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中山對儒學的繼承發展

06-08

作者：鄭起東出處：近代中國研究網日期：2005-04-15

孫中山對儒學的繼承發展

鄭起東

提要：孫中山先生從來對於儒家思想秉持至誠大公的態度，在反孔最烈的時期，挺身而出，弘揚儒家思想。儒家思想在孫中山先生思想學說中佔據重要的地位，但孫中山先生思想學說又吸收了近代西方先進思想，因此，他是中西文化的集大成者。孫中山先生思想學說與儒家思想的關係不僅在於繼承，而尤在於發展。孫中山先生對於儒家政治思想、倫理道德和哲學思想的發展使儒家思想由知識變成了科學，實現了儒家思想的現代化，他的這一偉大功績是永遠值得我們牢記的。關鍵詞：孫中山先生儒家思想繼承和發展對於孫中山先生思想學說與儒家思想的關係,海峽兩岸學術界已有較多研究。但是關於孫中山先生弘揚儒家思想的歷史背景，儒家思想在孫中山先生思想學說中的地位，尤其是孫中山先生對於儒家思想的發展，闡述尚不夠明確，研究尚不夠深入。本文試在此三方面做一簡略探討，以求拋磚引玉，就正於方家。一、孫中山先生弘揚儒家思想的歷史背景對於儒家思想，孫中山先生向來秉持至誠至正大公的態度給予充分肯定的評價，從不因國內外政治形勢的改變，學術思想潮流的轉化而稍有游移。甲午以來，中國國難日深，中國政治界和思想界出現了三股潮流。一股可以倭仁為代表，所謂「立國之道，尚禮義而不尚權謀；根本之圖，在人心而不在技藝」，泥古不化，拒絕一切改革；一股可以康有為為代表，他的《新學偽經考》、《孔子改制考》表現出了對儒家思想進行改造，利用儒家思想為政治服務的意圖；一股可以譚嗣同為代表，他的「仁學」是對儒家思想的徹底否定。很明顯，在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下,儒家思想也面臨著何去何從的問題。正是在這種形勢下,孫中山先生揭起了繼承和發展儒家思想的旗幟。在辛亥革命以前，他就談到要「驅除殘賊，再造中華，以復三代之規，而步泰西之法」[1]。他對「共和」的解釋，闡發了我國傳統的民族精神。他指出：「共和者，我國治世之神髓，先哲之遺業也。我國民之論古者，莫不傾慕三代之治，不知三代之治實能得共和之神髓而行之者也。勿謂我國民無理想之資，勿謂我國民無進取之氣，即此所以慕古之意，正富有理想之證據，亦大有進步之機兆也」[2]。正是這一對「共和」的闡釋，表達了他繼承儒家理想的志向，奠定了他的大同世界的思想基礎。辛亥革命後，袁世凱背棄前盟，暴行帝制，解散國會，濫用公款，謀殺人才，迫害黨人，孫中山先生髮表討袁檄文，引用書經：「民惟邦本，本固邦寧」，以及「紂有臣億萬，惟億萬心，予有臣三千，惟一心」之句，鼓舞人民以儒家思想為武器，討伐袁世凱，並揭露了袁世凱假祭孔祭天，借儒家思想實行帝制的陰謀，指出：「國多憂患，而郊祀之典禮未忘」[3]。但是，孫中山先生堅持儒家思想是始終如一的，並未因反動派利用儒家思想而動搖對儒家思想的信心。在民國三、四年間，陳獨秀因為反對袁世凱欲立孔教為國教，開始對儒家加以批評。至民國八、九年間，先後發表了七、八篇文章，對儒家思想進行全面否定。他舉出種種例證，說明孔子之道，已無法適用於現代生活。他指出，孔子所倡之道德，是封建社會之道德；所垂之禮教，是封建時代之禮教；所主張之政治，是封建時代之政治。民國八年，他在《〈新青年〉罪案之答辯書》一文中，更明確地指出：「要擁護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對孔教、禮法、貞節、舊倫理、舊政治；要擁護那賽先生，便不得不反對舊藝術、舊宗教；要擁護德先生又要擁護賽先生，便不得不反對國粹和舊文學」[4]。與此同時，另一反孔健將吳虞發表多篇攻擊儒家的文章，在《吃人與禮教》一文中，他舉左傳僖公九年，周襄王使宰孔賜齊侯胙，桓公堅持臣禮，於一塊小小祭肉，亦決不苟且，但竟食易牙幼子之肉；漢高祖為義帝發喪，但於項羽欲烹其父，竟答言「幸分我一杯羹」，又「誅梁王彭越，醢之，盛其醢，遍賜諸侯」；後漢臧洪為其上司張超，堅決與袁紹對抗，至被圍糧絕，殺妾以為兵將食；張巡守睢陽亦然，以證明禮教之害。然後指出：「孔二先生的禮教講到極點，就非殺人吃人不成功，真是慘酷極了！一部歷史裡面，講道德說仁義的人，時機一到，他就直接間接的都會吃起人肉來了」，「我們如今，應該明白了！吃人的就是講禮教的！講禮教的就是吃人的呀！」[5]在《家族制度為專制主義之根據論》一文中，吳虞指責孝為一切罪惡的根源。他從孝經開宗明義章「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引伸出：「『孝乎惟孝，是亦為政』，家與國無分也；『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君與父無異也。推而廣之，則如《大戴記》所言：『居處不庄，非孝也；事君不忠，非孝也；蒞官不敬，非孝也；朋友無信，非孝也；戰陣無功，非孝也』。蓋孝之範圍無所不包，家族制度之與專制政治遂膠固而不可以分析」。他繼引有子之言，「孝弟也者，為人之本。