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祖棻：唐人七絕詩的發展歷程

▲施子愉先生曾就《全唐詩》中存詩一卷以上的詩人的作品加以統計，製成此表（見所撰《唐代科舉制度與五言詩的關係》，載《東方雜誌》第四十卷第八號）

向來談到唐詩，都分初、盛、中、晚四個時期。這一古老的分法，有它相當合理之處。關於初、盛、中、晚的分法，一般是以高祖武德元年（618）到玄宗先天元年（712），約九十餘年，為初唐。玄宗開元元年（713）到代宗永泰元年（765），約五十餘年，為盛唐。由代宗大曆元年（766）到敬宗寶曆二年（826），整六十年，為中唐。文宗大和元年（827）到昭宣帝天祐元年（904），約七十餘年，為晚唐。從前引施先生所制的表中可以看出，七言絕句和五言律詩、七言律詩一樣，在四唐中數量是一直上升的，而其中初唐七言絕句佔全部七言絕句總數百分之一強，盛唐佔百分之六弱，中唐佔百分之四十一弱，晚唐佔百分之五十一強。這當然不能說明七言絕句的質量愈來愈高，但可以證明它的數量愈來愈多，這一詩體愈來愈為詩人們所樂於使用。

以下我們略述四唐七絕詩發展的輪廓。在每一個時期中，它們是各有其不同於另一時期的情況的。

在初唐時代，整個詩風沿襲齊梁，律詩開始成熟，絕句律化也在這時期開始完成。當時的詩人似乎還沒有十分注意這種有遠大前程的體裁，所以產生的數量不很多，也沒有專以七言絕句擅長的作家。但這並不等於說：初唐的七言絕句沒有它的特色。概括地說，它的這一時期的特色就在於它處在一個成長期中，在形式上，它尚未完全律化，詩人們既不十分注意聲律嚴整，對偶工緻；在構思上，也沒有力求用意深刻，出語驚人。他們在用這一詩體寫作的時候，往往隨情涉筆，並不刻意經營，而自具渾樸自然之美。這種特色，到盛唐以後，反而由於它的成熟而減少了，好像一個成年人不能再回到他的童年一樣。

管世銘《讀雪山房唐詩抄》七絕凡例說：「初唐七絕，味在酸咸之外。『人情已厭南中苦，鴻雁那從北地來？』『獨憐京國人南竄，不似湘江水北流。』『即今河畔冰開日，正是長安花落時。』讀之，初似常語，久而自知其妙。」這是很有見地的話。他所引的王勃《蜀中九日》、杜審言《渡湘江》、張敬忠《邊詞》，的確是並不著力，而意境自然，風格超妙。它如杜審言的《贈蘇書記》、賀知章的《回鄉偶書》，都是傳誦人口的；而王翰的《涼州詞》，則被王世貞《藝苑卮言》推為唐人七絕的壓卷作品之一。可見七言絕句在初唐時期，雖然「風調未諧」（王士禛《唐人萬首絕句選》凡例語），而別具韻味；雖然作者不多，而頗有名篇。這一時期的作品，是唐人七絕詩的良好的開端，為後來的許多專家傑作的出現準備了優越的條件。不但在推動七言絕句的發展方面有它的功績，應該加以重視，即就本身而論，也仍然是有它的價值的。

自玄宗開元以來，進入了盛唐時代。由於近百年來人民的努力，國家強盛了，經濟富厚了，給唐詩也帶來了一個繁榮時代。這時的詩歌如日中天，百花齊放，作家輩出。七言絕句也在初唐的基礎上走上了新的道路。

在許多作家中，我們首先要談到的是王昌齡。王昌齡在當時有「詩夫子」之號，如果以他的全部詩歌創作來說，是名不副實的，但專就七言絕句來說，則當之無愧。他在中國詩歌史上是出現得最早的以七言絕句名家的詩人之一。

