蕭延中：毛澤東：一個在中國失去了確定性的問題？
蕭延中，中國人民大學當代中國研究中心教授。著有《晚年毛澤東》和《「毛澤東現象」的意識起源》等多種專著、譯者和論文，多卷本《國外毛澤東研究譯叢》主編。
何：現在對毛澤東的懷念很多，其中也難以迴避諸如現今社會矛盾激化貧富差距擴大等問題，您認為這種懷念是感性的還是理性的？這種「毛澤東熱」的符號表徵，可能夠引導人們對毛的歷史角色的清楚認識嗎？
蕭：我不大願意輕易接受「感性的」還是「理性的」的這樣的提問方式，因為這「二分法」的思維形式，實質上是一種強調「理性」在價值上高於「感性」的斷言。但是，在實際的社會生活中，這兩種傾向是水乳交融地混合在一起的，很難把它們絕對地區分開來。一般地說，「重情」可能是中國人的一種文化習慣，人之言行舉止更多地帶有情感的牽扯。總之，在中國文化的氛圍中「感性」似乎占更大的比重。如果在這樣的前提下討論當前中國人對毛澤東的評價，那麼，正如人們所看到的，論辯者雙方都會自覺或不自覺地沾染上「情感」的色彩。但我不認為這樣就意味著「非理性」，對這樣的一種情感表達不應當簡單地加以拒斥和過濾，而應當體現出某種理解和尊重。
在一般的中國輿論界中，現在一談到社會上存在的「毛澤東熱」總是把原因歸結為社會發展中的貧富差距擴大所引發的社會矛盾激化。雖然這是一個不可否認的事實，但是，從進入改革開放時期的歷史進程看，「毛澤東熱」復歸的跡象最早發生在1980年代最後的一、兩年之中，在1993年毛澤東誕辰100周年以後逐漸呈現出上升趨勢。嚴格地說，這時的「毛澤東熱」，其激發要素不是經濟上的，而是政治上的，是中國發展「整體格局」之結構失衡在人們觀念和心理方面的某種折射。更直接地說，「再次呼喚毛澤東」的現象，是當時人們對政治體制與經濟發展中存在的某種根本上的不協調所作出的多重反映中的一種反映。在80年代最後這個階段，「懷念毛澤東」的社會群體主要來自兩個方面：一個是弱勢群體，包括學生群體、社會邊緣群體。他們在遭到政治權力壓迫之後，試圖在精神層面上尋求某種心理慰藉；另一個是在政治上已失勢的「文革」極左派力量，這股力量在價值觀上不能接受改革開放的整體思路，從而藉助於社會上的「毛澤東熱」間接反抗。還有一種不應忽略的社會情緒，就是出生在40年代末50年代初的「老知青」的那一代人，由於其生命歷程與「毛澤東時代」有著必然牽連，他們的「懷舊」帶有相當程度的個人化特徵，這種個人經歷的複雜性，其實已體現出了「毛澤東時代」的多層面，但它並不是一種純粹的政治思潮。這是「毛澤東熱」再次興起的初始狀態。其中各種促成要素被混雜在一起，但其性質是不一樣的，甚至在某種意義上是完全相反的。90年代所形成的「新左翼」思潮，肯定不是「非理性」的，更不是「文革」極左派思潮的延續，而是在另外一個層次上的現代性敘事的反思。
現在人們似乎僅僅把「毛澤東熱」看成是改革新政在經濟和社會角度所呈現出來的階層分化以及由此帶來的貧富差距擴大的結果，這是不全面的，也是非歷史的。因為，其實經濟總量的增長已使所有中國人多多少少地得到了益處，而後來的社會財富形成畸形分配，致使形成大規模「相對」貧困群體，正是政治文明思維和政治體制改革的明顯滯後的嚴重後果。的確，毛澤東生前對極少數人佔據最大多數的社會財富曾表示出某種嚴重的憂慮，並對此竭力加以抑制，但毛澤東最終沒能實現一種成功的制度性突破。「毛澤東時代」和「後毛澤東時代」，無論是對這一社會後果的「防範」，還是對這一社會後果的「放縱」，其背後的支援意識，卻都是一種在深層次上具有「同質性」的政治理念以及由此構成的制度框架。很明顯，「毛澤東時代」和「後毛澤東時代」的歷史經驗都在反覆告誡後人，清晰地分析現有體制的性質並穩健而果斷地尋求結構性突破，才是解決問題的關鍵。「毛澤東熱」只是展示這一關鍵問題的模糊的符號表徵而已。由此可見，試圖在「毛澤東時代」與「後毛澤東時代」的比較中，去發掘建構社會公正，縮小貧富差距，剷除「權錢交易」的預期，起碼沒有抓住問題的要害，在實踐和理論上很可能會陷入一種因果關係混亂的期盼之中。