其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鮮；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而加以引伸，指出：「其主張孝弟，專為君親長上而設，但求君親長上免奔亡弒奪之禍，而絕不問君親長上所以致奔亡弒奪之故，及保衛尊重臣子卑幼人格之權」，「於父之不慈者，固無制裁也。於君之無禮者，固無制裁也。是則儒家之主張，……其流毒誠不減於洪水猛獸矣！」[6] 吳虞之文，激揚猛烈，故胡適為其文作序，稱之為「只手打孔家店的老英雄」[7]。這一股潮流全面否定儒家思想，今天看來是錯誤的，然而在當時，聲勢不可謂不盛，力度不可謂不大。在這股潮流的衝擊下，一般文人、學者隨波逐流，而政客和野心家，則變幻疇張，加以利用。當時，能夠審時度勢，正確對待這股潮流的，惟有孫中山先生一人。充分表現了孫中山先生挽狂瀾於既倒的遠見卓識和非凡勇氣。首先，他對新文化運動給予了充分的肯定。1920年1月，他在給海外同志的信中，有這樣的一段評論：「自北京大學學生發生五四運動以來，一般愛國青年，無不以革新思想，為將來革新事業之預備，於是蓬蓬勃勃，抒發言論，國內各界輿論，一致同倡，各種新出版刊物，為熱心青年所舉辦者，紛紛應時而出，揚葩吐艷。各極其致，社會遂蒙絕大之影響。雖以頑劣之偽政府，猶且不敢攖其鋒。此種新文化運動，在我國今日，誠思想界空前之大變動，……遂致輿論放大異彩，學潮瀰漫全國，人皆激發天良，誓死為愛國之運動。倘能繼長增高，其將來收效之偉大且久遠者，可無疑也。吾黨欲收革命之成功，必有賴于思想之變化。兵法『攻心』，語曰『革心』，皆此之故。故此種新文化運動，實為最有價值之事」[8]。同時，孫中山先生又對許多知識分子，尤其是青年，盲目追隨所謂新文化，對我國的文化失去信心，全面否定儒家思想的行為，進行了義正詞嚴的批評，指出：「近年來歐洲盛行的新文化……，都是我們中國幾千年以前的舊東西。……我們中國的新青年，未曾過細考究中國的舊學說，便以為這些學說就是世界上頂新的了，殊不知道在歐洲是最新的，在中國就有了幾千年了」[9]。他還針鋒相對地指出：「講到中國固有的道德，中國人至今不能忘記的，首是忠孝，次是仁愛，其次是信義，其次是和平。這些舊道德，中國人至今還是常講的。但是，現在受外來民族的壓迫，侵入了新文化，那些新文化的勢力此刻橫行中國。一般醉心新文化的人，便排斥舊道德，以為有了新文化，便可以不要舊道德。不知道我們固有的東西，如果是好的，當然是要保存，不好的才可以放棄」[10]。孫中山先生還說：「講到孝字，我們中國尤為特長，尤其比各國進步得多。《孝經》所講孝字，幾乎無所不包，無所不至。現在世界最文明的國家講到孝字，還沒有象中國講到這麼完全。所以孝字更是不能不要的。國民在民國之內，要能夠把忠孝二字講到極點，國家便自然可以強盛」[11]。孫中山先生的觀點顯然是對陳獨秀和吳虞偏頗謬論的有力駁斥。孫中山先生還指出：「仁愛的好道德，中國現在似乎遠不如外國。中國所以不如的原故，不過是中國人對於仁愛沒有外國人那樣實行，但是仁愛還是中國的舊道德。我們要學外國，只要學他們那樣實行，把仁愛恢復起來，再去發揚光大，便是中國固有的精神」[12]。近代反孔以來，一再打壓儒家思想，尤以文革時期「批孔」達到極致。至今，我們已經能明顯看到其惡果，大多數人已能認識到當年的偏頗和謬誤。但在近百年前，首先站出來維護儒家思想，維護我國的傳統道德，回擊對儒家思想的攻擊，正確評價新文化運動，以孫中山先生為第一人。從這裡，我們可以看出，孫中山先生大無畏的革命風範，深邃的理論素養和崇高的人格魅力，這些是值得我們認真學習的。二、儒家思想在孫中山先生思想學說中的地位所謂地位，就是說儒家思想在孫中山先生思想學說中究竟佔多少份量，不光是指其重要性，而尤在指其成份。對此，半個多世紀以來眾說紛紜。最先做出評價的當屬戴季陶先生。1925年，戴先生寫成《三民主義之哲學的基礎》，指出：「中山先生的思想，完全是中國的正統思想。就是繼承堯舜以至孔孟而中絕的仁義道德的思想」[13]。大陸有些學者則否認孫中山先生是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以來道統的繼承者，並否認傳統文化是孫中山先生思想學說的核心[14]。很明顯，這兩種觀點都有偏頗之處。儒家思想在孫中山先生思想學說中佔多大成份，應當以孫中山先生的自我評價為依歸。1921年12月，共產國際的代表馬林曾經問孫中山先生：「你的革命思想，基礎是什麼？」孫中山先生明確地回答說：「中國有一個道統，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相繼不絕，我的思想基礎，就是這個道統，我的革命，就是繼承這個正統思想，來發揚光大」[15]。那麼，是不是可以說，孫中山先生的思想學說完全就是儒家思想的繼承呢？這樣說也不科學，因為孫中山先生的思想學說博大精深，即包括哲學思想，又包括政治思想和經濟思想。它的來源既有中國儒家思想的精華，又包括西方的先進思想。這也是孫中山先生所肯定的。他指出：「我們三民主義的意思，就是民有、民治、民享。