在王昌齡的七絕詩中，反映宮廷婦女生活的作品是極值得重視的一個方面。他非常深刻地了解和同情她們的痛苦，代她們發泄了苦悶的心聲。如《長信秋詞》中「金井梧桐」一首寫她們長夜的寂寞，「奉帚平明」一首寫她們失意的悲哀，「真成薄命」一首寫她們雖曾一度受寵，隨即又被拋棄的不幸命運。對於這些不幸的婦女們，詩人是飽含著同情的眼淚來描寫她們的。王昌齡是首先以七絕詩成功地揭露了當時宮廷婦女的悲怨生活的作家，後來以宮詞著名的王建、王涯，就是在這一方面的繼承者。沈德潛《唐詩別裁》評王昌齡七言絕句說：「深情幽怨，意旨微茫，令人測之無端，玩之無盡，謂之唐人《騷》語，可。」固然在他的許多贈別言情之作中，也具有這種特色，但在其宮怨詩中，這種特色更為突出。

盛唐是唐帝國對外戰爭以及國內各民族之間的戰爭都比較頻繁的時代，士兵對保衛祖國的忠誠和對侵略戰爭的反感，人民的和平生活和戰爭的矛盾，在王昌齡詩中的反映也是豐富的。其中有的寫出徵士兵的鄉愁和家中妻子的離恨，如《從軍行》中的「烽火城西」、「琵琶起舞」等篇；有的寫士兵愛國的熱情和戰鬥的英勇，如《從軍行》中的「青海長雲」、「大漠風塵」等篇；有的寫對於當時將帥的指責，如《出塞》中的「秦時明月」等篇。他從各方面體現了從軍士兵們的矛盾而複雜的感情，繪製了當時戰爭生活的豐富圖景。

王昌齡的七絕詩善於用含蓄的手法來反映深刻的思想感情，特別耐人尋味。例如「奉帚平明」一首，並不明寫宮廷婦女怨恨自己不如別人，而只從側面抒發美麗的容顏還不及醜陋的寒鴉那麼幸運的感慨，具有「含蘊無窮」（沈德潛《唐詩別裁》評語）之妙。「秦時明月」一首主旨在指斥當時將領庸碌，不能衛國，致使士兵長年征戰，卻只從對於古代名將的讚美和嚮往立言，也同樣顯得意味深永。就藝術形式方面而言，以組詩的形式來擴大七絕詩的容量，使它以短詩而具有長詩的長處，王昌齡也是最早的試驗者並在這方面取得了卓越成就的詩人之一。

李白是祖國詩壇上最偉大的天才之一。他不屑拘於聲偶，所以其集中古體詩多，今體詩少，律詩尤其少。他自己並說過帶有復古意味的「寄興深微，五言不如四言，七言又其靡也」的話（見孟棨《本事詩》）。但在創作實踐中，他的律、絕詩的成就仍然是很高的，就絕句說，王世貞甚至認為：「太白五、七言絕句，實唐三百年一人。」他曾以七言絕句組詩來抒寫重大的政治事件，如《上皇西巡南京歌》，《永王東巡歌》等。在這些詩中，他把寫古詩的手段用來寫小詩，形成一種特殊面貌。但是其成就最高的還是一些贈別、懷古、遊覽之作。

李白性格豪放，有凌越世俗的精神，但對於豐富多彩的人間生活，他仍然是非常熱愛的。如他的《送孟浩然之廣陵》寫對朋友別時的留戀和別後的悵惘，《聞王昌齡左遷龍標，遙有此寄》則對不幸的友人傾吐了深切的關懷和同情，都是極其感動人的。他笑傲王侯，蔑視權貴，所以和普通人民容易發生真誠親切的友誼，這從《贈汪倫》等詩中可以看出來。這位詩人對於歷史上的盛衰興亡，也有很強烈的感慨。如《越中懷古》、《蘇台覽古》等篇，都就昔日的繁華和今日的凄涼作了鮮明的對比，以鷓鴣、楊柳、江月這些古今常見的景物，來襯託人事的變化無常，通過對萬古常新的大自然的描寫，來暗示統治者富貴榮華的不可恃，具有一定的積極意義。李白對於祖國壯麗的山河極為愛好，同時，他闊大的胸襟和豪邁的氣概是和這些景物融洽無間的。因此，他描繪自然景物的詩篇也非常出色。如《下江陵》寫白帝的高峻、江流的湍急、航行的輕快、兩岸風景的幽美，都確切鮮明，使人如親歷其境，而且詩人俊爽英偉的形象也融入景物，體現在詩中了。這樣的例子是很多的。