我上面說了，「毛澤東熱」的出現，實質上透視的是一個制度問題，而不僅僅是一種感情問題，但排斥感情又是不可能的。面對這樣的情境，我想，開放和寬容就成為避免不了的一條道路。這個問題就又引出了我個人的一種鄭重的建議，就是應當把對社會政治改革中出現的問題，把對這些問題的不滿和解決這些問題的要求，與學術上深思熟慮的「毛澤東研究」區分開來。作為「符號的毛澤東」與「作為實體的毛澤東」，肯定不是一回事。問題在於：你究竟是要借毛澤東說自己想說又不敢直說的話，還是要澄清關於毛澤東歷史的本來面目。如果是在前者，我以為在清除制度障礙以後，這樣現象就會自然消失。如果是在後者，那麼我們能不能設想在一個在最大限度地「去意識形態化」的語境中去談論毛澤東？起碼像台灣學術界在談論蔣介石時那樣的一種情形。我之所以要設想這樣的一種語境，是由於我不相信，要麼「回到毛澤東時代」，要麼「把毛澤東徹底批臭」，就能拯救現代中國發展所面臨的困境。如果這個判斷多少還有些道理，那麼，我們為什麼非要在毛澤東評價這一問題上殊死決戰呢？我們再往後看過幾十年，上百年，當毛澤東誕辰200周年紀念的時候，就如法國大革命一樣，對這樣一位具有超凡魅力、影響極大、個性彰顯的政治家，仍會存在激烈的爭論，但那時一定是專業性的，學術性的。
當前，在一個13億人口的大國中，要求人們「輿論一律」，甚至在感情上投射都同樣的一種形象，那隻不過是一種極權主義式的妄想。以對已故政治領袖毛澤東持贊同還是批評態度為尺度來對人群進行政治劃分，這本身就是很成問題的思維模式，其實質與其說是一種曲折的「政治修辭」表達，不如更直接地說，是制度障礙所造成的一種「隱喻言說」的必然結果。在此狀態之下的「毛澤東形象」，無論是「愛」還是「恨」的表達，都不是一種接近真實的歷史之中的毛澤東形象。
在一定的意義上，我所期望的「毛澤東研究」的狀況，就是試圖超越上述那兩種非A即B的「敵我鬥爭之你死我活」的思維方式，而在一種更加深度關切的層面上去清理、解讀和分析毛澤東給中國社會留下來的政治、歷史和精神的遺產。這種工作不是一種簡單的「情緒偏好」就可以澄清的，甚至需要幾代學人的持續探究。
何：當對毛的認識與當今中國社會的發展糾結在一起的時候，您認為對毛的歷史評價的爭論都在哪些方面？在這些爭論當中，您認為哪些又是被現實問題所激化的？為何如此？
蕭：我剛完成了一篇涉及這一主題的評價文章，題目是《近期中國的毛澤東研究：一個政治意識生態的框架草圖》，中文較長，發表在中文雜誌《領導者》第33、34期上。英文的縮寫本的題目是"Recent Mao Zedong Scholarship in China」，發表在Timothy Cheek主編的The Cambridge Critical Introduction to Mao一書中，即將由英國劍橋大學出版社出版。在這項研究中，我把當下中國學術界關於毛澤東的評價分為「官方意識形態」（Official Ideology）、「自由主義的批判學派」、「新左翼學派」和「歷史主義學派」四種評價類型，也可以把看成四個研究流派。讀者感興趣可以參考，這裡不再重述。
涉及中國關於毛澤東評價的爭論，我贊同學術界大體一致的說法，那就是中國學術界呈現出了一種「空前的大分裂」。而其中最為明顯的學術衝突，則發生在「自由主義學派」與「新左翼學派」之間。可以這樣說，除了一些諸如「毛澤東是具有重要影響的政治人物」一類「正確的廢話」以外，在幾乎在所有其它重要問題的方面，中國學術界都存在著重大分歧。我們這裡只簡單展示中國「自由主義學派」和「新左翼學派」決然對立的理論論點：
