牟鍾鑒：儒家仁和文化與人類文明的未來

文/牟鍾鑒一20世紀的人類，一方面享受著西方工業文明積累的巨大財富和造就的發達科技，以及民主體制帶來的人的解放和社會進步；另一方面也飽受著西方工業文明造成的生態嚴重惡化之苦和道德危機、社會危機的災難。兩次世界大戰和戰後長達近半個世紀的冷戰，都是西方文明的產物。冷戰結束以後，世界形勢發生了許多深刻的就化。變化之一，是蘇聯解體，美國成為惟一的超級大國，其霸權野心有所膨脹，好戰傾向有所增強。變化之二，是民族主義運動進一步高漲，民族宗教衝突加劇，民族矛盾上升為世界主要矛盾。變化之三，是歐洲共同體實力不斷壯大，亞洲各國尤其是中國經濟與社會事業發展迅猛，世界走向多極化態勢。變化之四，是經濟全球化借著發達的信息技術而加快了速度，地球變得更小了。本來人們在兩大陣營對抗之後內心燃起了更多的和平期望，可是不久這一期望便被一連串的戰爭所澆滅。新世紀來臨之後，霸權主義橫行，恐怖主義肆虐。美國發生「9·11」恐怖襲擊事件，接著便是阿富汗戰爭和伊拉克戰爭，後者尚未結束。強權主義受到的挫折和批評固然很多，但他們仍不願放手。中亞地區又出現在外力挑動下的社會動蕩，冷戰思維的慣性還在發生作用。

牟鍾鑒先生（資料圖 圖源網路）人類社會是一個多民族、多地域、多國別、多文明的世界，不同群體之間自然會有許多矛盾和摩擦。但是回顧20世紀的歷史，面對著「地球村」的現實，人類究竟應該如何共處，是需要重新思考的。世紀之交所發生的一切，難道都是必然的嗎？「弱肉強食」的生物學規則和貴斗哲學是否依然適用於全球化的時代？在西方世界，人們有不同的思考。亨廷頓的「文明衝突論」便是其中一種。他在《文明的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中文版序言（1997年）中，承認世界「將有許多不同的文化和文明相互並存」，並表示「我喚起人們對文明衝突的危險性的注意，將有助於促進整個世界上『文明的對話』」。他在中國讀者面前不能不這樣說，事實上他並沒有就文明的對話作出任何有價值的論證，相反他帶著西方文化中心論的偏見，大講文明的衝突，把伊斯蘭文明和儒家文明看作是西方文明的威脅。按照他的邏輯，文明的衝突便是不可避免的，書中甚至描繪了中美開戰的可怕前景。亨廷頓的「文明衝突論」與其說是為了推動文明的對話，不如說是在強化人們的衝突意識，提醒西方世界為文明的更大衝突作好準備。「9·11」事件和伊拉克戰爭發生之後，有些人為「文明衝突論」唱讚歌，認為形勢證實了亨廷頓的構想，這當然是錯誤的。最近在上海有人問當代美國哲學家理查·羅蒂，伊拉克戰爭是不是文明衝突的表現，他回答說：「伊拉克戰爭是美國軍方和工業巨頭的共同聯盟發動的。」[1]這大概觸及了問題的實質。文明的衝突是有的，如果背後沒有利益的衝突，它是可以和平解決的；反之，利益的衝突，鬥爭不僅可以發生在不同文明之間，也可以發生在同一文明內部，而且可以形成激烈的對抗。上個世紀兩次世界大戰首先發生在基督教國家之間，然後波及到全世界；上世紀80年代的兩伊戰爭流血八年，雙方都是伊斯蘭教國家。再進一步說，利益的衝突一定要用戰爭的方式解決嗎？在經濟全球化的時代，和則雙贏，戰則兩害。戰爭的發動者往往以損人開始，而以害己告終。人類必須從歷史和現實的經驗教訓中增加智慧，改變思維方式。