李白七絕詩的風格特徵，如胡應麟《詩藪》所說：「讀之真有揮斥八極、凌厲九霄意。」也如《唐詩別裁》所說：「隻眼前景，口頭語，而有弦外音，使人神遠。」這些評語並不誇張。在不少的七絕詩傑作中，李白那種天馬行空般的精神面貌和行雲流水般的藝術手段是密切地結合在一起的。他的無意求工而自然入妙的作品，對於美感不同的讀者，往往具有同樣的魅力。

王昌齡、李白是兩位同時齊名的七言絕句大師，如盧世?《紫房餘論》所說：「天生太白、少伯以主絕句之席，勿論有唐三百年，兩人為政，亘古今來，無復有驂乘者矣。」王世貞、胡應麟也有類似的看法。批評家們對於這兩位詩人的七絕詩雖都極其推崇，也有將他們加以比較，企圖區分優劣的。另外一些人則正確地指出：王、李之間，只有異同，難分優劣：「大概李寫景入神，王言情造極。王宮詞、樂府，李不能為；李覽勝、紀行，王不能作。」（胡應麟：《詩藪》）「李俊爽，王含蓄，兩人辭、調、意俱不同，各有至處。」（葉燮：《原詩》）我們認為：這種意見是比較客觀的、可信的。

王維在盛唐詩人中，地位僅次於李、杜。他的詩無體不備，也無體不工。由於他的世界觀和生活實踐的限制，其成就雖不能和李、杜並論，但仍不失為詩壇重鎮。他描寫自然景物的五言絕句一向最為人們所稱道，這裡姑且不論。七絕方面，他最好的作品多數是反映詩人少年時代青春的活力和對於生活的熱愛的。他抒寫了自己的壯懷和豪氣，表現出他對於政治的抱負和追求功名事業的雄心，如組詩《少年行》；而在另一些篇章中，則流露了對於親屬友朋的深情厚意，如《九月九日憶山東兄弟》、《送元二使安西》等。兼有爽朗、纏綿之長，乃是我們讀了王維七絕詩以後的主要印象。

這位詩人對當時和後世的影響都相當大，甚至於形成了一個流派。但他的追隨者、繼承者和欣賞者中的多數，似乎都忽略了他創作中積極的面對現實的一面，而有意無意地擴大了他思想感情中消極因素的影響。我們今天對王維，是有必要加以全面的再認識的。

被稱為詩聖的杜甫，古詩、律詩，世有定論。但對其七言絕句，批評家們卻不無分歧的意見，如管世銘認為：「少陵絕句，《逢李龜年》一首而外，皆不能工。正不必曲為之說。」而李重華《貞一齋詩說》則說：「杜老七絕，欲與諸家分道揚鑣，故爾別開異徑。獨其情懷，最得詩人雅趣。」我們認為：杜甫七絕如《江南逢李龜年》、《贈花卿》等篇，聲調情韻，和王、李諸家的區別是不大的，可見他並不是沒有能力寫出那樣的作品來，但由於追求藝術上的獨創性，確實在這方面有意和另外一些詩人立異，而其成績也很可觀。如在題材方面，他創造了《戲為六絕句》這種論詩的體裁。在篇章結構方面，他運用古人寫雜詩的方法創作了《漫興》、《解悶》等組詩。在格律方面，不但時時突破當時已經固定的律化絕句的音節，採用當時民歌的聲調；而且有的時候，還愛押仄韻，故意仿效唐以前的古歌謠。這對於宋代著名的江西派詩人黃庭堅等很有影響，李重華能夠看出杜甫在七絕詩方面有意「別開異徑」，是有見解的，但認為這種作品為「最得詩人雅趣」，則未免有些過分了。

