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美國衰落的再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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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戴維?卡萊歐 譯者：周岳峰　

（一）

美國是一個正在衰落的國家嗎？過去50年，在美國的政治論述中，這一直是反覆出現的問題。該話題是敏感和令人不安的，並繼續引發各種刺耳的，極具煽動性的問題。如果美國正在衰落，那麼這種衰落是不可避免的嗎？如果它不是不可避免的，那麼誰該對此負責呢？是歷任領導人判斷錯誤還是不稱職？國力因不友好的批評者而正在受損嗎？抑或政策被不切實際的構想所蒙蔽了？ 當然，這之中存在著各種基本的分析問題。衰落是如何測量的？這些指標在何種程度上是經濟的或者軍事的？更基本的是，所說的衰落是什麼意思呢？如是絕對的衰落，那權力跟某種早期的測量相比正在削弱嗎？還是指相對的衰落，權力即使按照過去標準是強大的，但與其他國家——也許正在從一個較低基礎起步追趕的各國的權力相比正在下降嗎？而衰落往往意味著某種超越相對或絕對衰落的東西：衰落作為一種「疾病」——某些病理綜合征耗盡了一個國家的活力－－也許是由於長期不良習慣或錯誤政策所導致的後果。這種形式的衰落也許可被稱為「病態」的衰落。一個病態經濟體的概念，同一個經濟體正在變化的規模並無直接聯繫。與其說它指的是該經濟體的增長率，倒不如說指的是那種增長的本質特徵；尤其是，在不損害機體自身的情況下，它是否可持續。實際上，病態的衰落就如同「政治體」 （body politic）這一古老的概念一樣，是從醫學有機世界裡借用了其意象。在這種模式中，經濟增長可能是好的也可能是壞的，這將視對整個有機體的總體結果而定。 按照各種經濟計量尺度，由於美國一直面對著一個極為嚴重的相對衰落，因此這種衰落（或者增長）是否就是病態的這一問題也變得越來越突出。藉助各種經濟指標也許最容易處理該問題。以長遠的眼光來看，回溯到二戰時期，美國的經濟地位已經相對下降了，這點似乎是無可爭辯的。一個明顯的指標便是美國在世界總產值中的份額一直在逐步減少。 1960年，美國的國內生產總值（GDP）佔世界的40％，到2008年，它約佔到其中的23%。而同期，歐洲各國則一直在將自身轉變成一個經濟和政治集團。到如今，那裡有歐盟和一個更加緊密結合的歐元區。美國和歐元區在世界經濟中所佔的份額大致相同。被視為一體化的歐盟，其各國GDP的總和，約佔世界的30%。從這個角度來看，美國已不再是世界最大的經濟體了。20世紀80年代初，歐洲其實已經在佔世界經濟總產值方面同美國大致相等了。但自那時起，大體上說，與歐元區各個經濟體相比，美國的衰落趨勢已經終止了。相反，無論美國還是歐洲集團，與亞洲國家，尤其與日本和中國的經濟體相比，一直處於衰落之中。日本和中國的各自經濟總量現在都上升至全球經濟的8%左右。 貿易額暗示著美國的相對衰落更加明顯。1960年，美國的商品出口約佔全球商品出口總額的l6％。而到2010年時，美國的份額已降至8％。美國的服務出口雖然一直相當出色，但在過去30年里，依舊有著明顯的下降。特別引人注意的則是，美國的對外賬戶與世界其他地區處在極其不平衡狀態。美國的經常項目貿易赤字可追溯到20世紀80年代，而2008年的數字達到了驚人的7000億美元，隨後在2009年減至4200億美元。歐洲在2005年時還有盈餘，近年來也出現了貿易赤字，但在2008年和2009年分別只有2000億美元和750億美元的赤字。日本的貿易順差雖然近年來一直在不斷下降，但每年依舊有將近2000億美元的盈餘。中國的經常項目盈餘在2008年超過了4000億美元。 在20世紀80年代，也就是冷戰的最後一個10年期間，美國龐大的對外貿易赤字通常都伴隨著國內的雙胞胎：聯邦預算赤字。兩大赤字都需要大舉外債。毫不奇怪，美國的公共債務已顯著增加了，從1980年佔GDP的26％增至2010年底的60％，有人預計，到2020年時將會達到GDP的90％。

