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體調查:八項規定後一個縣省了多少錢?
過去的2013年,可以說是公權的「禁令之年」,從「八項規定」到「六項禁令」,再到「糾四風」,規範吏治、整肅官場成為了今年各地政府的重頭戲。見微知著,《廉政瞭望》雜誌將視角投射到一個西部縣,在這特殊的一年裡「帳薄」的變化,以及該縣官場的生態變遷,為讀者解讀政府在新風之後怎麼花錢,怎麼省錢?
封面報道:官飯的學問
飯局,在官場上一直為人所重視,吃飯在官場上也歷來有學問,重點就在這個「局」而非「飯」上。過去不少人是想一探飯局的遊戲規則,以期許自己能夠在飯局上如魚得水,當然更怕自己出局。然而,新風之下,這些情況在起著變化。
官員每天都要應付許多執政難題,在上下級之間穿梭,在公眾權益和行政執法之間找契合點,對此,有官員表示在吃喝中得到放鬆和舒緩壓力,但這些飯局中依然難言輕鬆。
在這組文章中,我們調查了新風之下的一個縣一年能省多少錢,探討了吃喝的尺度,比照了香港官員的飯局,更回溯了飯桌上的政治。我們認為,在一年多來高層強力帶動下,地方「飯局」的變化非常明顯,但中國官場傳統的飯局文化,仍需努力才能完全「破局」。
本文調查對象為西縣(化名),工業較發達,人口50多萬,2012年GDP約為150億元。
八項規定後一個縣省了多少錢?
——以西縣賬簿為範本
文_本刊記者 劉霄 舒煒
喝不喝茅台,劉華澤這兩天一直在糾結。
「縣裡來了重要客人,聽說對方老總就總愛這一口,但這次怕是要得罪客人了。」這名西縣接待辦主任在廉政瞭望記者面前『訴苦』,「上次人家來,是好酒好菜招待著,真是為難呀。」
相比於劉華澤的暫時糾結,西縣紀委常委張德更是為難:「因為沒有具體的接待細則,每當幹部向紀委請示時,我們甚至不能提供具體意見,只能提點原則上的要求。」
不過,西縣財政局副局長王釗則很高興,他對記者表示:「八項規定出台已有一年多,西縣『三公』經費大大減少,在2013年省下了1400多萬元。」記者還了解到的大縣一年「三公」節省了5000多萬元。
部門裡的花錢譜系
在王釗口中的這1400萬元中,「飯桌」上用的錢大幅減少。他說:全縣在去年1~10月中,共接待中央、省市客人70餘批,2100餘人次,接待費用同比減少30%。一名公務員的公務接待費用預算,本來是一年一萬元,在2013年壓縮至9000元。
西縣農工委,在年終全縣大會上得到了縣委書記的表揚。因為他們在2013年的接待費用同比減少了61.56%,排名第一。分列二、三位的,則是老幹部局和檔案局。
在另一頭,招商局、農業局和計生局成為了三個「反面典型」。
不過這樣的結果一宣布,當場就有人小聲質疑:「被表揚那些單位,人來客往本來就少,這樣簡單排名,不公平!」
似乎是預料到會有一些質疑,縣紀委書記鍾立在會上作了情況說明:公務接待費用高的單位,並不意味著一定有問題。有招商引資任務的單位經費使用多一點是可以理解的,但要和自己往年比,和兄弟區縣比;需要經常下基層的單位,出差補助、公車下鄉油費可能也會高一些,我們會分別對待。
但鍾立話鋒一轉:「據我們所知,個別單位公款接待多的原因,和領導的個人喜好有關係。有的領導家住在市裡,一些接待自然放到市裡去了;有的領導嗜酒的毛病一直沒改過來,難免不會上行下效。」
此話一出,讓台下幾個單位的一把手面紅耳赤。
其實,在西縣紀委的調查中,各單位和各鄉鎮中,自帶食堂的比沒有食堂的接待費用明顯要低。去年這裡最大的一個鄉鎮,就因為接待費用偏高,被口頭批評。有意思的是,當地幹部在接受記者採訪時,仍有一些「不服」:這個鎮因地理位置特殊,很多組織上、政策上的示範點都在該鎮,參與檢查,接待學習的次數相對較多,花銷也大一些。
不過縣上並不同意這種「辯解」,「壓縮後,再壓縮。」是西縣財政局局長於偉在接受記者採訪時,吐露的未來「花錢策略」:2013年全縣一般性支出預算,同比削減了10%,今年將在2013年基礎上再壓縮10%。
省下來的錢,怎麼花?
錢是怎麼省下來的?
