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馬談和班固對儒家的評價之比較

司馬談和班固對儒家的評價之比較

司馬談是司馬遷之父，太史令。司馬遷在《太史公自序》中介紹了司馬談的「論六家之要指」。其論儒家說：

「儒者博而寡要，勞而少功，是以其事難盡從；然其序君臣父子之禮，列夫婦長幼之別，不可易也。」

意謂儒學廣博但不能抓住要領，花費氣力卻很少功效，因此它的主張難以完全遵從。然而它所序列君臣父子之禮，夫婦長幼之別則是不可改變的。雖然有所肯定，顯然過於貶低。

儒家說廣博當然廣博，說簡單特別簡單，《易經》三原則：簡易，不易，變易，講得就是儒家的特點。論其要領，不外乎中道。堯舜禹湯文武周公諸聖王歷代相傳的就是「允執厥中」的中道。

《易經》說：「乾以易知，坤以簡能；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易知則有親，易從則有功；有親則可久，有功則可大；可久則賢人之德，可大則賢人之業。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矣。」試問，《易經》這段話，儒道兩家誰更配得上；論歷史性的功德事業，又是誰家更持久偉大？

儒家何以「博而寡要，勞而少功」，後面有解釋：「夫儒者以六蓺為法。六蓺經傳以千萬數，累世不能通其學，當年不能究其禮，故曰博而寡要，勞而少功。若夫列君臣父子之禮，序夫婦長幼之別，雖百家弗能易也。」

六藝指六經，即《易》《書》《詩》《禮》《樂》《春秋》。「儒者以六蓺為法」這句話，無意中說明了唯儒家是六經的集大成者和全面繼承者，高於其他五家，蓋五家無不發源於六經。道家不可能超越六經，而六經則可以涵蓋道家。同時，「六蓺經傳以千萬數」，透露了一個消息：儒經雖只六部，解釋經文的傳則非常多。可見秦始皇焚坑和項羽火燒阿房宮之前，儒家經傳何其豐富。

司馬談認為儒家、陰陽家、墨家、名家、法家等五家都有缺陷, 唯道家圓融周該，盡善盡美。在論道家時又順便批評儒家。他說：

「道家使人精神專一，動合無形，贍足萬物。其為術也，因陰陽之大順，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與時遷移，應物變化，立俗施事，無所不宜，指約而易操，事少而功多。儒者則不然，以為人主天下之儀錶也，主倡而臣和，主先而臣隨。如此則主勞而臣逸。至於大道之要，去健羨，絀聰明，釋此而任術。夫神大用則竭，形大勞則敝。形神騷動，欲與天地長久，非所聞也。」

對道家的讚美、對儒家的批評都不副實，將對道家的讚美移置於儒家身上方才合適。道家絕聖棄智，有嚴重的反禮制和反知識傾向，於六經唯推崇易經，於易經只學得半部，怎麼談得上「采儒墨之善」？儒家「詩書禮易樂春秋」六經，統形上形下於一體，集內聖外王之大成，內則格致誠正，外則齊治平，內外統於修身。這才有資格說「因陰陽之大順，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也。

《太史公自序》說司馬談「學天官於唐都，受易於楊何，習道論於黃子」雲。唐都是漢代著名的觀測星象的專家，所謂學天官，就是學觀測日月星辰的天文之學；楊河是漢初傳《易經》者之一，《易經》為儒道兩家所共尊。

黃子即黃生，景帝時博士，好黃老之術,曾與《詩》學博士轅固生爭論過湯武革命問題。轅固生認為湯武革命高度正義，黃子則認為湯武革命是篡弒行為，大逆不道。司馬談以之為師，向他學習，立場和見識也就可想而知了。於此亦可見，司馬談應是道家。

司馬談由於偏見作祟，導致學術觀、歷史觀和政治觀有失中正，未能對儒道兩家作出正確的評判，誤導後人不淺，其子司馬遷也在所難免。班固在《漢書·司馬遷傳》中指出：「又其是非頗謬於聖人，論大道則先黃老而後六經，序遊俠則退處士而進奸雄，述貨殖則崇勢利而羞賤貧，此其所蔽也。」

班固是東漢大儒，著名史學家和經學家，所著《漢書》是繼《史記》之後又一部重要史書，「前四史」之一；其編撰的《白虎通義》，集當時經學之大成。班固在《漢書·藝文志·諸子略》中，對儒家、道家、陰陽家、名家、墨家、從橫家等六家亦分別有評論。其評儒家說：

「儒家者流，蓋出於司徒之官。助人君，順陰陽，明教化者也。游文於六經之中，留意於仁義之際。袓述堯舜，憲章文武，宗師仲尼，以重其言，於道最為高。孔子曰如有所譽，其有所試。唐虞之隆，殷周之盛，仲尼之業，己試之效者也。然惑者既失精微，而辟者又隨時抑揚，違離道本。苟以嘩眾取寵。後進循之，是以五經乖析，儒學寖衰。此辟儒之患。」

這是站在中道立場上的評論，相當中肯。

班固認為，儒家出於司徒之官，但經過孔子集大成，就不再限於司徒，司空司寇、從文從武、為臣為君無不宜。所以班固接著說，儒家涵泳於六經文章，特別注意仁義道德，繼承堯舜的道統，效法文王武王的典章，尊崇孔子為師表，以增加言論的重要性，在各派道術中為最高。堯舜的興隆，商周的盛世，孔子的德業，都是儒家之道試驗的成效。

孔子集大成，一是作為「聖之時者」，集伊尹、伯夷、柳下惠之仁、清、和諸德之大成，二是「祖述堯舜，憲章文武」，集堯舜文武之大成，繼承了堯舜之道和文武之制。所以，儒家可以完全代表中道，可以與中道劃等號。

一些學者根據「儒家者流，蓋出於司徒之官」這句話，認為儒家思想只是中道之學的一部分，是斷章取義地狹隘化儒家了。唐虞之隆、殷周之盛是王道的典範，仲尼之業是聖德的體現，內聖外王，可見儒學之全面，非一般司徒之官所能及也。

綜上所述可見，司馬談和班固文化立場不同，司馬談立足於道家，貶低儒家；班固立足於儒家，態度中正，實事求是。2016-8-2餘東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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