（二）

20世紀80年代，「衰落論」派批評家開始將雙赤字解釋為美國病態性衰落的跡象。這種衰落被看作是宏觀經濟調控日益增加的結果－－民用和軍用開支組合過度擴張，公眾雖然支持，但卻不願意替它掏腰包。衰落論者爭辯說，不斷增加的債務顯示美國霸權的角色越來越無法維持了，遲早會導致美元價值的暴跌，隨之而來的則是一場全球性的金融崩潰。 當然，也可以更富同情心地解釋美國的冷戰財政政策。美國在世界上的特殊角色給了它一個精神分裂症的身份。它是一個全球性霸主，超大規模的軍費開支正捍衛著自由世界，而且它還是一個習慣性傾向於福利開支的發達社會。此外，美國霸權的地緣政治角色即使很大程度上誘發了這些赤字，但也為融資提供了很大的便利。由於美國全球性軍事角色對歐洲和日本來說是一個至關重要的公共產品，因此它們願意逐年吸收美國的對外赤字。美元作為世界儲備貨幣的這一獨特作用，為美國給巨額赤字融資能力提供了一個更深層的解釋。由於霸權的貨幣角色，美國能夠用美元來償還外債，可以任意地印製美元，而盟國發現要拒絕它是很尷尬的，不僅因為美國正在捍衛它們，而且還因為沒有其他可替代的儲備貨幣。換句話說，美國霸權的軍事角色助長了自身的債務，而霸權的貨幣角色提供了其他國家用來為那種債務融資的現金。實際上，冷戰時期的國際貨幣體系哄騙歐洲人為它們自身的防務開支掏腰包。可是，到了20世紀80年代，變得越來越難駕馭的歐洲人開始對創建一種屬於它們自己的儲備貨幣變得認真起來。冷戰的結束則為那種目標提供了新的推動力。 據推測，20世紀80年代後，要是沒有證據顯示原蘇聯的經濟混亂程度大於美國，那麼美國不斷堆積起來的冷戰債務將會引向何處，這是一件有意思的事情。原蘇聯的衰落至少在一段時間內預先阻止了美國的衰落。原蘇聯的內亂給美國提供了一份巨大的和平紅利，允許美國大幅度減少軍費開支。到柯林頓政府結束時，聯邦預算赤字已經消失了。但其尷尬的孿生兄弟——經常項目貿易赤字卻變得越來越大。這樣一個龐大的赤字顯示，美國經濟正在吸收（投資和消費）的大大超過了其所產出的。為因過度吸收而造成的這些債務籌措資金，這個當今世界最富有的國家正在徵用世界其他地區的儲蓄，當然，這些儲蓄大部分是以美元形式持有的。證明這種狀況的正當性，對柯林頓時期的經濟學家構成了一個重大的挑戰。一個常見的解決辦法是將美國的經常項目貿易赤字歸咎於世界其他地區的「過度儲蓄行為」。過度儲蓄的歐洲人將所積累的美元投資於美國的科技繁榮，而過度儲蓄的中國人則購買美國債券，以阻止自己的貨幣升值，並防止減弱出口商品的競爭力。其結果是，外國擁有的美元充斥著美國經濟，它們的存在鼓舞了欣欣向榮的股市，並使得信貸對美國過度活躍的消費者變得廉價和數量龐大。在冷戰後新的全球經濟體系里，按照柯林頓時期的那些大師的說法，美國的角色是要成為世界上首要的創新中心。在這種角色中，美國催生了互聯網公司的繁榮。雖然柯林頓政府拒絕承認這種看法，但在經濟學家中，把美國看作世界上最後一個消費國，這也是很流行的說法。在開支不受限制的這種消費角色里，人們認為美國正將自身的快速增長擴展至整個世界。 當柯林頓時代結束時，股市泡沫破滅了，消除了美國高消費支出的一大誘因。但是，新當選的布希政府利用減稅來維持柯林頓年代的這種高吸收。若以不變的美元價值來計算的話，「9?11」事件和伊拉克戰爭使軍事預算升至一個高於冷戰高潮時期的新水平。美聯儲表示已準備好提供低息信貸。這一令人焦慮的慷慨之舉助成了一個新泡沫：巨大的房地產市場的繁榮。憑著提供實際利率接近於零的抵押貸款，甚至連最貧困的美國人都抱著房地產價格會無限上漲的這種期望去購買房子，這是一種帶有災難性後果的預測。在2009年金融危機高潮期，有創紀錄的282萬個家庭拖欠抵押貸款，留下了隱匿在金融產品里難以評估的壞賬。受到驚嚇的銀行囤積資產，直到美聯儲具有英雄氣概般將現金注入，才阻止了經濟上的一次總體大潰敗。鑒於美國的收入分配越來越不平等，抵押貸款危機變得更加不穩定和岌岌可危。對於這一繁榮時代的大多數人來說，實際收入已經停滯了。在1983—2007年間，占人口80％的低收入者的收入增幅不到10％。