對兩位皇叔的防範，但沒有採取強硬的行動宣宗射獵圖，反而重加賞賜，以禮相待。朱高煦認為少主新立，軟弱可欺，更加積極謀奪皇位。八月，朱高煦以為時機成熟，仿照朱棣起兵舉事，派人 到京師秘密聯絡英國公張輔作內應，事發，陰謀為朝廷所知。起初，宣宗沒有派兵征討，而是修書一封派人送給朱高煦，規勸他罷兵。面對如何平定朱高煦的叛亂，宣宗決定親征。皇帝親征的消息極大地鼓舞了六軍將士，使民心迅速安定下來，動蕩的局勢有所緩和。有人說朱高煦曾經請居南京，這次他會率兵攻取南京。宣宗則另有一番見解：濟南城池堅固，朱高煦不會冒險攻打；叛軍的家屬都在樂安城，因此朱高煦也不會南下攻取南京，只有固守樂安。正如宣宗所料，朱高煦知道新君親征，竟然沒有了主意，在樂安束手待斃。宣宗令平叛大軍將樂安四面包圍，但沒有發動攻勢，而是將勸降信射入城中，繼續勸諭朱高煦出 降。此時的朱高煦已經徹底絕望，私下派人來請降。叛軍中的王斌等人寧願戰死，堅決阻止 朱高煦投降。朱高煦嚇破了膽，從間道跑出來投降了宣宗。大臣請求將其立地正法，宣宗顧 及親情，沒有同意，而是將朱高煦押送回京，廢為庶人，禁錮在西安門內。班師回朝，宣宗特意將樂安改為武定州。這時他一定會想起當年祖父朱棣為了開拓自己的眼界，熟悉軍事， 帶著自己深入漠北，出征蒙古。如果祖父有知，一定會為自己兵不血刃地平叛而欣慰，況且 自己還保全了叔父朱高煦的性命。趙王這次沒有舉兵，並不是因為他突然改過自新。據《（弘治）徽州府志》記載，趙王對漢王的叛亂行為很是贊成，並且積極招呼漢王派來的聯絡使者。趙王府左長史胡永興力勸趙王不可造次，趙王根本不理睬。胡永興情急之下，派人在路上截殺漢王使者，燒掉來往信件，將趙王參與叛亂的痕迹銷毀了。這樣，趙王才能夠逃得一劫。假如趙王當時有所異動為朝廷所察的話，能否保存就是一個疑問了。不過，以宣宗對趙王的了解，他肯定知道趙王並不是那麼安分。在他自己都想移軍彰德的情況下，能夠聽從相反的意見，保全趙王，這是很難得的政治家氣度。漢王朱高煦本來也可以保留性命的。宣宗在西安門內辟出囚室，械繫朱高煦於此。三年後， 宣宗帶著內侍前去探望。不想朱高煦對自己的處境耿耿於懷，用腳將宣宗勾倒。宣宗驚魂未 定，惱怒異常，命人將朱高煦罩在一個300斤重的銅缸下，四周圍以柴炭，放火將其活活燒 死。銅缸都被燒化了，朱高煦的屍骨蕩然無存。漢王、趙王的威脅被解除，保證了政治穩定 和社會安定，為明朝平穩順利發展提供了必要的契機。任用賢臣漢王朱高煦的叛亂能夠很快被平定，趙王朱高燧的危機得以圓滿解決，除了宣宗本身的因素外，還與他所重用的賢臣有很大的關係。在宣宗周圍有一批著名的大臣，他們為 「仁宣之治」的締造做出了重要的貢獻。宣德朝的著名大臣主要有五位：楊士奇、楊榮、楊 溥、夏原吉、蹇義，其中前三人合稱「三楊」，尤為重要。楊榮像宣宗所信用的大臣各有長處，互相補充，「蹇義簡重善謀，楊榮明達有為，楊士奇博 古守正，而（夏）原吉含弘善斷。事涉人才，則多從（蹇）義；事涉軍旅，則多從（楊）榮 ；事涉禮儀制度，則多從（楊）士奇；事涉民社，則多出（夏）原吉」。楊溥是個特殊的人 物，性格內向，但操守很好，為眾大臣嘆服。幾位重臣識大體，顧大局，能以國家大事為重，相互包容，不計較個人恩怨。據記載，楊榮 辦事果斷，敢作敢為，對軍務很熟悉，只是不能潔身自好，多次接受邊將饋贈的良馬。宣宗 聽說了，向楊士奇詢問。楊士奇力贊楊榮通曉軍務，是他和眾位朝臣所比不上的，不應該因 為有這樣的小毛病就放棄不用。宣宗笑著告訴他，楊榮曾經在自己面前說他和夏原吉的壞話 。楊士奇聽後，沒有絲毫的怒意，反而對宣宗請求能夠像包容他一樣包容楊榮。後來楊榮知 道了這件事，感覺十分慚愧，對不住楊士奇，便盡釋前嫌，相交甚歡。宣宗對這幾位重臣十分信任，對於他們提出的建議總是虛心接納，君臣之間的關係很是融洽 。「當是時，帝勵精圖治，（楊）士奇等同心輔佐，海內號為治平。帝乃仿古君臣豫游事， 每歲首，賜百官旬休。車駕亦時幸西苑萬歲山，諸學士皆從。賦詩賡和，從容問民間疾苦。 宣宗繪《萱花雙犬圖》撤兵安南安南到了宣德朝成了一塊燙手的山芋。成祖曾經興兵80萬征討交阯，將其並為明朝的一個省，設置官吏，加以統治。然而交阯並未臣服於明廷的統治，起兵反對明朝的戰爭 時有發生。成祖曾多次派兵鎮壓簡定、陳季守、黎利等人的反抗。