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載】《毛澤東的思想》導論
《毛澤東的思想》導論
[美]斯圖爾特·R·施拉姆
這是一本論述20世紀中國革命和毛澤東在這一革命中所起作用的書。毛澤東以各種形式施加他的影響，包括為決定事件進程而通過的決議，也包括形成以他本人為中心的神話，尤其是他晚年時的神話。但不管怎樣，毛澤東對中國革命最普遍的，或許也是最持久的貢獻就是毛澤東的思想。本書的目的是闡明毛澤東的思想的發展，並就此也對毛澤東以及他的時代的其他方面的問題加以說明。
「思想來源於歷史，思想也決定著歷史的進程。」這是我第一次試圖對毛澤東的思想提出一個總的看法時在另一本書的開頭寫的話。［１］這種說法無疑是正確的，但對我們所論述的問題則過於簡單扼要。有人認為（特別是像我在20年前詳細論述的那樣），思想觀念是通過吸收各種來源而形成的，而且在系統化之後，就要為達到一定的目的而去加以應用。實際上，毛澤東的思想及其所起的作用在貫徹的過程中是不斷變化的，雖然建立在毛澤東本人的個性和中國所處困境的基礎之上的基本原理具有持續性。
我在上面講過，五四運動對1949年的勝利是有貢獻的，這事實已廣泛地為人們所接受。但是，這兩件事相比何者更重要，是一個容易引起爭論的問題。直到最近，中國官方人士的觀點仍認為五四運動是近代史和現代史的分界線，這就含蓄地表明五四運動是比1949年的勝利還要重要的變革。20世紀80年代初，人們更偏重於這樣一種觀點，認為實際上現代史開始的標誌應該是1949年奪取政權，因為它開闢了從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生產方式變革的道路。關於這個問題，在一篇權威性的論文中，李新透露說，在1956年，正規的說法是以1919年作為現代史的起點，而他當時就主張現代史的起點應是1949年。他以生產方式對馬克思主義的歷史分期是一個恰當的標準為理由，但是大多數人不同意這種觀點。［8］看來採取得到毛澤東支持的大多數人的觀點，把五四運動作為現代史的開端，是穩妥的。
李新承認1919年標誌著資產階級新民主主義革命階段開始，毛澤東在1939年就是這樣宣布的。但他特彆強調指出，當時的政治制度並沒有發生具體的變化，五四運動後還是軍閥統治。［9］毛澤東當然知道社會主義改造和新的生產方式產生的重要性，但是同時，毛澤東又不加掩飾地認為五四運動這一他親自參加過的運動是劃時代的大事件。［10］
不論1919年與1949年相比其象徵性的重要意義是什麼，橫亘於這兩個時期之間的30年是中國共產黨產生、發展和最終獲得勝利的30年。事實表明，中國共產黨強有力地推動社會革命和民族革命並獲得勝利的原因在於他們滿足了中國人民的需要，反映了中國國內和國際形勢的必然趨勢。客觀存在的中國農業社會的貧富懸殊，古老的儒家道德規範的逐漸解體並為赤裸裸的剝削關係所代替，這些無論如何會使革命黨人具有策略上勝過其對手的明顯優勢。
但是，不論客觀條件多麼有利，中國共產黨在1949年取得勝利和利用其勝利的事實，並非僅僅是「中國革命」的一般現象。它們反映了奪取政權的鬥爭的特殊情況，也反映了某個人在相當程度上所起的作用。不管怎樣，毛澤東在20世紀中國革命中打上了自己的烙印。他沒能在哪方面把他的觀點完全強加於人，在他去世以後，他的許多思想受到了批評或限制，有一些則被完全拋棄。但事實上，他的思想和他的領導能力的影響仍是如此深刻和廣泛，以至於有充足的理由把中華人民共和國稱為「毛澤東的中國」。在他去世以後，儘管他留下的印跡這裡已經被人弄碎，或那裡已經被人塗抹，但它們大體上仍然清晰可見。