而同期，占人口20％的最高收入者的收入，則增加了60％。到如今，最富有的5％的美國人擁有該國70％以上的資金（家庭住房除外），有近43％的資金集中在人口中最富有的l％的人手裡，這種不平衡是自1929年經濟崩潰以來未曾出現過的。 這說明美國在近數十年里不斷增加的GDP部分是建立在投機性金融泡沫基礎之上的。在這些資產不斷膨脹之時，通過買入金融泡沫這種方式，美國中產階級已能夠分享這種新財富了。可是，當這些泡沫突然破裂後，新財富中的很大一部分就消失了，而投資者則看到他們的資產大大減少了。舒適退休生活的各種夢想逐漸消退了。這場危機在很大程度上依舊追隨著人們。雖然實體經濟的這種衰退可能會慢慢地停止，但失業率仍處於創紀錄的高水平。金融混亂遠未結束。鑒於政府為支撐搖搖欲墜的銀行而大規模舉債，政府自身的信譽也受到了影響。因此，最壞的情況也許還在後頭。人們普遍預期，未來幾代美國人將會變得更加貧窮。總之，近幾十年所發生的故事就是美國陷入病態性衰落相當有說服力的證據。 可是，這場危機是全球性的。哪些國家將遭受最嚴重打擊，這仍有待觀察。此刻，美國過去的經濟合作夥伴和競爭對手——歐元區的歐洲各國正處在一場債務危機中。對一些美國人來說，令人悲嘆的歐洲問題似乎為考慮自身的問題提供了安慰。分析家競相展示歐洲貨幣的黯淡畫面。儘管如此，歐洲人的確擁有一些比美國表兄弟有利的重要條件。他們的基礎設施狀況更好，收入分配的不公程度較低，他們已經學會以較低成本提供一些最重要的服務，尤其是醫療保健。在其他許多方面學會更好地分享，達到事半功倍，他們也許走在了前面。而在美國的批評者發現歐洲各國軍事上極為危險的脆弱性之際，歐洲的外交政策可能更適合於引導一個由崛起的新大國組成的世界和平共存。 美國的欠發達競爭對手——諸如中國、印度或巴西等國家－－可能有著更加美好的前景。相比美國和歐洲，它們也許能繼續無限期地享有各自的大幅度實際增長，尤其是中國，也許能夠繼續將一度被閑置的儲蓄引入本國的發展中。要是這樣的話，那中國很可能會變成為這個新時代的大贏家之一。在遭受了長達兩個世紀的羞辱之後，中國完全有可能恢復歷史上的繁榮。 當然，無人能夠真實說出這個新世紀將會把我們帶往何處。不過，近幾十年來的趨勢表明了世界是更加多元化的，沒有任何單一的全球霸主。未來很可能看到多種多樣的大國，可能形成圍繞著它們而建立的牢固的地區性體系。如果真是這樣，一個由單極霸權美國領導的、緊密結合的世界這一構想，對美國的國家政策來說就是一個極度危險的不正常的指南。的確，這種單極幻想繼續存在於一個多元化的世界體系里，這可能就是美國病態性衰退的最基本根源。自奧巴馬政府上台以來，鑒於預算赤字接近1.5萬億美元，這種說法變得越來越時髦也就不足為奇了。但總統的高度關注是否最終只是辭令上的巧妙轉換，是否會引發外交和經濟政策的果斷變化，這仍尚待觀察。 過去20年的歷史表明，對美國來說，通過調整以適應一個多元化的世界並非易事。隨著經濟實力由於相對衰落而越來越受到挑戰，它更加倚重無與倫比的軍事實力。正如伊拉克戰爭和阿富汗戰爭已表明，壓倒性的軍事力量在冷戰過後不斷演變，有效性越來越少了。在許多方面，美國地緣政治的想像力在冷戰態勢下看來被壓抑了。一個強國主宰全球各地這種經久不衰的自負，已經促使美國冒險發動了兩場沒有希望的地面戰爭，以及針對「恐怖主義」的一場無盡頭的鬥爭。替這些戰爭及其背後的各種自負買單，證實美國陷入了新版本的冷戰財政。處理不了的財政問題再一次毒害了美元，這是一種再度讓美國走上衰落之路的過時了的「病理學」。畢竟正是這種霸權的冷戰角色使得美國與世界其他地區的經濟發生如此的不平衡。在霸權的冷戰態勢下，美國發現龐大的赤字是必要的，而且能夠簡單地通過發行和輸出更多美元來籌集資金，結果是累積起來的大量全球貨幣在今天讓人惶惶不安。因此，儘管當時全球金融資產年度總值剛好超過全球產出的100％，但到了2008年，即在最嚴重的金融危機之後，這一數字暴增至近300%，毫無疑問，其中還有很大一部分被捆綁在中國和日本所持的龐大但相對惰性的資產里。但是，由於今天的即時電子轉賬功能，龐大數量的資金在沒有事先通知的情況下就能夠被彙集和被配置。