除了上面所述及的諸大家外，在這一時期中，王之渙、岑參、高適、賈至等人，也曾寫出過一些精彩的七言絕句。其中個別的作品，如王之渙的《涼州詞》，甚至是非常突出的名篇。

中唐以來，七絕詩的作者更多了，技巧也更能為多數人所普遍掌握了。即使不大著名的詩人，也往往有一些動人的七絕詩傳世。我們在這裡仍只選擇幾位有代表性的作家來加以介紹。

首先，可以談到李益。他在當時是以七言絕句負盛名的，許多作品曾被畫為屏障，譜為歌辭。為了得到他的新作，樂工們甚至不惜以賄賂求取。由於早年功名失意，他曾北遊河朔，依靠藩鎮。歷時十年的軍中生活，使他創作了不少以邊塞、軍旅生活為題材的七絕詩。如寫士兵思鄉的《夜上受降城聞笛》、寫行軍艱苦的《從軍北征》、寫邊塞荒寒的《聽曉角》、寫中原擾攘的《上汝州郡樓》等，都是精警奪目的傑作。這是李益七言絕句中最有成就的一部分，它們成功地透露了中唐以來唐帝國日漸衰微的局勢和作家個人的身世之感。管世銘說：「李庶子出手即有羽歌激楚之音，非古之傷心人不能至此。」這個評語很正確地指出了：李益的七絕中的悲壯聲情，是特別感動讀者的。

劉禹錫可以說是唐代除王昌齡以外，以最大力量來從事七絕詩寫作的詩人。管世銘說他是「無體不備，蔚為大家，絕句中之山海」。李重華也認為他是王昌齡、李白以後最有成就的七言絕句作家，並非過譽。他在這方面的努力，首先值得提出的是，在這一詩體從民間上升到文人手中數百年以後，再開始主動地向民歌學習。他集中的《竹枝詞》、《堤上行》、《踏歌詞》、《浪淘沙》、《楊柳枝》等，就是其學習的成果。他不僅仿效這種民間形式和情調來寫愛情，而且有時還用來寫一些風土人情和勞動生活。它們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普通勞動人民的生活、感情，對於後來《花間集》中一些五代詞人寫風土的詞，也具有啟發作用。

劉禹錫繼承了李白、杜甫寫七絕組詩的傳統，而發展得比他們更加完整和廣泛，如《金陵五題》就是一例。他對於杜甫的七言絕句中已經出現的議論、諷刺等表現手法，也有所發展。如《與歌者米嘉榮》、《自朗州至京，戲贈看花諸君子》、《再游玄都觀》等都是。這種手法又影響了晚唐的杜牧、李商隱以及宋代的王安石、蘇軾。劉禹錫捲入了當時的黨爭，宦途失意，長期貶官，這類的詩正是他自己政治生活的寫照。所以陸時雍《詩鏡總論》說他「深於哀怨」，「婉而多諷」，他的詩風簡煉沉著，七言絕句也是如此。

元稹、白居易的七言絕句也是值得稱道的。他們的詩以淺顯通俗見長，在七言絕句方面，也保存了這一特點。對於當時政治社會的重大問題，他們寫得很多，但卻幾乎全是用五、七言古詩來寫的。儘管如此，這兩位詩人以七絕詩描寫的對於家庭朋友生離死別的悲感和其他日常生活，仍然非常真摯懇切，一往情深。如元稹的《六年春遣懷》、《聞樂天授江州司馬》、《得樂天書》，白居易的《邯鄲至除夜思家》、《同李十一醉憶元九》、《舟中讀元九詩》等篇，都寫出了自肺腑中流出的深厚感情。白居易的七言絕句，特別流暢宛轉，比元稹的成就更高一些。