毛澤東為什麼能夠在40年的大部分時間內，對中國局勢的控制達到如此的程度？簡單地說，我認為是因為在他的一生中，他是中國許多方面的代表，但在某些關鍵性的問題上卻例外。他出身農民，因此知道（儘管他在學生時代曾忘記）中國社會的重心是在農村。在毛澤東的童年和少年時代，他的父親由貧農轉變為富農兼米商，這就使毛澤東從「大斗進小斗出」的現象中知道了農村社會存在的不平等。從地理上來看，他又是生長在中國中部地區。他不是沿海大城市的人，這些城市無論怎樣重要，但都在一定程度上是與中國農村格格不入的。他也不是出身於偏僻的內地，這些地方與外國影響及政治動蕩完全隔離。自從譚嗣同1898年在這裡建立南學會以來，毛澤東的故鄉湖南省，已經出現了新的思想和政治動向，而且也引起了反應。
然而，毛澤東這一代數百萬中國青年同樣出生在中國地理上和社會上的中心地帶，什麼是毛澤東不同於其他人的個人特點呢？十分突出的一點是他在一開始時就非常相信自己的領導能力。他不僅欽佩東西方一些強有力的統治者——從秦漢王朝的開國皇帝到彼得大帝和拿破崙，並在早年就坦率地確信自己的能力能夠超過他們。如此強烈的自信本身雖不能保證一個人一定能擔任重要的政治角色，但是如果沒有這種自信，要成為一位強有力的政治領導人是非常困難的。［11］
與此密切相關的另一點是毛澤東極其堅定地相信自己與中國及其命運緊密聯繫在一起。這不僅產生了強烈而不妥協的民族主義，而且必然會堅持按照中國環境和中國文化的需要去修改外來的理論，包括馬克思主義。確實，毛澤東最著名的理論貢獻中，有兩項分別出自於《實踐論》和《矛盾論》這兩篇論文中，在它們發展成為馬克思主義概念之前，其淵源可以一直追溯到非常古老的中國觀念中去，它們是「實事求是」和古代的「陰陽」辯證法。
農民的價值觀和知識分子的使命感，革命的理論和中國的傳統，這些東西在毛澤東那裡得到了和諧的統一和充分的體現，使他能夠在20世紀的中國歷史中發揮作用，這一點是毫無疑問的。多年來，在不同歷史條件的影響下，其中包括他本人活動積累下來的影響，這些素質所表現出來的形式在不斷變化和發展。毛澤東的生平和思想的各個時期，以及每一特定時期新思想產生的原因，在這本書的正文中將逐一闡述。這裡只是適當地展望一下其思想的整體輪廓。
從內因來考慮問題，也就是從毛澤東的個性和動機這一角度出發來考慮問題，可以認為多年來他對自己思想的態度也發生了變化。在青年時代，毛澤東關心的主要是尋找解決中國問題的出路，并力圖使別人相信他的分析是正確的。中年時期，在繼續探求知識的同時，他十分注重創立一種學說，這種學說對他的追隨者將是有約束力的。在晚年，隨著這種趨向的進一步發展，他創立的學說變成了教條，甚至成了宗教儀式的化身。然而，在其革命的最後歲月里，他仍試圖用過去的知識為未來指出一條道路。
對中國的知識分子和政治領導人來說，在解釋毛澤東的思想時，要考慮到的首要因素自然是革命鬥爭的背景。與此同時，他們也承認，由於現實多方面的差異，決定性的轉折點也是不同的。例如，廖蓋隆在1982年5月的一次談話中建議，以整個中國革命的歷史分期為背景，分別對毛澤東的思想和生平作不同的分期。［12］其他一些著者還提出，不僅對毛澤東的思想發展的分期不同於黨史的分期，而且毛澤東的思想中的每個特定的組成部分，諸如建黨學說之類，都應有其獨立的分期框架，儘管同時要強調所有這些方面都是內在聯繫的。［13］
劃分毛澤東生平和思想的階段或時期，以及識別從一個階段到另一個階段的關鍵性的轉折點，對於中國人來說，是一件棘手的、繁重的政治任務。對我們來說，則不是如此。它被證明是一種有益的分析方法。概括地說，毛澤東的思想的發展可分為六個階段，每個階段約十年時間：
1917—1927年 在這一階段，毛澤東經歷了多種不同的學習，包括在學校的最後幾年和參加各種革命團體：從新民學會到工會、中國共產黨和社會主義青年團。他的思想發展是從自由主義、實用主義到列寧主義，並從城市中心論轉向農村中心論，這種思想於1925年至1927年他在農民協會工作期間達到了高潮。