對此,西縣的經驗是在管住一張嘴。
西縣在30個鄉鎮設置廉政灶,不管來者何人,一起吃大鍋飯。一份蒜苔炒肉,一份紅燒茄子,再加一碗素湯,人均15塊錢。
盡量不買高檔煙酒,也省了一大筆開支。西縣去年的酒水市場上,茅台等高檔酒面臨絕境。張德向記者透露:今年最常見的接待酒水,是最高價格為200多元一瓶的本地產白酒。
西縣的另一個經驗是通過花錢來省錢。
2013年,西縣共採購節能產品1838萬元,占同類產品採購金額的63.13%。西縣國資局將各單位原來較耗電的10967支T8型燈管,換成T5型節能燈管,綜合節電律達到了48%。「羊毛出在羊身上,這些錢都是各單位自己掏啊,最開始大都不願意,我們挨個給這些單位做做了很久工作。」西縣國資局局長在接受記者採訪時說。
而在外界關注的政府採購領域,從以前「只買好的貴的」向「物有所值」轉變,追求 「少花錢」和「花得值」。該縣財政局一名主管預算的工作人員向記者透露,去年各單位壓縮開支,在政府採購上比上一年共節約了700多萬元。
此外,「騰籠換鳥」也是西縣的慣用招術。
為了物盡其用,西縣新設了單位固定資產的「公務艙制度」,把檔案館閑置的檔案架劃撥給別的單位用,把市委辦空置的桌椅撥給一事業單位使用,這又為西縣在賬簿上省了一筆。
西縣民政局辦公室主任張明則給記者講述了該局的「公車使用史」,他說:「民政局共有3輛公車,一輛年久失修,但修理費用高不划算,報廢年限又沒到,只能幹放在車庫裡;一輛是技術落後的手動擋,司機開下鄉踩著腳都疼。」民政局申請購買公車的條件雖已達到,但也沒有被上級允許。而交通局因主要辦事人員要值夜班,需要買一張便攜鋼絲床,這一件事由也要向紀委詢問,在當下是否合適。
省下來的錢怎麼花?簡單來說,要用在了「刀刃」上,那怎麼區分是不是「刀刃」呢?
廉政瞭望記者在西縣財政局的一份文件中看到,2013年,西縣節約出的財政資金主要投放在農村基礎設施建設,因西縣正大力發展現代化農業;社會保障工程,這是節約款項中花費最多的領域,也是財政資金使用的民心所向;還有突發災害援助,在一次重大泥石流災害中,西縣動用了節約的部分款項,安排給交通部門,用於救災。
並未「官不聊生」
縣委書記帶著速食麵下鄉,是西縣人盡皆知的事,一度還登上過省級媒體。
當地一名紀委幹部向記者表示:「人家大領導都能做到的,我們只是學習而已,目的是不給基層增加負擔。貴州去年不就規定了嗎?省委省政府和省直部門負責同志到鄉(鎮)、村調研一律自帶乾糧、速食麵。」
據他回憶,有一次,來了上級領導,西縣某單位要留人進餐館吃飯,被婉拒,說:「你們縣米粉有特色,最出名,要不然我們就一人來一碗米粉如何?」
因沒有具體的標準,讓某些單位在執行中不知如何拿捏,大多是異常小心,「寧左勿右」。西縣司法局在接待一次來客訪察後,給縣紀委報告並諮詢:「讓他們自己去找吃飯的地方,我們各自回家吃可妥?」
沒了大吃大喝,大部分官員都表示歡迎,西縣國土局的張明就對記者說,「以前自己搞接待,一個星期要參加四五次飯局,現在一個月都吃不到兩次,『三高』也降下來了。」
不過,對公務員的荷包也卡緊的話,不少人就要緊張了。
據王釗透露,西縣經濟較好,基層公務員一年的收入大約在四到五萬元,但去年光是福利就減少了數千元。一些公務員們甚為發愁,紛紛抱怨自己淪為「中低層收入者」。此外,對公務員個體的補貼也幾乎絕跡了,如縣國土局取消了對本單位中層幹部每月120元的通訊補貼和值班補助。
前幾年,各單位還流行組織人員外出旅遊,每人每次補助2000到3000元。如今,這一塊基本化為了泡影。
「對於過去年底泛濫的購物卡和紅包,我們正在反覆盤查」,張德表示,「但還是收到兩起舉報,說有人在頂峰收禮。」
過去,在西縣人情交往的主要方式有吃飯、打牌和送禮,但現在這三項活動都在慢慢減少,「準確說,不如過去那樣『大張旗鼓』,要讓這些完全絕跡,還需要更多的時間。」張德表示。
一名西縣官場人士在接受採訪時還談到:「公車私用查的很嚴,用公車麻煩,心裡不舒坦,我自己有私車,為了方便,我寧願開私車。」在西縣官場里,私車的購買率正在上升。但也有人對此表示:「說明幹部不差錢嘛,遠沒有外界所說的『官不聊生』局面。」
但對不知分寸的官員而言,意義就截然不同了。西縣紀委在2013年,共查處沒有嚴格執行八項規定的官員13人。其中,有大張旗鼓擺宴席的,有公費旅遊,有吃拿卡要的。西縣某鎮村支部書記梁某,使用村集體資金帶著家屬出門旅遊,事情過了3年,照樣被追查。
官場的吃喝接待少了,官員們也自由閑適了不少。西縣普通民眾看到了往日見不到的景象:周一至周五的傍晚,西縣的各部門官員,甚至有縣領導,在河邊陪著老婆孩子散步閑逛。
有人說,在中國這樣一個人情社會,吃喝絕不僅是填飽肚子的問題,它已成為一種交際手段,甚至被稱為事業的「潤滑劑」。那麼,新風之下,官員們吃喝的尺度到底在哪兒呢?