中正仁和（資料圖 圖源網路）打破慣性思維、開出創新思維的西方有識之士大有人在。早在上個世紀60年代，天主教梵蒂岡第二次公會議就正式提出了「宗教對話」的理念。進入80年代以後，天主教在自由派思想家孔漢思努力推動世界各大宗教之間的對話，包括宗教與儒學的對話，探討世界普遍倫理的建設，形成文明對話的風氣。他指出：「沒有宗教之間的和平，也就沒有世界和平。」從羅馬俱樂部到法蘭克福學派，再到後現代主義，從斯賓格勒、榮格、湯因比，到佩西、里夫金、弗洛姆、哈貝馬斯、福柯，西方思想界對於工業文明的弊端和危機進行了尖銳深刻的批判，其中許多人對於東方文明深懷敬意，有著殷切的期盼。在各國進步人士的推動下，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於2001年在巴黎通過了《世界文化多樣性宣言》，明確把文化權利作為人權的組成部分，把尊重包括生活方式、共處的方式、價值觀的體系、傳統和信仰在內的文化多樣性、寬容、對話及合作，看作國際和平與安全的最佳保障之一。這表示人類對現代文明的認識，已經超越了工業文明的水平，而有了新的高度。二要促進世界的和平與發展，消除霸權主義與恐怖主義的危害，推動文明之間的對話，有許多事情要做，其中之一便是研究和總結中華文明發展的歷史經驗，深入闡發儒學的精義，使當代人類獲得一種與西方文明不同的智慧，它也許能幫助人們找到一條通往和平相處的道路。「文明的對話」是現在流行的文化語言，就其內涵和精神而言，它早就成為中華民族文明的深厚傳統了。一部中華文明史，就是多樣文化多種文明不斷溝通、交流與合作的歷史。摩擦、衝突、壓制也發生過，但主流是文明的對話與互動。先秦時期有儒、道、墨、法、名、陰陽等諸子百家的思想爭鳴，並匯合於齊國稷下學宮。兩漢雖有「獨尊儒術」的政策，其實是儒道兩家的互替與互補，並開通了中國與西域各國的和平交往的通路，接著便是印度佛教的和平進入與道教的誕生成長。魏晉南北朝至鴉片戰爭的一千五百年間，中國文化的核心是儒學、佛教、道家道教三家的並立與合作，孔子、老子、釋迦牟尼成為中國共同尊奉的聖人，三教融合與共信成為中國民眾的信仰特色。此外，還有各民族的傳統宗教以及伊斯蘭教、摩尼教、景教、猶太教、瑣羅亞斯德教的合法流行。天主教與基督新教最初也是和平傳入中國的，鴉片戰爭以後，它們才與西方殖民主義侵略相聯繫，變成政治問題。中國在歷史上是一個多民族、多信仰、多宗教的大國，這「三多」並沒有使它困擾於對抗和分裂；相反，民族在矛盾中走向和諧，信仰在交流中走向豐富，宗教在互動中走向理性。既沒有出現浩大的宗教狂熱，也沒有出現強大的反宗教思潮。各種宗教包括外來宗教，都能在中國這片土地上找到它和平生存的空間。各教之間基本上是平等的、友好的關係，中原地區從未發生由信仰衝突而引發的流血的宗教戰爭，也未出現過歐洲中世紀迫害異端的宗教裁判所。這種文化的多樣性與和諧性，在很大程度上要歸功於長期在社會思想領域佔主導地位的儒學的「清明安和」（梁漱溟語）的人文理性是它的「貴和」思想影響了中國宗教的和平性格及歷朝的兼容並獎的宗教文化政策。儒學具有國教的地位，但不壟斷文化，只給國人提供社會人生公共準則，而能容納其他信仰，這在世界歷史上是罕見的。

絲綢之路:中國民族「厚德載物」的品質對外主張睦鄰友好（資料圖 圖源網路）受儒學的長期熏陶，中華民族的性格便形成了「自強不息」與「厚德載物」兩者相輔相成的結構，勇敢堅強，也善於學習，對外主張睦鄰友好、和平交流。在中外交往史上出現過幾件大事。一是開通陸地和海上絲綢之路，建立中國與中亞、南亞、歐洲各國的經濟文化交往的渠道，它是和平的友誼的道路，沒有發生戰爭與暴力。二是中國僧人絡繹不絕前往西域或印度取經學佛，其中以唐代玄奘法師西天取經最為膾炙人口，可以說印度佛教是中國人主動請進來的。佛教在中國流傳也遇到過阻力和指責，但起來為佛教辯護並大力弘揚佛法者，還是中國僧人，他們被主流社會認同。三是佛教律宗大師鑒真和尚東渡日本，帶去佛法與中國文化，成為和平使者，至今受到日中兩國人民的崇敬。佛教一向是中、日、韓三國人民友好的黃金紐帶。