正是這種過量的遊資，可以說助長了當今世界反覆出現的巨大泡沫。它雖然能夠暫時創造出大量真實財富這種假象，但它也能夠播下引發市場混亂的種子，消滅儲蓄並導致實際投資信貸枯竭，構成美國政治經濟病態的過度擴張，由此最終成為對世界經濟的一大威脅。 美國要引領自己和世界進入一個更加安全的未來，就必須拋棄陳舊的、無節制的地緣政治野心，它們全是靠無限制的低息貸款來支持的。相反，對於在歷史上的角色，美國需要一種更加平衡的觀點。但不幸的是，比起宣傳適合於一個多元未來的更為謙虛的構想，美國的後蘇聯專家學者已證明更加擅長使過時的昔日輝煌的夢想永久化。總是寄希望於新一代美國人將會發現通過調整以適應多元化的現實並不難，但上屆政府在這方面的做法並不令人鼓舞。

（三）

奧巴馬又怎麼樣呢？迄今，他的經濟政策已表明可能要比前任的經濟政策更加靈活，而且對政策的表達肯定更為清晰。他的思維較少受到教條的束縛，認同政府在為規範市場、有序治理和社會夥伴關係提供一個持久框架方面有著不可忽視的作用。誠然，效仿布希政府所走的路，奧巴馬政府已將短期的反周期刺激帶至一種以前無法想像的水平。也許如此激進的信貸擴張在目前的情況下是不可避免的。奧巴馬政府處在夾縫中，一方面是通過相應縮減以達到重新平衡這種需要，一方面是現有的限制將會觸發一場嚴重經濟衰退這種擔心。奧巴馬的首席助手拉姆?伊曼紐爾之所以出名，是因為他說「一號法則：永遠不允許浪費危機。它們是干大事的機會」。奧巴馬政府已利用危機來推動福利開支前所未有的擴充，這筆開支中的很大部分就其本身而言無疑是好的，而且肯定符合政府強勢反周期的需要。但在某個時候，由擴充轉變為穩定這種需要將是不可避免的。將必須在某個地方找到預算削減項目，而人口趨勢表明要大幅度削減民眾的福利開支是不可能的。 初期的謹慎可能暗示，今天的金融危機是美國從地緣政治過度擴張中退卻的一個理想時機，是將美國地緣政治上的自負轉化為正在逐步減少的對外擴張與正在擴大的國內需要相協調的最佳時刻。在地緣政治上節省開支的機會看來是很多的。據國會預算辦公室估計，至2028年，目前的軍事計劃每年將需要平均6520億美元（按照2010年美元的價值計算）的軍事預算。這一估計樂觀地假設，到2013年之後，將只有3萬名軍人部署在海外。正如國會預算辦公室所注意到的，這些預測數字超過了20世紀80年代中期里根政府軍力擴張的最高預算（按照2010年美元的價值來計算，為每年約5000億美元）。這就假設到2020年時，軍事預算將消耗GDP的3.5％，對其他國家而言，這樣的數字則是令人不安的：英國為2.28％，法國為2.35％，俄羅斯和中國分別為2.4l％和1.36％。 因此，雖然這場金融危機確實已使美國人為他們的經濟未來感到擔心，但看來尚未對美國在世界中的地位形成一種更為謙遜的看法，或者導致一種在軍費支出方面更加審慎的做法。相反，對霸權地位的痴迷將繼續摧殘著健全財政政策的各種前景，為這些不可避免的赤字融資，無情地使美元轉變成一種利用通脹威脅世界的帝國工具。 或許可以指望奧巴馬自身不同尋常的生活經驗將使得他既願意又能夠帶領美國去擁抱一個更加多元化的世界。他的雄辯演說時常暗示他準備宣告一個更為真誠的多元主義構想的誕生，這是一個允許美國奉行一項經濟上不太奢侈的外交和安全政策的構想。例如，從五角大樓最近公布的國家安全戰略中可以發現，總統正在設法設計一種更加平衡的觀點。然而，儘管總統進發出了帶有修辭色彩的智慧，但總統已經大幅度加大了美國在阿富汗的各種承諾，而美國軍事介入的全球性擴張繼續保持著高速度，從五角大樓來看，全球分成六大軍事區，每個區域都有美國的指揮官坐鎮並擁有巨大的權力。 總之，這種單極霸權構想是一項有毒的遺產，它實在過於牢固，被傳遞給了美國新一代領導人。它不僅一再誘使這個國家陷入不值得的冒險行動，而且使得美國的病態性衰落顯得更加可能。 （轉自：2011年4月《國外社會科學文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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