能吃和不能吃的界限
文_本刊記者 龍在宇
李紅是西部某縣級市的城管局副局長,對於那些數不清的飯局,他和其他人一樣都覺得累,但又不得不打起精神應對。「市裡有名領導感嘆過,吃飯不是生理的需要,是感情的需要。」李紅在廉政瞭望記者面前露出一絲苦笑。
不過,奢侈浪費、大吃大喝之風卻與厲行節約的宗旨格格不入,八項規定中的重要內容,就是遏制舌尖上的腐敗。
當「中國式應酬」遭遇八項規定,一些官員們似乎不會吃、不敢吃了。
請客容易送客難?
《陋室銘》中有句話,談笑有鴻儒,往來無白丁。這句話用在公務接待中卻並不準確。上級、平級、下級,在過去都能從公務宴請中找到自己的一個位置。
「最能成為座上賓的,自然是上級領導」,李紅掰著指頭向記者訴說,以往要過年了,四大家分管城管工作的領導,都得請到,還不能厚此薄彼。不同的宴請,規格自然不同。
此外,在李紅往年參加的宴請中,和城管局平級的一些重要單位一把手也少不了。李紅介紹說,市裡的單位很多,城管局並不會邀請每家單位的領導,但諸如財政局等單位的一把手,一定會在受邀之列。至於下級間的宴請,早在去年春節前就全部取消,全局不再組織團年,局裡各大隊、科室也不再團年。
記者在採訪中發現,大多數單位的情況與李紅所在的城管局類似,下級的宴請與聚餐已絕跡。比如團年宴,沒有一家單位今年有此計劃。至於對平級與上級的宴請,部分則保留了下來。
在西部某縣的建設局,就明確規定,部門內不組織聚餐,只有上級單位或外地單位有客人來時,才進行接待。不過該局副局長表示,中國素來講究待客之道,外地來的客人,自然還是要接待一下。八項規定出台後,縣委確定了接待工作的八字方針:熱情周到、勤儉節約。「按照我的理解,對待客人,擺在第一位的還是熱情周到。」
為何取消平級或上級的宴請較為困難?除了官場里「唯上」的心態,也有許多現實的困境。一名縣民政局辦公室主任告訴記者,關於接待的有些具體問題,不是縣裡、市裡能解決的,還需要更高層面來協調。「過去年年請,現在突然取消了,有的人難免有想法,請客容易送客難啊!」
浙江溫州曾出台過被網友譽為「史上最細」的公務接待標準,明確公務人員在溫州市內從事公務活動,確需在當地就餐的,所有人員一律吃工作餐,每人每餐不超過60元。
不過溫州官員也表示,這項規定僅限於同城接待,對於上級單位或到溫州考察學習的市外單位,並不參照這一標準執行。
「內部的事情好解決,比如各鄉鎮民政幹部的年終大會,按過去的慣例,開會之後所有人要聚餐,從去年開始這頓飯就取消了。但外面來的客人還是要接待,像在外地流浪的人員被遣返回來,我們總要接待一下負責這項工作的外地民政系統工作人員。不過按什麼標準接待,現在還沒有具體說法。能否全國統一規定,凡是從事這項工作的人員,食宿全部由原單位報銷,當地不再負責?」
吃多少算是大吃大喝?
八項規定出台後,為人深惡痛絕的官員大吃大喝之風得到極大扭轉。不過當廉政瞭望記者赴各地採訪「落實八項規定情況」時,數名紀檢監察系統的幹部卻糾正了記者的說法:「不能說是『落實八項規定』,應當是『落實八項規定的精神』。」
一名紀委幹部解釋說:「八項規定是針對中央領導人提出的,它的適用對象也是中央領導。至於各地,是要落實八項規定中體現出的厲行節約,嚴禁鋪張浪費的精神。」
既然八項規定並不是針對各級領導幹部的一個條分縷析的「硬框框」,那麼在貫徹執行時,各地如何掌握標準?