四是明朝三保太監鄭和下西洋，鄭和帶領當時世界一流的龐大艦隊，出使南海各國，至印度、波斯，直抵非洲東岸，前後凡七次，經過三十餘國，毫無佔領、殖民的意圖，秋毫無犯，只是宣示中華文明，以加強中國與南洋諸國的友好關係為宗旨，這在世界大國的海洋活動中是獨一無二的。有人舉出反證，成吉思汗率蒙古大軍攻打西亞的歐洲，造成大量流血慘劇。這是新崛起的游牧民族尚未融入中華文明時所表現出來的野蠻性，中原人民亦深受其害。全真龍門派祖師丘處機，作為當時中華儒、佛、道三教文化的傑出代表，不遠萬里，奔赴雪山（在今阿富汗境內），勸誡大汗敬天愛民、重生止殺，使大汗第一次正式接受中華主流文明的啟示，從而收斂了殺戮行為。這是儒學仁厚愛民思想的偉大勝利。以上可以看出，和平、友善、寬厚已經成為中華民族的傳統，成為一種文化基因，代代相傳，不會改變。今天中國能夠和平崛起，最深刻的根據就在這裡。儒學之所以能夠在歷史上促進文明對話與交流，是由於它有如下特質：第一，儒學是一種倫理型的人文主義，它為社會提供了普世性的道德原則和規範，即所謂人生常道，又把它根植於自然之道和共同人性之中，沒有歸結為某種至上神的啟示，因而也沒有一般宗教的狹隘性與排他性。儒家道德的核心是「仁」，「仁者愛人」，人皆有之。「仁」的表現為忠恕之道。忠道即「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也就是關心人幫助人；恕道即是「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也就是尊重人、體諒人。沒有忠道，不能體現他為善的道德精神；沒有恕道，也會使忠道變成偏執的愛，從而破壞人際的和諧。因此，忠道和恕道相互依存，不可分割。忠恕之道包含著人道主義和平等寬容精神，它是人類社會公德的基本原則，不分種族和信仰，遵守它才能維持社會的正常運行。第二，儒學具有貴和的傳統，尊重文化的多樣性，可以成為溝通各種文明的橋樑。孔子提出「和而不同」的理念，逐漸成為處理一切人際關係和多樣性文化的普遍性原理。在它的指導下，《中庸》提出「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的理事共存的宇宙觀；《易傳》發展出「各正性命」、「同歸殊途」的多樣性文化觀；宋明儒學發展出「理一分殊」的「一」、「多」互涵的哲學觀；近現代譚嗣同提出「仁以通為第一義」的開放溝通的社會觀；民國一批思想家提出「融會中西，貫通古今」的現代多元文化觀；當代費孝通提出「多元一體」的民族觀和「美美與共」的文明觀；張岱年提出「綜合創新」的文化發展觀。它們都是一脈相承的。「和而不同」包含四大原則：一是差異原則，二是平等原則，三是和諧原則，四是互補原則。「和而不同」是一種文明、開放和理性的文化觀。中華文明正是在這種多元兼容的主流文化觀引導下形成多姿多彩的面貌。第三，儒學的中庸之道，具有持中、協調、理性的特色，適用於穩定社會和調解衝突。孔子說「過猶不及」，反對偏激行為。《中庸》說「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主張照顧矛盾雙方的利益。孟子說「仲尼不為已甚者」，認為做事要合情合理。在中庸之道的影響之下，中國文化形成剛柔相濟、統籌兼顧、情理均衡的價值追求，對於調適宗教與社會的矛盾、協和多民族文化之間的關係、擺正維護固有文化與容納外來文化的關係，都起了很大的作用。文化偏激主義是經常發生的，但都沒有成為長期的主流的思潮，例如秦始皇焚書坑儒，三武一宗滅佛，不僅是短命的，而且受到批判，名聲很差。反之，文化改良主義和社會調和論總是受到歡迎。第四，儒學具有天下一家、天下一體的情懷，容易克服國家、民族和信仰的障礙，把仁愛中和之道推廣到人類全體和天地萬物。孔子講：「四海之內皆兄弟也。」