「自由主義學派」對毛澤東持激烈的批判傾向，從其觀點中，我們至少可以從中抽象出五項批判要素：①信仰體系上的烏托邦理念、②政治上的個人獨裁、③行為上的詭詐謀略、④心理方面的自戀傾向，⑤以及由這些要素綜合而成的政治認知格局。這派學者認為，正是這些因素，導致毛澤東晚年走出了一條給中國的正常發展造成了重大損失的政治軌跡。例如，對「大躍進」運動的災難性後果，毛澤東本人不僅並未作出深刻反省，反而固執己見，在1959年的「廬山會議」批判對此提出質疑的彭德懷，由此一步步地將「階級鬥爭」理論升級到黨內高層，打擊報復中共中央內部的「持不同政見者」，乃至最終發動「文化大革命」。毛澤東「順我者昌，逆我者亡」，形成了空前的個人極權的社會政治格局。這種觀點的特徵是：一方面對毛澤東個人的政治品行提出了嚴重的質疑，另一方面強烈要求對毛澤東個人所負有的不可推脫的政治責任進行歷史性追究。
在非人格的制度意義上，「自由主義學派」的觀點是，建國初期的《共同綱領》規定了新中國的政體是一個多黨聯合政府的「民主共和國」，形象地說就是成立了一個合夥制的股份公司。但數年以後，毛澤東就違背建國初期對其他「股東」的政治的承諾，把國家政體由「共和制」變成了「一黨制」。具有諷刺意味的是，這種政體的發展方向其實恰恰與1940年代中共猛烈抨擊國民黨一黨專政的弊政如出一轍。更為嚴重的是，由「多黨共和制」演化為「一黨獨裁製」，再由「一黨獨裁製」進一步演化為「一黨領袖個人獨裁製」，對領袖的個人崇拜替代了公共事物的制度性決策。於是，整個中國共產主義運動初期所追求的民主、科學和個性解放的本來性質被徹底地扭曲和改變了，嚴酷的歷史似乎跟善良的人們開來一個大大的政治玩笑！雖然這個歷史性政體演變過程背後有著複雜的成因，不能僅僅將其歸咎於毛澤東個人，但不可否認的是，在新中國政治發展的方向上，毛澤東的個人信念、價值追求以及執政風格，則發揮了至為關鍵的作用。
與此形成鮮明反差的是，1990年代中期興起的「新左翼思潮」，與此剛好相反。一方面，他們認為，毛澤東是一位了不起的偉大的民族主義者。他不僅領導了使中國擺脫外國控制、擺脫殖民主義藩籬的偉大革命，而且初步建立起了整體的現代國民經濟體系，在資源稀缺的條件下，成功地掌握了核武器、人造衛星等等先進的核心科技水平，同時在他執政的數十年中，徹底改變了中國「東亞病夫」的國際形象，使中國成為備受世界關注的「美—蘇—中」三足鼎立中一個核心要素；另一方面，他們還認為，毛澤東所倡導的「幹部參加勞動，工人參加管理；改革不合理的規章制度；工程技術人員、管理者和工人在生產實踐和技術革新中相結合」的國家治理模式，真正體現出了社會主義的民主精神，而作為中共創始人之一和享有絕對權力的毛澤東，居然發動攻擊這一體制的「文革」運動，鼓動縱容各階層群眾摧毀官僚體制的「大民主」的理論和實踐，是「在政黨國家化的條件下，重新進行社會動員，亦即在黨－國之外激活政治領域和政治價值，形成大眾參與性民主」；毛澤東晚年試圖粉碎中共內部滋生利益集團的思想和實踐，已遠遠超出了一般人乃至中共高層既得利益者的接受程度和領悟水平，所以，必然地被後人大大地誤讀了。他們辯稱，「文革」應當被看成是當代中國的「毛氏馬丁·路德（Martin Luther）宗教改革運動」，具有反叛人格的毛澤東可被看出是「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尼采」，在精神革命的意義上，毛澤東甚至可以與先知摩西和耶穌基督堪比。