姚銳是西部一名副縣長,他所在的市,按照八項規定的精神,制定了九項規定,而縣裡又進一步細化,制定出十項規定。「總的精神都是嚴禁鋪張浪費,但條款更具體。比如市裡的規定,明確了公務接待一律不上煙酒,縣裡則規定接待時不得點海鮮產品。」
一名市教育局辦公室主任介紹,現在公務接待中一般不會出現高檔酒了。「關於什麼是高檔酒?市裡有個文件,說的是茅台等一類名酒。這個『等』字如何理解,上面也沒明確說。我們的理解就是,凡是價格與此相近的,都屬於高檔酒。」
李紅則拿酒打了個比方,一般局裡內部吃飯,都是喝一百多塊錢的酒;邀請其它局的領導,就得上三五百塊的酒。至於邀請上級領導,那得看領導喜歡喝什麼。「兩桌人喝一瓶200多塊錢的酒應該不算什麼,但喝了七八瓶幾十塊錢的酒照樣要算大吃大喝。」李紅表示,「對飯局是否奢侈的定義,並不是因為酒的品牌,或者說酒的價格,這必須看飯局的檔次和規模。」
華東地區一名接待辦主任對廉政瞭望記者說,現在都講吃工作餐,不搞宴請,但工作餐的標準如何掌握?究竟50元/人算工作餐還是80元/人算工作餐?「有次鄰縣縣長來考察,關於工作餐的接待標準如何制定,我們也拿不準。最後還是區委書記決定,安排去酒店吃自助餐。據我所知,那家酒店的自助餐就是168元/人。」
姚銳向記者坦承,在整治大吃大喝現象時,確實面臨著一些疑惑。「究竟吃多少錢的宴席,算是大吃大喝,目前還缺乏標準。」他介紹道,清理辦公用房時就很簡單,上面有規定,哪種級別的領導能擁有獨立辦公室,不夠級別的就堅決清理。還有處級幹部的辦公室面積是多少,廳級幹部是多少,文件上一目了然,凡是有超標的,限期清退。
四川省紀委一名處級幹部告訴記者,他們已經了解到下級單位的許多意見,目前正在調研,力爭能儘快出台操作性更強的規定細則。
一些市、縣一級的紀委負責人則建議,上級部門出台的細則,既要考慮到各地經濟發展水平的差異,少搞一刀切,也要拿出讓人一目了然的硬指標。「規定太細,缺乏操作性不行,但要是標準太寬泛,極有可能會有人鑽空子。」
由於具體標準有待細化,便衍生出另一個問題——有些行為,在某地算是違規,到了另一地,卻又並未被禁止。
一名東部地區省級紀委的幹部王宇告訴記者,他所在的省也曾考慮出台一個細則,對婚喪喜慶的桌數進行規定。但一番調研之後又作罷。「每個人的社會關係不一樣,親朋圈子也不同,不太適合搞一刀切。」
官員飯桌去哪兒了?
「雖然各地紛紛出台針對大吃大喝的禁令,但有時候又不得不吃,我們只能轉戰第二、第三戰場。」中部地區一名縣委秘書長王安東表示,「吃得最多的是單位食堂,當然也有一些具有政府背景的酒店,最有印象的一次,是在反貪局的審查點吃的,那裡的廚師是從五星級酒店請來的,手藝不錯。」
據廉政瞭望記者了解,很多單位去年乾的最多一項工程建設就是翻新食堂。「餐廳外表跟大排檔無異,大部分菜式是普通家常菜類型,但裡面的包間有專用電梯直達,吃什麼,只有參加接待的人才知道。」王安東說,「有幾次在吃飯的時候,縣領導都點名要他去『關上門』」。
廣東某省直機關一名中層人員趙力經營著其單位的餐廳,並很早就開始做公務接待,還帶了不少政府圈子裡的朋友前來就餐。如今該餐廳在政府圈子裡小有名氣,甚至,外省一家國企廣東分公司的負責人也「慕名而來」,宴請廣東當地一些在政府工作的朋友。
位於大院裡頭的餐廳能把外省國企吸引前來做東,這讓趙力意識到相關部門對鋪張浪費的敏感程度。「除了隱秘的原因,食堂怎麼說都比酒店會所便宜,不容易出問題,」趙力說,「雖然他們依然是用公款結賬。」
北京大學廉政建設研究中心副主任庄德水認為,無論公款吃喝轉移到哪裡,採取多隱秘的形式,最終還是要拿發票報銷。財政預算不夠嚴謹細化、對假賬審計不力、公務接待長期缺乏標準和監督,是造成公款吃喝屢禁不絕的根源。
一名市直部門的辦公室主任告訴記者,許多單位的接待費用居高不下,絕不僅僅是管不住自己的嘴,而是許多說不清道不明的費用,最後全用接待費衝掉了。剎住了吃喝風,也要堵住這個大漏洞。李紅也說,團年宴上發出的那些紅包,最後都會統一歸入接待費中報銷。
某縣紀委副書記介紹曾經查辦過一起案件,有名局長拿著公款去行賄,最後又用餐飲發票把這筆錢報銷了。一名省級紀委的黨風室主任告訴記者,該省紀委曾聯合財政部門,下發了規範財務制度的相關文件,明確規定凡是公務接待報銷,必須要單位公函與接待清單。公函由被接待單位出具,證明本單位人員確實到了當地,需要對方出面接待。接待清單上則寫明宴席菜品與出席人員。
不過他也承認,在落實這項制度時,存在打折扣的現象。有些單位是接待之後,再來補辦公函與接待清單。甚至還有單位,沒有這些單據,一樣在報銷。有被查處的財務人員還顯得很委屈,說:「自己在這個單位上班,一把手簽字讓報銷的錢,自己敢頂著不報?」(應被採訪者要求,文中部分人物為化名。)
一名高官和部分餐廳老闆相熟,勉強安排一些看得上眼的飯宴,但經常要欠他人情成分,高官不想每次都打人情牌,所以不敢再問,有時唯有自己掏腰包補差價。
香港飯局,怎麼吃?