成祖死後，交阯的情勢更加不穩定。明朝連年派兵交阯，消耗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財力，有難以承受之重。仁宗時期，改變了成祖一味剿滅鎮壓的政策，以招撫為主。宣宗則主張剿撫並用的政策，派王通為 征夷將軍，征討黎利，然而他內心裡更想息兵交阯。宣德元年(1426年)四月，宣宗就曾與蹇義 、夏原吉、楊士奇和楊榮四人商議，他「反覆思之，只欲如洪武中、永樂初，使(交阯)自為 一國，歲奉常貢，以全一方民命，亦以休息中土之人」。這種想法是要改變直接統治交阯的 做法，恢復交阯為附屬國的地位。楊士奇和楊榮持贊同和支持的態度，而蹇義和夏原吉卻反 對，擔心「若以二十年之勤力，一旦棄之，豈不上損威望，願更思之」，因此宣宗的這個想 法並沒有立即實行。其實宣宗是在等待一場軍事上的勝利，然後才好招撫、談判，體面地從交阯撤兵。宣德二年（1427年），王通率軍擊敗了黎利，斬首萬餘人，但他沒有乘勝追擊，而是讓黎利率 殘軍逃跑。九月，黎利上書明廷，聲稱找到陳氏後人（當年成祖起兵的名義就是為原國王陳 氏報仇復國），請求明朝罷兵，冊立陳氏後人為君。宣宗有意答應，但是英國公張輔等人認 為明廷如果沒有合適的借口就答應，只是向天下人顯示朝廷的軟弱。宣宗召見楊士奇和楊榮 ，尋求對策。他們二人贊同宣宗的想法，認為這是體恤民情，沒有示弱。宣宗在楊士奇等人 的支持下，欣然同意，派特使恢復陳氏政權，命陳通撤兵。然而黎利推說陳氏後嗣已死，請 求明廷冊立自己。宣宗沒有理會，派人繼續尋找陳氏後人。宣德三年（1428年），黎利再次進 獻貢物，請求冊封，宣宗仍不理會。宣德六年（1431年），黎利再次請封。宣宗考慮到陳氏後 宣德雲紋銅熏爐人已經無從找起，黎利署理國事已成事實，就同意了他的請求，冊封黎利為國王。這樣，安南再次獨立，脫離了明朝的直接統治，但仍然是明朝的附屬國。從此一直到明朝末年，明朝和安南再也沒有發生過大規模的軍事行動。放棄安南，免除了連年戰爭給人民帶來的痛苦，也為明朝節省了大量的開支，除去了一個沉重的包袱。仁政愛民在對內的治國之道上，宣宗能夠實行安民、愛民的仁政。他深知「民能載舟亦能覆舟」的道理，因此在他統治的期間內，體恤民情，實行與民休息的政策。「坐皇宮九重， 思田裡三農」，這的確是關心農業生產、農民生活的宣宗的真實心態。他繼續推行洪武朝以 來的招人墾荒的政策，發展農業生產。宣德五年（1430年）三月，宣宗路經農田時，看見路旁 有耕作的農民，於是他下馬詢問農作物的生長情況。他興緻盎然，取來農民耕田的農具，親 自犁地。沒推幾下，他停下來，回頭對身旁的大臣說，我只是推了三下就有不勝勞累的感覺 ，何況農民終年勞作。說完就命人賞賜農民錢鈔。他對農民的生活和處境是了解的，因此能 夠在制定政策時考慮到他們的利益。同年六月，京畿地區發生了蝗災，宣宗派遣官員前去指 揮消滅蝗蟲。他仍不放心，特意諭旨戶部，告誡他們往年負責捕蝗的官員害民的危害一點也 不比蝗災小，因此要嚴禁杜絕這種事情的再次發生，還做有一首《捕蝗詩》頒給臣子。宣宗賜宦官銀皿宣宗清楚，昏君濫用民力乃至亡國，隋煬帝就是個例子。宣宗以此為鑒，非 常注意愛惜民力。在他統治的10年間，多次下旨為民解困。宣德元年（1426年）七月，罷湖廣 采木。宣德五年（1430年）二月，罷工部采木。宣德三年（1428年）十一月，錦衣指揮鍾法保請 採珠東莞，宣宗不但沒有同意，還認為他是想用這種擾民的事情為自己謀求利益，將他逮捕入獄。他還多次蠲免稅額、積欠柴炭草，免除在京工匠中年老殘疾和戶內無丁力者的匠籍。政府結構宣宗保留了原來的政府結構，讓許多傑出的官員繼續效勞。但是他在政治制度方面和行政實踐中的確作了某些變動。這在內閣作用的改變和宦官參與行使行政權方面表現得很明顯。由於仁宗的改組，由翰林學士任職的內閣此時享有崇高的威望。自永樂在位時起，人們所稱的內閣原來是一個諮詢機構，這時開始行使更大的行政和審議實權。三楊、金幼孜、黃淮分別在內閣中重新任職。他們不但官居一品，具有特殊的宮廷官銜，而且在外廷兼任尚書。例如，楊士奇保留了兵部尚書的官銜，黃淮和金幼孜分別保

明宣宗^[6]