由此看來，在這些論點之中作出Y或N的簡單選擇是困難的。我個人認為，爭論不是壞事，但千萬不可「意識形態化」。至於哪些論點對中國的發展更有啟發意義，那將是一個重心和視角問題，一個見仁見智的開放論域。面對這一現象我想強調：生活在現代中國的環境中，人們應當適應價值多元化的狀態，因為這才是人類的精神常態。我們對「一元化」已經習慣了，一聽到不同的聲音就不舒服，似乎要「大廈將傾」似的，潛意識中總不自覺地在「找」敵人或在「防」敵人。在這個意義上，我們說，對毛澤東的評價出現多種聲音是件大好事，是社會進步的表現。引用美國哈佛大學已故漢學家本傑明·史華慈（Benjamin I. Schwartz）的術語說，這種爭論就叫做「眾多懸而未決的問題和富有成果的歧義性」（unresolved problems and fruitful ambiguities）。
何：對毛的功過的爭論似乎在不同的階層當中有差異，您怎樣看？這樣的差異是不是映照了轉型期間的社會問題？如果是，又是怎樣的問題？或者說您認為在對毛的評價上，歷史是在映襯現實還是被現實扭曲了？
蕭：我們不能籠統地說所有的下層民眾都懷念毛澤東，但說那些沒有合理地分享到中國現代化帶來的好處的人群會懷念毛澤東，則大體上是可以成立的。道理眾所周知，就是隨著改革開放的步伐越來越快，社會收入差距也越來越大，而且到目前為止，這種兩極分化的狀態並沒有得到根本性的抑制。這與毛澤東時代人們的生活水平普遍很低，大家在大致相同的環境下生活，形成了鮮明的反差。那部分來自於社會下層的弱勢群體，雖然他們的經濟收入在絕對量上要高於毛澤東時代，但他們與現在的富人的差距是相當大的，再加上物價不停的提升所帶來的一系列的因素，他們生活相對來說處於較差的狀況下。因此這部分人對毛澤東時代很留戀，覺得要窮大家一塊兒窮，要富裕一塊兒富，不能說你們富起來了我們卻很窮，這樣不平等，這樣下來就產生了一種「戀舊的情懷」。如果再往深里看，那麼，「不患寡而患不均」似乎是中國文化的一個重要的要素。即使在富人之間，在親兄弟之間，也很講究「均平」，「冒尖」、「露富」則會惹出麻煩來。毛澤東是個地地道道的中國人，中國文化對他有極其深刻的影響。他晚年所追求的「大同之境」與從基督教某流派中所衍生出來的「社會主義」有內在的相通之處。
相對下層群體而言，在評價毛澤東的問題上，自90年代中期以後中國知識界出現了「大分裂」局面，這個問題比較複雜。試圖重新對晚年毛澤東進行積極解釋的「新左翼」學人們，大多具有相當良好的知識訓練，其中不少人還是「海歸」學者，他們對西方的社會政治理論有深入的研究。就是說，他們不是可以被隨便哄騙的「傻子」。開始我也不能理解，按理說，他們接受了西方的系統教育，應當是西方主流「自由主義」的信奉者，怎麼會走向「左翼」呢？後來我逐漸明白了，所謂西方是個價值多元的社會，其中有「右翼」，也有「左翼」，而且就思想性和理論性而言，「左翼」一點都不遜色於「右翼」。在強調「多數意志」的前提下，還有一個「尊重少數」的原則。而這些「少數派」往往一針見血，專門揭露資本主義社會的痛處。在一定的意義上，他們自認為自己的理論具有「反叛的前瞻性」。比如，義大利共產黨人葛蘭西的「意識形態霸權」理論，就對西方主流思想產生了很大影響。中國「新左翼」知識分子對於帶有壓抑性的官僚體制很是反感，他們自己沒有官位，也瞧不起「既得利益者」打著「為民」的旗號狂撈「私人資本」，試圖充當一個「反叛＋拯救＝公正」的角色。於是他們就推出「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作為自己的精神領袖和理論旗幟。在一定的意義上，晚年毛澤東思想中的某些要素與「新左翼」的理論追求，在結構上的確有重合之處。但就具體評價晚年毛澤東而言，「新左翼」的「毛澤東」是脫離歷史語境的、根據當下的需要被建構出來的「毛澤東」，而真實的毛澤東不僅是一位理想主義者，而且也是一位對權力高度敏感的政治家。
