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的原罪（上）

1957年夏，阿肯色州首府小石城（1946年夏天，比爾·柯林頓出生在這裡）的教育委員會接受聯邦法院的一項判決，允許9名黑人學生進入小石城中央高中就讀。9月2日，秋季開學之際，該州民主黨籍州長奧維爾·福布斯動用國民警衛隊，封鎖學校，禁止黑人學生入學。後在法院干預下，20日奧維爾撤回國民警衛隊，但卻任憑一些白人暴民發動騷亂。25日，當時的美國總統艾森豪威爾下令美國陸軍101空降師「佔領」了小石城，以維持秩序，並以武力控制1萬名州國民警衛隊。在全副武裝的美國大兵保護下，9名黑人學生面對眾目睽睽走入原本只有白人學生可以就讀的學校……

1957年9月，美國發生了著名的「小石城事件」，它後來被認為是美國反種族主義歷程中的一面里程碑

美國是一個在種族問題上背負著沉重原罪的國家，半個多月前弗吉尼亞州夏洛茨維爾市的大規模暴力騷亂又一次戳穿了半個多世紀以來洋溢在美國社會中的「進步」假象，讓人們清晰地看到深埋於這幅樂觀圖景之下的難以癒合的創傷。

弗吉尼亞在燃燒

發生在夏洛茨維爾的騷亂很容易讓我聯想到1988年底上映的一部經典電影《密西西比在燃燒》（Missis-sippi　Burning），那是一部根據真實歷史事件拍攝的電影，講述的是美國60年代黑人人權問題。弗吉尼亞彷彿是當年密西西比的鏡像。

這並非美國白人至上主義者發起的第一次「反擊」，類似的政治抗議、乃至暴力襲擊近年來屢屢露出危險的端倪。它折射出美國社會中隨著人口結構和經濟結構的快速變遷而不斷滋長的焦慮和對立情緒。

2015年6月中旬，南卡羅來納州查爾斯頓市的一座歷史悠久的黑人教堂發生槍擊案，導致9人喪生，當時曾引發過對美國種族關係新趨勢的激烈討論。據當地警方稱，那次襲擊事件的嫌疑人是一名21歲的白人男青年，那次是一次「仇恨犯罪」(hatecrime，在美國，這是指針對某一特定社會群體成員的歧視性犯罪行為)。

發生槍擊的黑人教堂

相比於那些偶發的點點火星，弗吉尼亞事件更像是美國左右兩派長久以來壓抑了一肚子怒火之後的一次全面對決。但時代畢竟不同了，現在看來，它對華盛頓的上層政治造成了顯而易見影響——上任僅半年就身陷重重困境的唐納德·特朗普總統因此更加四面楚歌，他的高級顧問和首席策略師斯蒂芬·班農的離職也很可能與這一事件直接有關。

騷亂髮生後，特朗普沒有在第一時間明確譴責白人民族主義者，而是各打五十大板，指責參與示威的「各方」都要對這起悲劇負責，儘管副總統邁克·彭斯、司法部長傑夫·塞申斯和白宮顧問、特朗普的女兒伊萬卡此前均譴責了組織此次抗議活動的白人民族主義團體。

特朗普的態度導致了各界的強烈批評。

率先發難的是商界領袖。默克公司的肯·弗雷澤、高盛的勞爾德·貝蘭克梵、蘋果公司的蒂姆·庫克、金寶湯公司(Campbell　Soup)的丹尼絲·莫里森、3M公司的因格·圖林、摩根大通的傑米·戴蒙，以及陶氏化學的安德魯·利弗里斯等多位全美最大跨國公司的首席執行官先後發表聲明，強烈譴責白人種族主義，並批評特朗普的曖昧態度。這些人中的一些，如黑石集團首席執行官蘇世民(Stephen　Schwarzman)原本支持特朗普的許多政見。

在多位企業高管宣布辭職以後，特朗普不得不解散了美國製造業委員會(American　Manufacturing　Coun-cil)和戰略與政策論壇(Strategic　and　Policy　Forum)這兩個由商界精英組成的總統智囊機構。