留戶部尚書和禮部尚書的頭銜。他們都得到新皇帝的尊敬和信任，這不但是因為他們曾是他的老師，而且他們還是前一代皇帝的有功之臣。他們由像吏部尚書蹇義和戶部尚書夏元吉等高級官員協助工作，夏元吉雖不是內閣成員，卻能參與決策。但除了這些人外，在宣德年間內閣很少添人。開國皇帝禁止給予這類顧問丞相頭銜的命令並不能阻止他們勢力的穩步發展，特別在他們得到皇帝堅定的支持後更是如此。內閣的突出地位還因新的行政程序而得到加強：定期上朝覲見皇帝以討論較為迫切的政府事務。遵循洪熙帝的先例，皇帝要他們直接向他呈遞密封的奏議以確定適當的行動。此外，皇帝採用了一種稱之為條旨或票擬的正規的辦事程序，程序規定大學士們審議官員呈遞的奏議，並提出適當答覆貼在每道草擬的詔令上以供御批。皇帝一般採納他們的建議，並將詔令分送給主管的部去貫徹；他並不再召他的顧問們進行複議，除非主要內容出現了爭議。這樣，內閣就成了皇帝和六部之間的橋樑，與以往相比，更成了決策的力量。它的領導人這時可以不與主管的部商議就提出建議，每當皇帝感到應該默認他們的決定時，這些決定就自動生效。雖然這種做法在一定程度上使辦事更加迅速和有效率，但也促進了宦官勢力的崛起。自明朝建立以來，他們作為皇帝的個人代表，一直在執行緊要的任務。洪武帝在位時，負責皇帝文書的司禮監太監不準與外廷的官署接觸，以防止宦官參與政事。建文帝和永樂帝也意識到可能出現的弊病，都遵循這一做法，嚴密地監視著宦官的活動。宣德帝也持同樣態度，但他一改以往的方式，而是在宮內為宦官提供正規的書本教育。宣德元年（1426年），後來宣德三年（1428年），皇帝指定翰林學士在內書堂教宦官，以使他們能夠處理文件和正式與朝廷官員聯繫。雖然對宦官的正規教育從沒有像某些非官方史料斷言的那樣真正被禁止過，但這種做法仍是一反常規。主要的原因是皇帝需要信得過的奴僕去處理他私人的文件。其他的集團都不能提供這樣的忠誠和機密性。每當皇帝並不簡單地採納大學士們提出的決定，他們關鍵性的作用就突出起來；這時司禮監的宦官被指望代表皇帝採取適當的行動。此外，各部一般不能與皇帝一起討論和複審宦官的建議，那些轉遞文件的宦官就能在皇帝不知情的情況下上下其手。結果是，他們取得空前的機會去濫用皇帝的特權。宣德年間宦官的崛起是以前行政發展的結果。三楊因未能警告皇帝不要以他那種方式使用宦官而受到現代歷史學家的批評，但是宦官篡奪皇帝權力的能力歸根結蒂取決於皇帝本人的脾性。就宣德帝而言，這位君主似乎能夠控制他們。他不但屢次下令減少宦官的採購和諸如伐木和造船等宦官的指導活動，而且他處決和嚴懲了那些犯有重罪的宦官。但是，由於提供了正規教育和使用他們處理公文，他無意地為他們濫用權力開闢了道路。當某個皇帝寧願怠忽職守或不問政事時，宦官濫用權力的情況變得最為嚴重。在這種情況下，宦官最後便高踞在一個無強有力的領導和其權力體系也處於混亂狀態的官僚體制的頂點。結果，他們為後來明政府的敗壞而承受了大部分的責難。行政發展作為他的國內政治和社會改革的一部分，宣德帝在政府的三個主要領域作出改變，它們是都察院、地方行政和軍事。皇帝繼承了一個貪污成風的都察院；後來他制定了幾項改造，並為它定下了

明代商喜繪《明宣宗行樂圖》

新的任務。宣德三年（1428年）八月，誠實清廉的顧佐被任命為都御史，以取代臭名昭著的劉觀，劉因任職期間（1415年—1428年）犯下許多罪行而被判刑。在以後的幾個月，北京和南京都察院的43名官員因不勝任而被罷官，接替的人都要經過嚴格的考查。總的辦事程序和組織都加以規定，都察院的職責也被擴大。新增的兩個主要任務是重建兵員花名冊和視察邊境各省。永樂二十二年（1424年）至宣德九年（1434年）期間，專門規定了一些御史監察的任務，並在以後加以制度化。它們包括視察軍屯、建設項目和京營的情況，以及監督南直隸的徵稅和通過大運河至北京的漕運。監察工作滲透到明代中央和地方各級行政以及外廷和內廷的所有領域；它的活動遍及民事、軍事、財政和司法幾個方面。它在監督行政工作的運轉和向皇帝進行政策進諫方面發揮了極重要的作用。永樂二十二年（1424年）至宣德九年（1434年）期間，御史們使240名以上的官員降職，並使其他一些官員任職、復職或得到提升。他們還呈上247份彈劾奏摺，至少揭發659名官員和其他17人，同時還呈上251份其他內容的奏議，向皇帝提出忠告和勸諫。一般地說，經過宣德三年（1428年）的清洗，御史們變得更加幹練，在批評時更加直言無忌。