上述兩類「崇毛」群體，在性質上有很大的不同，但他們在觀念上的「平等」訴求則是一致的。我們需要深究的，不是「平等」訴求本事對不對，而是當把「平等」的價值放在高於一切的時候，那麼，緊跟著的社會後果是些什麼？至少中國現代思想史的發展線索告訴我們，以實現「平等」訴求為起點，而以倡導個人獨裁而告終，已經顯示出了帶有某種必然性的內在邏輯。這才是中國思想界應當研究的深層思想問題。
何：您認為毛的錯誤都有哪些責任方面？對其的歷史評價是「功蓋於過」的原諒加懷念，也有「全功」與「全過」的狂熱與妖魔化，當然也有對其功過的區別反省。您怎樣看？
蕭: 我不會在毛澤東晚年究竟是「功大於過」還是「過大於功」這樣的角度上考慮問題，因為我不認為這樣的「好」與「壞」、「得」與「失」、「善」與「惡」的偏好判斷，對解決當下中國問題具有根本性的益處。人們經常會用「大躍進」運動導致社會非正常死亡人口達數千萬這樣的事實，來論證毛澤東本人的一意孤行所帶來的嚴重後果。但在歷史過程中，那是一個哈耶克（F.A.Hayek）意義上的人類中心主義之「致命的自負」（The Fatal Conceit）所釀成的典型悲劇，「大躍進」運動原則上是這一人類悲劇的「毛氏類型」。對於「文革」的評價就更加複雜，但也是這場人類悲劇中的一個極其獨特的劇種。關鍵的反思不在於「狂熱化」或者「妖魔化」某位難脫其咎的政治領袖，而在於對「是什麼要素致使這樣的人物可能得意忘形」之類問題的深究？就像如果我們要研究納粹德國，不能僅以對希特勒個人的譴責為依據一樣，我們更想知道那時的德國、乃至全歐洲的「排猶情緒」究竟由何得以形成？澄清這一流行一時的「排猶情緒」，甚至不應避諱描述希特勒個人的意志傾向和超凡魅力。當然，要分開這兩件事的確很難做好，它是對人們智慧水平的一種考驗。
毛澤東是一個具有多重角色的人物。從他的具體政治行為來看，說他是專制主義者是有充分依據的。我們在現代中國的歷史過程中看到，國家大事往往是他一個人說了算，像恢復中美關係那麼重大的轉折，就憑他老人家一個人的判斷，我沒有看到他同別人商量或召開會議討論的任何資料。提拔王洪文做黨中央副主席，也是毛澤東一個人的選擇。在現代國家，除了朝鮮，我們在哪裡能看到過這種狀況？這難道還不是專制主義者嗎？我個人看，問題的要害不在於是不是非要使用這麼刺激的名詞，而在於要反思這種情況為何以及如何形成的。總結這個歷史發展過程，研究制度上的權力制衡，要比罵罵人，出出氣，有意義的得多。說毛澤東是「人民的大救星」也並非獻媚之辭，他對下層民眾的疾苦也有一種罕見的同情，他尤其見不得官僚、權貴欺負普通老百姓的事情。他是一位以最大的權威帶領「小人物」反權威的特色人物。有很多事例表明，毛澤東對「被壓迫者」很有感情。他沒有做作，也沒必要做作。
在我看來，在眼下中國關於評價毛澤東的爭論中，彷彿存在著一種認知上的預設，即認為「獨裁者」與「大救星」是兩種決然對立的角色，也就是說，既然是前者就不可能是後者，反之亦然。但我們仔細想想，中國曆朝歷代的掌權者，誰會在主觀上想把「他自己的國家」搞得亂七八糟呢？又有誰不想「為民做主」而獲得下民的讚譽呢？所以，起碼在中國傳統思想和制度的框架內，「獨裁者」與「大救星」之間「應當」有一條相通的邏輯渠道，在這個框架中，可以容納下今天在我們看來完全相反的政治概念，從而構成「中國政治」的內在「邏輯」。如果這個假設成立，並且遵從這樣的一種研究理路，那麼，面對毛澤東這樣一位頗負爭議的著名政治人物，給他戴上一頂「好人」或者「壞蛋」的帽子就已經沒有多大意義了。我寧願將「毛澤東研究」看成為分析「中國政治邏輯」以及回答「中國何以為中國」一類宏觀問題的一個避免不開的，乃至十分珍貴的經典案例。如果真的要對中國的歷史和現實負責，我覺得這樣的「冷靜」是一種「負責任」的必要前提。