遭受壓力之下的特朗普稍後在匆忙安排的白宮電視直播中修正了自己的措辭，第一次明確譴責種族主義。他稱，「我們必須團結起來譴責仇恨、偏執和暴力……種族主義是邪惡的。以它的名義付諸暴力的那些人是罪犯和惡棍，其中包括3K黨、新納粹黨、白人至上主義者和那些反感我們美國人所珍視的一切事物的其他仇恨團體。」

然而，就像他在許多事情上表現出來的反覆無常一樣，抑或是敏銳地從他粉絲的聲音中嗅到了什麼風向，一周後，特朗普再一次公開捍衛了最初的立場，即弗吉尼亞發生的暴力衝突中，白人種族優越主義者和左派抗議人士「雙方都有責任」。

特朗普的上述模稜兩可的立場不僅令希望「潔身自好」的商界精英們冷落他，還招致了自己所在的共和黨內部多位大佬的激烈指責，他們中有參議院共和黨領袖米奇·麥康奈爾、俄亥俄州州長約翰·卡西奇、參議員林賽·格雷厄姆以及兩位前總統布希父子。甚至連美國的親密盟友、英國首相特雷莎·梅也罕見地公開批評特朗普，她在被要求評論特朗普的立場時對記者說：「我認為鼓吹法西斯主義觀點的人和反對他們的人絕不相同，而且我認為那些身在其位的人在聽到極右翼觀點時應加以斥責，這點十分重要。」

特朗普沒有在第一時間明確譴責白人民族主義者，而是各打五十大板

一些政治觀察人士預計，隨著弗吉尼亞事件的持續發酵，未來特朗普可能遭受兩方面的打擊——

一方面，未來將會有更多政府高層官員向白宮遞交辭呈，以同特朗普劃清界限，避免自己的聲譽受到他的牽累，其中或許包括白宮國家經濟委員會主任加里·科恩和財政部長史蒂文·姆努欽。這兩位都是標準的建制派，都十分珍惜自己的名譽，他們也是特朗普聲稱要推行的減稅和基建支出等重要經濟計劃的關鍵推手。其中，關於科恩可能辭職的傳言兩周前已經導致美國股市和美元走勢的明顯波動。

另一方面，由於在這個問題上與共和黨主流派的矛盾進一步加深，特朗普個人在黨內備受孤立，他先前承諾的許多政策目標也面臨停擺的危險。例如，隨著債務上限的又一次迫近，如果特朗普不能在10月1日截止日期之前贏得國會對於修建美墨邊境牆的資金支持，他將不得不在對這項重要競選承諾食言或關閉政府之間做出艱難選擇。這種窘境對於國會兩院都在本黨掌控之下的一位總統來說，可以說是史無前例的。

「政治正確」的異化

這次騷亂留給人們一個匪夷所思的奇怪印象，似乎越來越多的美國白人民眾認為自己正在這個擁有世界上最多白人的最大西方國家裡受到不公平的對待，這促使他們以一種非理性的態度來宣洩自己的不滿。

要正確地理解和解釋這一現象，我們需要從多年來美國社會形成的新的精英文化以及近年來人口與經濟結構的急速變化來尋求答案。

從許多宏觀層面的數據來看，由於社會各個層面的努力，特別是立法和司法層面的有力保障，美國的種族平等和種族融合在過去半個多世紀里取得了巨大的進步。

2012年初一份報告顯示，美國城市的種族隔離程度下降到了1910年以來的歷史低點。50年前，近一半的黑人居住在貧民區里；如今，移民和中產階級化促使城市貧民區轉化為各種族混居的社區，並推動了郊區居民的人種多元化。這份報告是持保守派觀點的曼哈頓研究所（Manhattan　Institute）發布的。同年4月公布的人口普查數據還顯示，美國各地不同種族結成伴侶的人數達到歷史新高。目前，每10對美國夫婦中就有1對夫妻雙方來自不同種族，這個比例比2000年提高了28%。

更加具有深遠歷史意義的變化是，過去這些年來，伴隨著法律層面平權的推進，美國社會逐漸確立起一套牢固的精英文化和主流價值觀，那就是所謂的「政治正確」。它要求人們在種族、宗教、性別以及性取向等各個方面恪守平等信念，並寬容邊緣弱勢人群。而在所有這些「政治正確」的信條中，種族歧視在美國是最為敏感的。在今天的美國，人們——尤其是身居較高社會地位的精英人士——在面對事關種族的問題時往往格外小心翼翼，甚至經常達到噤若寒蟬的地步。