1927—1936年 這一階段以毛澤東在「八七」緊急會議上提出「槍杆子裡面出政權」的著名論斷為開端。其特徵是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內地位的巨大變化。在江西蘇維埃時期領導層的鬥爭中，他從一條支流發展成為一條路線（也可能是一個派別），接著是在1935年1月遵義會議以後，毛澤東進入了在黨內獲得至高無上的和無可爭議的權力的早期階段。但是在整個這一階段中，軍事鬥爭始終是革命的中心任務。在這些年中，農村包圍城市的戰略在理論和實踐兩方面逐漸形成，儘管「持久戰」的戰略原則到1938年才明確提出。與此類似的是，同「群眾路線」相一致的觀點和方法在這個時期開始出現，儘管對這個概念的系統闡述還是在下一個十年。
1936—1947年 在這一階段，毛澤東寫完了1949年以前的全部重要理論著作。首先是1936年底寫的《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接著是1937年寫的《辯證法唯物論講授提綱》。《實踐論》和《矛盾論》是後來從提綱中節選出來的。隨著埃德加·斯諾的《紅星照耀中國》（《西行漫記》）一書的出版，他一舉登上國際舞台。書中有1936年7月他對斯諾詳細介紹的他的自傳。毛澤東提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思想，並在1942—1943年的整風運動中加以貫徹，這樣既促進了這一目標的實現，也提高了他在黨內的地位。1943年3月，他成為政治局和書記處的主席，也就正式地成為領導集團中地位最高的人。在1945年4月黨的第七次代表大會上，他的思想成為全黨工作的指南。最後，在馬歇爾等人的調解企圖失敗之後，毛澤東把他的注意力轉向了徹底推進國內戰爭和土地改革的新高潮。到1947年底，戰爭和土改兩件事都進行得很好，勝利在望。
1947—1957年 毛澤東在指揮國內戰爭取得最後勝利當中發揮了重要作用，同時，在1947年至1949年間，還開始考慮中國共產黨取得政權以後所面臨的任務。在開始時，他強調必須遵循列寧主義和蘇聯模式，把城市和重工業的作用提到首位。他還提倡漸進主義和穩健政策，尤其是在農村，在那裡保存富農是為了促進農業生產的恢復。1955年，經濟政策突然變得比較激進了，毛澤東在7月發出大力推進農業集體化的號召，但同時在1956年初又對知識分子提出一套安撫政策。他的《論十大關係》的報告（後來被他看作是第一次試圖對不同於蘇聯的通向社會主義的道路所作的系統闡述，這個報告在
1957—1966年 1957年秋的「反右」運動導致了毛澤東第一次非常激進的創造，即發動1958年至1960年的「大躍進」。當這一試驗的結果出現混亂並引起群眾飢餓時，毛澤東引退到第二線，讓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等人負責制定緊縮和調整的政策。但他對放棄空想的、平均主義幻想的「大躍進」變得越來越惱怒。這種情緒促使他在1962年秋黨的八屆十中全會上提出了「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的口號，從那時起他就準備反擊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被稱為黨內「走資派」的那些人。［14］
1966—1976年 毛澤東的最後一個十年是以普遍的、猛烈的暴力行動對付他在黨內的對手和所有那些他認為在思想上倒退、在行為上官僚化的人開始的。在1966年至1968年「文化大革命」的第一階段，人們還表現出一定的希望和熱情，至少在青年中是這樣。然而不久，紅衛兵運動就演變成一種無法控制的流血的派別鬥爭，毛澤東不得不派林彪和人民解放軍去調停。在毛澤東活著的時候，暴力行為在一定程度上是受到控制的，但政治的和社會的秩序並沒有真正得到恢復。在毛澤東最後的歲月里，困惑與挫折與日俱增，儘管這時他仍處在統帥地位，但是他越是渴望儘快解決中國的問題，卻越來越沒有成效。在他生命最後的時刻，他幾乎不能思考，更談不上說話，甚至像他在1966年所抱怨的那樣，成了他自己的葬禮上或種種願望之墳墓中的一個失去生命力的偶像。