這個民有、民治、民享的意思，就是國家是人民所共有，政治是人民所共管，利益是人民所共享」[16]。中山先生還說：「兄弟所主張的三民主義，實是集合中外的學說，順應世界潮流，在政治上所得到的一個結晶品」[17]。在民權主義六講第一講中，孫中山先生講到：「現在之民權時代，是繼續希臘、羅馬之民權思想而來。自民權復興以至於今日，不過一百五十年，但是以後的時期很長遠，天天應該要發達。所以我們在中國革命，決定採用民權制度」[18]，在第二講中，孫中山先生又說：「法國革命的時候，他們革命的口號是『自由、平等、博愛』三個名詞，好比中國革命，用民族、民權、民生三個主義一樣。由此可說自由、平等、博愛是根據於民權，民權又是由於這三個名詞然後才發達。所以我們要講民權，便不能不先講自由、平等、博愛這三個名詞」[19]。最後，孫中山先生斷言：「中國的革命思潮是發源於歐美，平等、自由的學說也是由歐美傳進來的」[20]，明確說明，歐美平等、民主的學說是中國革命思想的重要來源。五權憲法也是歐美三權分立思想的發展。孫中山先生指出：「我們現在要集合中外的精華，防止一切的流弊，便要採用外國的行政權、立法權、司法權、加入中國的考試權和監察權，連成一個很好的完璧，造成一個五權分立的政府。象這樣的政府，才是世界上最完全、最良善的政府。國家有了這樣的純良政府，才可以做到民有、民治、民享的國家」[21]。由此可見，孫中山先生民主的理念與構想，確受歐美民主思想與制度相當的影響。孫中山先生的經濟思想接受了西方資產階級改良思想的影響。他考察了歐美社會經濟改良的情況，指出：「歐美近年來之經濟進化可以分為四種：第一是社會與工業之改良；第二是運輸與交通事業收歸公有；第三是直接徵稅；第四是分配之社會化。這四種社會經濟事業，都是用改良的方法進化出來的。從今而往，更是日日改良，日日進步的」[22]。從這裡，我們可以明顯看出，中山先生「節制資本」的思想源出於歐美資產階級改良主義。在引進西方的社會經濟學說方面，孫中山先生選擇了他認為最先進的美國經濟學家亨利·喬治的學說。民生主義的辦法除了節制資本，另一個辦法就是採用亨利·喬治的學說，即地租單一稅辦法，使土地國有化。孫中山先生認為：亨利的土地公有學說，「實為精確不磨之論」，「深合社會主義之主張」[23]。民國初年，孫中山先生即宣稱：「余乃極端之社會黨，甚欲採擇顯理佐治（即亨利·喬治）氏之主義施行於中國」[24]。讓位於袁世凱後，他即致力於民生主義事業，在廣東還幫助說服省臨時議會議員，通過法案，推行單一稅法。孫中山先生是熔古今中外進步思想於一爐的學問大家。他引進西方先進政治經濟思想加以改造，他繼承中國儒家思想精華加以發展。他自稱其所持主義「有因襲吾國固有之思想者，有規撫歐洲之學說事迹者，有吾所獨見而創穫者」[25]，極其準確地指出了他的學說思想的來源。他的哲學思想主要來源於儒家思想。蔡元培分析主要來源於中庸之道[26]。他的政治、經濟和文化思想則來源於儒家思想和西方先進思想的融合。孫中山先生的思想學說具有包容性和開放性，我們不能因片面強調它是儒家思想而否認它對道家思想和法家思想的繼承；也不能因片面強調它完全是中國的正統思想而忽視它對西方先進思想的吸收。因為孫中山先生的思想學說不但繼承了中華民族優秀的文化傳統，而且引進了西方先進的科學理論。他是中西文化的集大成者。三、孫中山先生對儒家思想的發展孫中山先生思想學說的形成有「因襲」、「規撫」和「獨創」三個途徑。以往的研究對於其「因襲」和「規撫」探討較多，而對於「獨創」則涉及較少。而孫中山先生「有所獨見而創穫者」，對於中國的革命和民族貢獻獨大，最具現實意義，且隨著歷史的發展，愈益彰顯其時代的特色。下面試以孫中山先生對儒家思想的發展看孫中山先生對中國社會的貢獻。孫中山先生對儒家思想的發展主要分為三個方面：即政治思想、倫理道德和哲學思想。孫中山先生對於儒家政治思想的發展主要在民族主義。儒家民族主義思想中有一個重要的觀念，那就是：嚴夷夏之防或明華夷之辨。儒家一向對此甚為注重，認為這是文明與野蠻的分野，也是中華民族保持其文明的生活並繼續向前進步所必須堅守的陣線。所謂華夏之分，首先見於《尚書·舜典》「蠻夷猾夏」的論述。這一區別，似乎是在虞時即已形成。孔子曾對管仲攘夷之功大肆稱讚說：「如其仁，如其仁」，「民到於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披髮左衽矣」[27]。儒家民族主義的思想是有進步意義的，有助於防止先進民族的文化受到野蠻民族的侵略和破壞。但夷夏之防或華夷之辨也在某種程度上有悖於民族平等。不利於中華民族的團結。因此，孫中山先生對於儒家的民族主義思想進行了改造。他指出：「余之民族主義，特就先民所遺留者，發揮而光大之；且改良其缺點，對於滿洲，不以復仇為事，而務與之平等共處於中國之內，此為以民族主義對國內之諸民族也。對於世界諸民族，務保持吾民族之獨立地位，發揚吾固有之文化，且吸收世界之文化而光大之，以期與諸民族並驅於世界，以馴致於大同，此為以民族主義對世界之諸民族也」[28]。經過孫中山先生的改造，儒家的民族主義從古代的民族主義進化到了現代民族主義和國際主義。