他們還提出直率的忠告，不過在觸及皇帝私人行為的案件時，他們也會遲疑不決，因為擔心會帶來相應的處罰。雖然皇帝對他們表示尊敬，但他對玩忽職守和濫用職權的御史也是嚴厲的。這些人被降職、關押或流放；對他們不處死刑。在地方行政中，宣德時期最重要的制度發展是地方治理開始從半正式向正式的體制過渡。在這個體制中，官員們被任命到各省擔任巡撫，其意義為「巡視安撫」；這個頭銜在英語中通常被譯作「總協調人」（grand coordinator），因為這類官員的職責是協調省的三司——按察司、布政司、都指揮使司——的職能。這種省的行政體制的設立體現了以前幾代皇帝統治時期為了臨時任務由中央政府任命特任「巡撫」這一做法的變化。「巡撫」這一名稱已被太祖於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使用過，當時他派太子朱標去陝西執行類似的任務。成祖在永樂十九年（1421年）也派26名高級朝廷官員進行安撫軍民的工作。不但著名的官員曾被專門授予巡撫或安撫的官銜，而且有些親王——包括登基前的仁宗、宣宗——也被委任過。關心民間疾苦和地方行政工作的宣德帝遵循這些先例，在洪熙元年（1425年）九月派兩名高級官員到南直隸和浙江省去進行「巡撫」。當宣德五年（1430年），任期不限定的高級官員被委派去「巡撫」河南、陝西和四川的民政、司法和軍事工作時，體制的定形化過程仍在繼續；5年後，這類委派的任務包括了從甘肅至遼東的北方邊境的主要邊防地區。在承擔長期管轄這樣大的地區的任務時，這些專使實際上已把後來稱之為巡撫的職務制度化了。但巡撫從未被承認為實質性的任命，而是把職權委諸同時在中央政府任正式官職的官員的一種專門的委任。這類官員通常是六部的侍郎，特別是兵部侍郎。後來他們被加授高級監察官員的空銜。此外，巡撫還被指定為兼提督軍務或參理軍務。當軍事在行政管理中日趨重要時這種情況變得更加普遍了，並且標誌著隨著軍事組織本身的退化文官逐漸地控制了軍事。巡撫制逐漸演變成後來稱之為總督的管理方式，總督意即被委任去處理涉及一個以上轄區的文職協調人。宣德五年（1430年）五月，工部右侍郎周忱（1381年—1452年）被指定去監督徵收、運輸從長江流域解往北京的漕糧時，「總督」這一官職名稱開始被使用，意即「監督」。這一先例在英宗時得以制度化，這時這些專使之一擔任了巡撫和總督，具有明確的軍事責任。巡撫制和總督制都在英宗時趨於成熟；它們成了明代行政等級體制中的重要組成部分，滿洲統治者為了加強對中國的控制，也繼而加以採用。宣宗試圖清除軍事的腐敗現象，以大力建立文官統治。在歷次征戰中，貪污的軍官只動員窮人而向富人出售免徵券，在徵用物資時，向黎民百姓過分勒索。他們非法地使用士兵作為自己的私人奴僕，侵吞他們的軍餉和口糧，扣發他們的冬裝。這樣的非法勒索和苛刻待遇敗壞了士兵的士氣，助長了開小差，進而破壞了整個軍事組織和嚴重地降低了部隊的戰鬥力。為了清除這些弊病和恢復軍事組織的紀律，皇帝從宣德元年（1426年）到三年（1428年）派出一批批的監察官員去視察和改進各省的軍事狀況。這些調查的一個目的是清查兵員花名冊，以確定各軍事單位實際的士兵人數和所需的軍餉和口糧，從而清除貪污的主要根源。這類使命稱之為清軍，從此成了御史們的正常任務。另外，皇帝在宣德三年（1428年）頒布了關於徵兵和扣押逃兵的新規定，條款從8條增至19條；四年（1429年）十月，他又增加了旨在清除營私舞弊的條款22條。同年，他為了表示對軍事和提高軍隊士氣的關心，在北京郊外舉行了一次王朝最令人難忘的公開軍事檢閱。京師在訓的部隊定期隨御駕巡視北方邊境和進行大規模的狩獵活動。儘管這樣關注，軍事組織繼續受到管理不當、士氣下降和缺乏戰鬥力等問題的損害。根本的原因似乎是軍屯未能給部隊提供糧食以及世襲的軍事制度中存在種種不正常的現象（對中國社會來說）。軍隊不再像在永樂帝時代那樣經常征戰，戰鬥經驗很少。皇帝老是對犯罪軍官寬大處理，這是促成以上通病的一個因素。他斷言，他們缺乏教育，因而不能用正常的標準去衡量他們。②明代軍隊的無能更趨嚴重；這在正統十四年（1449年）土木堡慘敗人數遠遠少於明軍的瓦剌蒙古人之手這件事中暴露無遺。儘管以後作了種種改革，明代軍事制度的基本弱點到明朝滅亡時仍未得到糾正。財政改革宣德時期第三個重要的國內發展是重新組織財政和特別在長江下游諸如蘇州和松江等府採取救濟措施。如前所述，這些府負擔著很不公平的稅賦。有意在這個地區徵收懲罰性稅賦的洪武帝後來已下令進行減免；但甚至晚至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蘇州的份額依然高達281萬擔，幾乎是全國田賦總數的1/10。