文_本刊特約駐香港記者 凌德
最近,四個飯局成為香港茶餘飯後的談資。飯局的主人是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從1月6日到14日,她連續在自己的官邸宴請了60多名立法會議員,拉開了香港新年「政改飯局」的序幕。
「革命不是請客吃飯」,這句話如今在香港,似乎正在被改寫成——「革命需要請客吃飯」。
自去年7月中旬香港立法會舉辦午宴,邀請中聯辦主任張曉明與立法會議員們破冰交流政改問題以來,各種「政改飯局」近來就開始在香港政壇流行起來。
也許有感於此,1月17日,港府公布新的《饋贈及公務酬酢一般指引》,再次強調公職人員在進行公務宴請時,須堅守節儉原則。
請誰吃,吃什麼
在香港,「政改飯局」誰來吃、吃什麼、怎麼吃都有一套規則或者界限。
首先,請什麼人很重要。
一般說來,這類飯局邀請的對象包括持不同政見的社會各界人士,以便讓受邀者在輕鬆無壓力的情景下,交流討論,凝聚共識。林鄭月娥主持的「政改飯局」,邀請的就是不同黨派議員。特首梁振英去年連辦的三場「政改飯局」,受邀者範圍更廣,包括反對派學者、議員以及香港記者協會等等。
如果有不請自來的人,就很麻煩了。
2012年香港立法會選舉時,有一方選舉陣營的人在吃飯,算是個「小飯局」。中途,一名「江湖大哥」,據說是不請而來,往那一坐,被人拍到。搞到最後候選人都要專門打電話給電台解釋,說跟黑社會沒有關係。
在什麼地方請客也有講究。
一般來說,這類「飯局」不會去大酒店或者會所,多是在官邸進行。林鄭月娥舉辦四場晚宴的地點,就在其山頂白加道政務司司長官邸,梁振英的飯局則設在禮賓府。雖然「飯局」沒有向媒體公開,但早有記者守候在官邸門外。
飯局的形式不定,有圓桌也有條桌,一般都要吃2個多小時,與會者一起參與討論,有時候也有小組會議,每人一般都有足夠時間表達意見。
飯局當然要吃飯,吃什麼的規矩就更多了。
整體而言,主辦方會精心安排,但同時也厲行簡約精神。如張曉明去年7月赴立法會參加午宴時,菜式就較為簡約,一湯一飯加四菜,另加兩個甜品。香港立法會主席曾鈺成開席前致辭時表示,「酒微菜薄」通常是主人家的客套說話,但當天的午宴卻是事實。
至於林鄭月娥的「政改飯局」菜單,也是相當簡單,只包括五道主菜(野菌豆腐、姜米碧綠蝦仁、清蒸海斑、蕃茄烤肉排和咖喱雞)、一湯(粉葛赤小豆鯪魚唐排湯),都是香港常見的菜色。
看到有魚翅,嚇得離席避嫌
為何港府的飯局如此簡約?原來,香港特首、問責官員或首長級公務員每年都會擺下不少飯局,宴請社會各界階層。為了防止浪費,港府對公務員酬酢開支一直有嚴格的規定,每人的開支,包括食物、飲品及小費在內,上限是午宴350港元、晚宴450港元。
除此之外,港府對公務飯局還有一些不成文的規定,包括公費舉辦的中式午宴上,盡量只點6道菜或以下,並把吃剩的飯菜包好取走,避免造成浪費。
另外,政府人員安排宴請時,需得體之餘,也不應予人奢侈印象。所以,以公費安排的飯局餐單不應包括昂貴食材或瀕危物種,包括不能吃魚翅。
有問責官員向本刊記者分享時透露,有次出席朋友婚宴,來前已經問明主人家會不會魚翅供應,對方也回答說沒有,但後來對方更改菜單後沒通知。當日,侍應上菜時,該官員不以為然,吃了一口後赫然看見菜上列明是魚翅,嚇得急急離席避嫌,怕給人發現而大造文章。
有負責採購的香港政府相關職員也向本刊記者表示,政府內部對宴請客人的午晚膳開支有明確指引,所以宴請內地官員和考察團時往往要「左計算右計算」。
他透露,有次在內地宴請官員,最後不但超出預算,更尷尬的是在場賓客都吃不飽。因此,不少香港官員對於中央政府較早前力推限制「奢華風氣」的「八項規定」時都拍手叫好,內地官員減少豪飲豪食,而特區官員也不會在請客上「自暴其短」。
由此,不少香港官場中人都戲言,很懷念唐英年任香港政務司司長年代。原來,嗜好紅酒的唐家中珍藏甚豐,當年他就常自動請纓,免費「包起」全場紅酒作公務宴客。這次林鄭月娥也為盡待客之道,準備了「家傳秘方」的XO醬贈予各出席飯局的議員。
沒獲這些眷顧的部門,唯有定期留意各大超市酒價行情,碰上大減價,趁低吸納,狂掃大批平價紅、白酒,以備日後宴請之用。
450元還是要打人情牌
香港特首、問責官員或首長級公務員每年擺下的飯局,究竟會花多少錢呢?
香港民政事務局局長曾德成透露,在2009年至2011年期間,局長以及首長級公務員所用的公務宴請開支只有約4000萬港元,如以全港市民計算,每人只支付約5.8元!