同時，孫中山先生反對狹隘的西方民族主義，主張民族平等。西方狹隘的民族主義基於人種的觀念，如第二次鴉片戰爭中英軍艦隊進攻大沽炮台受到重創時，美軍艦隊將領認為血濃於水，因而參戰即為一著例。此外，所謂白人澳大利亞，白人加拿大等政策都為這一狹隘民族主義的反映。孫中山先生則反其道而行之。認為：「中國如果強盛起來，我們不但是要恢復民族的地位，還要對於世界負一個大責任。如果中國不能夠擔負這個責任，那末中國強盛了，對於世界便有大害，沒有大利。……所以我們要先決定一種政策，要濟弱扶傾，才是盡我們民族的天職。我們對於弱小民族要扶持他，對於世界的列強要抵抗他。如果全國人民都立定這個志願，中國民族才可以發達」[29]。孫中山先生的遺言—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奮鬥，更是把儒家的民族主義發展為被壓迫民族的民族主義，發展為被壓迫民族的民族統一戰線的標誌。孫中山先生的民族主義思想，絕不因時間而稍褪顏色，在今天更凸顯其現實意義。在對儒家倫理道德的發展上，孫中山先生的獨創主要在於對「忠」、「孝」和「修身」的闡釋上。而這恰恰是對近代中國乃至現代中國最有意義的方面。 1924年3月，孫中山先生演講三民主義，他認為中國民族所以能生存幾千年，必有其所以能生存的長處，那就是固有的道德與智能。他針對當時許多祠堂把原寫有的忠字鏟去的事實，對忠字加以重新闡釋，「以為從前講忠字是對於君的，所謂忠君；現在民國沒有君主，忠字便可以不用，……實在是誤解。……我們做一件事，總要始終不渝，做到成功，如果做不成功，就是把性命去犧牲，亦所不惜，這便是忠。……我們在民國之內，照道理上說，還是要盡忠，不忠於君，要忠於國，要忠於民」[30]。近代，對忠作新的闡釋的，孫中山先生是第一人，這就是他的獨創。他也是這樣身體力行的，為國為民，生命不息，奮鬥不止。孫中山先生對「忠」的觀念加以改造，對「忠」的內涵加以新的闡釋，是很有意義的。因為古往今來，就有許多野心家、陰謀家利用「忠」的觀念，愚弄人民，也有許多愚忠之人，陷於彀中而不能自拔。近代史上也不乏這樣的例子。據說陳公博本不願投日，但因其忠於汪精衛，終於走上了叛國的道路。因此，孫中山先生提出要忠於國家，忠於民族，忠於人民，而不應忠於一姓一家，至今仍有警世含義。孫中山先生對「修身」的引伸也是對儒家思想的發展，在《民族主義·第六講》中，他專門抨擊了有些中國人吐痰、放屁、留長指甲和不刷牙齒的陋習，認為有損於中國人形象。孫中山先生對「修身」的闡釋豐富了「修身」的內容，賦予了「修身」新的含義。古代，孟子雖然早有「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提法，宋儒也有「格物、致知、誠意、正心」的功夫，但儒者似乎對衛生不大措意，魏晉文人不用說了，據說，王安石即曾「蓬首垢面以談詩書」。時至今日，中國人不講衛生，不守規矩的行為仍然繼續敗壞著中國人和中華民族的形象。令人回想起孫中山先生的教誨而感慨萬分。如果人人都能遵循孫中山先生的教導，中國人和中華民族必能獲得外國人更大的尊重。即此一端，可見孫中山先生對於儒家倫理道德的發展大有助於塑造中國人和中華民族的形象。孫中山先生對於儒家哲學思想的發展在於創立了「知難行易」學說。儒家思想一貫重視求知。孔子入太廟，每事問，並說：「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也」。孟子則把人分為先知先覺和後知後覺，並說：「天之生此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也」。然而，明確提出「知難行易」，乃是孫中山先生的獨創。孫中山先生是以批判王陽明的「知行合一」說，推行「知難行易」說的。孫中山先生指出：「陽明言知行合一，中國古書又言，知之非艱，行之為艱。兄弟思之，此似是而非者也。兄弟謂之，行之非艱，知之為艱。雖將舊習學說推倒，此學說上古有人覺悟，而未有能證明之者。然兄弟能得一學說，打破古人之舊學說，即一味去行之謂也。今即以古人之說證明之，中國大成至聖有云：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孟子言，行之而不著焉，習矣而不察焉，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眾也。商鞅又云：民可與樂成，難與圖始，從可知行之非艱，知之惟艱，實中國上古聖賢遺傳之學說」[31]。孫中山先生還指出：「就知和行的難易之先後說，凡百事情，知了之後才去行，是很容易的。如果不知也要去行，當中必走許多『之』字路，經過很多的錯誤，是很艱難的。為甚麼不避去那種錯誤的艱難？因為知是很難的。如果要等到知了才行，那麼行的時候，便非在幾百年、幾千年之後不可，恐怕沒有定期了。所以我們人類，有時候不知也要去行。」[32]。對於孫中山先生的「知難行易」學說，後人也曾提出過一些不同意見，如胡適之先生曾於1929年5月，在上海新月雜誌第二卷第四號上，發表一篇《知難行亦不易》，在題目下附記：《孫中山先生的知難行易說述評》，他首先肯定行易知難的學說，是一種很有力量的哲學，但認為這個學說有兩個根本錯誤。