「政治正確」的初衷是反對歧視，倡導平等和寬容的社會氛圍。這原本是一個崇高的理想，然而，在一些滿懷狂熱道德熱忱的人士的不妥協的努力下，最近10幾年裡，它越來越呈現出意識形態化的趨勢，變得僵化而缺乏靈活性。一些左翼人士現在還經常試圖通過政治遊說活動，讓議會和政府出台各種強制性的法律和政策，以推動他們心目中的進步和正義事業，這在某種程度上已經壓制了關於種族、宗教、性別等重要社會問題的理性正常討論。當「政治正確」不知不覺蛻變為打壓不同意見的工具時，它就有可能異化成為自己初衷的反面力量。社會大眾中必然滋生出強烈的反彈情緒，例如，在許多人看來，針對傳統弱勢群體的補償性政策眼下已經變成了一種新的歧視，只不過歧視的方向顛倒了過來而已。

特朗普的崛起在很大程度上正是迎合了美國社會中上述這種針對「政治正確」的日益高漲的反彈情緒。在過去相當長一段時間裡，人們敢怒而不敢言，粗魯而無所顧忌的特朗普充當了他們的話筒。

「政治正確」是一個十分複雜的問題，我在後文中還將進一步討論。在我看來，「政治正確」的更大困境在於，它以一套貌似偉大高尚的道德理想遮蔽了具體的現實問題。現在看來，它並沒有能夠真正改變深深根植於歷史和傳統中的歧視，而只是將種族隔離從顯性的物理層面轉變為了隱性的心理層面。對種族問題唯恐避之不及並不能消除種族問題，相反還很可能使之更加複雜，因而也就更難得到解決。

就拿這次夏洛茨維爾的騷亂來說，至少在我看來，市政當局強行拆除羅伯特·李將軍這一行為多少有一些無事生非和政治挂帥之嫌。美國是一個沒有「國家意識形態」的社會，它的言論自由原則應當確保公民能夠自由地對歷史事件作出各自不同的事實認知和價值判斷。試圖以政府行政力量來為人民確立什麼是正確、什麼是錯誤，這本身就違背了美國的立國精神。

當然，我這麼說並不是要為那些惹是生非的白人民族主義騷亂者開脫，我也沒有像特朗普一樣指責那些反種族主義示威者的意思。我只是說，如果有人敬仰並懷念羅伯特·李將軍，即使是「錯誤」的，那也是他的自由權利，只要他沒有危害到別人的自由權利。事實上，一尊銅像並不會導致現實中的種族歧視。這尊銅像或許的確會讓一些人感到不愉快，但世界上恐怕沒有一個公共標誌物能夠做到不讓一個人感到不快。

美國白人的痛苦

不過，近年來突然興起的白人民族主義絕不僅僅是對「政治正確」的反彈，更不是歷史上種族主義的簡單的死灰復燃，它反映了美國社會中許多人由於更深層次的結構性力量——其中最重要的是人口結構和產業結構——的改變而滋生出來的一種焦慮和不滿。而日益加深的貧富分化以及精英階層嚴重脫離社會現實的現狀則是它的強有力的催化劑。

事實上，美國白人的確有理由擔憂自己的未來。

根據布朗大學 (Brown　Universi-ty)2012年9月發布的一份研究報告，在美國大約1.5萬個地區（這裡指財政自主的城市、城鎮、市郊和鄉村地區）中，白人人口所佔比例由1980年的93.4%降至2010年的82.6%；而過去白人佔90%以上的地區數量則出現了更明顯的下滑，由1980年的65.8%大幅降至2010年的36%。

大城市一直以來都是美國各族群融合的「大熔爐」，而如今小城市和郊區已成為改變人口結構和文化的前沿地帶。

2011年可以稱得上是美國人口史上的轉折點，這一年裡出生的非拉美裔白人新生兒在全部新生嬰兒中所佔的比例歷史上首次低於50%。美國人口普查局(Census　Bureau)預計，按照目前的趨勢，至2042年，白人在美國人口中所佔比例將不足一半。