孟子講：「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易傳》講：「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禮運》講：「天下為公。」宋儒講：「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民胞物與」。儒家認為，社會應當是一個大家庭，人類也應是一個大家庭，宇宙是一個更大的家庭；仁心本於孝悌，而要推廣到世界和平和宇宙。人與人之間、人與萬物之間，都是共生互愛的關係。孟子說：「愛人者，人恆愛之。」又說：「殺人之父，人亦殺其父；殺人之兄，人亦殺其兄。」所以人類內部仇則俱損，愛則共榮。這種人道主義具有博大的胸懷，中國古代之所以能夠凝聚眾多民族並與周邊國家睦鄰友好，與儒家的天下一家的思想是分不開的。第五，儒學對於如何處理大國與小國、強勢群體與弱勢群體之間的關係，也有很好的說明，表現出一種實用理性的智慧。儒學看到了國家、民族之間發展的不平衡性，承認大國的主導作用；但它認為大國不能僅憑軍事實力，還要樹立道德形象，才能真正具有威望並有利於天下太平。孔子稱讚「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此乃仁德之力；他主張「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孟子總結歷史經驗教訓，提出「仁者無敵」的理念，認為大國應實行「王道」、「以德行仁者王」，如此必然「得道多助」；若實行「霸道」，想以力服人，則會「失道寡助」，而「寡助之至，親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順之」。孟子的思想當時雖被目為「迂闊」，但後來秦朝武力強大而國運短促的歷史教訓證明，孟子是有道理的。大國之強，不僅在軍事，更在有道德感召力。故歷代強大王朝，對內注重「為政以德」，對外注重「講信修睦」、「協和萬邦」，而以窮兵黷武為失道。「化干戈為玉帛」、「禮尚往來」是中國人追求的理想的國際秩序。三中國人的文化心理在歷史上因「禮義之邦」而有文化自豪；清末民國時期因落後挨打而陷入文化自卑；20世紀之末由於獨立發展而有了文化自信；新世紀以來，在東方與西方文明交會中正在走向文化自覺。儒學在思考，儒學在作現代的思考；儒學在反思自身，儒學也在考察世界。儒學產生於宗法等級社會和農業文明的土壤之上，雖然有豐厚的內涵，也不免帶有時代的局限性和不及工業文明的地方。所以當西方文明挾其現代優勢席捲全球並成為東亞社會主流文化之後，儒學在中國由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轉型過程中遭到猛烈批判，並退到邊緣，但沒有滅亡。它經歷了外部的衝擊和內部的反思，清除了自身陳腐和僵化的部分，逐漸顯露出其內在的精華，在20世紀後期，終於獲得新生，受到國人和世界的重新關注與評價。儒學作為一種民族文化傳統正在回歸中國，儒學作為一種具有普世價值的文化資源正在走向世界。可以說，儒學的現代轉型與它參與中國現代化建設和應對世界性危機是連在一起的。沒有儒學的現代思考，便沒有儒學的新生。廣義的當代新儒家，便是這種思考的主體。

