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羅斯的2014，成為西方的「他者」

06-08

2014年是俄羅斯與西方關係的一個重要轉折點，俄羅斯對國際戰略環境和自身處境的看法發生了重要變化。烏克蘭危機爆發使得俄羅斯與西方關係全面惡化，冷戰後建立起來的對話關係被軍事對峙和外交攻擊所替代。普京的外交焦點集中在「反孤立」和「反制裁」，通過加強亞太國家的合作來平衡來自西方的壓力。西部安全環境的惡化實際上已經改變了俄羅斯外交重心，打斷了俄羅斯試圖重回國際政治舞台前沿的步伐。

進入21世紀以來，在普京的領導下，俄羅斯已經走出轉型政治經濟危機。特別是在普京的第三任期，俄羅斯更加積極廣泛參與國際安全、經濟和政治事務，並努力恢復原蘇聯地區的經濟一體化，已成為多極世界中的獨立一極。然而，在烏克蘭危機之後，俄羅斯正經歷冷戰結束以來最嚴重的外交困境和經濟困境。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連續5輪的制裁，「精確打擊」的目標鎖定在俄羅斯一向引以為傲的能源、軍工、金融等領域，雖然不至於給俄羅斯經濟造成災難性後果，但對其未來發展帶來的困難和傷害卻不容低估。儘管俄羅斯以強硬的方式再次展現了自己的「硬實力」並奪取了克里米亞，但其國際形象被西方「妖魔化」。俄羅斯被踢出「八國集團」，俄羅斯—北約理事會停止運作，俄加入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的談判無限期凍結，俄多年來融入西方軌道的努力付諸東流。

西方眼中的「他者」

西方與俄羅斯之間的嫌隙，有歷史的前怨，也有冷戰時代的後仇，關鍵是西方精英社會在骨子裡從來都把俄羅斯人排除在「西方文明」之外。曾為里根當過國家安全事務顧問的蘇聯和東歐專家派普斯（Richard Pipes），在自己的《俄國革命的三個為什麼》著作里就表達過：「從歐洲史的視角來看俄國的歷史，俄國的國家權威，不是民間自下而上湧現的，而是自上而下建立的。俄國的平民只是國家威權的從屬物，從這個角度，俄國這個國家，氣質上是東方的。」

蘇聯解體之後，西方國家對俄羅斯的不安全感並沒有完全消失，大量的足以消滅地球許多次的核武器，複雜的地區和民族矛盾讓西方國家一直小心翼翼地防範俄羅斯再次重啟帝國夢想。西方一方面積極在政治上推銷西方的憲政民主制度，力圖在政治上防止俄羅斯民族主義和大國主義的復活，在經濟上扶植自由市場經濟和私有制經濟。另一方面，西方試圖在軍事上小心地推動俄羅斯的核裁軍計劃，在地緣政治上弱化和瓦解俄羅斯的勢力範圍。通過北約和歐盟的雙東擴，西方陣營不僅整合了歐洲大陸的大部分空間，還將戰略觸手慢慢伸向原蘇聯空間。可以說，西方世界一直沒有放棄改造俄羅斯，試圖將俄羅斯約束在一個更狹窄的地緣政治空間內。美國為首的西方陣營不僅並未準備接納俄羅斯，甚至不願承認俄羅斯的地區大國地位。

在西方精英的眼裡，俄羅斯依然是西方文明世界中的「異類」，仍然將其視為政治、文化和安全上的威脅。當西方國家試圖通過顏色革命、更迭政權的方式打破俄羅斯周邊國家的地緣政治平衡時，普京逐漸失去了耐心，俄羅斯選擇用「硬實力」來回擊外部挑戰。俄羅斯本能的反擊和衝動，實際上更強化了西方社會的不安全感和排斥心理。2008年8月8日，喬治亞政府選擇以軍事方式解決南奧塞梯問題，此舉遭致俄羅斯的軍事回擊。俄格戰爭直接導致美俄關係重啟失敗，歐盟啟動了整合原蘇聯國家的「東方夥伴關係計劃」。排斥俄羅斯的東方夥伴關係計劃實際上就是瓦解獨聯體組織的經濟一體化計劃，旨在強化西方民主價值觀和擴大歐洲經濟一體化空間。同樣是在2014年，當烏克蘭國內遭遇歐洲一體化危機，歐盟和美國積極介入調停的後果是亞努科維奇政權的崩潰。自2000年普京入主克里姆林宮以來，俄羅斯政治轉型發生了新的變化。在西方社會看來，普京所倡導的「新保守主義」內涵實際上就是，在政治上反對照搬西方，主張政體必須適應本國國情，強調中央垂直管理在轉型時期的重要性。普京強調繼承俄羅斯民族的歷史文化，引導全民回歸以愛國主義、宗教信仰、家庭觀念為核心的傳統價值觀，反對西方式自由主義觀念侵蝕。特別是普京在外交上堅持國家主權至上，反對西方以維護人權的借口干涉別國內政，努力推動獨聯體一體化進程，試圖打造以俄羅斯為中心的世界政治一極。普京對俄羅斯未來的設計顯然是與以美國及西方國家主導的西方社會價值觀分歧更加明顯，於是雙方借烏克蘭危機而產生的地緣政治博弈在所難免。