不過這還是有不少灰色地帶。
審計署去年審查2011年12月舉辦的國際廉政宣傳短片比賽及工作坊開支時,就發現該年12月6日晚上,相關人員宴請實際開支為每人523元,超出上限。但由於時任廉政專員湯顯明命令,將酒水分開結單,將開支降低到每人431元,算是矇混過關。審計署在報告中就批評,廉署非常不誠實。
因此,香港特首梁振英履任後,宣布勵行申報守則,並進一步收緊對官員收受利益的要求。
新公布的《饋贈及公務酬酢一般指引》,雖然規定公務午宴及晚宴的人均開支,分別以450元及600元為上限,較以往規定的350元和450元為多,但有關開支須包括食物和飲品支出、服務費及小費;至於在同一場合另行購買的飲食費用,亦必須計算在活動總開支內。
香港行政署回複本刊記者查詢時指出,早在2011年,行政署就曾向大約30間位處於不同地區的飯店(包括中環、金鐘、灣仔、銅鑼灣及尖沙咀等),查詢一般午宴及晚宴的餐單價錢,及獨立廂房設宴有否設定最低消費等相關數據作參考,亦考慮了其他的相關因素,例如多年來消費物價指數的累計升幅等,決定調升宴請標準上限。
雖然,前港府公務員事務局長王永平認為,「若要在中環包房食飯,450 元或有困難」,但前香港廉政公署調查主任、民主黨總幹事林卓廷仍認為,午餐上限達450元是「相當豪華」,應該要節儉。
一名香港高官私下向本刊記者說,指引早前已經在內部實行,每次請客吃飯,他叫手下向中環、金鐘、灣仔一帶「像樣」的飯店問價,對方都回答說很難安排,因為以目前物價,又要包房,一般都超過上限,不知道如何安排菜單。
有部分餐廳老闆和這名高官相熟,勉強安排一些看得上眼的飯宴,但經常要欠他人情成分,高官不想每次都打人情牌,所以不敢再問,有時唯有自己掏腰包補差價。
本刊記者扮顧客向政府總部附近飯店查詢,不少官員及議員光顧的中信海都酒家,八人包房午宴最低消費為5000港元,不算其他的,每位已過600港元。香格里拉酒店的夏宮中餐廳更要8000港元,還未包括貼士、酒水。
有分析指出,根據行政署內部指引,雖然已經提高午膳晚餐費上限,但目前香港社會通脹如虎,中西區更是高消費之地,高官如果要跟從指引請客,只有改到灣仔或坐港鐵到遠至尖沙咀一帶吃飯。
這年頭,在香港做官真難!
官場飯局文化中的不少問題,我們今天必須正視和做出改變,真要剎住公款吃喝風氣和飯局潛規則,需要治源頭和抓過程,更要文火慢燉,運用疏導之法。
飯局上,怎麼講政治
文_本刊記者 舒煒
飯局,是人們重要的公共活動場所。在不少人印象中,官員尤好飯局,十八大之後,這些飯局明顯減少,但不妨礙在飯桌上,依然要講政治。
有人歸納過,大家通過飯局可以產生決策,可以張揚勢力,可以收納或排斥,可以論資排輩或攀比高低,最重要的是,可以讓這個人類最基本的生存活動,升華成細緻和有效的政治工具。但官場飯局文化中的不少問題,我們今天必須正視和做出改變,真要剎住公款吃喝風氣和飯局潛規則,需要治源頭和抓過程,更要文火慢燉,運用疏導之法,達移風易俗之效。
誰請客不重要,誰被請更重要
吃飯,在官場活動中佔有相當重要的地位,也是人際交往的重要手段。在過去,請誰吃?去不去?吃什麼?這裡面都大有文章。
原安徽省副省長倪發科就和商人吉立昌特別「投緣」,經常在一起吃飯。一次,倪發科應吉立昌的邀請,去吉家吃羊肉餃子。吃完飯後,倪發科順手挑了吉立昌3塊較大的玉石籽料帶回家。官員老是跑到商人家裡吃飯,這種官商關係自然是很不正常,如「大師」王林家就經常舉辦官員盛宴。
能參加一定分量的飯局,意味著一種資格。意義越是重要的飯局,自然越封閉,級別越高的人才有資格參加。在古希臘,誰要是單獨吃飯,會被認為是可恥的,因為不同的餐桌決定著人群劃分。
有時候,通過幾次吃飯,本來不認識的人可以建立甚至加強聯繫,構織起一種特殊的關係網。原重慶市副市長王立軍愛交朋友、愛請客是出了名的。在重慶,王的東北客人不斷,這些大小飯局中,就有徐明這些圈內朋友。王立軍還吃出了科技,在他的一百多項專利中,包含了「循環式傳菜火鍋宴會桌」。據說該專利能夠自動循環傳菜,並能供十數人或數十人同桌方便用餐。
2005年,廣東村級換屆,廣州市增城石灘鎮麻車村的兩名村主任候選人僱用20多輛中巴車,爭相宴請全村9000多名村民吃飯,一吃就是10多天,花費超過百萬元,結局自然是得不償失。事後當地有人表示:「這就是不懂『政治』,哪能這樣大規模『撒網』呢?一下子請這麼多的客人,已經失去了請客的本意。」