在這裡我們不妨變換一下討論的角度，看看作為一位政治人物，毛澤東的最大特徵在哪裡？研究中我注意到，毛澤東總是跟兩類人「過不去」，或者說，對兩類人較敏感。一是文科高級知識分子，二是黨內的高級幹部。其實仔細分析，我們會看到這兩類人都是權力的持有者，前者掌握「話語權力」，後者掌握「政治權力」。林彪曾經精彩地概括說：「筆杆子，槍杆子，幹革命就靠這兩杆子。」我覺得，雖然沒有證據說毛澤東曾讀過阿克頓爵士（Lord Acton）的著作，但好像他對執政黨自身可能腐敗早有預感。從中共七屆二中全會的報告中，以及對郭沫若《甲申300年祭》的批示中，都透露出了明確的信息。而控制「話語權力」也是毛澤東高度重視的一個領域，這是毛澤東不同於一般政治家的突出特徵。他是一個試圖按照自己的意志改換人類精神結構的人，他所需要的不僅僅是外在的「服從」，而且更是內在的「信奉」，所以對所謂「意識形態」領域異常地關注。我一直覺得毛澤東其實是一個用無政府主義理念維持政治秩序的人。他反對權力的約束，但同時又是一個大權力者，用最大的權威帶領著沒有權威的人去反對權威，這就形成了毛澤東的一套邏輯。他的這套邏輯在今天看來很怪，他不能容忍別人對他本人的權威提出挑戰，但他向任何權威挑去戰。毛澤東的權威是壟斷一切的權威，所以他不允許文科知識分子形成另外的一套精神權威。「思想改造」是毛澤東政治觀念中最值得深究的一個層面，它可分為兩部分內容：一個是對廣大人民群眾進行「思想教育」；另一個就是對文科高級知識份子進行「思想改造」。他對這兩類人群的態度是不一樣的，雖然就其基本方式來說採取都是「說服」法，具體路徑則又有所不同。對於前一部分人，主要是通過「憶苦思甜」等途徑，建立「被壓迫」意識，進而激發他們對階級敵人的仇恨；而對文科高級知識分子則要他們逐漸放棄自己的宇宙觀、世界觀和價值觀，而信奉「毛澤東思想」。我認為，毛澤東不是那種只滿足於掌握權力的人，他更關注社會的精神結構和意識結構。按照人們的一般理解，所謂「精神結構」是由「先知」 （西方）或「聖人」（東方）承載、解釋和傳遞的。先知和聖人雖然沒有現實權力，但他們所說的話被人們當作一種聖言和真理。盧梭（J.J.Rousseau）在《社會契約論》（The Social Contract）里說過這樣一句話：任何敢於為一個社會創製的人，首先要有能力改變人性（Whoever would undertake to give institutions to a people must work with full consciousness that he has set himself to change, as it were, the stuff of human nature.）。這裡的「人性」其實也就是人的精神結構。我認為，只有那些關切和致力於改變和建構人類精神結構的人才是真正的特殊人。實際上，西方學者就把「毛澤東思想」甚至「馬克思主義」歸結為一種准政治宗教，一種現代意義上的精神關懷。如果這樣看的話，那麼，毛澤東的深層關切是要把文科知識分子變就成「毛澤東思想」的傳教士。其結果必然是對文科知識分子看得很緊很緊，除了「學習文件」，就是要到社會底層去體驗生活，通過「行動」去實現思想的體悟和靈魂的轉變。但知識分子最重要的特點就是精神上的獨立性，他們珍視自己的思想和價值以致超過自己的生命，而毛澤東要他們丟棄的東西恰恰是比生命還要寶貴的價值，所以必然受到他們的抵制。在知識分子眼中，一般會假設毛澤東是「政統」，然後知識分子是「道統」。毛澤東與知識分子的關係涉及的是「政統」和「道統」之爭。但實際上，毛澤東本身也是在爭「道統」，他不滿足於只當「政統」代表。所以，不容忽視的問題就是：毛澤東的「新道統」和過去的「老道統」之間的差距究竟是什麼？它們斷裂的點是究竟是什麼？我覺得這些東西更具有研究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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