朱瞻基畫作(8張)松江的地只有蘇州的1/4，但田賦幾乎為後者的一半，占田賦收入的4.14%。成祖在位時，平均每年的田賦收入提高約10%，以滿足遷都北京及歷次對外征戰、海外遠航的巨額支出需要。史籍沒有記載蘇、松新的田賦份額，但可以合理假定，它們的份額也相應地提高了。這些沉重的稅賦要求引起了巨額欠稅和債務，從而導致大量人口出逃和農民的貧困，特別是在永樂晚期自然災害襲擊這一區域時更是如此。在永樂二十年（1422年）至1428年期間，松江欠稅每年高達幾百萬擔。宣宗的北京朝廷既依靠田賦作為歲入，又依靠從長江流域運送的糧食來供養北京。這些運送的糧食宣德元年（1426年）估計達239萬擔。正好兩年以後，運糧翻了一番以上，達548萬擔。因此造成這一極為重要的區域減產的欠稅和農戶出逃，成了一件越來越受到關心的大事。在這些府採用各種減稅免稅的計划具有雙重目的：保持收入流入國庫，糧食運往北京。它們的實施還基於這樣的信念：帝國的富強取決於其農業人口的富足。欽差大臣周乾的報告使皇帝對長江三角洲區域稅賦負擔的嚴重性有了清晰的認識，周干是奉命去那裡調查財政狀況的。他的宣德元年（1426年）八月的奏疏描繪了農民的逃亡、過多的欠稅以及由此造成的對當地居民和徵稅工作的嚴重影響。他提議減少官田的稅賦份額，清除稅吏的貪污行為，消滅當地官員的弊政。他請求朝廷指派幹練的官員去管理這些府的財政事務，並派專使去監督他們的工作。宣宗的注意力被這種情況所吸引，朝廷進行了討論；大學士支持減稅，戶部官員則反對，因為擔心減稅後的影響。宣德五年（1430年）五月，皇帝下令全國減稅。十月，皇帝派幾個財政官員作為巡撫到各地總督稅糧徵收工作。當時的工部右侍郎周忱受權管理南直隸，其中包括蘇、松兩府。在以後幾年他和況鍾（1383年—1443年）在宣德的改革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況鍾是一名同樣幹練的行政官和財政專家，在當年（1430年）六月任蘇州府知府。周忱和況鍾在承擔新的責任時面臨艱巨的任務。特別在蘇州和松江，他們發現不但有巨額的欠稅以及官地和私地之間稅賦份額的差異，而且發現大規模逃亡以逃避沉重的稅賦負擔。例如，周忱注意到，蘇州府太倉縣在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至宣德七年（1432年）的40年中，納稅戶少了90%，只有738個納稅單位，而該縣負擔的稅賦份額則保持不變。但況鍾和周忱並不僅僅是不顧戶部的不斷阻撓而奉皇帝命令進行減稅。他們還開始實行旨在消滅稅吏徵稅中的不法行為和貪污腐化的一系列措施。周忱在他的治地推行了至少5項重要的財政改革措施，因而受到稱讚：1.征糧的衡量單位的標準化。這個措施防止稅吏欺騙和多收糧食。2.每個縣設糧倉以貯藏地方行政官員監督下徵收的稅糧。這樣就能防止糧長在自己的私宅內囤積糧食。3.對官田和私田的稅糧採用一種稱之為平米法的附加稅。這項附加稅用於運輸溯運河而上直達京師的糧食，附加稅的一切結餘都儲存起來用作緊急儲備。百姓可在運河河畔的方便地點繳納稅糧，另外繳納一種特定的附加稅，作為士兵們然後把糧食用船運至目的地的報償。這樣就能解除那些需要自己運輸的人的負擔。4.在這些府的每個縣設濟農倉。它將儲藏地方官在豐年通過平糴法收集的餘糧，以便在自然災害或歉收時分發。5.設立以「金花銀」或棉布繳納稅糧的制度，其特定的折換率定期調整。這個制度對平民和官府都大為方便，還直接刺激了南方各府貨幣經濟和紡織業的發展。朝廷批准了其中的大部分建議，但它們的貫徹常常受到戶部和地方行政官員的阻撓。直到宣德八年（1433年），周忱和況鐘關於不折不扣地給蘇州減稅的要求才得到皇帝的批准，減免數相當於以前份額的1/4以上。對其他的府也相應地進行減稅，但周忱的其他大部分建議卻被戶部成功地否定了。