就客人來說,更多時候,是擔心別人不請你,那意味著你被這個群體冷落了。知名記者褚朝新說:出門在外搞工作,你若處處拒絕別人,連飯都不吃一頓,工作也自然常常很難開展。對方會覺得你這個人不好接觸,滿肚子的陰謀詭計和可怕的念頭,「不然,他怎麼連飯都不吃一頓」。
當然,有時候被邀請,也並不意味著全是好事。在鴻門宴里,劉邦接到項王邀請,不想去也得去,在宴席上居於下首,政治前途與身家性命懸於一線,話語權在項羽手中,自家只能設法周旋,席間劍光閃閃,也只能佯作無事;同樣,劉備受到曹操邀請一起青梅煮酒,席上也是言不由衷,好不辛苦。
而現在的官員只要聽到紀委請喝茶、就像聽到廉政公署請喝咖啡,早就汗流浹背。自然,人們關注的也不是請客方,而是客人。
誰點菜不重要,坐哪裡才重要
法國歷史學家讓-馬克·阿爾貝說過,飯桌上的老大不是那個吃的最多的人,而是吃的最少的,他不僅掌握著餐桌,還掌握著用餐的話語權和節奏。
一度,權力與胃口相關,食量大似乎意味著統治力強,如樊噲在鴻門宴上的表現就非常出色;而一把手則是通過吃飯,可以保持屬下的對立和競爭從而維持均衡。在西方,如果哪個政治家不能喝酒,或者「吃不動」一桌豐盛好菜,就不會受選民喜歡。如前法國總統薩科奇因為不喜飲酒,被民眾視作不能「平易近人」。
魯迅曾經說過:中國不過是一個巨大的廚房。言下之意,國民們不過是這個大廚房裡的食客。能上桌,說明你已經得到了主人認可,但這僅僅是第一步,接下來的考驗更為嚴峻。
在官場飯局開席之前,總會由一個人發表祝酒詞,一來體現自己的位置,二是加強和客人之間的聯繫。前法國總統普恩加萊有過一番高論,他認為沒有祝酒詞,宴會就不順。
不得不承認,歷史上發明圓桌的那個人是個天才,因為圓桌的含意是「平等」和「團結」。相傳,亞瑟王的圓桌打破了12騎士的等級,每個人都看似平等了,但其實並非這樣,比如亞瑟王的位置後面就撐著華蓋,因為他才是NO.1。
NO.1坐的位置自然是很講究的,也就是我們俗稱的主位,有的地方謙虛地稱為「主陪」。主位為什麼要面對大廳的入口?據歷史學家的研究,這兒可以觀察全體,以及人員的進入,從而起到控制整場宴會的作用。其他人往往則是以這個席位為中心,按重要程度依次圍聚,在整場飯局中,大家都在靠近中心,關注那個人的語言和動作傳遞出來的蛛絲馬跡。
上世紀克里姆林宮的餐桌上,曾經展現過森嚴的等級,所有人的目光都要專註於斯大林,頻繁祝酒後,大家起身走向領袖碰杯,權力的集中由此得到了象徵體現。希特勒也經常在宴會座位的安排上煞費苦心,離自己近的該是戈培爾或戈林沒有定論,全看此時需要鼓勵還是制約他們。
當然,給其他人排位子,也是一個很大的難題。這種席位的安排是很講究和複雜的,坐什麼樣的位子對應著什麼樣的職務、年齡、親疏關係。當然這種排列並不固定,席間要是有人臨時加入,這種脆弱的平衡就得重新被打破。
一名市政府副秘書長對廉政瞭望表示,有時候,一塊桌布都有非同尋常的含義。如果有幾桌客人,且難以用方位設置的辦法來突出主台,就要利用主台與其他餐台的桌布色彩不同、餐具的不同來突出主台。為避免敏感的「次序高低」問題,在桌次安排上不用數字,而是通過花卉名稱不同加以區別。
上述官員是北方人,他說以單位名義宴請客人有一定規矩:一般副主陪在主陪的對面,1號客人在主陪的右手,2號客人在主陪的左手,其他可以隨意。但有些地方經常會讓客人坐在主陪的位置上,而副主陪的位置坐了一名司機,「大概他們覺得,這個位置是上菜的地方,一點都不重要」。
據湖南衡陽市接待處網站上一篇文章介紹,多桌宴會各餐桌之間的距離應不少於1.5米,主賓桌四周和主通道的距離應不少於2米,餐桌距四周牆壁應不少於1.2米。
當然,和民間請客一般由主人點菜不同,官場上的主位者往往不會親自點菜。「負責接待的辦公室主任通常會在領導來之前把菜點好,等主客到達之時冷盤必須上好,絕不能讓桌子空著,這是大忌。」上述人士表示,「但現在這些規矩已經簡化了不少。
吃什麼不重要,說什麼才重要
錢鍾書說過,吃飯有時很像結婚,名義上最主要的東西,其實往往是附屬品。吃講究的飯事實上只是吃菜,正如討闊佬的小姐,宗旨倒並不在女人。