2011年， 美國的非拉美裔白人新生兒在全部新生嬰兒中所佔的比例歷史上首次低於50%

你當然可以高瞻遠矚地宣布，這是民族融合和文化多元的偉大進步。事實上，大多數有頭有臉的大人物都是這麼說的。但如果站在普通美國白人的立場上看待這麼一個未來，他們的不安難道真是那麼不可理喻嗎？

如果說對於人口格局變化的擔憂說到底是傳統偏見的折射的話，那麼經濟結構上的變遷就是異常真實的痛苦了。

全球化和技術進步在過去20年里大幅度地改變了美國的產業結構和收入結構，「嬰兒潮」一代人賴以過上體面生活的鋼鐵、汽車、建築業等傳統製造業眼下已經普遍衰落，這些都是傳統上美國白人工人階級就業最集中的產業；而隨著金融、高科技和文化娛樂產業在美國經濟中所佔的比重越來越高，社會財富日益集中到紐約和加利福尼亞這些東部和西部沿海地區，這些產業中充斥著「高智商」的外來移民。

隨之而來的是中部「鐵鏽地帶」社區的普遍衰敗，那裡教育、健康、治安、毒品等各種社會問題泛濫。可以說，這種產業結構的調整是美國中下層白人社區深感痛苦的真正原因。他們中的許多人將憤怒指向了華爾街、矽谷和好萊塢的精英階層和「奪走自己飯碗」的外國移民，特朗普則憑著敏銳的嗅覺感受到並引導了他們的這種情緒。如果你看一下2016年美國大選結果的地理分布圖，情況就一目了然——支持特朗普的州幾乎無一不是傳統上白人佔優勢但近年來經濟衰敗的地區。

雪上加霜的是，「政治正確」的精英文化讓白人工人階級進一步感覺自己得不到起碼的尊重，他們認為自己承受著經濟和文化的雙重窘迫。

如今美國的電視節目已經不再拿黑人、同性戀或猶太人取樂，但白人工人階級卻享受不到這種「政治正確」的保護。在許多文學和影視產品中，這些底層白人就是成天癱坐在沙發上一邊看著無聊的電視一邊喝啤酒、吃薯條的肥胖的廢物。他們還經常因為自己的口音、名字、著裝、飲食、出生地、甚至體重……而受到嘲笑和排斥。當然，這麼做全然不用擔心「政治正確」這道緊箍咒。

對於美國白人工人階級來說，他們沒有享受到任何屬於白人的「種族特權」，卻承擔了白人這一膚色的「種族原罪」。在他們看來，精英階層所鼓吹的「政治正確」和「多元化」從來就是將自己排除在外的——所有的少數族裔和邊緣群體都得到了尊重，唯獨除了他們。

巴拉克·奧巴馬和希拉里·柯林頓都想要改善美國中下層民眾的生活狀況，但當奧巴馬說那些「充滿怨氣的」中西部小鎮無業選民「死死抱住槍支或宗教不放」後，他的支持率變得岌岌可危；而當希拉里稱特朗普的部分選民是「可悲之人」之後，她便可悲地敗選了。

千萬不要滿腔道德優越感地指責那些投票給特朗普的美國白人都是可惡的種族主義分子，他們中的許多人也並不一定相信特朗普開出的民粹主義藥方真的能夠解決美國目前面臨的問題。但他們從特朗普那裡感覺到了尊重，尤其當特朗普信誓旦旦地鼓吹要振興那些過去被認為「富於男子氣」和「勤勞美德」的製造業。而且，特朗普還無情地羞辱了那些經常讓他們感到羞辱的精英階層和自由派媒體。

事實上，他們的確有權利像黑人和同性戀者一樣在主流話語中受到平等對待。

班農及其「另類右翼」

弗吉尼亞事件讓白人至上（White　supremacy）主義這個古怪的名詞在一夜之間變得家喻戶曉，那麼，這個名詞究竟是什麼意思呢？它與歷史上將白人視為上等人的臭名昭著的種族主義究竟有什麼區別？

簡單地說，白人至上主義就是種族主義，它陳舊而形象不佳。但經過近年來一些人的精心包裝，當它以所謂「白人民族主義」（White　national-ism）或名稱更加古怪、內涵更加寬泛的「另類右翼」(AlternativeRight，簡稱alt-right)的面目出現時，它就變得可以接受得多。