可是，周忱的改革在他死後仍在進行。他的其他計劃在英宗登基後被採用。還有一些計劃後來給張居正（1525年—1582年）在長江下游諸省的財政改革提供了樣板。記錄表明，宣德時田賦年平均收入下降到30182233擔，比洪熙時少8%，比永樂時少5%。在正統時，此數又進一步降低了10至15%，在以後明朝各代皇帝統治下，年平均徵收的稅糧始終在2500萬至2800萬擔之間。要解釋這些數字不是一件簡單的事，因為我們沒有關於耕地面積和納稅戶實際數的可靠材料；此外，也不存在分項目列出的國家收支數。的確，明代不存在國家「預算」。但是一般來說，在宣德時農民似乎從全面的減稅中得到了益處，而國家由於大量減少支出，也能夠經得住收入的減少。但在以後幾代統治時期，情況有了變化。由於直線上升的行政和軍事支出，政府被迫加征附加稅以補充稅收的不足。這些附加稅轉過來造成了嚴重的新財政問題，這些問題使16世紀晚期張居正主持下的一條鞭法改革勢在必行。救濟措施宣德皇帝對影響中國大部分地區的旱澇和蝗蟲災害的報告的反應是迅速的。在正常的制度範圍內，他對受災區採用各種各樣的救災措施，諸如免稅一至二年，減收田賦二至四成，分發免費的糧食和其他生活用品以吸引難民重返家園。為了保證取得理想的結果，皇帝鼓勵地方官員履行自己的職責，並常常派欽差大臣去各受災區監督工作的進行。歷史學家一般都盛讚宣德帝全心全意地關心人民的福利。對外關係對蒙古人雖然在以前幾十年明朝經常遭受蒙古諸部落的騷擾，但宣德在位時期的北方邊境還是比較平靜的。這種暫時平靜之所以出現是因為阿魯台對東蒙古人的無可爭辯的領導已被永樂帝的無情征討所破壞。結果，部落領袖之間存在著嚴重的對立。到永樂帝去世時，阿魯台已經江河直下，因為重新振興的瓦剌人在脫懽（死於1439年或1440年）的領導下屢次侵入他的領地，迫使他東移。這樣，蒙古聯盟一分為二：阿魯台領導東蒙古人，脫懽領導西面的瓦剌諸部落。雙方戰爭不斷。阿魯台的領導權還受到在他控制下的兀良哈惕各衛的蒙古人的挑戰。在洪熙統治時期，他們曾經徒勞地尋求中國人的援助去反對阿魯台。在這些威脅面前，阿魯台再次爭取與明朝廷和睦相處，他的提議得到熱情的回報。宣宗登基以後不久，阿魯台每年派遣納貢使團去北京，中國人則以珍貴的絲綢、緞子和其他的禮品回贈。明廷希望瓦剌萬一進攻時能夠從其處得到幫助，但阿魯台十分虛弱，不能成為一個有力的盟友。由於阿魯台的無能，兀良哈惕蒙古人受到鼓舞，不時威脅中國邊境。宣德三年（1428年）十月，當這夥人襲擊中國領土時，恰好皇帝率領3千騎兵視察邊境，親自擊退了侵犯者。後來對邊防作了一些變動。在戰略要地開平衛之南，中國軍隊在薛祿將軍的率領下在一些城市構築防禦工事。宣德五年（1430年）五月工事完成後，薛祿建議把邊境防務集中在此，放棄開平的前沿戍區，以便縮短供應線。這個決定後來被認為是一個嚴重的戰略錯誤，因為它把幾百英里的地方暴露在蒙古人面前，同時又限制了中國軍隊，使他們越來越採取守勢。同時在西面，瓦剌已經強大，並在宣德六年（1431年）擊敗阿魯台。此事促使兀良哈惕再次造反，但沒有成功。宣德九年（1434年）九月的母納山之戰中，脫懽領導下的瓦剌部擊潰了阿魯台並把他殺死。瓦剌無可爭辯地成了蒙古的支配力量。這次勝利後，脫懽保持著與明廷的友好關係。當他野心勃勃的兒子也先（死於1455年）繼任瓦剌的領導權後，立即試圖在蒙古腹地建立瓦剌部落的霸權，局勢就完全改變了。對日本和朝鮮宣德在位期間，明廷設法改善與日本、朝鮮的關係。宣宗恢復了與日本正式關係，由於日本將軍足利義持的敵意，這種關係在永樂時已經處於冰點。宣德元年（1426年）、二年（1427年），宣宗單方面取消了關於納貢使團在永樂二年（1404年）的協定，以改善關係。他增加了准許來華貿易的船隻和人員。但足利義持繼續阻礙任何協定的達成。不過，他的繼承者足利義教（統治期1429年—1432年）則對恢復關係表現了很大的興趣；宣德七年（1432年）二月，宣宗派宦官柴山攜帶一份給足利義教的詔書去琉球，建議恢復關係和增加批准的貿易量。詔書是通過琉球王的斡旋而轉到日本的。足利義教對所提的內容感到欣慰，在九月派了一名具有中國血統的僧人龍室道淵帶領一個使團於宣德八年（1433年）六月抵達北京，同時隨帶馬匹、甲胄、刀劍和其他土產等貢品。