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憶筆下變化中的上海

王安憶近影　　陳思和　　●王安憶的小說越來越抽象，幾乎擺脫了文學故事的元素，與其說是講述故事還不如說是在議論故事。　　●小說後半部分敘事中故事的因素逐漸精彩起來，衝突構成了。作家通過一個江湖女性，向一個老朽、一個傻蛋發起精神攻勢，在意味十足的、具有巴爾扎克經典小說風格的故事敘事背後，多了一層古老東方人情戲。　　　　《眾聲喧嘩》是王安憶繼長篇巨構《天香》後的一次隨意漫筆，是強烈的精神勞動以後的自我放鬆和休息，筆下的世界依然是上海，是蛻變中的當代上海。但是，她關心的顯然不是作為物質化的城市的變化，作家把關注點放在了傳統的上海市民文化心理如何遭遇商品經濟大潮的衝擊，而開始在精神領域緩慢地發生變化。一般來說，現代都市化建設的進程中物質上的改變在日新月異地發生著，但是文化上的蛻舊變新則要緩慢得多，人們的心理需要一個慢慢適應的過程，而進入到普通市民階層的日常精神的普遍改變則更加緩慢，甚至會經歷幾代人生活習慣的變化才能適應。所以，作家沒有對巨變中讓人眼花繚亂的上海抱有超越時空的烏托邦式的熱情，正如在《長恨歌》里，她尖銳地讓作為一種懷舊文化象徵符號的王琦瑤被人毫無體面地謀殺；在《上種紅菱下種藕》里，她關注到改變中的現代城市與周邊鄉鎮普通居民之間所發生的聯繫；在《眾聲喧嘩》里，作家再一次書寫了劇變中的上海對普通居民精神生活產生的衝擊力，以至於造成上海文化傳統的瓦解和蛻變。　　去故事化——　　王安憶的小說越來越抽象，幾乎擺脫了文學故事的元素，與其說是講述故事還不如說是在議論故事，小說里的角色已經簡單到了不能再簡的地步。從表面上看，小說的敘事有點兒沉悶，與當下人們所想像的上海沸騰的生活和急速的節奏完全不相干。前半部小說主要人物只有兩個人，一老一少，一個是喪偶的歐伯伯，為了減輕孤獨，在百無聊賴中開了一家小到不能再小的紐扣店，整天坐在躺椅上打發殘生；另一個人物則是個年輕的「多餘人」，身無一技之長，心也毫無慧根，徒有一張好看臉蛋的小區保安。現在這樣的角色似乎早已經退出了上海人的視線，也不見於一般的關於上海的文學書寫中。但不知怎的，王安憶在記憶深處又撿拾起這兩個影子般的生命，同時也「喚」起了老上海意識里的熟悉身影，這一老一少，正是的的刮刮（滬語「真真正正」）上海市民文化傳統的精髓，也是老式石庫門裡散發出來的小市民文化的負面符號象徵。　　歐伯伯作為一個上海的懷舊符號，早已失去了王琦瑤時代的萬千風姿，而變成了一具行將就木的沉醉在記憶中的「木乃伊」。小說一開始就寫道：歐伯伯喪失老妻以後一切都變了，他的魂也被妻子帶走，所有的生活都索然無味。紐扣這樣物件本身微不足道，細小而細碎，但卻成了老人心理上的羈絆象徵，歐伯伯的心被紐扣緊緊挽住了。心有千千結，都鎖在了以往的生活經驗里，所謂「老底子」（滬語「從前」）如何如何的經驗，封閉了他對於今天瞬息萬變生活的感受。「數紐扣」——這種古怪的行為本是舊時寡婦為了打發時間和消磨熱情而採用的自我剋制的方法，日久之後變成了老人克服內心孤獨的無聊遊戲，再進而被人們當作了一種神秘的修鍊經驗——這就是文化演變的力量。上海，自古有著開放、創新、龍門會跳狗洞能鑽的冒險家精神，那是一種外來移民者的傳統；但同樣不可低估的是，在長時期的殖民統治下，上海市民也早已經養成了小心翼翼、無所作為，固步自封在石庫門的小天地里、自我陶醉在狹隘的生活經驗之中的文化心理，那是小市民的一種以不變應萬變的精神傳統，是土著上海人的市儈文化。之前，老舍寫過不少老北京人的保守文化心理，而上海作家則很少關注到這一層面：這一普遍的精神現象不僅是社會變革的阻力，也是昔日老上海文化中最負面的象徵性符號。　　一老一少兩個人物身上的精神符號——　　這種負面的文化傳統熏陶就會催生「囡囡」這樣的青年男人。從字的本義看：滬方言中的「囡」，是一個性感肉慾、充滿生命生殖能力的女性被圈養在家庭牢籠里的意思。正是萬千寵愛於一身者謂之「囡囡」；如果是一個男性也被稱作「囡」，那就成了一個不男不女的怪胎，而一個做保安的男人被稱為「囡囡」，更是怪胎中的怪胎。