對於以上提及的以種種事件和傾向為標誌的六個階段，人們可以作出怎樣的概括呢？沿著下述的思路也許多少能得出一些答案：
性格形成時期 1982年4月我在香港作的演講中，把1927年以前這段時間稱為「革命的學徒時期」，但在公開發表時，我把它改為「性格形成時期」。這一改動，是我受廖蓋隆影響的結果。廖蓋隆認為，不能把20世紀20年代中期的毛澤東當作一個單純的學徒。［15］除了這一點非常正確之外，還有另外一點，也許正是不用「學徒時期」這個詞的更有說服力的理由。不論毛澤東在這一時期從事的工作是多麼不確定，但是這個詞在某種意義上是指已具備相當具體明確的標準、條件和資格，要經師傅傳授手藝或專業特長。實際上，在20世紀20年代沒有「革命大師」可供毛澤東學習。從孫中山到李大釗、陳獨秀，同毛澤東的年齡、經歷相比，他們都是年長資深的革命領導人，但他們當中沒有一個人真正知道怎樣才能使革命在中國這樣的國家取得成功。斯大林認為他知道，並在1925年前後就命令中國共產黨按他的設想行事，但事實證明，他也不是一個可靠的革命導師。毛澤東在1917年至1927年間，從我上面提到的那些人那裡學到了一些東西，但是在許多重要的方面，毛澤東是自學的。
鍛造武器 在1927年，儘管毛澤東還沒有受到充分的訓練，完全掌握革命的真諦，不過從那以後他就完全投身到革命鬥爭之中去了，他要生存發展，就必須解決他所面臨的問題。1927年至1936年間，毛澤東、朱德、彭德懷等人創建了軍隊，制定了戰略戰術，使中國共產黨度過了在長征前和長征期間險些被消滅的那段時間，並在抗日戰爭造成的更為有利的環境中擴大了他們的影響。
確定和實行奪取政權的「中國式道路」 延安時期，毛澤東總結了前十年的教訓，認為可以通過在農村的武裝鬥爭，同時實行民族革命和社會革命，並且非常成功地貫徹了這些思想，到1947年，中國共產黨已勝利在望了。
從「奪取政權的中國式道路」到「走向社會主義的中國式道路」 從1947年至1957年，毛澤東和他的同志們收攏起推翻國民黨的勝利成果，把他們的注意力轉向建設社會主義社會和社會主義經濟的新任務。到1957年初，中國和外國的許多人都看出這項事業確實很有希望成功。
不可思議的「大躍進」 1958年，毛澤東動員群眾向自然宣戰。「大躍進」時期，勝利與他失之交臂，於是，他在20世紀60年代初向黨內那些對他的政策積極性不高的人宣戰，並且參與揭露他們的活動。接著，到60年代中期，他向人性本身宣戰。
十年「文化大革命」 在「鬥私批修」的口號下，毛澤東試圖剷除利己主義，他認為其根源不僅存在於以等級薪水制度為根據的不合理的報酬分配之中，而且存在於人的內心世界。他繼續清除那些反對他的人，這個目標在相當程度上實現了，儘管不那麼完滿。就改變人性這個目標來說，根據毛澤東逝世後幾年間發展的情況看來，在十年前許多人所相信的顯著改變完全是一種錯覺。
實際上，「文化大革命」這一場大變動，並沒有像毛澤東所期望的那樣，在中國人民中間引起一場根本性的變革。當然，這並不意味著毛澤東領導中國的27年在中國漫長的歷史中只不過是個轉瞬即逝的階段。正相反，無論在1949年以前還是在1949年以後，毛澤東、毛澤東的思想及毛澤東所領導的革命實踐的影響，直到今天仍然具有深遠意義。在本書的「結束語」中，我將對此作出評價。
注釋
［1］S.Schram，The political thought of Mao Tse-tung，hereafter PTMT，p.15.（The first edition of 1963 began with the same sentence.）
［2］K.Marx，「Revolution in China and in Europe」，20 May 1853；F.Engels，「Persia and China」，22 May 1857.For extracts，see H.Carrére d』Encausse and S.Schram，Maxism and Asia，pp.119—121，123—124.