這時，七絕詩中還有一種值得注意的現象，就是大型組詩的出現。王建的《宮詞》一百首，從許多不同的角度描寫了帝王宮廷生活。當然，由於作者的生活時代和出身階級的局限性，有些不免是歌頌了這種腐朽生活的，但是同時也深刻地透露了宮廷生活的黑暗面，特別是宮廷婦女內心的苦悶，使讀者對於那些錦衣玉食的女奴隸，產生了極大的同情，從而對於使她們陷於不幸的封建制度，感到憤慨。從王建《宮詞》以後，繼之而起的，有晚唐詩人曹唐的《小遊仙詩》九十八首、羅虯的《比紅兒詩》一百首、胡曾的《詠史詩》一百五十首等。這些作品，成就不高，但卻擴大了七絕這種小詩的容量，值得注意。

此外，韋應物、張仲素、張祜、韓翃等，也各有一些膾炙人口的七言絕句。

杜牧和李商隱是晚唐時代的重要詩人，也是這一時期的七絕詩大家。杜牧生在藩鎮割據的晚唐，頗有用世之志，立朝剛直，敢於論列時政，指陳得失，同時，還是個兒女情長的人。崔道融在《讀杜紫薇集》一詩中寫道：「紫薇才調復知兵，長覺風雷筆下生。還有枉拋心力處，多於五柳賦《閑情》。」很幽默地刻畫了他這位前輩的精神面貌。七絕一體，是他的專長，橫放近於李白，諷刺近於劉禹錫。如《過華清宮》、《過勤政樓》、《將赴吳興，登樂游原》等篇都能於小中見大，詞淺意深。它如寫情的《贈別》、寫景的《江南春》，也是難得的佳作。

李商隱的七言絕句具有「寄託深而措辭婉」（葉燮：《原詩》），以及「以議論驅駕，而神韻不乏」（施補華：《峴傭說詩》）的特點。這位詩人喜歡用典故，並且很會用典故，他的七絕詩也往往利用典故來展示他的感情，因而是比較難懂的。他另外有些作品，用意雖深婉，而語言卻明白，就更為我們所愛好了。如悼念亡妻的《嫦娥》、譏諷統治者不懂用人的《賈生》，構思就很曲折（它們還不是李商隱七絕詩中最難懂的），而《夜雨寄北》、《離亭賦得折楊柳》，卻又曲折又淺顯，更使人蕩氣迴腸。

在晚唐詩人中，溫庭筠、韓偓、鄭谷、韋莊的七絕也是有名的。在白居易等的影響之下，這時還出現了一些通俗詩人，如羅隱、杜荀鶴、胡曾等。他們有些七絕詩句，在長期流傳中，都變成了古代社會上通行的成語，如羅隱的「採得百花成蜜後，不知辛苦為誰甜」（《蜂》），「今朝有酒今朝醉，明日愁來明日愁」（《自遣》），杜荀鶴的「逢人不說人間事，便是人間無事人」（《贈質上人》）就是。胡曾的《詠史詩》，為後來講史所常引用，《三國演義》中就引過他三首，可見其通俗性和為各階層人民所熟悉的情況。這些現象，說明了通俗詩在社會上流行之廣，也說明了七言絕句是當時最流行的詩體。

宋犖說：「詩至唐人七絕，盡善盡美。自帝王、公卿、名流、方外以及婦人女子，佳作累累。取而諷之，往往令人情移，迴環含咀，不能自已。此真《風》、《騷》之遺響也。」（《漫堂說詩》）這一段話，很扼要地指出了唐人七絕詩的成就，及其作者的廣泛性。對唐代許多七絕作家一一加以論述，在這裡是不可能的，因此，宋犖這一總的贊語，就無妨引來作為我們的簡單介紹的結束。

>節選自《唐人七絕詩淺釋·引言》，標題為編者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