第一個錯誤是把知行分得太分明。因為知行分得太分明，不知不覺的把知行分做兩件事。分做兩種人做的兩類事，這是很不幸的。因為絕對大部分的知識，是不能同行分離的，尤其是社會科學的。這絕大部分的知識都是從實際經驗（行）上得來，知一點行一點，行一點更知一點，越知越行，方才有點兒知識。行的成績便是知，知的作用便是幫助行、指導行、改善行。所以知行不能分開。第二個根本錯誤是把實行看得容易，而不曉得知固是難，行亦不易，醫學最可推翻知難行易說，因為醫學一面是學，一面又是術；一面又是行。醫生只有從臨床的經驗得來的學問與技術，方才算是真正知識。一個醫生的造成，全靠知行的合一；即行即知，即知即行，越行越知，越知越行的工巧精妙，豈但醫生如此，一切技術，一切工藝，那一件不如此？適之先生除指出上述兩個根本錯誤外，認為知難行易學說，要發生兩種危險。第一，青年同志只認得行易，而不覺知難，於是將有打倒知識階級，輕視學問的風氣。第二，一般當權執政的人，以為知識之事已由總理擔任，政治社會的精義，都已包羅在三民主義、建國方略等書中，人民只有服從，無可疑義。於是掮著訓政的招牌，箝制一切言論出版自由，不容有絲毫異己的議論。適之先生認為行亦不易，主張治國應當請教專家，運用科學。他說：「治國是一件最複雜又最重要的技術，知與行都很重要。民生國計是最複雜的問題，利弊不是一人一時看得出的。故政治是無止境的學問，處處是行，刻刻是知，越行方才越知，越知方才越行。要把這件大事辦好，只有充分請教專家，充分運用科學，然而行易之說，可以作為一般不學無術軍人政客的護身符。此說不修正，專家政治決不會實現。」胡適之先生的文章發表後，曾引起許多對知行問題研討的文章，和對他主張的評論。 1929年9月23日，國民政府立法院黨義研究會成立，胡漢民先生演講《從黨義研究說到知難行易》。他指出：「宋儒說：……至於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貫通焉，則眾物之表裡精粗無不到，而無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矣。這種一旦豁然貫通的用力，是完全離開事實的，是禪家「頓悟」的說法，不但不適用於今後的世界且不足以解釋以前儒家原有的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道理。中國人在過去的時期中，很多被這種『用力』的主張所誤，要求什麼『一旦豁然貫通』，卻終於不能臨到這『一旦』。總理以為這種錯誤，非急加糾正不可，於是推翻古來知之非艱，行之維艱的成說，而創知難行易的學說」。針對胡適之先生認為知難行易說的第一個根本錯誤，是把知行分得太分明，認為知行不能分開，主張知行的合一，胡漢民先生說：「非難知難行易學說的人，往往拖出王陽明先生來做保障，說什麼知難行亦不易。我們過細把這句話想一想，覺得它的結果與效用，通通是等於零。陽明說：『知是行的主義，行是知的功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又說：『知之真切篤實處，即是行；行之明覺精察處，即是知。知行功夫，本不可離』。因此形成了他的即知即行，知中有行，行中有知的知行合一說，知行合一之說，在理學家的修省功夫上，誠然有相當的價值，但是理論則與現實不符」。胡漢民先生繼續指出：「總理說：『我們不應該把知同行不問場合，都放在一個人身上。王陽明不懂得分工的道理，以為行的人便得知，而不知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眾也，已是一個普遍明顯的定例。……我們不能曲就陽明的說法，把知看作極簡單的一回事。要曉得一知半解的知，算不得是真知』。總理說：『凡真知特識，必從科學而來，含科學之外之所謂知識者，多非真知識也』。所以凡沒有經過真切的研究，沒有找到確實的基點的，不能說是知。實行者臨行之時，事理上所暗合之知甚大，但腦筋之所應用之知則甚微。知與行的道理，的確應該相結合，但知與行是兩回事，兩種工作，卻無從合一」。蔣中正先生則於1939年3月15日發表了《行的道理》（行的哲學），並進一步建立了《力行哲學》的理論體系。其「力行哲學」與孫中山先生的「知難行易」說是有一定區別的，秦孝儀先生也認為是「在太陽之下，別燃一燈」[33]。其區別主要在於孫中山先生認為陽明「知行合一」說，與其「知難行易」說，旨趣不同，而蔣中山先生則認為此兩種學說，仍「徹上徹下，只是一貫」[34] 。孫中山先生在總結其研究先賢理論而創立「知難行易」說的歷程時說：「當革命破壞告成之際，建設發端之始，予乃不禁興高采烈，欲以予生平之抱負與積年研究之所得，定為建國計劃，舉而行之，以冀一躍而登中國於富強隆盛之地焉。乃有難予者曰：『先生之志高矣、遠矣，先生之策宏矣、深矣，其奈知之非艱，行之惟艱何？』予初聞是言也，為之惶然若失。蓋『行之惟艱』一說，吾心亦信而無疑，以為古人不我欺也。繼思有以打破此難關，以達吾建設之目的，於是以陽明『知行合一』之說，以勵同人。惟久而久之，終覺奮勉之氣，不勝畏難之心，舉國趨勢皆如是也。