梁漱溟先生是儒學現代文化學的奠基人（資料圖 圖源網路）梁漱溟是儒學現代文化學的奠基人，他在《東西文化及其哲學》中指出，西方文化長於科學和民主，但「理智活動太強太盛」，對於自然對於別人都取利用征服的態度，造成西方社會焦惶、慌怖、苦惱；中國文明早熟，「以意欲自為、調和、持中為其根本精神」，追求精神的自得和社會關係的和諧，西方文化將有一天要回到中國文化的路上。熊十力高揚儒家的道德理性，回歸《周易》的生生不息的精神，以「體用不二」立宗，認為中國哲學傳統可以避免淪入宗教的迷狂，亦可以避免淺近的功利主義，這兩點正可以彌補西方文化的不足。賀麟超越了全盤西化論的國粹主義的對立，主張用西方哲學發揮儒家的理學，使之更嚴謹嚴清楚；主張吸收基督教之精華以充實儒家之禮教，以加強超脫現世之精神；以及領略西方之藝術，以發掘儒家之詩教，形成藝術、宗教、哲學三者的和諧體。1958年，牟宗三、徐復觀、唐君毅、張君勱等聯合發表《為中國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指出中國文化的人文道德精神是好的，但缺乏民主與科學，故應在高揚自身道統的同時，借鑒西方文化，開出學統，建設政統。西方文化中之民主、自由、博愛、科學等，皆有其普遍永恆之價值，應為一切民族所接受。但西方文化存在著價值獨斷論或西方中心論，對其他民族文化缺乏敬意與同情，一味擴張其文化勢力，遂與其他文化或人群發生衝突，造成戰爭、對抗、核威脅等危機。因此，《宣言》認為西方人應學習東方文化中諸如人生境界的提升、圓而神的智慧、仁者的悲憫之情、天下一家的情懷等長處。人類應發展出一大情感，一起思索共同的問題，建立「立人極」的學問，以推動世界和平。《宣言》發表之初，自由派胡適曾指斥它是「騙人的」；但從四十多年後的今天再來看它，我們不能不承認它包含著遠見卓識和人文睿智，我們也不能不為《宣言》作者的文化擔當精神所感動。港台新儒家第二代代表性學者杜維明、長期以來致力於推動文明的對話，為此而奔走於世界各地。他把哈佛大學燕京學社辦成了多元文化交流對話的平台，使世界各地大批學者不斷地走到一起，體現了當代儒者的有容乃大的心懷。他在2001年新加坡一次會議上指出，儒學在與諸子百家互動中形成的，又是在與佛、道兩家對話中成長的，今後有可能在與西方文明對話中走向世界。他說：「儒家所體現的具有涵蓋性的人文精神是中華民族可以提供全球社群的豐富資源」，「在多元宗教的現實之中，儒家『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的恕道，『推己及人』的仁道，以及『和而不同』的共生共處之道，才是文明對話不可或缺的基本原則。」另一位新儒家學者劉述先以儒家身份參加過多次世界性宗教對話會議，學術上致力於闡釋宋儒「理一分殊」哲理的內涵，用來推動多樣性文化之間的溝通。他認為儒家的仁道文化包含著人類普遍的「常道」，同時又承認文化的多樣性、差異性，可以在文明對話中扮演重要角色。香港孔教學院院長湯恩佳對世界文明危機有強烈的憂患意識，多年來到處奔走呼號，將孔子和儒學的「仁者愛人」與「和而不同」的思想向社會弘傳，為世界和平做了大量工作。他於2003年10月在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座談會上說：「『和而不同』的理念，是中國傳統儒家人文精神的精髓，是孔教的基本教義，也是治理世界錯綜複雜的各種矛盾，維持人類和諧安寧的靈丹妙藥。」他指出：「當今世界的政治經濟、生態的發展都是全球化的，人類在互愛中共存，在互仇中俱損。」馮友蘭是融會中西的前輩哲學家，他的理論活動跨越了大半個世紀，直到中國大陸實行改革開放。他晚年在《中國哲學史新編》中批評「貴斗」哲學的錯誤，闡發孔子的「貴和」哲學，指出「仇必仇到底」如普遍推廣會發生極大的破壞，而宋儒張載提出的「仇必和而解」應當成為社會辯證運動的主流；並說「人是最聰明的、最有理性的動物，不會永無走『仇必仇到底』那樣的道路。這就是中國哲學的傳統和世界哲學的未來。」當代新儒家不僅在思考，而且在行動。他們經過各種國際學術會議和文化交流，反覆表達儒家對當代國際問題的理解和意見，都能表現出寬容、平等、和解的精神，從而受到各界人士歡迎，同時也擴大了孔子和儒學的影響。