七月，中國皇帝回派一個使團護送日本使團回國，明朝使團在日本受到熱烈的接待。這些互相往來的活動恢復了中日之間的官方關係，其間關係雖然偶爾發生破裂，但是一直維持到了嘉靖二十八年（1549年）。原因是雙方各為自己的利益打算。將軍及其繼承者願意合作，是因為日本人熱衷於在新的和更有利的制度下進行貿易，並且獲得了厚利。明廷希望在鎮壓倭寇方面取得將軍的幫助。明廷認為，他們未能達到目的是因為對方對他們慷慨大方的反應採取了半心半意的態度。但實際上將軍對海盜的控制程度是很小的。宣宗和李祹（1418年—1450年在位）都在位期間，中朝關係一直是親切的。雙方定期互派使團、互贈禮物，宣德元年（1426年）二月，皇帝命一名宦官率第一個使團去朝鮮。他贈朝鮮王絲綢，以回報這一年早些時候朝鮮王派使團帶禮物訪華的行動。下一年，另一個攜帶禮物的使團被派往朝鮮；這一次，皇帝要求5000匹馬以供軍用。要求很快被滿足。宣德四年（1429年）末，宣宗兩次照會朝鮮王，勸他不要再用他本國不生產的金銀器皿作為貢品，並且還要求不要再送除要求以外的任何珍奇動物——這個勸告在宣德七年（1432年）重申。八年（1433年）末，皇帝婉言謝絕了朝鮮王要求派學生來國子監攻讀的請求後，賜給他一套儒家的經史著作。這是宣德時最後一個派往朝鮮的官方使團。根據明代史料，宣德帝改善與朝鮮關係的願望，似乎是出於擴大中國的影響和取得戰馬的明確目的。但是朝鮮的記載《李朝實錄》透露，皇帝與其祖父永樂帝一樣，常常有除此以外的個人目的。宣德元年（1426年），明朝要求處女和宦官以充實皇帝的後宮，還要求女廚師以滿足皇帝對朝鮮佳肴的愛好。後來，中國人要求獵鷹、獵犬和豹，供皇帝玩賞。李祹親自選7名處女，並隨帶10名廚師、16名侍女和10名年輕的太監於宣德二年（1427年）八月離開漢城，兩星期後抵達北京。十一月，應明朝廷的要求，另一著名的美女也被送去。宣德四年（1429年），皇帝要求並收納了另11名廚師，以及大量的魚和泡菜；類似的要求一直繼續到宣德九年（1434年），直到十年（1435年）四月，即宣宗死後2個月，53名已在中國住了10年並希望離開的朝鮮婦女才被送回國。這些事件反映了明朝對外關係的另一面，這一面引起了朝鮮的強烈不滿。東南亞宣宗在繼續他父親的收縮政策時，只和永樂帝時期定期前來納貢的南亞和東南亞諸國保持例行的接觸，按來朝次數多寡排列，它們包括：占城（8次）、爪窪（6次）、暹羅（6次）、蘇門答剌（4次）；來朝一次的有浡泥、榜葛剌、南渤利、柯枝、錫蘭、古里、阿丹和阿拉伯等國。。在維持這些關係的同時，皇帝還繼續執行不準中國人出海到國外定居或經商的更早時期的禁令。其目的是加強沿海的治安，使之不受海盜的騷擾，以及保持一切對外貿易的官方壟斷。這些不現實的禁令失敗了，因為在執行時存在不可克服的困難。在這些有節制的關係中，一度短暫地恢復了皇帝主辦的海上航行。宣德五年（1430年）六月，宣德帝命鄭和指揮第7次、也是最後一次南洋的航行。重新集結的艦隊直到1年半以後才離開福建。按照皇帝的設想，它們的使命是恢復成祖促進的納貢關係。艦隊沿著熟悉的航線重新訪問了約20個國家，航行遠及阿拉伯半島以及東北非洲沿岸。如同以往那樣，它們帶回了攜帶寶石和異國動物等禮品的外國使團。這時已60多歲的鄭和於宣德八年（1433年）六月回國，沒有親自訪問每個國家。有些次要的使命交由他的助手去完成。宦官洪保從古里前往麥加，王景弘在鄭和本人帶領艦隊主力回國後於九年（1434年）帶了一部分艦隊駛往蘇門答剌和爪窪。宣德八年（1433年）出現了海外使團前往北京的另一個高潮，其中15個使團來自南洋、波斯灣和東北非洲。皇帝為什麼重新推動、然後又中斷鄭和的遠航，其原因至今不清楚。對此曾作出過種種解釋：國家資源的大量耗費、楊士奇和夏元吉的起作用的反對、對北方邊境防禦的日益增加的關心、永樂帝死後明朝海軍力量的衰落。這些因素的綜合肯定造成了這樣的結果。很顯然，當宣德帝下令恢復遠航時，他不顧朝廷的反對。在反對遠航最為激烈的楊士奇死後不久他作出這一決定的目的可能是抵消在安南大敗的影響和恢復中國在納貢屬國中的威信。但是這些冒險行動引起的反對依然存在，他以後幾代皇帝就沒有認真考慮進一步的遠航了。雖然明朝廷有充分理由中斷海外擴張，但其影響是深遠的。