予乃廢然而返。專從事於『知易行難』的問題，以研求其究竟。幾費年月，始恍然悟於古人之所傳、今人之所信者，實似是而非也。乃為之豁然有得，欣然而喜，知中國事向來之不振者，非坐於不能行也，實坐於不能知也；及其既知之而又不行者，則誤於以知為易，以行為難也。倘能證明知非易而行非難也，使中國人無所畏而樂於行，則中國之事大有可為矣」[35]。同時，孫中山先生又指出：「夫『知行合一』之說，若於科學既發明之世，指一時代一事業而言，則甚為適當；然陽明乃合知行於一人之身，則殊不通於今日矣。以科學愈明，則一人之知行相去愈遠，不獨知者不必自行，行者不必自知，即同為一知一行，而以經濟學分工專職之理施之，亦有分知分行者也。然則陽明『知行合一』之說，不合於實踐之科學也」[36]。蔣中正先生則認為：「總理提倡『知難行易』的學說，其目的在於鼓勵實行；而陽明的『知行合一』學說，其主旨也是在於提倡實行」，「總理注重實行的精神與陽明學說的本質在行的意義上並無出入」[37]，並且認為：「我們今日是既離不開科學上知識的知，更加離不開修養上良知上的知」[38]，「我們要貫徹總理『知難行易』的學說，必須輔之以王陽明『致良知』的哲學」[39]。同時總結說：「這兩種哲學，就作用方面說，可說只是一個，因為統是注重在動的方面，而且統是注重在行的哲學」[40]。那末，孫中山先生「知難行易」學說究竟與王陽明的「知行合一」學說差異在什麼地方呢？也就是說孫中山先生對於儒家哲學思想的發展究竟在什麼地方呢？筆者認為主要有四個方面：一、「知難行易」的學說是對儒家哲學思想的科學總結，使儒家哲學思想由古代哲學變成了現代哲學。首先，王陽明的「知」是指一人之認識，而孫中山先生的「知」是指普遍的認識；其次，王陽明的「知」是指本能的認識，而孫中山先生的「知」是指科學的認識。孫中山先生指出：「夫科學者，統系之學也，條理之學也。凡真知特識，必從科學而來也。舍科學而外之所謂知識者，多非真知識也」[41]。因此，孫中山先生所指的「知」，是科學之知，必經由學、問、思、辨而得之者，而王陽明的知，指的是本然之知，乃得自天賦而不必由力學得之者。說實話，這種「知」在哲學上毫無研究之必要。秦孝儀先生認為，「知」應分「哲學之良知」和「科學之真知」[42]。蔣中正先生認為，「知」應分為「科學之知」和「德性之知」，即「修養上良知上的知」，那末，世界上有沒有脫離科學的「德性之知」呢？在古代誠然是有的。但在現代科學出現以後，這種「德性之知」就必然要符合科學要求，否則就必然會阻礙社會進步。在現代社會不但「德性之知」，任何「知」都必須符合科學要求，哲學即科學，我們試看，西方大學在授與博士學位時，皆冠以歷史哲學、政治哲學、經濟哲學等名號，就知西方實視哲學為科學。二、「知難行易」學說是對理論和實踐關係的正確表達，賦予了「知」和「行」現代科學的概念。「知行合一」說認為：「知即是行，行即是知」。王陽明說：「行之明覺精察處便是知，知之真切篤實處便是行」，如改成「知之明覺精察處便是行，行之真切篤實處便是知」，誰能說出二者的區別？因此，「知行合一」說片面強調「知」和「行」的同一性，混淆了認識與實踐的區別。使人認為，行不必有理論指導，而知不必上升為理論。而「知難行易」學說既強調了「知」與「行」的區別，又明確了「知」與「行」的聯繫。一方面，「知難行易」學說突出求知之難，強調理論的重要性，另一方面強調在「知」的指導下，行之易，鼓勵人們勇於實踐。孫中山先生指出：「知者不必自行，行者不必自知」，這是完全符合現代社會發展的規律的。諾貝爾獎金的獲得者可謂知者，然而他們發現的理論不必自行，而實踐這些理論的人「不必自知」。別人的，外國的好經驗，好理論，我們盡可以拿來便用，不必重新摸索，再走彎路。所以說，「知難行易」學說是既鼓勵人們實踐，又鼓勵人們學習的好理論，它提倡重視知識，重視理論，重視科學，這是「知行合一」說難望其項背的。三、「知難行易」強調理論對於實踐的指導作用，是真正把「知」和「行」統一起來的學說。孫中山先生認為，正確的理論對於革命的成敗起關鍵的作用。他說：「夫破壞之革命成功，而建設之革命失敗，其故何也？是知與不知之故也。予之於破壞革命也，曾十起而十敗者，以當時大多數之中國人，猶不知彼為滿洲之所征服，故醉生夢死，而視革命為大逆不道，其後風潮漸盛，人多覺悟，知滿清之當革，漢族之當復，遂能一舉而覆滿清，易如反掌。惟對於建設之革命，一般人民固未知之，而革命黨亦莫名其妙也。夫革命事業，莫難於破壞，而莫易於建設。今難者既成功，而易者反失敗，其故又何也？惟其容易也，故人多不知其必要而忽略之，此其所以敗也」[43]。中國革命是這樣，世界革命也是這樣。孫中山先生又說：「當時歐洲的民眾都相信帝王是天生的，都是受了天賦之特權的，多數無知識的人總是去擁戴他們。所以少數有知識的學者，無論用甚麼方法和力量，總是推不倒他們。到了後來，相信天生人類都是平等自由的，爭平等自由是人人應該有的事；然後歐洲的帝王便一個一個不推自倒了」[44]。革命是這樣，建設也是這樣，都需要理論的指導。孫中山先生還說：「當今科學昌明之世，凡造作事物者，必先求知而後乃敢從事於行。所以然者，蓋欲免錯誤而防費時失事，以冀收事半功倍之效也。