［3］S.Schram，PTMT pp.354—355；［日］竹內實主編：《毛澤東集》，第6卷，331頁，東京。
［4］Mao Tse-tung，「The great union of the popular masses」，tr.S.Schram，The China Quarterly，hereafter CQ，49（Jan.-March 1972），p.84.
［5］作者這裡指的讀書筆記，實即毛澤東《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下冊談話記錄稿》，見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史學會編：《毛澤東讀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批註和談話》（清樣本），71～808頁，1998年印。——編者注
［6］《毛澤東思想萬歲》（1969年北京版），334、347頁；Mao Tse-tung，A critique of Soviet economics，tr.Moss Roberts，p.51，pp.66—67。
［7］參見李新：《關於中國近現代歷史分期問題》，載《歷史研究》，1983（4）。
［8］［9］參見李新：《關於中國近現代歷史分期問題》，載《歷史研究》，1983（4）。
［10］參見本書第72～75頁。
［11］關於毛澤東的領導品質和作用的廣泛討論，參見「Party leader or true ruler？Foundations and significance of Mao Zedong』s personal power」，in S.Schram，Foundations and Limits of state power in China，pp.203—256。
［12］參見廖蓋隆：《關於毛澤東功過評價和社會主義高度民主——對施拉姆教授論毛澤東的幾篇文章的評述》，見廖蓋隆：《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的道路》，321頁，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3。
［13］參見鄭志飈：《毛澤東建黨學說的歷史分期》，載《毛澤東思想研究》，1985（2）。
［14］關於從1957—1958年的激進政策到「文化大革命」發生的必然的因果聯繫，參見S.Schram，「The limits of cataclysmic change：reflections on the place of the 『Great Proletarian Cultural Revolution』in the political development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CQ 108（Dec.1986），pp.613—624。
［15］See the Preface to S.Schram，Mao Zedong：a Preliminary Reassessment，—，以及注［12］引證的我們談話的中文版。
（摘自《毛澤東的思想》，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出版授權發布，未經許可，請勿轉載！）
這一過程的各個階段，每一階段中毛澤東思想的實質及其導致各種重大變化和變革的影響，從總體上形成了本書所要闡述的重點。這篇導言將對中國革命和毛澤東在這一革命中的作用作出一些初步的思考。
到現在為止，我使用了「革命」這一術語卻沒有說明我所謂「革命」的意思是什麼。除非是以某種革命理論為基礎，不然就不可能對它作出嚴密準確的定義，而我現在也無意在已經提出的那些理論或概念中再增加什麼東西。就目前研究而論，為使之區別於其他形式的變革，我們約定，我所謂革命是指這樣一種改造活動，它影響深遠，發展迅猛，且具有與過去一刀兩斷或曰連續性中斷的特徵。當然，這三種特徵，其含義多少都有點不夠確切。變化的範圍和速度不僅僅是個程度問題，連續性和連續性中斷之間的界限實際上是一種判斷，它要說明，就我們所討論的事物而言，現實中的哪些方面在決定其性質或質量方面起著決定性的作用。無論如何，綜合以上三個標誌，應能充分揭示出我們將要論述的現象。