白人民族主義是一種關於國家認同的觀念，它認為，美國應該圍繞白色人種建立國民身份，因而白人應該保持在人口中的多數地位以及在國家文化和公共生活中的主導地位。在過去，這與其說是一種觀念主張，不如說是美國的社會現實。但隨著我在上文中已經提到的人口構成變化以及民權運動和多元文化的推動，這一社會現實眼下正在受到挑戰。對很多白人——尤其是白人中的精英階層——來說，這種日漸豐富的多樣性是值得慶祝的「進步」。但對更多其他人來說，這構成了越來越大的壓力。

唐納德·特朗普的勝選被美國白人民族主義者看成是一個歷史性的勝利，而斯蒂芬·班農以「國師」身份隨他一起進入白宮，更讓他們興高采烈。因此可以說，特朗普藉助於美國中下層白人的不滿而當選美國總統，他的當選又刺激和強化了白人民族主義的興起。

圍繞在特朗普周圍的重要官員中，就有不少人有可疑的白人民族主義傾向。特朗普任命的司法部長傑夫·塞申斯曾在1986年被提名為聯邦法官，但這項任命遭到了由共和黨控制的參議院的駁回，原因是他曾經發表過種族主義言論。

當然，最具有標本意義的無疑當屬斯蒂芬·班農。

由於班農們多年來的不懈努力以及特朗普的成功當選，白人民族主義運動已經從美國政治的邊緣進入了核心地帶

班農曾是特朗普所有幕僚中對他的當選及其施政理念發揮作用最大的一位，有人將他稱為特朗普的「靈魂伴侶」，甚至是美國的「隱形總統」。2016年8月17日，當班農加入特朗普那個當時一點也不被看好的競選團隊並擔任首席執行官時，他可算得上是名副其實的「臨危受命」。到2017年8月18日他離開這個自己一手組建起來的團隊，算起來正好一年。

像特朗普青睞的許多其他重要官員一樣，斯蒂芬·班農也曾是一位退役軍官、高盛銀行家。在加入特朗普的競選團隊之前，班農運營著一個名叫布萊特巴特新聞(Breitbart　News)的網站。這個網站經常發表鼓吹白人至上主義、反移民、反伊斯蘭以及具有陰謀論色彩的新聞和觀點。

班農曾多次在公開的媒體採訪中批駁了白人民族主義，他認為他的政敵們歪曲了他以及特朗普的支持者們的觀點。然而，Breitbart　News網站在他領導時卻不遺餘力地迎合白人民族主義思潮。即使是被媒體要求對弗吉尼亞事件發表看法時，他仍然堅持，「這些人（白人至上主義示威者）是愛國者，他們熱愛自己的國家，他們只是希望自己的國家被照管好。」他認為，這項運動中只有少數邊緣人物才是種族主義者、反猶太主義者，任何運動中都有這樣的邊緣壞人。

在2015年的一次電台採訪中，班農甚至反對技術移民，暗示他們是對美國文化的威脅。根據《華盛頓郵報》最近披露的資料，班農當時曾說，「當矽谷三分之二或四分之三的首席執行官都來自南亞或亞洲時，我覺得……一個國家不只有經濟。我們是一個公民社會。」

的確，特朗普對夏洛茨維爾騷亂所發表的曖昧評論引發了商界、政界精英和媒體的強烈批評，班農也已經去職，但有跡象表明，嗅覺敏銳的特朗普或許又一次準確把握了民眾的情緒。哥倫比亞廣播公司（CBS）最近一次民調顯示，68%的共和黨選民同意他的觀點，即衝突「雙方」都應該為那次騷亂負責。

這意味著，埋藏在美國普通白人民眾中的不滿情緒遠比人們從媒體上看到的更深、更強烈。由於班農和他的志同道合者們多年來的不懈努力以及特朗普的成功當選，這種白人民族主義運動已經從美國政治的邊緣進入了核心地帶，這一重大轉變著實令人擔憂。

未來，類似弗吉尼亞事件的尖銳對立很可能以更激烈的姿態更加頻繁地在美國政治和社會的各個領域浮出水面，因為這種白人民族主義情緒現在得到了來自白宮的鼓勵。

但正如我在先前發表過的許多文章中說過的那樣，民粹主義者看到了真正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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