四中華民族近代以來社會發展落伍了，文明也走向衰減。為了振興中華，中國人一方面高揚發奮圖強、勇於拼搏的民族精神，反抗列強的侵略壓迫，爭取民族的獨立與解放；另一方面不斷檢討自己的缺失，努力向西方尋找真理，認真學習和積極引進西方文明的先進成果，以便改造自己的文化，增強民族的生命。民國時期以學習歐美為主，新中國建立以後則經歷了「以俄為師」和全面開放的階段。中間發生過「文化大革命」的災難，但痛定思痛、由亂而治，中華民族的發展由此而出現柳暗花明的一大轉折，進入一個新的境界。正是由於中華民族肯於吸收、善於學習，能夠把西方文明合理內核大膽引進，與中國優秀文化傳統和現實國情有效結合起來，才能在實行改革開放的僅二十多年裡，便取得社會事業和經濟科技如此快速的進步與極為輝煌的成就，世人有目共睹。在這一巨大的飛躍過程中，儒家文化的精粹和智慧煥發出越來越廣泛的認同。在中國大陸，以儒學為基本信仰者尚不多見，但讚賞儒學和用儒學思考的人卻是很多的。儒學是中華文明的主體思想，要復興中華文化和弘揚民族精神就不能不繼承儒學的優良傳統；要推動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現代化事業也不能不運用儒學的資源；要和平崛起，開展國際交往，參與文明對話，亦不能不發揚儒學的優長。研究儒學在當今的中國已蔚然成風，中國孔子基金會的成立，是儒學回歸中國的重要標誌；國際儒學聯合會的成立，是儒學從中國走向世界的重要體現。開發儒學資源，推進祖國和平統一，推動社會道德建設，提高素質教育，創建儒商文化，已經取得顯著成績。在海峽西岸民間互動中開展的兒童中華經典誦讀活動，蓬勃發展，方興未艾。2005年5月，國民黨主席連戰和親民黨主席宋楚瑜先後訪問大陸，與中國共產黨總書記胡錦濤舉行會談，取得重大共識，開啟了兩岸關係走向和解的新格局，顯示了儒家仁和文化的巨大生命力。在治國方略上，中國領導人強調「以人為本」、族群和諧、社會穩定、協調發展。在對外關係上，中國強調「和平共處」、「與鄰為善」、「以鄰為伴」，睦鄰、安邦、富鄰，積极參与聯合國維和行動，努力調停跨國的衝突，承擔起更多的勸和促談的責任。這些難道不是包括儒學在內的中華優良傳統的再現嗎？中國之所以能夠致力於世界和平，在任何時候都不會稱霸，其最深刻的緣由蓋在於此，文明特質和民族性格所使然也。很顯然，儒學已經成為中國社會發展中的一種積極的精神力量；同時也成為東亞各國加強聯絡和團結的文化紐帶；由於儒學聯繫著世界廣大華人群體和傾心於東方文化的學者與民眾，它已經成為國際社會文明對話的重要參與方面，它極有可能在今後世界幾大文明和解中扮演溝通使者的重要角色。儒學如能在世界多樣性文化互動中從邊緣回到中心，成為顯學，必將給世界帶來和平的福音。我們可以說，儒家仁和文化的陽光照亮了人類前進的道路，孔子和儒學已經成為一面和平的旗幟，文明的旗幟，我們要把這面旗幟更高地興起來。

儒學是中華文明的主體思想（資料圖 圖源網路）中國當代的儒學，已經通過引進西方文明而使自己的面貌煥然一新；西方文明是否也需要吸收儒學和其他文明而更新自己呢？這個問題既需要西方世界的人士進一步思考，也需要東方世界的人士積極回應，原因很簡單，西方文明的優點和缺點正在影響著東方和全世界。例如，西方文明積累起來的民主、科學、人權、法治、自由、平等以及公平競爭等價值理念，已經成為普世的現代文明通則，深刻地影響到中國社會。中國目前正在加強民主與法制建設，把人權正式寫入憲法，強調依法行政，維護公開、公正、公平的原則，關心和扶植社會弱勢群體，貫徹科教興國戰略，鼓勵學術自由和爭鳴等，都是在向現代文明邁進，雖然存在的問題很多，但方向已經明確，原則已經確立。