常被人們忽略的是,名畫《最後的晚餐》和《韓熙載夜宴圖》中,就沒有一個人的眼神在盯著食物。有人說,在官場,吃飯的目的並不簡單,賓客們的肚子大多並不餓,有人甚至很少體驗飢餓,吃飯是為了維持一種關係,或解決一個問題。
吃的簡單,並不代表不尊重客人。四菜一湯是最早的國宴標準,但即使這樣,有的外賓還是覺得多了,因為在外交場合,一般不能剩菜,前法國總統希拉克夫人就「吃撐」過。原外交部長李肇星在自己新書中透露,自己參與和推動了幾項禮賓改革,將國宴改為三菜一湯,不主動上白酒。
既然吃什麼不重要,那麼什麼才是飯局中的精華所在?有人說,餐桌是一個特別的政治場域,它像一個看不見硝煙的戰場,政治的角力、權勢的較量皆在這裡無聲上演,「吃飯是最細緻而有效的政治工具」。
飯桌上,官員們的話通常不少。有地方官員表示,飯桌上碰到一個北京來的官員,大家總會追著問這問那。梁文道說,愛在飯桌上聊官場軼聞,多半是為了展示自己人脈廣,消息靈。但據褚朝新的認識,「這裡面相當多都是酒精刺激之後的真實流露,這種真實並不等同於他認可你的價值觀,萬萬不要因為對方拍著胸脯跟你說了幾句真話就以為遇到了真愛。」
廉政瞭望記者也經歷過一些官員在飯桌上「嗨了」以後,要跪下來和你拜把兄弟的場面,那種感情的流露,絕不亞於去年在餐桌上下跪的泰州官員張愛華。分清飯桌上的真話和假話,那是會吃飯的表現。
毛澤東和張瀾、黃炎培、柳亞子這些民主人士在飯桌上一邊小酌小飲一邊共商國是,這是肝膽相照的真話,許多治國方略也是在這種談笑風生的聚餐中醞釀而成;周瑜在群英會上大擺筵席,表面上和老同學蔣干「推心置腹」,暗地裡卻反過來對老同學「殺熟」,騙得曹操斬將,這就是明顯的假話。
據廉政瞭望記者採訪得知,飯桌上最令人反感的,是一些職務不高,卻官氣十足的人喜歡「即興指示」。一名媒體人回憶,他曾在某省跟一官員吃飯,桌上除他外都是此公的下屬。此公一講話,桌上另一人就立馬放下筷子拿起紙筆記錄,其他官員則對此視若無睹。
在哪兒吃不重要,最終成果才重要
據媒體報道,王岐山在廣州、海南、北京等地任職時,交遊士林,商界學界亦多故人。但去年的所有飯局,王岐山都一應不赴。他邀請朋友們到家裡做客,開伙煮飯,既遵守了中央規定,又避免了老友生疏。
習近平在一次與領導幹部交流談心時就指出:對領導幹部來說,除了工作需要以外,少出去應酬,多回家吃飯,省下點時間。官員喜歡吃吃喝喝,是很多人的固定印象。其實,一部分官員早已厭倦了應酬吃喝,很願意回家吃。
原江蘇宿遷市委書記張新實用博客展示過一幅招商的宏大場景。當地幹部為了不同的項目,盯著不同的客商,有時在一個飯桌上能碰到好幾路招商人馬。張新實戲稱「成了吃飯游擊隊」。
好在當時這些官員們「吃」出了成果,在上海新世界大酒店的45層旋轉餐廳上,同時坐著市檔案局的正副局長,上海市委接待辦的處長驚訝地說,我們見過全國各地那麼多招商的人,從來沒有見過檔案局的人也出來招商。飯桌上的一個客商當即表示,一個月之內打1000萬元到宿遷註冊投資。
飯桌上解決問題,有時可以提高效率。1999年春節,時任國務院總理的朱鎔基到湖北看望慰問災民。除夕夜,朱總理及家人召集隨行人員吃了一頓家庭式的年夜飯,席間談到了能否漲工資的問題,但就當時的形勢恐難實行。在國家計委任職的張國寶提出增加節假日的問題。他說是否可以增加節假日,讓人民群眾有更多的休息機會,也是提高福利的一種方式。對這個問題,席間大家似乎都贊同。春節假期後,朱鎔基回到北京就把此事提上議程,通過正常程序,最終得以落實。
南京市委書記楊衛澤早些年在無錫主政時,接受過人民網的一次訪談。他說:「我非常想回家吃飯,但確實沒有太多的時間,現在我是把回家吃飯作為一種奢侈。我們來來往往的客人比較多,作為一個地方的領導,我們要盡地主之儀,我們要代表城市來歡迎他們、接待他們,通過歡迎他們、接待他們,我們介紹無錫的情況,同時我們也通過這個渠道來加強城市與城市之間,上下級之間、部門與地方之間的溝通和聯繫,使相互之間理解、促進、幫助。 」
官員並非不能在外吃飯,關鍵要把好尺度。當然,沒人提倡官員必須天天「回家吃飯」,這不,劉志軍妻子還說他天天晚上都回家吃飯,從不出去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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