他一是在一個周遭全都是女性的家庭環境里長大，受到百般寵愛，二是心笨手拙，沒有自立的能力；三是空有一個女性化的好看臉蛋。這樣的人，感受不到火熱生活的召喚，才會心安理得地呆在歐伯伯的身邊，甘心做一個應聲蟲，從老朽身上接受一種假裝深刻莫測其實百無一用的「人生經驗」。囡囡是歐伯伯市儈文化的接受者和消費者，將來也可能是這種文化的繼任者。他們這兩個人，一個是中風後言語含混不清，一個是低能口吃，兩人整天在清冷的小店表演著自娛自樂的活報劇，拒絕著灼熱生活的逼人衝擊。歐伯伯說得最多的一個詞是否定式的「不可能啊」，囡囡的一句應聲是肯定式的「就是講呀」，但是注意：在這裡，「肯定」不是在「否定」的前面，構成「肯定—否定」的矛盾辯證，而是在「否定」的後面，構成對「否定」的「肯定」，從而加強了歐伯伯的「不可能啊」的權威性。所以，我們不妨把這種語言結構視為上海傳統市民文化中保守的心態，凝聚著對於新的生活因素的懷疑和抵制，這樣一老一少所構成的特殊話語體系里隱含了一種傳統的被影響和被繼承，它也是在傳承中獲取發展的生命。有一場對話最有意思，保安被同事們拖入搓麻將的賭博陷阱，欠了人家不少賭債，當保安欲跟歐伯伯借錢還賭債時，歐伯伯不借，接下來的故事會讓人聯想到《長恨歌》，在《長恨歌》中，王琦瑤非但不借而且威脅對方要報警，以致殺身之禍；而歐伯伯用的卻是禪機，他在保安的手心裡畫了一個圈，說了兩個字「空氣」。既是不借錢，也是婉轉告誡對方，一切都是空的，保安就無師自通地獲得了拯救，還清了賭債，化無為有了。在這裡，歐伯伯採用的是一種化無為有的傳統文化的策略。不是你要錢，我就借你錢，而是用人生的道理讓你領悟，從而擺脫現實困境和心理困境。上海市民文化里有很多這種人生智慧，（所以，人家批評上海人精明就在於此）。但這一些小機智小經驗，對生活中發生的巨大變化是沒有招架之力的。　　後半部，衝突構成了——　　這個故事應該是發生在20多年前的上海。那時，市場經濟還是以小攤小販的形式開始了自己的冒險史。進入歐伯伯小店（阿娘紐扣店）的是一個女性，名叫六葉，自稱是來自東北的滿族格格。但是後來，從一場意外的夫妻吵架的描寫來看，六葉很可能是來自溫州郊邊地區的一個小商販。她滿身粗鄙俗氣，滿腦子生意經，她本來是在自由市場擺攤販賣，後來利用了歐伯伯的店麵條件企圖謀取更大規模的發展。因為改革開放，上海傳統中原有的一股被壓抑很久的冒險精神和外來者文化又開始東山再起、蠢蠢欲動了。它往往從最底處做起，但是充滿了夢想和生氣勃勃的精神。至此，兩種上海文化傳統在小店裡開始了明爭暗鬥，新老交替，悄悄地改朝換代了。小說後半部分敘事中故事的因素逐漸精彩起來，衝突構成了。作家通過這個江湖女性，向一個老朽、一個傻蛋發起精神攻勢，在意味十足的、具有巴爾扎克經典小說風格的故事敘事背後，多了一層古老東方人情戲——不是資本利用了人情關係，而是人情逐漸戰勝了資本的利害衝突；不是社會發展中代表新生的力量（滿身銅臭的資本）戰勝了沒落保守的小市民觀念，而是，兩種傳統終於在交鋒中逐漸互相理解，那場六葉拿了歐伯伯的錢作進貨資本，騎著助動車攜帶「老公」「老爸」闖馬路的「全家福」片段被作家寫得精神氣十足，雙方都在向對方靠攏，每個人都在發生變化，這種變化的深刻性體現在小說的結尾部分：終於，整天沉醉在「不可能的」和「就是講呀」的狹小經驗世界裡的歐伯伯和保安囡囡，相攜相扶地走向了眾聲喧嘩的自由市場集散地，在混亂、違規、曖昧而不失活力的吆喝中，他們看到了六葉的真實身影，他們被深深地吸引了。因為，對他們來說，這是另外一個世界，是火熱的活生生的世界。　　一種對舊式市民文化的深刻嘲諷，但又不失溫情的現實批判精神；一種對新興的市場經濟因素充滿鼓勵，但又保持警惕的清醒認識；不是與時俱進地表達生活的新舊交替，而是充滿歷史感地書寫當下的矛盾和困境。這，就是王安憶筆下的變化中的上海，以及這座城市所發生的精神文化變遷的烙印。　　2013年2月書於美國波士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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