我們能夠談論一場完整連貫的20世紀中國革命嗎？從20世紀初，甚至從19世紀初開始，是否有一個連續不斷的革命過程，在此過程中，每一階段都是其前一階段的合乎邏輯的必然延續？或者說，現實存在的是否只是一系列彼此分離的革命變革，並無必要用某種必然的因果鏈條把它們聯繫在一起？
探討這些問題，不僅對於區分兩個相繼而來的革命階段，而且對於區分各種不同範圍或方面的革命，如政治革命、民族革命、文化革命、社會革命、經濟革命、技術革命等，都是有幫助的。這六種類型的革命，毛澤東本人在過去的歲月里曾多次提到過。他像列寧那樣，把政治看作「主線」，把奪取政權看作其他方面變革的關鍵。同時，他認為，如果要實現政治革命，就要把民族革命、文化革命和社會革命看作政治革命必不可少的補充。
第一次政治革命（在中國被認為是資產階級性質的）在毛澤東還沒有開始在中國歷史上起作用之前就發生了。誠然，1911年的革命是一種散漫的、無結果的事件。它不像1949年的勝利，也與1927年蔣介石建立的國民政府不同，它不是由一種十分明確的政治力量來組織、支配和完成的。孫中山、黃興以及他們領導的組織為推翻君主制度創造了條件，但孫中山、黃興既沒有組織1911年10月10日的起義，也沒有成功地控制這一起義的結果。儘管如此，1911年革命斷然掃蕩了皇權思想，不僅為未來的政治變革，而且也為其他類型的革命創造了條件。
不管怎樣，1911年發生的革命，表現了統治方式的變化，清朝的崩潰是19世紀初以來一直在進行著的歷史變化過程的頂點，而不簡單是鴉片戰爭以來西方勢力衝擊的結果。根本原因在很大程度上是國內的：18世紀末19世紀初人口的急劇增長，其他各種經濟和社會力量的出現，這些東西是舊制度所難以對付的。然而，外國勢力支持清王朝之日，正是加速它的滅亡之時，它們的存在，也給革命的天平增添了新的因素。
從1840年起，民族主義運動在中國明顯地增多。部分歐洲人、美國人和日本人對中國主權的滲透和侵犯，不久就達到這樣的程度，即不但在農民中間引起了對外國人的畏懼和憎恨，而且幾乎包括政界、知識界各種類型的上層人物在感情上都認為必須改變這種狀況。19世紀50年代，馬克思和恩格斯曾把太平天國的起義看作是一場「可怕的革命」，看作是「維護中國民族主義的人民戰爭」（今天我們可稱為「民族解放戰爭」）。［２］無論如何，太平天國運動對於民族革命是一個推動，而且在這以後，中國民族解放運動採取了比太平天國或義和團更加進步的形式。
當然，這種民族主義情感對1911年政治革命的發生是起了作用的。即使不說對清王朝滿族統治者的敵視，僅就其所作所為而論，這些統治者看來也是腐敗無能至極，因此，從傳統觀點看，他們是有辱天命，盡失人心。而對亡國滅種前途所感受到的巨大痛苦，使越來越多的中國人由改良陣營轉向了革命陣營。
這樣一種對帝王思想的排斥構成了中國政治文化上的一次革命，並且也是19世紀中葉以來一直在進行著的文化變革的結果。西方思想的傳入，開始是零散的，不久以後就成了洶湧大潮。在它們的影響下，中國自身的傳統受到了猛烈的衝擊，在思想領域出現了新的動向。這種新動向只能稱之為革命，儘管它們發生在五四運動之前。可見民族革命和文化革命是互相促進的。
在武昌起義以後的政治革命中，毛澤東作為一個革命軍的士兵起的作用微不足道。在五四時期日益高漲的文化革命高潮中，在更加有力、更有組織的民族主義運動中，從1915年「二十一條」的簽訂到1925年的「五卅」運動再到1926—1927年的事變，毛澤東雖然還不是主角，但卻是個有影響的人物了。至於20世紀20年代在農村以農民戰爭形式出現的社會革命，毛澤東雖不是發起者（那榮譽屬於彭湃），但卻是最成功的代表者，他在農村根據地以游擊戰的方式為革命開闢了道路。
這是否意味著毛澤東像許多學者幾十年以來所認為的那樣，是一位「農民革命家」？一些人持這種觀點，其理由不過是毛澤東看到了農民身上固有的潛在革命性，認為革命必然在農村發生。另外一些人則走得更遠，堅決認為毛澤東在1927年不僅僅是暫時放棄了城市，而是完全拋棄了工人階級領導的概念，完全否認了城市知識分子傑出人物在革命中的作用，並且使自己成為實現農民所固有的空想抱負的聖徒。
毛澤東曾動員農民去進行革命，這是無可置疑的事實，但認為毛澤東是盲目地附和農民的理想而不是去領導他們，則顯然是荒謬的。在理論和實踐上都能證明，他堅定不移地信奉列寧主義關於黨是先鋒隊的思想。還有一種觀點也是站不住腳的。這種觀點認為，1927年以前由城市知識分子中的傑出人物占支配地位的中國革命，同後來毛澤東領導下的城市傑出人物並沒有起很大作用的中國革命是完全對立的。但是，毛澤東對農民在中國社會中的中心地位的認識，以及他頭腦中某些農民意識的影響，從20世紀20年代中期到1976年持續存在了半個多世紀之久，這些東西同他思想中明確的馬克思主義的「正統」成分融為一體，確實構成了一個複雜的、各種成分彼此衝突的思想模式。