這項決定嚴重地影響海軍建制的力量和士氣，削弱了它的沿海防禦能力。這從而促成了日本海盜在下一個世紀的進一步的掠奪。最後，明朝從印度洋和南洋的撤退切斷了中國與世界其他地方的聯繫，而此時歐洲列強正開始進入印度洋。宣德統治時期不但標誌著中國在歐洲水域的統治地位的結束，而且是明帝國孤立於國際事務的開始。遺產宣德帝在短期患病後於宣德十年正月初三日（1435年1月31日）意外地死去，終年38歲。他在位只有10年。他被尊為章皇帝，廟號宣宗。他留下二子二女及原配廢后胡氏（死於1443年）、繼後孫氏（死於1462年）和他母親張太后（死於1442年）。在臨終時，宣德帝指定已在1428年2月20日被定為皇太子的8歲的朱祁鎮為他的繼

明宣宗《武侯高卧圖》^[1]

承人：這名兒童作為英宗進行統治。張太皇太后領導一個攝政團，它一直統治到1442年她死去時為止。由三楊監修的這個時期的官方記載相當理想主義地把宣德帝描繪成一個擅長文藝和獻身於仁政的儒家君主。這似乎言之有理。他不但試圖實踐儒家的原則，而且通過編寫為帝的指南《帝訓》（1428年）和類似的教誨官員的手冊《官箴》（1432年）而把儒家的原則留給後世。在施政時，宣德帝既懂得怎樣授權，也知道如何行使領導權。他在作出一項決定前常常採納三楊的意見，而且傾向於接受或支持大學士和大臣們的建議。可是，他在強化行政制度和皇帝權威方面，表現了強有力的領導才能。當出現危機時，宣德帝的行動是果斷和負責的，如在朱高煦的起事和需要作出從安南撤軍的最後決定時就是如此。此外，他深切地關心公正的施政。雖然他在對待失職的官員時是嚴厲的，但除了懲罰宦官外，他很少判處死刑。他常常主持重要的審判。他一貫命令複審嚴重的刑事案件，而這樣的再審理在他統治時期使數千名無辜者獲釋。總之，宣德的統治是明史中一個了不起的時期，那時沒有壓倒一切的外來的或內部的危機，沒有黨派之爭，也沒有國家政策方面的重大爭論。政府有效地進行工作，儘管宦官日益參與了決策過程。及時的制度改革提高了國家行使職能的能力和改善了人民的生活，這兩者是賢明政治的基本要求。後世把宣德之治作為明代的黃金時代來懷念，這是不足為奇的。宣德之治宣宗時實行重農政策，賑荒懲貪。仁宣兩朝，內閣大學士楊士奇、楊溥、楊榮執掌朝政，多有建樹。他們在位期間成為明朝皇帝歷史上少有的吏治清明，經濟發展，社會穩定的時期。史載：「仁宣之治，吏稱其職，政得其平，綱紀修明，倉庾充羨，閭閻樂業，歲不能災。蓋明興至是歷年六十，民氣漸舒，蒸然有治平之象矣。」谷應泰說：「明有仁、宣，猶周有成、康，漢有文、景。」後世稱之為「仁宣之治」，比之於西漢「文景之治」。歷史評價《明史》讚譽宣宗：「仁宗為太子，失愛於成誼。其危而復安，太孫蓋有力焉。即位以後，吏稱其職，政得其平，綱紀修明，倉庾充羨，閭閻樂業。歲不能災。蓋明興至是歷年六十，民氣漸舒，蒸然有治平之象矣。若乃強藩猝起，旋即削平，掃蕩邊塵，狡寇震懾，帝之英姿睿略，庶幾克繩祖武者歟。」相關人物內閣成員楊榮、楊士奇、楊溥、金幼孜、權謹、張瑛、陳山名臣郭璡、王驥、顧佐、胡濙、黃福、張本武將吳成、滕定、費瓛、李英、吳管者、李賢后妃子女皇后恭讓章皇后胡氏，即廢后胡善祥孝恭章皇后孫氏，孫貴妃，即後來的孫太后嬪妃吳太后，即吳賢妃，明代宗之母也。明代宗朱祁鈺即位後升格為皇太后。明英宗復辟，復稱宣廟賢妃。南明時追謚"孝翼太后".何貴妃，殉宣宗為貴妃，謚端靜趙賢妃，殉宣宗為賢妃，謚純靜；吳惠妃，殉宣宗為惠妃，謚貞順；焦淑妃，殉宣宗為淑妃，謚庄靜；曹敬妃，殉宣宗為敬妃，謚庄順；徐順妃，殉宣宗為順妃，謚貞惠；袁麗妃，殉宣宗為麗妃，謚恭定；諸恭妃，殉宣宗為恭妃，謚貞靜；李充妃，殉宣宗為充妃，謚恭順；何成妃，殉宣宗為成妃，謚肅僖。郭嬪，郭愛，殉宣宗。子長子 明英宗朱祁鎮，孫皇后《明史》記載為宮人子。次子 明代宗朱祁鈺，吳賢妃所生女長女順德公主，母胡皇后。次女永清公主， 母胡皇后。三女常德公主， 母孝恭章皇后孫氏。年號宣德（1426年~1435年）， 使用10年， 是其代號。明宣宗又稱宣德皇帝，其文化代表為宣德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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