是故凡能從知識而構成意象，從意象而生出條理，本條理而籌備計劃，按計劃而用功夫，則無論其事物如何精妙、工程如何浩大，無不指日可以樂成者也。近日之無線電、飛行機，事物之至精妙者也。美國之一百二十餘萬里鐵路，與夫蘇伊士、巴拿馬兩運河，工程之至浩大者也。然於科學之原理既知，四周之情勢皆悉，由工程師籌定計劃，則按計劃而實行之，已為無難之事矣。此事實俱在，彰彰可考」[45]。孫中山先生正確地闡明了理論與實踐的關係。他指出：「天下事惟患於不能知耳，倘能由科學之理則，以求得其真知，則行之決無所難」。他把知和行的發展劃分為兩個階段，「先行而後知，進化之初級也。先知而後行，進化之盛軌也」[46]。就是說，實踐是理論的基礎，理論的來源，而用理論來指導實踐，則是知行發展的最高階段。據筆者所知，近代國內全面、正確、系統闡述理論與實踐關係的，孫中山先生是第一人。四、「知難行易」學說鼓勵人們勇於實踐，符合人們認識世界的客觀規律。「知難行易」學說切中中國尚空談，怵實踐的時弊。孫中山先生指出：「予之所以不憚其煩，連篇累牘，以求發明『行易知難』之理者，蓋以此為救中國必由之道也。夫中國近代之積弱不振，奄奄待斃者，實為『知之非艱，行之維艱』一說誤之也。此說深中於學者之心理，由學者傳之於群眾，則以難為易，以易為難，遂使暮氣畏難之中國，畏其所不當畏，而不畏其所當畏。由是易者則避而遠之，而難者又趨而近之。始則欲求知而後行，及其知之不可得也，則惟有望洋興嘆，而放去一切而已。間有不屈不撓之士，費盡生平之力以求得一知者，而又以行之尤為難，則雖知之而仍不敢行之。如是不知固不欲行，而知之又不敢行，則天下事無可為者矣。此中國積弱衰敗之原因也」[47]。在這裡，孫中山先生用「知難行易」學說，打破人們保守畏難的心理，鼓勵人們投身實踐，改造中國。同時，孫中山先生還闡明不知而行是人類認識的普遍規律。他指出：「然而科學雖明，惟人類之事仍不能悉先知之而後行之也；其不知而行之事，仍較於知而後行者為尤多也。且人類之進步，皆發韌於不知而行者也，故人類之進化，以不知而行者為必要之門徑也。夫習練也、試驗也、探索也、冒險也，此四事者，乃文明之動機也。生徒之習練也，即行其所不知以達其欲能也。科學家之試驗也，即行其所不知以致其所知也。探索家之探索也，即行其所不知以求其發現也。偉人傑士之冒險也，即行其所不知以建其功業也。由是觀之，行其所不知者，於人類則促進文明，於國家則圖致富強也。是故不知而行者，不獨為人類所皆能。亦為人類所當行，而尤為人類之欲生存發達者之所必要也」[48]。孫中山先生把不知而行提高到促進人類文明達到國家富強以及人類生存發達的高度，指出不知而行是人類進步的規律，充分表明了孫中山先生對實踐的重視。孫中山先生的這一論斷至今仍有廣泛的現實意義。近年來西方推行中醫，取得了良好效果，但其中某些國家的政府和醫療機構卻以中醫醫理不明為由，拒絕給中醫合法地位，結果，推行中醫走了彎路，延誤了很多病人的治療，而後，這些政府和醫療機構認識到了這個錯誤，中醫、中藥和針灸又開始在這些國家興盛起來。這就說明，不知而行是人類社會的普遍規律，「知難行易」是顛撲不破的真理。綜上所述，「知難行易」學說是孫中山先生對於儒家哲學思想的繼承和發展。孫中山先生的「知難行易」學說確實比王陽明的「知行合一」學說準確、全面、系統、深刻。「知難行易」說較「知行合一」說已有質的飛躍，因此實在沒有理由再把「知難行易」說倒退回「知行合一」說，或者把「知難行易」說合併到「知行合一」說。從以上孫中山先生對儒家思想的發展，我們也可以看出，簡單地把孫中山先生稱為「儒家思想的集大成者」或「儒家道統的繼承者」，是不準確的。因為孫中山先生不要說在歷史上，即使只在思想史上，地位遠比董仲舒、二程、朱熹、王陽明要高得多。所以這樣稱呼孫中山先生不是抬高孫中山先生，而是貶低孫中山先生。孫中山先生使儒家思想由知識變成了科學，使儒家的哲學思想由古代哲學變成了現代哲學。他實現了儒家思想的科學化和現代化。他的這一偉大功績是永遠值得我們牢記的。 -------------------------------------------------------------------------------- [1] 孫中山：《復翟理斯函（一八九六年十一月）》，《孫中山全集》第一卷，北京，中華書局1981年版，第46頁。 [2] 孫中山：《與宮崎寅藏平山周的談話（一八九七年八月中下旬）》，《孫中山全集》第一卷，第172--173頁。 [3] 孫中山：《討袁檄文（一九一四年五月）》，《孫中山全集》第三卷，北京，中華書局1984年版，第90—91頁。 [4] 《獨秀文存》，安徽人民出版社1987年12月版，第242—243頁。 [5] 《吳虞文錄》，上海亞東圖書館1922年12月版，卷上，第71—72頁。 [6] 《吳虞文錄》卷上，第1-6頁。 [7] 《吳虞文錄》，序，第7頁。 [8] 孫中山：《致海外國民黨同志函（一九二Ο年一月二十九日）》，《孫中山全集》第五卷，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版，第209—210頁。 [9] 《民族主義：第四講》，《孫中山全集》第九卷，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版，第230頁。 [10] 《民族主義：第六講》，《孫中山全集》第九卷，第243頁。 [11] 《民族主義：第六講》，《孫中山全集》第九卷，第244頁。 [12] 《民族主義：第六講》，《孫中山全集》第九卷，第245頁。 [13] 戴季陶：《三民主義之哲學的基礎》，北平青年書店1945年10月10日發行，第26頁。 [14] 金沖及：《建國以來的孫中山研究工作（代序）》，金沖及主編：《孫中山研究論文集》，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3頁。 [15] 《與馬林的談話（一九二一年十二月）》，《馬林在中國的資料》，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另據《馬林檔案》第3111號。 [16] 《民生主義：第二講》，《孫中山全集》第九卷，第394頁。 [17] 羅家倫編：《國父演講集》。 [18] 《民權主義：第一講》，《孫中山全集》第九卷，第268頁。 [19] 《民權主義：第二講》，《孫中山全集》第九卷，第271頁。 [20] 《民權主義：第三講》，《孫中山全集》第九卷，第293頁。 [21] 《民權主義：第六講》，《孫中山全集》第九卷，第353—354頁。 [22] 《民生主義：第一講》，《孫中山全集》第九卷，第366頁。 [23] 林子勛編著：《國父學說與西方文化》，第106頁。 [24] 孫中山：《在上海答<文匯報>記者問（一九一二年四月四日）》，《孫中山全集》第二卷，北京，中華書局1982年版，第332頁。 [25] 孫中山：《中國革命史（一九二三年一月二十九日）》，《孫中山全集》第七卷，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版，第60頁。 [26] 蔡元培：《中華民族與中庸之道》，《東方雜誌》28卷1號，民國二十年一月十日發行，時論要刪，第73頁。 [27] 《論語》，憲問第十四。 [28] 孫中山：《中國革命史（一九二三年一月二十九日）》，《孫中山全集》第七卷，第60頁。 [29] 《民族主義·第六講》，《孫中山全集》第九卷，第253頁。 [30] 《民族主義·第六講》，《孫中山全集》第九卷，第243—244頁。 [31] 孫中山：《在廣東省學界歡迎會上的演說（一九一七年七月二十一日）》，《孫中山全集》第四卷，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版，第123頁。 [32] 孫中山：《在桂林學界歡迎會的演說（一九二二年一月二十二日）》，《孫中山全集》第六卷，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版，第73頁。 [33] 秦孝儀：《孫中山先生「知難行易」學說與蔣中山先生「力行哲學」會通一貫之體認》，《孫中山先生與近代中國學術討論集—孫中山先生思想學說》，民國七十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出版，第54頁。 [34] 蔣中正：《革命教育的基礎》，《先總統蔣公思想言論總集》，台北，中央黨史委員會，民國七十三年十月三十一日，第26卷，第103頁。 [35] 孫中山：《孫文學說》，第一章，《孫中山全集》第六卷，第159-160頁。 [36] 孫中山：《孫文學說》，第五章，《孫中山全集》第六卷，第198頁。 [37] 蔣中正：《總理「知難行易」學說與陽明「知行合一」哲學之綜合研究》，《先總統蔣公思想言論總集》，第23卷，第342—343頁。 [38] 蔣中正：《革命教育的基礎》，《先總統蔣公思想言論總集》第26卷，第96頁。 [39] 同注3，第97頁。 [40] 蔣中正：《革命哲學的重要》，《先總統蔣公思想言論總集》，第10卷，第580頁。 [41] 孫中山：《孫文學說》，第五章，《孫中山全集》第六卷，第200頁。 [42] 秦孝儀：《孫中山先生「知難行易」學說與蔣中正先生「力行哲學」會通一貫之體認》，《孫中山先生與近代中國學術討論集—孫中山先生思想學說》，民國七十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出版，第56頁。 [43] 《孫文學說》，第六章，《孫中山全集》第六卷，第212頁。 [44] 《民權主義：第三講》，《孫中山全集》第九卷，第285頁。 [45] 《孫文學說》，第六章，《孫中山全集》第六卷，第204頁。 [46] 孫中山：《在廣東省學界歡迎會上的演說（一九一七年七月二十一日）》，《孫中山全集》第四卷，第123頁。 [47] 《孫文學說》，第五章，《孫中山全集》第六卷，第198--199頁。 [48] 《孫文學說》，第七章，《孫中山全集》第六卷，第222--223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