另一方面，毛澤東的革命觀不僅重視那些受過教育並已成為黨的組織者和理論家的個別人，而且也包括一般的知識分子在內，這一點也非同一般。「中國的革命運動，都是從覺悟了的學生青年智識青年們開始發起的」，這是毛澤東1939年在五四運動紀念大會的演講中宣布的觀點，這段話後來被刪掉了。［３］他又說，五四運動固然是由知識分子發動的，但必須聯合由工人、農民組成的「主力」，才能達到戰勝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的目的。這樣明確說明革命的最初動力來自青年學生和知識分子，從一個側面反映出毛澤東本人對20世紀中國革命的看法。
顯然，這種看法自五四運動以來是始終一貫的。毛澤東在 1919年8月曾寫道：「天下者我們的天下。國家者我們的國家。社會者我們的社會。我們不說，誰說？我們不幹，誰干？」［4］ 這一看法自五四時期以來一直沒有改變。這裡所包含的，不僅是要求由他這一代人來掌握中國命運的使命感，而且是一種確信無疑的觀點，表達了毛澤東對革命過程中不同要素之間的關係的看法，這個意思在我們剛剛引述的1939年那一段話里表達得更加清楚。在若干年以後，於1959年至1960年間，毛澤東在其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讀書筆記［5］中，把他的見解集中起來，明確而系統地提出了關於歷史因果關係的理論：
整個革命的歷史表明，新的生產力的高度發展對於改變落後生產關係不是必要條件。我們的革命是從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的宣傳運動開始的，這有利於在社會上製造出新的輿論，由此去推動革命向前發展。只有在革命中推翻落後的上層建築，才有可能摧毀舊的生產關係。舊的生產關係被摧毀後，新的生產關係才能建立起來，為新的生產力的發展掃清道路。……
在你製造出新的輿論和奪取政權之前，是不可能解決所有制問題，並大規模發展生產力的，這是一個普遍的規律。［6］*
毛澤東在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社會主義部分時有如下論述：「一切革命的歷史都證明，並不是先有充分發展的新生產力，然後才改造落後的生產關係，而是要首先造成輿論，進行革命，奪取政權，才有可能消滅舊的生產關係。消滅了舊的生產關係，確立了新的生產關係，這樣就為新的生產力的發展開闢了道路。」見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史學會編：《毛澤東讀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批註和談話》（清樣本），170頁。——編者注
這段話顯然是表達了這樣一種見解，即上層建築的變化可能是由生產力的逐漸發展而引起的，但根本的變化只能出現在政治革命之後，政治革命本身通過輿論的動員作準備，並使之成為可能。這種見解與毛澤東一貫強調自覺能動性、主觀力量和上層建築的重要性是一致的。不管怎樣，還應當指出，從這段話中概括出的要點既符合毛澤東本人的生活模式，也反映出更為廣闊的中國歷史和文化的背景。
由張之洞發起的工業化（毛澤東多次把這種工業化稱為整個中國革命的出發點）［7］開始了一個變革的過程，毛澤東和其他人在五四運動期間成為這一過程的參加者，他們通過文化革命最終打開了政治革命的大門，然後再進行1949年以後的社會主義改造。毛澤東是這樣看問題的，而且事情本身也是這樣。但是在從這一經歷中總結出具有普遍性的革命理論的時候，毛澤東也是憑著根深蒂固的中國人的習慣在辦事。知識分子不但兩千多年來在中國的政治制度中起著決定性的作用，而且在一個以書面文字的「傳諭」方式進行統治的社會中，「製造輿論」也必然需要舞文弄墨的人參與，1919年的情況就是如此。毛澤東把這看作是當然的事情。在這方面，他是否意識到中國與那些不以成文傳統為基礎的其他文化之間的區別，現在還說不準。換句話說，與其說他是個農民革命家，不如說他是個農民出身的參加革命的知識分子。因為，如果不是處在這樣一個革命時代，他本來可能是作為一個知識分子去實踐傳統的治國之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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