儒學也在幫助中國人認清和克服西方文明的負面成分，主要是拜金主義、暴力色情和強權政治，這些壞東西不符合東方的文化傳統，也有違現代文明的通則。西方文明有一個很大的弱點，便是其核心國家在文明的實踐中推行雙重標準，國內是一種，國際又是一種，並且常常是對立的。以美國人津津樂道的民主、法治、人權而言，一般人都承認美國是一個法治社會，人權受到較好的保護，政治上也有比較成熟的民主監督機制和選舉制度（問題也不少）。但所有這些都不適用於美國的國際事務。美國常常無視聯合國憲章和國際公約，經常侵犯他國的主權，干涉他國的內政；它非法發動侵略戰爭、殘害他國公民、虐待他國囚犯、破壞他國家園，造成一系列人道主義災難，卻得不到監督和懲罰；它的警察在國內為了保護被劫持的人質而不敢輕易開槍，它的軍隊在他國以清除恐怖分子為名卻可以用炸彈濫殺婦女與兒童；死傷數百名美國士兵它便痛心疾首，而殺成千上萬的他國百姓它卻無動於衷，如此等等。美國在國際上的行為，看不出有絲毫的民主、平等、法治和人權。於是形成西方文明自身的一個悖論：用最野蠻的手段來推廣現代文明的價值，結果使文明變成野蠻，這就叫做南轅北轍，是註定要失敗的。美國人民如果支持了窮兵黷武的總統，恐怕也要承擔一定的責任，也要在良心上有所不安。事實上許多美國開明人士和民眾已經在反思，並起來批評和抵制單邊主義和國家暴力主義，看到霸權主義如不收斂，恐怖主義便不會止息，單靠軍事打擊和嚴密防範是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的。有人提出「軟實力」的概念，認為作為大國的美國，不能只迷信「硬實力」即擁有物質力量，還要擁有道義的力量，否則便會受到孤立。例如海灣戰爭、阿富汗戰爭，得到國際社會的支持，結果就比較順利；而伊拉克戰爭，由於師出無名，殘暴非義，便陷於困境，既使伊拉克人民遭受苦難，也使美國付出沉重代價。這難道不是在印證孟子所說的「得道多助」和「失道寡助」的道理嗎？西方政治家的智慧不能停留在「耀武揚威」和修建隔離牆的水平上，他們若能學一點孔子的大智慧，便能提高自己的精神境界，對於國家和世界都是大有益處的。看來在現代文明通則之中，除了民主、自由、科學、人權、法制、公平等價值理念之外，還須加上東方儒學所申明的天人一體、天下一家、和而不同、忠恕、誠信、禮義等價值理念，共同構成現代人類普世性文明規則，使這些理念也像民主、科學、人權一樣，深入人心。這是東西方文明真正的優勢互補，如大國能帶頭推行，則文明對話便可大行其道，世界將會走出對抗和殘殺，走向祥和與繁榮。人類進入「全球村」的時代以後，彼此之間的共同利益已經超出了彼此之間的分歧和矛盾，「以鄰為壑」的時代過去了，「風雨同舟」的時代來臨了。任何一場世界性的危機和災難，沒有一個國家和民族能從中得到真正的好處。人類不在團結中共榮，就會在廝殺中俱滅，所以人類要趕快覺悟。宋代大儒張載有「橫渠四句」流傳於世，我們把它作現代的解釋，便可以表達當時儒學的人文理想。「為天地立心」——人類要成為自然界的頭腦，做好保護地球生態的工作，使萬物的生命得到健康的發育；「為生民立命」——反對戰爭，消除貧困和壓迫，使人類的生命與健康得到切實保證，過上安寧、幸福的生活；「為往聖繼絕學」——繼承和發揚古聖賢的大仁、大義、大智、大勇，使他們的救世情懷，仁德品性，人文睿智能重放光彩，照耀人類前進的道路；「為萬世開太平」——化解各種文明危機，開展文明對話，在經濟全球化的同時確立新的合理的國際秩序，共同建設一個繁榮、公正、安和的新世界。這是人類努力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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