　　俄自我身份認同難抉擇

國際政治環境的變化有其客觀性，同時還依賴於俄羅斯對自我身份的主觀認識。蘇聯解體後，俄羅斯的超級大國地位突然崩塌，這對於領土橫跨歐亞大陸、懷有救世主義思想的俄羅斯民族而言是難以接受的。俄羅斯社會在短短二十餘年間經歷了一個從否定自身價值、全盤西方化到肯定自我、重新審視西方、強調俄羅斯特色的複雜進程。俄羅斯社會的自我身份認同的鐘擺在西方化與反西方化、歐洲大西洋國家還是歐亞國家之間的不斷探索，進行了艱難的抉擇。

普京對外政策的調整軌跡反映了俄羅斯重新認識自我的心路歷程。在俄羅斯的大國夢中，救世主義的「彌賽亞思想」發揮著至關重要的作用。審視俄羅斯社會演變的歷史軌跡不難發現，以東正教信仰為核心的俄羅斯文化是左右俄羅斯民族行為的內在的基本準則，俄羅斯民族的思維方式、道德規範、價值取向等深受東正教的影響，這從根本上決定了俄羅斯民族的歷史命運。東正教文化中的救世主思想成為俄羅斯大國意識的文化基礎，一旦有機會就可能迸發出巨大的社會能量。

在經歷長達十餘年的轉型陣痛期之後，俄羅斯經濟在21世紀前十年進入快速增長階段，不斷恢復的綜合國力增強了國民自信心。在普京執政初期，俄羅斯外交偏向於實用主義的務實外交，承認美國在全球事務中的領先地位。在地區熱點事務上與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雖有利益分歧，但仍然以合作和對話為主。但是，在2008年俄格戰爭和國際金融危機爆發之後，俄羅斯對於自身認識發生了明顯的改變，俄羅斯開始重新審視國際環境，凸顯外交主動性和務實性，謀求在全新基礎上取得世界大國地位。正是在這種全新的自我認識之下，俄羅斯加快了獨聯體經濟一體化，搭建起俄白哈關稅聯盟。與此同時，俄羅斯在2010年2月還出台了全新的《俄羅斯軍事學說》，明確將北約視為俄羅斯的安全威脅，擴大對外軍事干預和保護俄族僑民的權力。隨後，普京在2011年競選總統第三任期時，還明確提出了俄羅斯恢復世界強國地位的戰略目標。

普京強硬回擊西方

2014年烏克蘭爆發危機之後，面對西部安全環境的惡化，以及俄羅斯族僑民受到的安全威脅，普京選擇採取極端的回擊手段。3月18日，普京迅速批准了俄羅斯族占多數的克里米亞地區加入俄羅斯申請，並且支持烏克蘭東部盧甘斯克州和頓涅茨克州居民的自治主張。烏克蘭東部戰爭因此成為冷戰後在歐洲大陸爆發的最大規模戰爭。大規模人員傷亡不僅使得烏克蘭內部部族矛盾激化，也將俄羅斯與西方陣營的關係拖入敵對狀態。

普京執政以來，俄羅斯綜合國力得到了長足發展，特別是國際金融危機爆發以後，俄羅斯的大國認同意識得到了不斷強化，促使在處理地區事務上更加自信，特別是美國為首的西方陣營粗暴干涉烏克蘭國內政治危機的行為，嚴重激怒了普京的外交耐心和民族自尊心。普京在3月18日接受克里米亞「入俄」的講話中，火山噴發般地道出了俄羅斯人長期積累的憤懣與不滿：「1991年，大國已不復存在，當時俄羅斯感到自己不是被偷光了，而是被搶光了。」普京以北約東擴和美國加緊在歐洲部署反導系統為例，指出儘管「俄真心希望與西方對話，希望相互關係是平等、開放且誠實的。但沒看到西方為此所做的任何努力。相反，我們一次又一次地被欺騙，別人在我們背後替我們做決定，留給我們的都是既成事實」。他指責西方使俄羅斯「生活在層層限制之下」，表示「無法容忍這種令人髮指的歷史的不公正」，要求西方「必須承認俄是國際事務中自主且積極的參與者」。於是，歐洲大陸重新成為俄羅斯與西方國家軍事對峙的前沿。制裁與反制裁，孤立與反孤立成為俄羅斯外交的新變化。

俄羅斯與西方關係發展變化既有國際政治環境發生變化的客觀原因，同時也有俄羅斯自身大國意識復甦的主觀因素。烏克蘭危機的爆發為兩者之間建立起緊密的聯繫，促使俄羅斯從一個冷戰後國際政治秩序的接受者轉變成為一個挑戰者。烏克蘭危機是俄羅斯東正教文化與西方基督教文明的一次正面交鋒，是俄羅斯文明中彌賽亞情結的一次強烈釋放。選擇成為西方世界中的「他者」無關是非，而是俄羅斯在新世紀發展的重新定位。選擇成為俄羅斯自己，並不是脫離人類社會發展的主流文明，更不是與世隔絕。俄羅斯對西方主流社會「SAY NO」的行為，更像是其嘗試在人類歷史發展長河中作出的一個積極姿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